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档案春秋》；百度百科"王孝和"词条；新华网《王孝和：无所畏惧的工人阶级代表》；中国军网《家书纸短 家国情长丨王孝和：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新民晚报》2024年6月11日《追寻王孝和的最后足迹》；澎湃新闻《妻子回忆中的王孝和：临刑前，他在狱中写下五十多封家书》；澎湃新闻《他含笑走向刑场，21天后遗腹女儿出生》；宁波纪检监察网《从狱中50封家书感悟家国情怀》（2021年6月）；贵州广播电视台《新中国成立前一年，他在狱中写下50封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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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30日，上海，提篮桥监狱。
秋意已浓。监狱外头的梧桐叶一片片往下掉，掉在青灰色的石板路上，踩上去沙沙作响。
这座建于1903年的老监狱，从外头看，厚实的砖墙连一点缝隙都不漏，不知压住了多少声音，也不知见过多少人在里头被磨碎了。
那天上午，法警去牢房里提人。铁门一声闷响，一个年轻人从里头被带了出来。
他戴着镣铐，两手被反捆在背后，身上穿着一件白衬衫，洗得发旧，却还算整齐。
走廊里昏暗，他一步一步往前走，脚踩在地面上发出沉稳的声响。
临时法庭上，当局的法官拿着那份早就拟好的判决书，用官腔念完了最后几个字——死刑，立即执行。
场内安静了一瞬。
所有人都在等，等这个年轻人垮掉。等他求饶，等他哭，等他露出一个人在生死关头最原始的慌乱。
结果他们等来的，是一个笑容。
那个被反捆着双手、戴着镣铐的年轻人，嘴角缓缓扬起，清清楚楚地笑了——不是苦笑，不是讪笑，是那种眼神里盛得下光的、真实的笑。
随后，他慢慢转过身，目光在人群里来来回回，细细地找着什么。
《大公报》的记者站在场边，相机快门快要按下去，却愣了一下。那天在场的记者不止一个，见过太多生离死别，那一刻，不少人眼眶悄悄红了。
他在找他的妻子。
这个人，叫王孝和，24岁……
[一]【一堵墙，两家人，一桩没人问过他们意见的婚事】
王孝和，原名康智，1924年2月4日生于上海虹口，祖籍浙江鄞县。
他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太古公司远洋轮上的烧火工，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
家里的日子，用"难"这个字形容都不够贴切。
母亲靠给别人家洗衣服贴补家用，王孝和是几个孩子里的老大，从记事起就看着父母一点一点地撑。
后来，父亲因为体质虚弱、天热容易晕倒，被外国主管找了个由头开除，家里的生计一下子更紧了。
两个弟弟，因为穷、没钱治病，先后夭折。另一个弟弟，更是被人贩子拐走，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再没有下落。
这些事，一件件压在一个孩子心里。
1938年，14岁的王孝和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
学校里，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许统权，参加了读书会，读到了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着中国》。
书里讲的那些事，让他把原先对这个世道的许多疑问，慢慢串成了一条清晰的线。
1941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7岁。
另一边，浙江鄞县的乡下，有个叫忻玉英的女孩在等他。
忻玉英比王孝和小四岁。两家的宅子在乡下紧挨着，忻家和王孝和的外婆家是隔堵墙的邻居。
1933年，王孝和11岁，忻玉英7岁，双方父母在双方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给这两个孩子定了娃娃亲。
当时大人说好，最迟等忻玉英16岁、王孝和20岁，就正式办婚事。
两个孩子，对这件事一概不知。订婚那天，忻玉英只记得有个比她稍大的男孩子送了她几块糖。
这一等，就等了好几年。
等到忻玉英18岁了，周围的女孩子大多已经出嫁，王家那边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聘礼没来，消息也没来。
忻家人急了，索性跟着忻玉英一道来上海，登门要个说法。王孝和的母亲一听说忻家人来了，赶紧把儿子叫回来见人。
两人在上海头一回认认真真地打了个照面。
那天，王孝和穿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茄克衫，神采奕奕；忻玉英一身乡下姑娘的打扮，朴实干净。
但王孝和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他对包办婚姻向来抗拒，早先就托表妹给忻玉英带过一封信，里头写道："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能父母作主，就如一盘菜，你不喜欢吃而要硬吃下去也会吐出来的。"
两人见面之后，王孝和问了她几个问题——信不信佛？乡下日子怎么过？忻玉英说，她不信佛。
她还说，她觉得当时的执政当局很坏，老欺负穷人。
就这几句话，王孝和的态度转了个弯。他跟她聊了好久，越聊越觉得这个乡下姑娘朴实、清醒，有自己的判断，不是什么都不懂的人。
两人又来往了一段时间，彼此都有了感情。
1946年，王孝和和忻玉英正式成婚。
那一天，他们只拍了一张结婚照，照片里王孝和穿的那件衣服，是向邻居借来的。
新房就在杨树浦发电厂附近的振声里5号二楼，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小屋，连张像样的饭桌都没有，还是同厂的几个工友凑了钱，买了张八仙桌、四把椅子送过来，婚房才算有了点人气。
这对新人，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日子。
[二]【电厂里的秘密，麻将桌上的暗号，和一个乡下女人的守口如瓶】
1943年1月，王孝和被党组织安排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在发电管理室当抄表员。
这是一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作。每天按时打卡，拿着表格在厂区里走一圈，把各处的数字抄下来，交上去，完事。
旁边的同事觉得他这个人好相处，话不多，却很真诚，见着谁都能聊几句，厂里上上下下的工人，没有不喜欢他的。
但没人知道，这个每天按时抄表的年轻人，私下里一直在厂里秘密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在工人中传播进步思想，组织读书会，把那些拿着低薪、干着重活的工人兄弟们一点一点凝聚起来。
婚后，忻玉英搬来上海和他住在一起。她很快就发现，这个家不太像别人家——三天两头，总有一批人夜里来。人来了，桌上摆一副麻将，看着是搓麻将，却没人真的在打。
忻玉英那时候刚嫁进来，不懂上海的规矩，心里纳闷，"穷人家，怎么还搓麻将"。
王孝和对她说："我们不玩，你到外面去，如果有陌生人来了，你就敲三下门。"
忻玉英不解，问为什么打麻将还这么偷偷摸摸，王孝和回答她："你出去看着，防止有人来抓赌。"
忻玉英搬着小凳子，一个人坐到楼下门口放风。
有时候上厕所进去，顺手一瞥，里头根本没人在搓麻将，牌就那么摊着，几个人凑在一起说话。
她不多问。她不懂，但她信他。
1946年1月，上海电力公司爆发大罢工，工人们坚持了整整九天八夜，王孝和从头到尾都冲在前头，赢得了全厂工人的信任。
罢工结束，他当选为上电工会杨树浦发电厂支会干事，负责工会的文化、组织和文书工作。
他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办起了工人图书馆，替工会写稿，把别人不乐意干的琐碎事情一件件揽过来做，说的是："我是工人选出来的。凡对工人有利的事，我都有责任去做。"
那两年，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当局把目光盯上了上电工会，1947年9月，宣布强行解散工会，通缉工会干事。
工人们不服，斗争了几个月，1948年1月，重新召开大会，王孝和再次当选为工会常务理事。
国民党当局不甘心，随即派了特务以"指导员""秘书"的名义驻进工会，明着是"指导"，暗里就是监视。
特务还找过王孝和，威逼利诱，要他加入国民党。他回了一句："对政治不感兴趣。"把人打发了事。
1948年2月，上海申新九厂发生大规模罢工，工人被当局武力镇压，死伤惨重，史称"申九惨案"。
王孝和代表工会参加了"申九惨案后援会"，在厂里组织工人缠黑纱、捐款，公开抗议当局的暴行。
特务上来阻拦，他反驳说："工人是一家，相互支援是我们份内事。"
这句话说完，他就彻底进了那些人的视野。
1948年4月19日，有个叫万一的特务直接闯进王家，要他去"讲清楚"。
王孝和说："我是上电两千八百名职工选出来的工会常务理事，为职工说话办事是我的职责，没有什么需要向谁讲清楚，更无自首的必要。"把人顶了回去。
忻玉英和身边的朋友都劝他，去乡下躲一躲，眼下太危险了。
王孝和考虑了一下，摇了头——他怕自己一走，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会的工作受到牵连，他不能走。
两天后，4月21日清晨，他骑着自行车出门上班。还没到厂门口，早就等在路边的特务把他截住了。
他就这样消失在了早晨的街头，手里还攥着那辆自行车的把手。
[三]【被捕之后，她一个乡下女人，扛起了所有】
王孝和被押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
等待他的，是连续的酷刑。老虎凳，磨排骨，电刑，轮番上。电刑那次，他直接昏了过去。
可他始终没有开口，没有出卖一个同志，没有说出一个名字。
忻玉英那时候大女儿王佩琴刚满周岁，肚子里还揣着第二个孩子。
一夜之间，丈夫没了，家里只剩她一个人、一个孩子、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和一堆还没搞清楚状况的茫然。
国民党把忻玉英叫到发电厂，让她认人，要她指认哪些是共产党员。
忻玉英的目光从那些熟悉的面孔上一个个扫过去，她很多人都认识——他们是丈夫的战友，是半夜在自己家里摆麻将牌、说着她听不懂的话的那些人。
她把头抬起来，说："认来认去，就认识你万一。你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别的人我都不认识。"
就这一句话，把好几条人命都护住了。
事后上海工人文化宫有位姓李的领导说，忻玉英那天认识的那几张脸，根本不止万一一个人——"我们几个人的性命，都在忻玉英嘴里。"
她护住了别人，却护不住丈夫。
王孝和入狱后，党组织派人悄悄带话给她，让她去外头活动，尽量制造舆论。
忻玉英不懂这些，但她听了。她一个乡下女人，带着孩子，挺着肚子，到处去告去闹。
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把她叫去问话，问她认得什么人，是谁让她这么做的，她说："没有人教我。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要给王孝和洗冤，他是个好人。你们不讲道理，乱抓人。"
问完，还是一点用都没有。
她跑了多少地方，敲了多少门，都没换来一个结果。
这期间，王孝和在牢里每隔几天就写一封信寄出来。信先由忻玉英收，有时候她看不懂，就托邻居念给她听。
信里头，除了家长里短，有时候还夹着组织上的消息，靠她在外头转交传递。
他在牢里的日子，听外头带话进来的人说，他胃口还不错，叮嘱家里给他带过油的咸菜。
家里送进去十几个粽子，他跟狱友一起当天就吃完了，说"味道很好，没有一个不称赞"。他还答应了狱友，等孩子出生，请大家吃红蛋。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认真的。
1948年6月28日，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以"连续教唆、意图妨碍戡乱治安未遂"为名，判处王孝和死刑。
判决下来之后，社会上不是没有声音。上海工人协会公开发表声明，号召反对迫害、屠杀工人；各界人士奔走呼号，律师递了辩诉状；忻玉英也一直在外头想尽一切办法。但这些声音，都没有换来任何回转。
执行日期一天天逼近。
王孝和在狱里，开始写那三封遗书。
一封给狱中难友，一封给年迈的父母，一封给忻玉英。
[四]【三封遗书，一个名字，和一条被当做国家一级文物的旧毛毯】
在这五个多月的铁窗岁月里，王孝和写下了整整五十封家书，平均三天一封，最短的那封只有五十三个字。
忻玉英那时候还不识字，每次收到信，都要托邻居来念给她听，一字一句，一封一封。
那些信，后来被上海市档案馆收藏。
1994年，忻玉英把一条旧毛毯捐了出去，送到了龙华烈士纪念馆。
那是1948年4月王孝和被捕入狱之后，她一针一线缝好、托人送进提篮桥监狱的。
王孝和牺牲后，她把毛毯取了回来，一存就是四十六年。毛毯送去之后，经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那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毛毯。她盖过它，他也盖过它。
1948年9月27日，距离最终执行还有三天。王孝和把最后那封写给忻玉英的遗书写完，放下了笔。
信里头他安慰她不要太悲痛，说他的冤枉还没洗清，但特刑庭已经定了他的命运。
他说，这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为正义而死、为正义而妻离子散，让她不要伤心，要好好保重身体。
他甚至在信里替她安排了后路，写道：如果她遇见了自己看得上的好人，可以再嫁，他不怪她，"这样我才放心"。
信的最后，他连写了五个字："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
九月二十七日，忻玉英抱着大女儿，挺着七八个月的肚子，来到提篮桥监狱门口，站在铁栏外头抗议，要见王孝和。
监狱的警卫拿皮带抽她，驱赶她，让她走。她不走。刚满周岁的大女儿在她怀里哭个不停。
她就那么站着，哪里也不去。
三天后，9月30日上午，法警去牢房提人，押送到临时法庭，宣判，随即送往刑场。
就在这最后的时刻，在那间挤满了人的法庭上，在二十多名记者的注视下，当判决书里最后那几个字落地——一个被反捆着双手的年轻人，听完宣判，扬起了嘴角。
他笑了。
然后，他转过身，目光开始在人群里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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