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不是一个善于“做事”的人。我爸妈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对我的期待从来不高。有一年回到本科学校，当年的班主任知道我竟然能养活自己，由衷感叹一句“老师放心了。”
所以让我来开书店或者任何事物，都是很困难的事。每当不好的事找上门来，我总怀有一点希冀：“是不是要关书店了？我等了很久啦。”
但是竟然又活了一年。
回想一下，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做了这样的活动，书店就是关门也值啦。
1
这次去德国游学，在汉诺威的时候，有一位书店会员带着朋友专门从汉堡赶过来。她乘坐火车两三个多小时，我们喝了咖啡，聊了几小时，她们又乘坐火车回去。
没有任何“合作”要谈，仅仅是书店会员和店主的交流。她们的美好，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自己。那时才会为一本书、一个人，乘坐几个小时火车。
2
老家一位好友去年暑假带女儿来到成都，专门来书店。他知道我那天不在，仍然带女儿来店里买书。
这让我想起高中时对我有深远影响的小书店，在那里我读了《复活》《茶花女》……我在语文教科书之外建构了一个世界。
3
书店“复活”后的第一场活动，是我的好友、高中同学李井奎教授讲“凯恩斯和当今世界”。他用了10年的时间，翻译了一整套《凯恩斯文集》。在翻译第一本的时候，我们曾在钱塘江边散步，他说：“老张，我要用10年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我很支持他，“人活一世，就是得留下点什么。”开书店后，他说：“等书出齐，我就来书店讲座。”
书店被迫“关门”的时候，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他还没来——所以，复活后他立即赶过来了。
4
许纪霖教授来书店讲座，是对我很大的鼓舞。我人生中听的第一场讲座，是2002年秋天在北师大文艺学教研室，曹卫东老师主持的，嘉宾就是许老师。那时候我刚从青岛海洋大学考到北师大读研究生，经常哀叹自己荒废了四年。
曹卫东老师已经坐牢了。我认为他后来背叛了自己对学术的承诺。但是，即便老师“没了”，有些东西还是会在你心中留痕。比如，“讲座是美好的。”
5
袁庭栋先生知道书店的风波后，让江树兄转告我：“我要去有杏书店讲座，支持书店。”和他联系，他说：“两个方案你选，一种是讲一次，一种是讲10次……”我说，那肯定是讲10次。
这个“成都文化系列”，一共讲了12次。每周六，袁老师会从他在青城山的家里打车过来，路上要一个半小时；讲两小时后，他再花一个半小时回去。开始的时候是书店叫专车，后面的几场，书店会员赞助了车辆。
6
书店小会员Mia厌学了，她不想回到学校考试，也不想去读书。她说：“学习的话，我唯一能接受的是在有杏。”暑假前一段时间，她每天上午9:30来书店自学。有一天我问她为啥气喘吁吁，她说：有事耽误了怕迟到，从地铁站出来是跑过来的。她心中有一个学习计划，是和自己的契约。
7
辛德勇教授在书店讲座前，我们在隔壁布后花园餐厅用餐。来了一个读者，他说自己是北大毕业生，以前读书的时候经常跑历史系听辛德勇老师的课。
我说：“你们北大成都校友会中有一个奇人你知道吗？疫情中的时候不愿意做核酸，网格员来家里威胁他，他拿着菜刀在门口捍卫自己的产权……”他说：“那就是我。”
这让我再次确定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8
梁文道在书店办“鸽友会”，他的粉丝来了200人，书店会员也来了200人。现场总人数达到430人（不知为啥多了30），是书店活动人最多的一次。活动前一天，有朋友过来说：“有一位警察来电话……”“不是已经报备过了吗？”“他问能不能解决一张票……”
这场活动气氛很好。不过也有尴尬的一幕，有人现场催促梁文道早点要小孩。道长对我说：“看来有杏书店有的会员素颜还需要提升。”我：“会不会是鸽友会的？”后来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位观众是谁。
9
有朋友听说书店要关门的时候，感到很遗憾：“早知道就让我去开个讲座，反正要死，不如死在我的手里……”现实中，他来到成都都不会联系我，请他来喝咖啡也不来。他说：怕连累你们。
10
那次风波王笛老师对我们表达了支持。他每次回成都都会来书店做一场讲座，问他能不能做一款“联名盖碗儿”，他说：“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句话签名，等回到澳门再盖章。”
昨天问他：“书店三周年准备抽奖，能把‘和王笛老师午餐’作为一个奖品吗？”他说：“多来几个人吧。”长期以来，他都关注和研究城市的“公共空间”。我知道他不仅是研究，还是真的关心。
写这篇文字有一点自我疗愈的功能。既然书店还开着，那就开下去。接受书店在任何时候关门的可能性，但是又要假装书店永远存在下去那样去做事。“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也许开书店的也可以？
那就和自己再签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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