我把一生献给党
讲述人：王晓晋 王强 王钢
讲述时间：2022年8月24日
整理人：江雪
王献英（1923—2017），山西榆社人。1937年参加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在一二九师民运部宣传队和县民运学校工作；1938年7月至1947年7月，先后在沁源县八路军工作团（中共沁源县委）任组织干事，在二区区委任书记；在安泽县二区任区委书记；在岳阳县（现古县）委任组织部部长；在安泽县委任组织部部长；在太岳区党委组织部任干事、交发科科长。1947年8月至1950年3月，在荣河县委任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1951年8月至1952年7月，任永济县委书记。1952年8月至1960年10月，先后任省供销社干部处处长、党总支书记；七四三厂干部处处长、七六三厂党委组织部部长、行政人事副厂长；太原开关厂党委书记；太原水泥厂党委书记；1960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太原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办公室主任；1964年5月至1974年8月，任山西机器厂党委书记；1974年9月至1979年4月，任太原汽车修造厂党委书记；1979年5月至1983年12月，任太原市总工会副主席。1983年离休。
枪林弹雨把敌杀
1923年农历十月初十，父亲王献英出生在山西省榆社县峡口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祖上是从太谷逃难来到榆社的，世代都是穷人。曾祖父靠种几亩薄田为生，养育四个儿子，他们都曾给地主当过长工。
祖父王成元分门立户后，全家仅有一亩多薄地，眼睁睁看着一家人忙碌一年，最后颗粒难存，糊口无望，仇恨的种子开始在他心底萌发。祖父虽然生活艰难，但他深知文化的重要。父亲七岁时，开始在峡口村上小学。十一岁，在祖母的督促下，考上了榆社县第一高级小学。
1937年的夏天，十四岁的父亲高小毕业。这年秋天，八路军工作团进驻榆社，来到了峡口村，他们一面宣讲抗战，一面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他们的抗战演讲迅速点燃了父亲的斗志。父亲读过书，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所以，他怀着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偷偷报名参加革命。祖父祖母考虑到父亲年纪还小，怎么也不同意他的决定。父亲在与祖父祖母几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开始绝食。看到儿子几天不吃不喝，祖父祖母心软了，但他们恳求部队领导，希望父亲能留在当地工作。就这样，父亲参加了八路军榆社工作团。一开始，父亲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民运部宣传队和榆社县民运学校工作，时常到各个村落召集群众开会，进行讲演和抗战话剧的演出，宣传抗日主张，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4月，日寇对晋东南地区发动九路围攻，父亲被派去侦察敌人的活动情况。父亲虽年纪小，但他乔装打扮，灵活机动地为八路军部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信息。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白色恐怖下，父亲被调往安泽县担任二区区委书记，以雇工身份隐蔽在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的安泽县牛鼻子沟张玉龙家里，化名“大孩”，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秘密宣讲抗战政策、发展抗战积极分子。因为这里是日寇、蒋阎势力活动频繁的地区，且反动分子气焰嚣张，父亲的工作开展得非常困难。
1941年秋天，日寇“扫荡”主力部队从霍山脚下经过，沿途烧杀抢掠，几座村庄都被付之一炬，牲口和家禽也基本被抢掠一空。
那天，父亲和岳阳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郭钦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山西省副省长）原本都住在窑头村贾四则家。早饭后，父亲陪郭钦安离开窑头村来到泊沟，晚饭后在回去的路上，父亲他们听到了从窑头村方向传来的枪声。因为不明情况，父亲与郭钦安返回了泊沟。第二天，父亲得知厥沟发生惨案，才知道敌人原本是冲着他和郭钦安去的，因为外出，他们侥幸躲过了一劫。
1942年夏天，父亲担任安泽县委组织部部长，负责指导原岳阳地区的抗战工作。面对穷凶极恶的百日“扫荡”，父亲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组织群众转移，带领群众站岗放哨，在山上种植“消息树”，使敌人的突袭搜山常常落空。此外，他们还主动出击，组织民兵在晚上向敌人据点打枪，扔手榴弹，破坏敌人的汽车，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干革命工作要不计个人得失
父亲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从没有喊过累、叫过苦。他服从组织安排，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从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1943年3月，父亲接到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通知，调他到中央党校学习。接到调令后，父亲交接完工作，离开安泽县委来到太岳区党委组织部报到。第二天，太岳区组织部副部长郭钦安找父亲谈话，嘱咐父亲要先到平遥兵站，然后由兵站护送父亲过同蒲铁路，再到延安。抗战时期，延安是革命圣地，更是每位中华儿女的向往之地，并不是谁都有机会去的，所以父亲对此行充满了期待和渴望。但让父亲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临行前，郭钦安再次找到父亲，告诉父亲组织上决定让父亲接替太岳区组织部组织干事任之信的工作，延安改派其他人去。奔赴延安的热情被突如其来的一盆冷水扑灭，可以想象父亲当时有多失望。父亲虽然表达了想到延安的愿望，但还是服从组织安排，留在了太岳区组织部。当时的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叫薛迅，副部长是郭钦安，下面有干部科和组织科两个科室。郭钦安兼任干部科科长，组织科科长是戴苏理，两个科干事只有父亲一人。组织部事无巨细，工作繁多，收发部里文件，干部人事调动，接转组织关系，印刷分发干部、党员统计表，抄写报告中的典型，参加集体劳动等等，父亲忙忙碌碌，认真工作，毫无怨言。
后来，我们问起父亲对于那次夭折的延安之行是否还感觉遗憾。父亲说，革命工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不能计较个人得失。
1951年8月，父亲担任永济县委书记。1952年，山西省委抽调地方干部转入工业，到工厂工作，父亲在抽调之列。从政多年的父亲一下要转到工业建设中，这对他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挑战；但父亲二话没说，很快便来到太原报到。让父亲没想到的是，本来说好的要分配他到工厂工作，最后却被调到了省供销社任干部处处长兼党总支书记。父亲再次服从调动，专心投入新的工作。
1954年6 月，山西省委决定抽调干部二次转工业，省供销社抽调副主任，处、科级干部十多人，被分配到各大厂矿工作。这次抽调，父亲被分配到了七四三晋西机器厂筹备处，担任干部处处长。本来父亲从永济回到省城，就是要调工厂工作，结果在省供销社“转”了一圈——父亲还是二话没说，乐呵呵地走马上任了。
1956年，太原市委调父亲到七六三厂（江阳化工厂）担任党委组织部部长、人事副厂长。1958年，党中央号召大办地方工业，太原市委为快见成效，让老厂包新厂。七六三厂是新厂，没有包建任务，但要抽调干部支援新建厂工作。
父亲被抽到新建的开关厂担任党委书记。开关厂从零做起，父亲等人开始各种筹建工作。1959年，开关厂关停，农村招来的工人，哪里来还回哪里去，干部、工人自己找单位安置，父亲也“失业”了一年多。1959年10月，父亲被调到太原水泥厂担任党委书记。父亲在开关厂一年多。各种辛苦等于付诸东流。对于这次抽调和开关厂的筹建、关停，父亲后来对我们说，国家有国家的考虑，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大局。
1960年11月，太原市委调父亲到太原人事局担任局长，但最后却改任了太原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一年后，又改任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对于这样频繁的平级调动，父亲还是没有任何怨言。
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得父母的艰辛。长大后看父亲的履历，一开始山西省委调动他，之后是太原市委调动他，再到最后，是工厂之间的来回调动。但不论是政府机构的行政工作，还是到工厂去，每次调动，父亲都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并踏踏实实工作，从不挑肥拣瘦。
1985年5月，父亲参加沁源县党史办召开的座谈会，见到了1939年在沁源工作时的一些共同战斗、共同生活、生死与共的战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战友大多担任了很高的职务。看到昔日的战友从高职位离休，父亲并没有任何失落；相反，他觉得，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他们，仍能健康、乐观地活着，就是幸福。
姐姐女儿高考那年，母亲和姐姐都希望她能考重点大学，这样出来能找一个更好点的工作。父亲却说，能上大学就挺好，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至于就业，革命工作分工不同，什么工作不需要人去干？踏实本分干好本职工作就行了。姐姐瞬间明白了父亲这些年为什么会无条件服从国家安排工作的缘由。父亲没有功利心，他认为，再平淡的工作，只要认真干，干好了，就能对得起国家。父亲的睿智、豁达，令我们姐弟对他肃然起敬。
勤劳节俭的中华传统不能丢
父亲出身贫苦，一家人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压迫之苦，依靠祖父勤劳、祖母节俭，一家人才能过上勉强糊口的日子，将一个家族维系下来。正如我们姑母王云兰说的：父亲勤劳、母亲节俭是我们家得以生存下来的两件法宝，也是父母为我们传下来的传统美德。
我们的曾祖父从小给地主扛长工，祖父六七岁时就开始割草、拾柴、放羊。祖父分家后，租种地主家土地。每年春耕过后，祖父便兼做一些挑担贩运的活儿。秋收之后，祖父每天赶着毛驴走三十五里山路，去贩上武乡洪水镇的煤，放到驴背两侧的驮筐里，然后再用口袋装上八十斤煤，分成两截，背在身上，一路往北走村串户卖掉（榆社不产煤）。两天往返一次，能赚几角钱。祖父驮煤卖煤干了二十年，没睡过一个天明觉，没吃过一顿歇心饭；穿的衣服常常被煤面浸成黑色，脊背上的皮肉也是黑色的，因此村里人送给他几个外号：“铁脊背”“铁棍”“铁棍老汉”。
祖母是个勤俭过日子的好手，从不浪费一分钱、一粒米、一滴水。祖父那时贩运煤炭，但祖母舍不得烧用一点儿，家里烧火皆是父亲兄妹捡拾来的柴火；为节省灯油，祖母在月光下纺棉织线，没有要事，家里是舍不得点灯的；村里有一种土，经过水滤、日晒可以制成盐巴，祖母就去刮土晒盐，为家里省下一笔开销。刚懂事的三个姑妈也时常去刮土晒盐。祖母时常说，能用劳动换来的东西，就不要拿钱买，一分钱、一粒粮食都不要浪费，过日子就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
因为有了祖母精打细算，合理安排着家里的饮食，全家人才不至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军阀混战的艰难日子里断炊，甚至饿死。春节小忙时，全家人以稀饭为主，配以野菜。祖父下地干活，可以补充少许谷面疙瘩；夏天每日早上，用一勺小米煮稀饭，用一小升谷面做煮疙瘩，除祖父外，其余不分长幼，一律只能吃一到两个疙瘩。冬天农闲，三餐主要以南瓜、山药蛋、稀饭为主。至于穿衣，更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尽管破旧，但祖母会把孩子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得齐齐整整。
祖父祖母的言传身教，让父亲他们从小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而父亲闲不住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父亲在村里上小学时，只有八九岁，但他寒暑假就跟着祖母给家里刨硬柴，打干柴；高小毕业后，跟随祖父在田里劳动，锄草、割谷、掰玉米，都做得非常好。祖父还曾给父亲买了一只小羊羔让他喂，那只羊羔入冬后杀了五十多斤肉，除去买羊羔的本钱外，那年父亲喂羊还挣了几块钱。
参加革命后，父亲跟随部队机关风餐露宿，行军打仗，宣传抗日，经历了严酷战争的洗礼，变得更加坚强。
1959年，正是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被调至太原水泥厂工作。水泥厂职工因为吃不饱，影响了工作干劲儿。父亲全力以赴抓生活，抓食堂，职工生活有了改善，职工吃饱了，干劲儿也足了，生产任务也得以完成。
父亲离休后，姐姐成家了，但弟妹们还在上学，加上七十多岁的外婆也住在我们家，家里人多劳力少，父亲便承担起主要的家务活，比如打煤糕、腌咸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整日忙忙碌碌。
那时候冬天取暖靠火炉和自制的土暖气，烧煤量很大。秋天，父亲常用扁担、箩筐到附近煤厂挑回煤面，一担一百多斤，一天挑二十多担，然后用铁筛把碎块筛出，再把煤面与烧土和匀，用水焖上，打成煤糕。当时粮菜缺乏，父亲、母亲、外婆每年秋天要腌几缸白萝卜、芥疙瘩、雪里蕻，还要蒸制一百多瓶西红柿酱。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们住在太原市委宿舍。宿舍是一排排的平房，每家前后院都有一块空地。父亲把空地整理出来，种上西红柿、黄瓜什么的，以改善一家人的伙食。锄地、掏粪、播种、灌溉，父亲全部亲力亲为。院里的邻居对父亲非常尊重，他们觉得父亲既朴实又能干。
父亲会做各种各样的饭食，比如蒸馒头、擀面条、焖米饭、炖肉、炒菜等。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粮、油、蛋、蔬菜等都按月按户按人供应，很多人家寅吃卯粮，月底甚至断炊。父亲发挥奶奶教给他的“光荣传统”，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在粮食、副食都不富余的情况下，尽可能让全家人吃饱、吃好，保证了我们身体发育的需要。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艰苦的岁月》中这样写道：“家务劳动成为我强身健体的一项运动，也是我每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在父亲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以苦为乐的精神，也看到了他不畏困难、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父母亲生前的住房是1987年市总工会分配的。白墙水泥地，一家人住了很多年。母亲曾多次提议装修一下，但父亲不同意。直到2006年，历经岁月烟熏火燎后的白墙成了灰色，父亲才同意简单装修一下。父亲的那张旧写字台，也用了几十年。父亲的回忆录就是他八十多岁时趴在上面写的。还有旧老沙发，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老物件，但父亲一直舍不得丢。父亲去世后，我们保留了屋子的原貌。
父亲把勤劳节俭的习惯也传给了我们。小时候，父亲给我们弄了小铁耙，让我们在煤灰堆里拣没有烧尽的煤核。父亲在院里养了几只鸡，让我们放学后到供销社或者菜市场捡烂菜叶，剁碎喂鸡。父亲这样做，不仅是在培养我们勤俭节约的习惯，也让我们懂得了劳动的艰辛。
1982年，弟弟王强考上太原师专，上学走时只有一件的确良衬衣，他心心念念想要一条新裤子，也好有个换洗的，但父亲不同意。后来王强找到我们开汽车的表舅，要来一条劳动布裤子，改了改穿在了身上。
其实父亲不是没有钱。1953年，父亲是行政十三级，工资一百五十元，1978年，父亲是行政十二级，一个月有二百多块钱。父亲不喜欢穿新衣服，也让我们穿得很朴素。我们从小就穿打补丁的衣服，没有一点儿干部子女的优越感，这使得我们养成了与同学、同事平等相处的习惯。
父亲去世后，太原市总工会干部处处长孙淑兰这样评价父亲：一生艰苦朴素，为人坦坦荡荡。孙处长还说我们家家风好，父亲对子女教育得好。
今天，生活富裕了，我们的日子过得好了，但我们始终牢记着父亲教给我们的“勤劳”和“俭朴”。勤劳俭朴成为我们一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孝顺友爱、和睦相处的一家人
父亲一生与人为善、豁达厚道，尤其对长辈的孝顺，可谓感天动地。
1952年8月，父亲被调到山西省供销社工作。这一年，祖母被查出患上了食道癌，需要人照顾，祖父祖母便来到我家，与我们一家一起生活。有一天，祖母对父亲说，她活着时没有好吃好穿，希望去世后有一个好住处。父亲理解祖母，利用假期回老家为祖母圈好了墓地。1953年农历七月，祖母滴水不进，靠灌肠和打营养针、强心针维持生命。祖母提出，死也要死在老家，但此时祖母已经病入膏肓，怎么回去呢？父亲愁了几日，最后找人用担架抬着祖母，并请来护士一路跟着打营养针，经过四天步行，终于满足了祖母心愿，把她老人家送回了老家。四天后，祖母安然在老家去世。
我大伯王献儒1947年就去世了。1956年秋天，大娘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太原，帮忙照看姐姐晓晋，这样，我们一家与大娘一家以及祖父十多口人一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大伯的三个孩子，父亲都曾竭力供他们读书，后来又帮助他们找了工作。1958年，大娘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有了经济收入。一直到1960年我们一家搬到太原市委家属院，我们才与大娘家分开生活。
1953年，三姑妈云兰离婚后，带着两个女儿来我家暂住，得到了我父母的照顾。
祖母去世以后，祖父一直跟父亲生活。1962 年，祖父摔了一跤，胳膊骨折，父亲母亲悉心照顾，祖父很快恢复了健康。1965年春天，祖父突发中风，继而瘫痪，住院治疗三个多月。这时候母亲正怀着弟弟王强，父亲和母亲每日在家与医院间奔波，既要照顾两个年纪尚小的女儿，还要照顾生病的祖父。几个月后，祖父基本可以生活自理了，父亲母亲松了一口气。那年9月，王强出生。没想到，三个月后的1966年春节前夕，祖父再度摔了一跤，这次是左胯骨及股骨颈损伤，住院牵引多次却始终没有见到成效，之后便卧床不起。父亲要上班，母亲还要照顾我们，父亲不得不从老家请二姑妈王粉兰来照料祖父。父亲白天上班，夜晚让二姑妈休息，自己照顾祖父。那段时间父亲疲惫不堪，但一直在咬牙坚持。
那时候我们家经常有十多口人。这么多人要吃要喝，要穿衣服，父亲母亲都得操心。
这段历史，父亲很少与我们谈起。父亲认为，儿女尽孝，是天经地义的。直到父亲八十多岁写出回忆录，我们才从父亲的文字中隐约感知到，当时为了照顾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吃了多少苦。
我外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到她1993年去世，一直生活在我们家里，父亲对外婆照顾有加，是院里出名的“孝顺女婿”。那时舅舅也跟着外婆来到我们家，直到工作之后才离开。家里经常有老家亲戚来，父亲自己节俭，对亲戚却很大方，经常让我们陪亲戚去动物园，给亲戚买衣服，亲戚临走时还总是要塞上二三十块钱。
父爱如山一生不忘
父亲用行动潜移默化地教会了我们姐弟很多，他的很多做法影响了我们一生。比如要勤劳节俭、与人为善、热爱学习等等。
父亲与母亲1946年结婚，一直到1956年才陆续有了女儿晓晋、小春，儿子王强、王钢。父亲对我们姐弟宠爱有加，但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
20世纪60年代初，粮食紧缺，副食更少。有一天，晓晋看到家里桌上放着一沓钱，就偷偷抽了一张两块的钞票，还有一斤粮票，到街上供销社买了糖果、冰棍等小吃。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心里还有些小得意，一边吃，一边往家走。那时候年纪虽小，但也知道偷拿家里的钱是错误的，所以快到家时，就把没有吃完的东西扔进了公共厕所。她不知道，那一沓钱其实是父亲准备用来买粮食的。父亲到了粮店，把钱给了工作人员，结果左点右点，少两块钱，一斤粮票。父亲纳闷了，不会啊，明明数好放桌上的，怎么会少两块钱呢？不用说，这两块钱肯定是家里人拿了；因为如果是外人偷，一沓钱就会全没了。父亲回家三问两问，就问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那是晓晋第一次挨父亲的打，父亲一边打一边训斥：“还敢不敢了？从小偷针，长大偷金。我的孩子，必须做事品行端正，做人干干净净！”
王强也挨过一次父亲的打。当时父亲带着他在地里干活，王强调皮，拔掉了一株谷子，父亲就用那棵拔起来的谷苗抽打他。小时候的王强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因为一株谷苗而打他，长大后他懂了，父亲出身贫苦，在祖父的教育下，那真是一粒粮食也不能浪费——平白拔掉一株谷苗，那就是不爱惜粮食，不珍惜土地给予人类的恩赐。
父亲很少打我们，就连训斥都很少，但父亲对我们学习要求很严格。王钢小时候寄养在老乡家里，六岁时才回来。他基础差，作业写不好时，父亲会让他重写，或者用指头点着他的脑门，让他好好反思，为什么不珍惜学习的机会。有时候王强、王钢兄弟俩调皮，做错了事，父亲会让他们站在墙角反思，想通了再吃饭。
父亲晚年，依旧爱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父亲记性特别好，八十四岁写回忆录，一件一件往事哪年发生的，都记得清清楚楚。父亲的口才也特别好，说话非常有逻辑性。
受父亲影响，我们姐弟上学时学习都很勤奋，干工作后也都是踏踏实实的。退休前，晓晋在太原市政设计院工作，是高级工程师，等于搞了一辈子专业；小春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先后在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工作，现在是国家注册心理学教师；王强曾经在太钢电力厂工作，后来下海经商；王钢现在在迎泽区法院工作。我们如父亲的要求，本本分分工作，踏踏实实做人，生活过得平淡而幸福。
王钢刚上班那会儿，父亲嘱咐他，每天清晨要早一点儿到单位，打扫打扫楼道，做做办公室卫生，打水、擦桌子这些活儿要抢着干，做工作要机灵，多干点不吃亏。王钢现在是法院副院长，他工作勤奋，得到了单位和同事的认可。
父亲母亲孝顺长辈，为我们姐弟作出了榜样。我们的母亲裴仙云双膝患骨性关节炎多年，2001年，我们姐弟为母亲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那时候国内做这样的手术还很难，我们找了国内一流医生为母亲手术，给母亲做有营养的饭菜，买各种补品，母亲的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很好。2002年，父亲下腹部疼痛，反反复复检查，住院一百多天，最后确诊为腹部动脉狭窄，我们姐弟以及女婿、儿媳轮流照顾，父亲的病得到了有效医治。为了父母生活得更轻松，我们买来了电饭锅、全自动洗衣机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1995年，小春给父亲母亲买了二十九英寸“北京牌”彩电，那时候大多数人家看的是二十英寸电视。我们还给父亲装了上海“申花牌”煤气热水器，添置了微波炉、煤气灶，在20世纪90年代，这都是比较前卫的。离休后，父亲想到处走走。有一次，太原市组织老干部到香港旅游，可以带家属，但费用需自理，四千多块钱。因为费用问题，母亲犹豫着不想去，小春立即给父亲汇来五千块钱，我们也给予父母一定的资助，让父母实现了香港之行。
2017年10月，父亲腿肿了，我们当时想带父亲去医院看看，他是厅级干部，可以享受很好的医疗待遇，但他坚持不住医院，对生死看得很淡然。10月20 日，我们感觉父亲情况不太好，就拨打了120。120急救车来了，父亲已经安然离去了，就像睡着了，很平静、很安详。
父亲对党忠诚，对家尽责，正如很多人的评价，父亲不仅是革命战士，更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兄弟。
我们按照父母亲生前的陈设保留着这个家的一切。这里有很多关于父母的回忆，也有我们成长的回忆。每逢节假日，我们姐弟就来家里聚一聚；小春从北京回来，也能住进父母家里。
阳台上父亲母亲亲手种下的很多花依旧生机盎然地生长着。每隔一周，我们姐弟会来浇浇水。那株杜鹃花，四季开花，从未断过；那株鸭脚木，如今已经一米多高了，叶片浓绿，枝干粗壮。很多次，浇着花，我们就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在阳台上拿着水壶缓缓浇花的情形，阳光透过窗户洒入屋内，温暖、明亮……
编辑 | 刘家瑜
2026年
《山西妇女报》《生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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