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安全框架如何解题？ | 建投宏观 · 周君芝团队|中东安全|周君芝|巴林|建投宏观|能源|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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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SC研究宏观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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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君芝、谢雨心、杨振辉（研究助理）

核心观点

二战之后全球的宏观主题是和平发展。即便如此，中东陷于频繁地缘博弈。

这是为何？根源在于三处矛盾：

①中东极高的战略价值和极低的自主安全矛盾并存。

②中东目前欠缺自主安全体系，因为经济大国并非军事强国。

③中东各国经济合作链短，资源竞争替代性强。

当域外强国（例如美国）主导中东地缘安全秩序之际，中东安全脆弱性得以隐藏；反之，脆弱性便会暴露。这便是此次美伊冲突爆发的底层逻辑。

展望未来中东安全框架，解题思路有三条路径：

①域外大国继续深度介入；

②区域强国逐步形成并承担更多安全供给；

③中东寻求发展新模式，各国利益分配和经济合作互动加强。

这三条路径都不容易，故而我们判断中东安全脆弱性在一段时间内将延续。

摘要

中东安全架构何去何从？这是美伊冲突反复博弈至今，越发显性化的问题——美伊博弈的走向，本质上是叩问，中东安全的新框架该如何构建。

解题中东安全框架，我们需要首先获知中东国家综合实力对比，包括经济、财政、产业、资源乃至军事；随后我们还需要获知中东安全脆弱性的根源，最终我们才能跳过种种地缘干扰细节，走向一个终极答案——解题中东安全框架，未来有几种可能性。

一、谁是中东“富国”？

中东国家的经济呈现较为明显的梯度分化，其中6个国家是中东“富国”：沙特和土耳其（第一梯队，万亿美元俱乐部）；伊朗、埃及、阿联酋和以色列（第二梯队，5000亿美元俱乐部）。

按照GDP规模排序，中东国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梯队。

第一梯队为区域经济龙头，主要包括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2024年GDP分别约为1.36万亿美元和0.93万亿美元，依托制造业、能源及财政能力，具备较强的经济动员和区域带动能力。

第二梯队为中等规模经济体，主要包括伊朗、埃及、阿联酋和以色列，GDP约为4300亿—5200亿美元，其中伊朗、埃及产业基础较为完整，阿联酋、以色列则在区域服务业和科技产业等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

第三梯队为海湾小型经济体，主要包括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和巴林，GDP大多约为900亿—1900亿美元，依托油气资源积累较为充裕的财政和金融资本，但经济体量相对有限。

第四梯队为脆弱战乱经济体，主要包括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整体经济规模较小，部分国家受战争冲突、政治不稳定及产业基础薄弱等因素制约，经济和财政能力相对有限。

二、谁是中东经济“话事人”？

众所周知，中东之于全球的真正意义在于油气资源定价影响力极高。中东“话事人”角色，至少具备极强的资源储备出口能力，或具备关键航道和交通要道影响。

中东诸国中，资源和航道方面的“话事人”中，三个国家最重要——沙特，能源资源出口和定价权兼具的国家；伊朗，能源资源储备和关键航道控制兼具的国家；土耳其，关键航道控制力大国。

从能源资源、能源定价权和关键航道控制能力看，中东国家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为能源资源和能源定价权兼具的国家，以沙特为代表，凭借较大石油资源和剩余产能调节能力，在全球能源市场具有较强定价影响力；

第二类为能源资源和关键航道控制兼具的国家，以伊朗为代表，依托油气资源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在能源供应和运输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类为关键航道控制型国家，以土耳其为代表，主要依托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地缘位置形成能源运输影响力；

第四类为能源资源型国家，主要包括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拥有较强能源资源基础，但能源定价权相对有限；

第五类为能源资源和关键航道控制能力均相对有限的国家，主要包括埃及、阿曼、巴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等，整体能源影响力较弱，但部分国家仍可依托地理位置形成一定战略价值。

三、谁是中东军事强国？

军事实力有两重考核维度，一重是最简单直观的军费支出；另一重考核是看真正的军事体系和军事自主能力。

从军费支出看，以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为代表的“富国”是典型的装备外购国家；从综合军事实力看，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具备现代军事装备实力，伊朗和埃及更可以说是地区军事强国。

从军事实力看，中东国家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综合军事强国，以色列和土耳其为代表，两国在国防工业体系、军工自主能力、远程投射和实战经验等方面具有较强综合优势；

第二类是地区军事大国，以伊朗和埃及为代表，拥有较大人口和军事力量，具备一定区域军事行动能力，但在高端装备、军工技术和现代化作战体系方面与以色列、土耳其仍存在一定差距；

第三类是高军费、装备外购型国家，以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和阿曼为代表，财政能力较强、先进装备投入较高，但军事体系在装备维护、技术支持、训练体系等方面仍较依赖外部军工体系，军费投入与军事自主能力并不完全对应；

第四类是有限防务型国家，以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为代表，整体军事能力有限，部分国家受长期战争、内乱或政治不稳定影响，军事体系完整性和独立境外作战能力相对不足。

四、中东国家缘何政治理念和文化差异巨大？

中东地缘摩擦，除了经济、资源、军事这些硬件摩擦之外，还与当地多元的文化和内政治理选择有关。

从最高权力归属看，中东国家大体可分为君主制、共和制和宗教主导型共和制三类，其核心区别在于最高权力分别主要掌握于王室、世俗政治机构和宗教权威。

第一类是君主制国家，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曼和约旦，以王室为核心形成集中型权力结构，具有决策效率较高、政策连续性较强等特点，但统治基础需要依托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及传统合法性维系。

第二类是共和制国家，包括土耳其、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等，以总统、议会等世俗政治机构构成主要权力体系，权力来源相对多元，政治博弈和利益协调较为复杂。

第三类是宗教主导型共和制，以伊朗为代表，兼具共和制选举机构和宗教权威体系，但最高层面的政治、军事和安全决策主要由宗教权威掌握。

也门、叙利亚等长期冲突国家由于治理能力和原有政治结构受到较大冲击，可作为治理失序型国家单独观察。

将内政取向与当前中东局势结合来看，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征：共和制国家当前与美国关系更亲近；君主制国家，王室往往选择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上合作；宗教主导型共和制政府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偏弱。

按照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在国家治理中的权重及其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中东国家大体可分为伊斯兰国教制国家、神权主导国家和世俗导向国家三类。

第一类是伊斯兰国教制国家，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曼和约旦等，伊斯兰教构成国家文化和社会治理基础，但最高政治权力仍掌握于王室或世俗政治机构，宗教主要提供社会合法性和文化认同。

第二类是神权主导国家，以伊朗为代表，宗教权威掌握最高决策权，宗教不仅影响社会价值体系，更构成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来源，在国家安全、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具有最高决策权。

第三类是世俗导向国家，包括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宗教主要承担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功能，而非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结构。

总体来看，宗教取向与内政取向具有较强对应关系：伊斯兰国教制国家主要对应君主制，神权主导国家对应宗教主导型共和制，世俗导向国家对应共和制。

将宗教取向与当前中东局势结合来看，会发现类似的特征：世俗导向国家的政府与民众更积极融入当前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中；伊斯兰国教制国家，王室往往会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上合作；神权主导国家政府与民众并未积极融入当前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之中。

五、中东安全框架脆弱性的矛盾根源

中东安全框架的脆弱性，本质上源于“大国相对稳定、地区持续动荡”的非对称安全格局。

二战后核威慑和大国战略竞争降低了主要大国直接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但东欧、中东等战略边缘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缓冲区。

大国通过盟友体系、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介入地区事务，使中东原有的民族、领土、宗教和政治矛盾与外部力量竞争交织，导致地区安全长期处于地缘博弈状态。

中东安全脆弱性，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其极高的战略价值与有限的自主安全能力之间存在明显错位。

中东拥有全球重要的油气资源，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等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其安全状况对全球能源供应、贸易运输和通胀水平具有显著外溢影响。

然而地区经济实力并未转化为相应的自主安全能力。沙特、阿联酋等资源型经济大国虽然拥有较强财政能力和较高军费投入，但军工研发、核心零部件和先进军事技术仍较多依赖域外国家，尚未形成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完整自主军工体系。

这一错位在伊朗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伊朗拥有较大人口规模、丰富资源储备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战略位置，同时具备较强的导弹、无人机和非对称作战能力，但由于长期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制约，其经济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为地区经济影响力。

由此形成了“经济富国不一定是安全强国、安全强国又难以主导地区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当然，其根源还在于中东经济发展模式本身。

中东多数国家产业链较为单薄，经济仍高度依赖石油、天然气、资源出口和服务业，制造业与科技产业基础相对有限，难以支撑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因此，中东国家整体上仍高度依赖域外国家提供先进武器、军事技术和安全保障。

与此同时，君主制、共和制和宗教主导型共和制并存，阿拉伯、波斯、突厥等民族力量竞争，逊尼派与什叶派分歧，以及阿以矛盾、巴勒斯坦问题和地区国家间长期竞争，又进一步削弱了政治互信。经济、军事与政治能力之间的多重错位，使中东难以形成由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稳定有效的共同安全框架。

六、中东安全框架脆弱性的三种解题思路

中东安全格局的脆弱性持续凸显，核心根源在于传统能源红利逐步消退，中东国家“富国”与“强国”身份长期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再次显性化。

过去，规模庞大的能源利益蛋糕，驱动美国等域外强权有动力为地区提供安全保障；资源型国家则可通过能源收入采购军备、构建安全能力，由此形成“能源—财政—安全”的稳定利益交换闭环。

但随着美国页岩油产量大幅提升、全球油气价格中枢下移，叠加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调整，原有的利益交换关系持续弱化；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的安全投入意愿与威慑可信度边际下降，进一步放大了原有安全框架的内在脆弱性。

当前中东安全框架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简单的“谁来接替维持秩序”，而是如何重新解决“富国与强国”的能力错位。从这一核心矛盾出发，未来中东安全格局大致存在三种演化路径。

第一，域外强权继续介入。由于中东国家之间政治互信不足、统一安全体系尚难建立，美国短期内仍可能通过军事存在、盟友体系和安全合作维持地区基本稳定，但这一模式能否持续取决于美国承担安全成本的意愿。

第二，地区内崛起新的强权。若沙特、伊朗等主要国家中出现能够同时具备经济、工业、科技和军事能力的地区主导力量，中东可能逐步由“外部安全供给”转向“区域安全供给”，实现“富国—强国”的身份统一。

第三，通过经济发展解决能力错位。中东国家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发展、经济多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工业和科技能力，并进一步提升自主安全能力。这一路径最稳定，但演化周期也最漫长，短期内无法填补当前安全框架的现实缺口。

总体而言，三种路径的底层逻辑并不相同，但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如何解决中东“富国与强国不统一”的结构性矛盾。

短期来看，外部安全力量仍难以退出，现有安全框架仍需要外部力量进行补充。

中长期来看，真正稳定的地区秩序仍取决于中东能否形成与自身经济和资源实力相匹配的工业、科技和军事能力，并建立新的利益分配机制，这一路径短期实现并不容易。

可见，中东的安全脆弱性在一段时间内或仍将延续。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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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析

地产行业能否继续改善仍存不确定性。本轮地产下行周期已经持续较长时间，当前出现短暂回暖趋势，但多类指标仍是负增长，未来能否保持回暖态势，仍需观察。

消费复苏的持续性仍存不确定性。居民消费开始回暖，但仍未达到疫前常态化增速，未来是否能持续性的、修复改善，仍需密切跟踪。消费如再度乏力，则经济回升动力将明显减弱。

欧美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或超预期，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表现。

地缘政治冲突仍存不确定性，扰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和市场风险偏好。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中东安全框架如何解题？——地缘追踪框架（6）》

对外发布时间：2026年8月19日

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分析师：周君芝，执业证书编号： S1440524020001

谢雨心，执业证书编号: S1440525100001

杨振辉（研究助理），执业证书编号： S14401251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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