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型糖尿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只有小孩子会患病吗？医生讲清楚|1型糖尿病|免疫系统|张医生|美国糖尿病协会|胰岛素

总有朋友在留言区里要求张医生讲一讲1型糖尿病，但长久以来，张医生一直都不愿意触碰这方面的内容，不是不懂，而是这种疾病常常发生在孩子身上，作为一个父亲，这是张医生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所以，不太愿意去触碰。在科室里，张医生见过太多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被诊断为1型糖尿病，其中很多孩子由于早期不知道，直到发生了昏迷，才赶到医院。他们的父母大都自责，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张医生，是不是我们哪里做错了？是不是给他吃了太多甜食？”

注意了，咱们敲黑板了，1型糖尿病与吃糖多少没有关系，与胖瘦没有关系，与任何一种你能想象到的“生活习惯”都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个关于“误伤”的故事，是我们的身体里，发生了一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悲剧。

要理解这是一场怎样的悲剧，我们还是要从基础知识讲起，胰腺里有一种非常重要得细胞，叫做胰岛β细胞：它能感知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在血糖升高时，精确地释放出胰岛素。胰岛素是什么？它是打开细胞大门的钥匙。没有胰岛素，葡萄糖就只能滞留在血液里，无法进入细胞被利用。血液中的糖越积越多，细胞却因为得不到能量而“饥饿”。这就是糖尿病的本质，身体里得糖分被困在了错误的地方。

在健康人体内，β细胞不知疲倦地工作，从来不犯任何错误，是身体里最安分守己的“守法公民”，然而，在1型糖尿病发生前的某个时间点，免疫系统突然将这些β细胞判定为“必须清除的敌人”。从而发动了攻击，造成胰岛β细胞大量死亡，工匠细胞不够用了，胰岛素的分泌自然就会大量减少，糖尿病就顺其自然的发生了。

现在，我们要回答那个最让人揪心的问题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免疫系统犯下这样严重的“误判”？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它不是一个因素的独自作案，而是一张由遗传、环境、偶然共同编织的网。

首先是基因的变异，这就像改变了“身份查验系统”的识别精度，使得β细胞的某些成分更容易被误判为外来入侵物。但需要注意的是，遗传只提供了易感性，就像给手枪装上了子弹，而扣动扳机的，往往是环境因素。

扳机是什么？医生们考虑，病毒是最重要的嫌疑对象。大量流行病学和实验证据指向了肠道病毒，这类病毒与1型糖尿病之间的关联已经被反复证实。其中的机制是什么？科学界还没有正确答案，现在流行很多的假说，最流行的一种是：病毒表面的某些蛋白结构与β细胞的特定抗原结构过于相似，免疫系统在攻击病毒的同时，产生交叉反应，误伤了β细胞。就像警察根据通缉令抓人，结果发现嫌疑人和无辜路人长得太像了，结果错误的攻击了路人。

另一种是“旁观者效应”：病毒直接感染并损伤胰岛组织，导致β细胞死亡后释放出本来被隐匿的抗原成分，这些“内部机密”被呈递给免疫系统，从而点燃了自身免疫的引信。此外，病毒感染还可能干扰β细胞的内质网功能，诱发应激反应，进一步增加了β细胞的易损性。

除了柯萨奇病毒，轮状病毒、腮腺炎病毒、巨细胞病毒、EB病毒等也被怀疑参与了某些病例的发病。妊娠期感染风疹病毒的孩子，日后发生1型糖尿病的风险显著升高——这是我们已经确认的一个危险因素。

饮食也是一个被高度怀疑的因素，但这方面的争议不断，多项研究发现，血清维生素D水平较低的人群中，1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更高。维生素D具有免疫调节功能，能够抑制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促进调节性T细胞的分化。在日照稀少的北欧国家，维生素D缺乏较为普遍，而那里恰好也是全球1型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关性观察，不能等同于因果关系，但补充维生素D的确是保护因素中证据级别较高的一个。

近年来，研究发现，1型糖尿病高风险儿童的肠道菌群多样性与健康儿童不同，某些有益菌种减少，而促炎性的菌种比例增加。很多人认为，现代社会过于清洁的生活环境减少了儿童早期接触病原体和共栖微生物的机会，导致免疫系统没有得到足够的“训练”，因而更容易出现功能紊乱，对无害的物质甚至自身组织发动攻击。这不是说我们要让孩子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而是提醒我们，适当的微生物暴露对于免疫系统的健康成熟是不可或缺的。

在环境中接触到的某些有毒物质，也可能成为触发β细胞损伤的导火索。心理应激也同样不应被忽略。重大的精神创伤事件有时会成为糖尿病发病前的最后一根稻草，加速β细胞功能的衰竭。知道这些触发因素之后，有的朋友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很快的过程。但现实却是非常漫长，也是非常残酷的，自然病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身免疫启动，血液中开始检测出一种或多种自身抗体。此时血糖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症状。这个阶段可能持续数年。第二阶段是β细胞逐步被破坏，数量减少。此时血糖开始出现异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可能表现为糖耐量异常或空腹血糖受损。仍然没有明显症状。第三阶段是典型的高血糖症状出现：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此时，大约80%到90%的β细胞已经被破坏了，临床诊断才姗姗来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别人在确诊时感到难以置信，明明几周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得了这么重的病？但实际上，这场针对胰岛β细胞的战争，已经在他们体内默不作声地打了很多年。

更让人感到担心的是，全球1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正在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在发病率最高的芬兰，年发病率已接近每10万人中60例。相比之下，中国长期被认为是低发区，全年龄段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年1.01例。

但这个“低发病率”的说法，带来了一种危险的错觉。我们需要正视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发病率在过去二十年间增加了近三到四倍。第二个事实是，在我们过去的认知里，1型糖尿病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疾病，但现实是，它同样发生在成年人身上，甚至更加多见。很多成人1型糖尿病被误诊为2型糖尿病，接受了不恰当的治疗，直到出现酮症酸中毒这样的危重情况才被纠正诊断。这背后，是我们对成人发病的认知短缺。

聊到这里，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现代医学已经这么进步了，可为什么我们仍然无法预防1型糖尿病？这大概是今天这个作品最困难的部分。张医生不想给朋友们一个虚假的承诺，也不能以一个“只要我们这样做就能不得病”的漂亮话收尾。那是对科学的不尊重，也是对朋友们的不诚实。

我们真正能做的，是对高危人群进行早期筛查。在1型糖尿病交朋友的直系亲属中，自身抗体阳性的比例远高于普通人群。通过定期检测自身抗体和代谢指标，可以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就识别出处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朋友，进行严密监测，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推迟诊断时出现危重状态。

一些研究的成果也在给人们以希望，科学家们试图教会免疫系统重新认识β细胞，但这是一桩关乎和解的艰难工作，需要耐心，需要勇气，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但除此之外，张医生必须对已经确诊的朋友说些什么。

当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一个家庭接到这个诊断的时候，他们面对的不只是高血糖，还有漫长而孤独的自我管理之路。每天多次指尖采血或动态血糖监测，每餐计算碳水化合物并注射胰岛素，运动前后的调整，对低血糖的恐惧，在学校被同学问及“为什么你要打针”时的无措，这些才是1型糖尿病最真实的日常。

每当在诊室里对孩子的父母说“这不是你们的错，和吃糖没有关系”，张医生都能看到他们的复杂表情。一半是如释重负，另一半是心如刀割。解脱了自责，却必须直面疾病的狰狞。

张医生相对他们说：你们不是一个人。全球有数百万人与你们行走在同一条路上。这条路确实难走，但它不是绝路。胰岛素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医学发现之一，它让1型糖尿病从一种死亡判决变成了一种需要管理的慢性状况。是的，管理起来很难，要计算、要注射、要监测、要在无数个凌晨三点爬起来测血糖，但在这条路上，可以读书，可以工作，可以旅行，可以组建家庭，可以拥有您想要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