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7日的台湾新竹五峰乡井上温泉。
张学良像往常一样调试那台老式收音机，手里拿着一个高脚杯。杯身上刻着1936年西安事变的纪念纹章。
收音机里突然播出一条消息：杨虎城将军在重庆被杀。
杯子从他手里掉了下去，摔在地上。张学良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他坐在那里，一整夜没有躺下，十三年前的事，一件件从脑海里浮现出来。
1936年12月12日，他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吵，杨虎城主张杀，说蒋介石剿共十年杀了多少人，不杀难解心头恨。放了就是放虎归山，日后必受其害。
张学良坚持要放，他认为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不是夺权，拖下去南京方面调兵过来，内战一打响，日本人就进来了。杨虎城说放也可以，必须让蒋介石签字画押，白纸黑字写清楚抗日条件，否则绝对不放。
张学良急了，认为再拖下去中央军已经逼近潼关，飞机随时轰炸西安，全城百姓都得遭殃。12月25日，张学良告诉杨虎城，他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用自己这条命担保。
到了南京，张学良就被软禁了。杨虎城1937年被迫辞职出国考察，七七事变后申请回国参战被驳回，1937年11月回到香港就被控制，之后被关了十二年。
1949年9月6日，蒋介石撤离大陆前命令特务把杨虎城一家诱到重庆歌乐山戴公祠杀害。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先进去，当场被杀。随后杨虎城遇害，女儿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宋振中全部遇难。
消息被封锁了。张学良在深山里与世隔绝，很久以后才从私下渠道得知了全部真相。
从那以后，他反反复复念叨一句话：“该处死的是我，不是杨虎城”。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客气话，是他心里真正认定了的事。
几十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又说了一遍：“对蒋先生，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杨虎城？该处死的是我才对。”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1990年张学良重获自由，第二年他去了美国。年过九十，他开始做一件事——把杨虎城从那段历史里拉出来，把属于杨虎城的东西还给他。
几十年来，外界一直把张学良当作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自己以前也这么说，他回答别人问话时讲过：“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
但到了九十年代，在接受张之丙姐妹访谈的时候，他把话翻了过来——“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他说杨虎城是主角，自己不过是名义上担着。
这不是推卸责任，他把责任揽回了自己身上——“当然由我负责任”。他只是想把杨虎城应得的历史地位还给他。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的作用比外界知道的要大，这个事实应该被说出来。
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访谈时，张学良说杨虎城对他相当好，他走开之后可以把命令权交给杨虎城，连自己的军队都可以交给他。这话从一个军人嘴里说出来，分量不轻。
张学良晚年多次接受采访，反反复复讲这件事。1993年，九十三岁的张学良接受台湾记者采访，又谈到了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绝对是他一手策划的，杨虎城是个好人。
有时候他说是自己主导，有时候说杨虎城是主角。看起来说法不一致，但仔细看就明白，他既想承担自己的责任，又想让杨虎城得到公正的评价。这两种想法不矛盾，他都得说出来。
杨虎城的孙子杨瀚后来去看过张学良。这位百岁老人对往事说得不多，但杨瀚后来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这个举动背后，不能说没有张学良晚年那些话的影响。
张学良用几十年时间，一点一点把杨虎城从历史的阴影里拉出来。他没有等到国民党正式给杨虎城平反，但他让更多人知道了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到底是什么位置、扮演了什么角色。
1990年他刚获得自由的时候，对记者说过一句话：“西安事变的主谋是我，老蒋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才对。”这话和1949年他在井上温泉反复念叨的那句“该处死的是我，不是杨虎城”，是一个意思。隔了四十多年，他还在说同一句话。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一个被关了半个多世纪，一个全家遇害。两个人的结局完全不同，但西安事变把他们绑在了一起，一辈子没分开。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讲出真相、把杨虎城推到前台，说到底，是在还一笔债。他觉得杨虎城替他担了不该担的东西，他得把欠下的还回去。
2001年，张学良在檀香山去世，活了一百零一岁。杨虎城遇害时五十六岁。两个人走的路不一样，但历史把他们放在了一起。张学良晚年拼尽全力做的那些事，就是想让后人知道，杨虎城不该被那样对待，也不该被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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