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陈独秀在重庆最后的日子》、《书生领袖陈独秀与蒋介石的博弈》、《陈独秀与林伯渠的历史交往》、《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等史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2年5月27日，四川省江津县鹤山坪，石墙院。
这座院子原本是前清贡士杨鲁丞的旧居，因四周用条石垒起一人多高的围墙，当地人都叫它"石墙院"。
院子不大，陈独秀住着两间厢房——一间书房，一间卧室。
两间房都没有天花板，地面是潮湿的泥土，一下雨就四处漏水。
书房里家具只有一张破旧书桌、几条凳子、几个装满书籍的木箱，墙上挂着一幅岳飞手书"还我河山"的拓片，是他从重庆带来的，从搬进来那天起就挂在那里。
当天下午，陈独秀陷入昏睡，强心针和平血压针先后注射，均无效。
夫人潘兰珍、三儿子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玮和长玛，还有多年相交的好友何之瑜、包惠僧，都守在床边。晚上9时40分，陈独秀停止了呼吸，终年63岁。
这个名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法绕开。
1915年创办《新青年》，掀开新文化运动序幕；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被称为"总司令"；
1920年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此后连任五届党的最高领导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晚年在西南边陲一座偏僻小城里，常常连米都揭不开锅，身后跟着国民党特务，身旁只有一个小他二十九岁的妻子潘兰珍陪伴着。
在生命最后几年，有人替蒋介石送来十万元现款，附带劳动部长的职位；
有叛徒辗转递来钱物；有人一再劝他写一份检讨换取回归。
他一次次拒绝，一次次把钱退回去。
而当那封从延安发出、以伟人和张闻天联署名义回复的电报，经由罗汉之手被打开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骤然沉了下......
【一】出狱之后，向他涌来的那些选项
1937年8月23日，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大门打开，陈独秀走了出来。
前来迎接的是三儿子陈松年和夫人潘兰珍。
长子陈延年1927年在上海英勇就义，次子陈乔年1928年在上海牺牲，原配夫人高晓岚早年离世，第二任夫人高君曼也已因病过世。
四年多铁窗生涯，心脏病与高血压双双缠身，须发已经大半斑白。
出狱消息传开很快，当天赶来的人比陈松年预料的要多。
高语罕、张恨水都到了现场。
此后一段日子，来访的人络绎不绝，带来的全是各种各样的选项。
蒋介石派陈立夫、陈果夫出面，让他任国民政府的劳动部长，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要求陈独秀出面组织一个新党，被陈独秀断然拒绝。
陈独秀说得直接：蒋介石杀了他许多同志，还杀了他两个儿子，他和蒋介石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抗日，他不反对他就是了，仅此而已。
陈独秀的出狱，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此时，摆在陈独秀面前的出路有许多——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托派邀请他重整组织、美国图书公司邀请他前往美国写自传，但这些都被他一一拒绝。
他对胡适的回答意思很清楚：国难当头，跑到美国写自传赚钱，拿同志们的鲜血换来的经历炫耀自己，无异于亵渎与背叛。
就这样，出狱后的陈独秀把所有政治性邀约全部拒掉，转而全力投入抗战宣传。
他四处演讲，联络各方，呼吁团结抗日。
这段奔走没有维持太久，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随即在中共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在苏共清洗托派的情势下，由王明、康生为首，把陈独秀一派打成日本汉奸。
这顶帽子扣下来，让他从公众视野中迅速退出，彻底走向清冷的幕后。
1938年7月2日，陈独秀乘"民权"轮西行入川，抵达重庆。
出乎陈独秀的意外，来接的人很多，有高语罕、张恨水等人。
北大同学会委托罗汉照顾陈独秀。
在重庆短暂停留后，他应同乡老友邓仲纯之邀南下江津。
谁知到了江津，邓仲纯家里先吃了闭门羹——邓太太不同意，邓仲纯因惧内无可奈何。
陈独秀在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中写道，若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便立刻返回重庆了。
幸有同乡方孝远一家临时收留，才算落了脚。
陈独秀先后住过江津城内的郭家公馆、延年医院、施家大院、聚奎书院、溜马岗邓家院子、康庄等处，几经反复。
1939年5月27日，他入住距江津县城30多里的小山村鹤山坪石墙院，这里是前清进士杨鲁丞的家。
从这一天起，他在石墙院里住了整整三年，直到1942年5月27日去世，前后恰好三年。
【二】江津四年，特务和空米缸同在
石墙院地处偏僻，距江津县城步行需要六个多小时。
石墙院位置偏僻，往返一趟江津县城需要步行6个多小时。
这使得陈独秀的一些友人和学生无法时常过来探望，而且看报也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陈独秀只能依靠邓仲纯不定期的登门拜访，送来报纸杂志，才能了解外界的时局和信息。
偏僻不代表自由。
从进入江津那天起，国民党特务就一直在跟监。
这些人的目的并不复杂——既要掌握他的动向，也要防止他公开发表不利于当局的言论。
据陈独秀的友人记述，他在江津期间一直处于被监控状态，凡有访客，特务必然记录在案，信件也时常被检查。
这种监视，对一个已经没有党派归属、闭门著述的老人而言，并非安全威胁，更像是一种持续的精神压迫。
生活层面的压迫更为直接——穷。
陈独秀在江津没有任何固定收入，面对艰难的生计，陈独秀昔日好友纷纷伸出援手。
陈独秀拒绝政治馈赠，但对朋友的资助，还是以感激之心收纳的，如章士钊、蔡元培、胡适、薛农山、包惠僧、赵元任、段锡朋、邓仲纯等众多新老朋友，入川后新结识的国民党青年军官杨鹏升也常接济他。
据北京大学陈明远教授考证，从1939年9月至1942年4月，杨鹏升先后接济陈独秀2200元，并以他人名义接济2300元，外加其他实物。
对于朋友出于私人情谊送来的钱，陈独秀每每心存感激，总想着回馈。
他给杨鹏升回信达40封，其中一封写道：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但凡涉及政治背景、来路可疑的钱，他一概不收，态度始终如一。
陈独秀落脚石墙院，1941年8月家里曾被小偷光顾过。
小偷可能以为很多名人来拜访陈独秀，他一定是个富户。
谁知家徒四壁，小偷偷走了衣被十余样、《小学识字教本》手稿和好友杨鹏升赠送的"独秀山民"阳文印章。
手稿和印章始终没有追回，陈独秀为此痛心良久，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这窃贼也真风雅啊。"
到了1941年，陈独秀的身体每况愈下，心脏病和高血压不断加重，还时常头晕目眩、胸闷气短。
收入减少，医药支出却不断增加，日子捉襟见肘到极点。
北大同学会负责人罗汉托人带来的生活补贴，是他彼时主要的经济支撑之一。
就是在这种处境下，蒋介石那边的钱，一批一批地送过来，一批一批地被他退了回去。
【三】朱家骅的钱，一次又一次被退回来
陈独秀落魄江津之后，许多朋友、学生都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如胡适、蔡元培、傅斯年、赵元任、章士钊、罗家伦、包惠僧、邓仲纯、薜农山、杨鹏升等人，都纷纷给他以资助，这些资助，陈独秀都接受了，但有一些人的资助，陈独秀却坚不受。
区别非常清晰——朋友的钱，收；与政治挂钩的钱，不收。这个界限，陈独秀守得很稳，从不含糊。
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曾赠予陈独秀5000元，被其拒绝。
这笔钱经历了多番周折。
其后，朱家骅又托当时已叛变的张国焘将钱寄去，亦被陈独秀退回。
张国焘又请陈独秀的学生郑学稼再次汇去，依然被原路退回。
陈独秀在给郑学稼的信里写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
还专门嘱咐郑学稼转告张国焘，"请国焘以后不为多事"。
三番周转，张国焘最终无可奈何地感叹："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共产党叛徒任卓宣曾汇给他200大洋，他一看汇款人的姓名立即原址退回。
任卓宣早年是共产党员，后被捕叛变，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就算只有区区200大洋，陈独秀连看都不多看一眼，直接退了回去。
根据学者查阅的朱家骅档案，1940年7月至1942年1月间，朱家骅先后以"医药费"名义多次向陈独秀送款，金额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
1942年1月陈独秀致朱家骅信，信中提及"承赐国币八千元"，说明晚年陈独秀在生计极为困难之际，最终接受了部分朋友性质的赠款。
但这与被要求组党、出任官职的政治性拉拢，性质完全不同。
整个江津四年，两种人的钱，陈独秀坚决不收：一是要他参与政治、借他名声做文章的人的钱；二是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叛徒的钱。
这是他反复用实际行动划出的两条线。
【四】那封从延安发出的电报，改变了所有人的预判
陈独秀出狱之后，摆在他面前的路向，看上去只有两条：要么接受国民党的收编，要么设法重回延安。
前者他断然拒绝，那么后者呢？
事实上，出狱后不久，陈独秀就已经有所行动。
1937年8月，他两次主动约见了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和博古，当面表示赞成并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传递出希望回归的意愿。
与此同时，他的好友、与他关系甚密的罗汉，作为具体联络人，着手向延安方向进行接洽。
紧接着，陈独秀的好友兼托派分子罗汉，就他们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一事，准备前往延安，会晤面谈。
但因天灾山洪，道路尽毁，最终未能成行。
不过，延安方面已了解陈独秀的相关意思，明白他有意回归的想法。
消息传到延安，中央对此的态度并不冷漠。
罗汉到西安后，与林伯渠进行了接洽。
中央根据陈独秀、罗汉提出的要求，以伟人、张闻天的名义给西安复电，提出合作抗日的三个条件......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