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的日头毒辣，晒得地里的玉米叶子卷了边，连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
我挑着两桶水走在田埂上，后背的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湿透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背心，裤腰湿了一圈，黏糊糊地贴在身上。
前面的婶子忽然停下来不走了，我赶紧稳住扁担，七八月的天晒得地皮发烫，她又生着病，我心里犯嘀咕，以为她头晕。
刚要开口问，她转过头来。
太阳晒得她满脸通红，额前的碎发被汗水粘在皮肤上，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我看得心里一阵发毛。
“婶子，你没事吧？”我放下水桶，往前走了两步。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身后那片沙沙作响的野草丛，眼神里闪过说不清的东西。
然后她说了句让我脑子“嗡”的一声炸开的话。
01
我叫肖国源，那年刚满十九，高考落榜回了村。
说起来也不算落榜，离分数线差了二十三分。
分数下来的那天晚上，我蹲在学校门口那条土路上，一直蹲到天黑，蚊子咬了一腿的包也没觉得痒。
通知书下来的那天晚上，爷爷肖德安坐在门槛上抽了半天旱烟，烟锅里一明一灭的，映着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
半天，他就说了句：“回来就回来吧，地里也缺人。”
我没吭声。
我知道爷爷不是说我不争气，他是不知道咋安慰人。
我爹妈走得早，是爷爷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的。
他这辈子就会干两样事：种地，和闭嘴。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
以前见了我还问问“考得咋样”，现在直接跳过，问我“今天去不去镇上翻地”。
我不怪他们，农村就这样，考上大学是本事，考不上就老老实实种地，天经地义。
我也没那么伤心，只是觉得对不住爷爷。
他供我读了十二年书，花了不少钱。
过了几天，村头的王婶来找我，说她娘家侄女嫁过来的那家寡妇，家里缺个挑水的，问我愿不愿意干。
“谁家？”
“孙翠芳，就是大柱家那个。”王婶压低声音，“人都说大柱媳妇性子软，不会争抢，现在男人没了，日子不好过。”
我想起来了。
肖大柱是村里在矿上干活的，三个月前塌方死了，留下个媳妇，三十出头，没儿没女。
我只在葬礼上远远见过她一面，穿着一身白孝服，跪在灵前，哭得直不起腰。
“一担一毛钱，一天两担，月底结账。”王婶说，“反正你小子闲着也是闲着，赚点零花钱。”
我答应了。那时候我没想过，这一答应，会把我这辈子都搭进去。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挑着桶去了孙翠芳家。
她家在村子最东头，三间土坯房，院墙是土夯的，有些地方裂了缝，院子里杂草长得老高，一看就好些日子没人打理。
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木门发出沉闷的声响。
“进来吧。”
声音不大，听着有点哑，像是哭过很久的那种沙哑。
我推门进去，院子里的景象比外面看着还乱。
一堆没劈完的柴横七竖八地堆在墙角，几盆花早就枯死了，只剩干巴巴的土和枯枝。
堂屋里光线很暗，一个瘦瘦的身影正蹲在灶台前生火，烟呛得她直咳嗽。
“婶子，我给你挑水来了。”
她站起来，转过身。
我把手里的扁担放下，打量了一眼这个女人。
孙翠芳比我想象的要年轻，看着也就三十出头，皮肤白净，五官端正。
但脸色很不好，蜡黄的，眼睛下面青了一片，像是好些日子没睡过整觉。
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有几缕散落在脸侧。
“麻烦你了。”她说，“水缸在后院。”
我点了点头，挑起空桶绕过堂屋，进到后院。
后院不大，靠墙长着一棵歪脖子枣树，下面一口大水缸。
缸里的水剩了个底，能看见缸底的青苔。
我打了水往回走的时候，余光忽然瞥见堂屋正中间的墙上挂着张大遗像。
是肖大柱，黑框白花，照片上的他穿着蓝色的工装，憨厚地笑着。
我脚步顿了一下，手里的水差点晃出来。
“怎么了？”孙翠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没事，没事。”我赶紧把水倒进缸里，“婶子，两毛钱一担，月底给就行。”
“两毛？”
“一毛，王婶说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从那件蓝布褂子的口袋里掏出两块钱递过来：“头一回，多给你点，算是谢礼。”她的眼神很诚恳，带着点小心翼翼。
我没接，退了一步：“多了不要，该多少是多少。规矩就是规矩。”
她看了我好一会儿，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慢慢把钱收回去了。那眼神不是看陌生人，是在琢磨什么，像在权衡。
就是那天，我看出来她不是那种好欺负的女人。她心里有主意，只是嘴上不说。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候已经在想，这个半大小子，靠不靠得住。
02
挑了半个月的水，我摸出了个规律。
孙翠芳从来不让我进堂屋，水挑到后院倒完就得走，连口水都不留我喝。
每次我去倒水的时候，总感觉她在后面看着我，那种目光让我后背发毛。
院子里的门也总关着，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动静。
有一回我到得早，才早上六点，她正蹲在灶台前揉面，手上全是湿漉漉的白面。看见我进来，冲我笑了笑，那个笑容有点疲惫：“今天来早了？”
“嗯，早起没事干。”我把水桶放下，偷偷瞟了一眼灶台旁边。
地上有几张碎纸片，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隐约露出半个字。
我多看了一眼，心里暗暗记下。
她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不自然地用手肘把纸片往灶台底下拨了拨。我没说什么，倒了水就走了。
出了门，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木门，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那天晚上，爷爷破天荒地跟我说话。他平时话少得可怜，一天到晚就在院子里劈柴，或者坐在屋檐下抽烟。可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跟前。
“国源，少去东头那家。”
我愣了一下：“为啥？”
爷爷吸了一口旱烟，烟雾里看不清他的表情：“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一个半大小子，整天往人家家里跑，不怕惹闲话？”
“我是给她挑水，赚钱的。”
“赚钱的事多了。”爷爷的声音不大，但很沉，“村里有些人的嘴，比刀子还利。你不在乎，可人家嫂子还要做人。”
我心里不痛快，但没顶嘴。爷爷说得没错，村里那些长舌妇的嘴有多毒，我从小就知道。
可没想到，闲话来得比我想的还快。
过了两天，我去地里给玉米追肥，扛着锄头刚到地头就碰上了谢秀华。
她是村里出了名的长舌妇，谁家有点什么事她都能翻来覆去地说上一年。
她正蹲在自家的地头拔草，看见我过来，眼睛一亮。
“哟，国源，又给你婶子挑水去了？”她扯着嗓门喊，故意让旁边地里的人听见。
“嗯。”我不想多理她，低着头往前走。
“挑得勤快啊，一天两趟，比给你爷爷挑的都勤。”她咯咯笑了两声，那声音像勺子刮锅底一样刺耳。
我停下手里的锄头，盯着她：“我爷爷自己有手。”
“哎哟，我这不是开个玩笑嘛。”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不过国源，我可提醒你，你婶子虽然守寡了，但到底是个女人。你一个没娶媳妇的大小伙子，老往她家跑，外头有人说话难听。我这嘴直，你别不爱听。”
我心里一阵发闷，手里的锄头柄握得咯吱响：“我挑水赚钱，谁爱说谁说。”
“啧啧。”谢秀华扭着腰走了，走出一段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浑身不自在。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炕席硌得后背疼，窗外蟋蟀叫得人心烦。
我知道她说的是闲话，可心里还是堵得慌。
我想起爷爷的话，想起孙翠芳那双疲惫的眼睛，又想起那几片碎纸。
第二天我去挑水的时候，把谢秀华说的话跟孙翠芳提了提。
她正在院子里晾衣服，是几件男人的旧衣裳，应该是肖大柱的。
听完我的话，她没什么反应，手上的动作也没停，把衣服抻平，挂在铁丝上：“她爱说就说吧，嘴长在她身上，我也拦不住。”
“婶子你不生气？”
“生气有啥用？”她把最后一件衣服挂上去，转过身看着我，“我男人死了，可我还活着。我得吃饭喝水过日子，总不能因为他死了，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一辈子。让人挑水怎么了？我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她说得云淡风轻，可我看得很清楚，她眼眶红了，捏着衣服的手微微发抖。
我低下头，没敢再看她的眼睛。
走的时候，我多看了一眼她家的窗户。堂屋的窗户上新加了把锁，一把明晃晃的挂锁。前几天还没有的。
出了院门，我回头看了一眼，透过虚掩的门缝，我看见孙翠芳站在院子里，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没回去问。
有些事，问了也白问。
03
六月二十一号。半夜。
我睡得迷迷糊糊，梦里正在高考考场上，卷子上的字像蚂蚁一样到处爬。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拍门声。
“咚咚咚！咚咚咚！”
“国源！国源！”
是女人的声音，急得都破了音，带着哭腔。
我一个翻身从炕上弹起来，膝盖磕在炕沿上，疼得我倒吸凉气。也顾不上疼，趿拉着鞋跑去开门。
月光底下站着孙翠芳，头发乱得像鸡窝，脸上全是汗，脸上皮肤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身上穿着件单薄的白衬衫，扣子扣错了位，下面穿着一条花睡裤。
她浑身发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扶着门框的手抖得厉害。
“婶子？咋了？”
“我、我发烧了，浑身疼得不行，”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国源，你……你能不能送我去镇上？”
我二话没说，回屋从柜子里翻出一件外套，又把手电筒和兜里仅有的二十五块钱揣上。爷爷听见动静，在里屋问了一句：“谁？”
“孙婶子，发烧了，我送她去镇上。”
爷爷沉默了几秒：“路上小心。”
“知道了。”
我推出院子里那辆破二八大杠，让孙翠芳坐在后座上。
她的身子很轻，几乎没有重量，抓着车座的手抖得像筛糠。
刚骑出村口，她的手就滑了一下，整个人往后仰。
我赶紧刹住车，回头一看，她已经昏昏沉沉的了。
“婶子，你靠着我，别松手。”
她没回答，只是把身子靠过来，整个人像一团没有骨头的肉，压在我背上。她的额头抵在我的后背上，烫得吓人，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那股滚烫。
月亮又亮又大，照得田埂子白花花的，像铺了层盐。
路上坑坑洼洼，车轱辘碾过碎石，颠得她抓着车座的手直抖。
有一次车轮陷进坑里，猛地震了一下，她差点掉下去，我赶紧腾出左手扶住她的胳膊。
到镇卫生所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两点了。
我把她从车上扶下来，她的腿软得像面条，站都站不住，整个人挂在我身上。
我架着她进了急诊室，值班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正在打瞌睡。
看见我们进来，推了推眼镜，拿出体温计。
“三十九度八，烧得不轻。”医生皱着眉头，“先打一针退烧的，再观察观察。”
打了针，孙翠芳的脸色慢慢好转了一些，嘴唇也有了一点血色。
她被安排在观察室的病床上，挂上了点滴。
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靠着墙，看着她输液管里一滴滴往下滴的药水。
困意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靠着墙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推我的肩膀。
我猛地惊醒，发现天已经蒙蒙亮了。孙翠芳站在我面前，脸色比昨晚好多了，头发也重新扎了，手里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水。
“国源，谢谢你。”她的声音还有点哑，但比昨晚有力气多了。
“没事，婶子你好了就行。”我揉了揉眼睛，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浑身骨头咯吱作响。
她坐在我旁边，隔了一个人的位置。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忽然开口了。
“国源，你觉得你大柱叔是咋死的？”
我愣了一下，那些睡意顿时消散了：“矿上塌方，不是都说过了吗？塌了半边井，埋了三个人。电视都播了。”
她没说话，低头看着杯里的水，热气升起来，模糊了她的脸。她的眼神很复杂，像在看很远的地方。
“那要是我告诉你，不是塌方呢？”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都僵住了。走廊里那个灯泡的灯光刺眼得很，照得她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婶子，你这话是啥意思？”
她摇摇头，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不存在的灰：“没啥，我烧糊涂了，说胡话。你当我没说。”
她转身回了病房，把门关上了。
我坐在走廊里，一直到天完全亮了，太阳从走廊另一头的窗户照进来。我心里翻来覆去地琢磨着她那句话。她不是会说胡话的人。她是在试探我。
可如果是假的，她为什么要说？如果是真的，她为什么又不敢说了？
我心里像揣了块石头，沉甸甸的。
04
过了两天，我去村子西头找王大爷借锄头。家里的锄头前两天锄地的时候锄刃崩了个口子，磨不动了。
王大爷叫王德厚，快七十了，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老矿工，在煤矿上干了三十多年。
后来得了矽肺，矿上就把他清退了，每个月给几百块钱的补贴。
他耳朵有点背，说话嗓门特别大，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跟他一样听不见似的。
我借了锄头要走，他叫住我，从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递过来一根。
“国源，你往东头那家跑得勤快啊。”他点上烟，吸了一口，烟雾遮住了他的表情。
“王婶让我帮忙挑水。”我把烟夹在耳朵上，没舍得抽。
“哦……”他点了点头，又抽了一口，慢悠悠地说，“大柱是个好孩子，可惜了。我和他一起干过三年活，那小子实诚，别人不干的活他干，从来不偷懒。”
“王大爷，大柱叔出事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愣了一下，烟卷差点从指间掉下来，赶紧又夹住了：“你问这个干啥？”
“我就想知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烟掐灭在鞋底上。夏日的风吹过玉米地，叶子哗啦啦地响。
“那天下井前，大柱本来不在名单上的。是临时被叫去顶班的。”
“顶班？谁的班？”
他摇摇头，把烟头扔在地上踩了一脚：“不知道。没人说。矿上的人嘴巴一个比一个严。”
“那谁叫他去的？”
“我大柱那个组长老刘。可老刘第二天就调走了，去了外省的矿。”王大爷压低声音，像是怕隔墙有耳，“我听人说，老刘走的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他上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九十年代的农村，桑塔纳可不是一般人坐得起的车。
“王大爷，那辆车上坐的是谁？”
“你别问了。”他把烟掐了，“有些事，知道多了不好。你爷爷这么多年不跟我说他以前的事，就是知道这个道理。国源，你还年轻，别把自己搭进去。”
他转身回屋了，留我一个人站在原地。
回到家，我翻出了爷爷的那个旧木箱子。
爷爷年轻的时候也在矿上干过几年，那是我妈还在世的时候听说的。
箱子里有几本泛黄的笔记本和一大卷绳子，还有几张矿上的老照片。
照片上的人都穿着蓝色的工装，脸被煤灰糊得看不清五官，只能看见一排白牙。
我一张一张地翻着，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夹在塑封膜里的一张小纸条掉了出来。
发黄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是铅笔写的，有些模糊了：“别查了，活着。”
是爷爷的笔迹。我认得那个字，爷爷写字喜欢把撇捺写得特别长，跟别人的不一样。
这张纸条不知道夹在照片后面多少年了，纸张都脆了。
我拿着纸条去找爷爷。
他正在院子里劈柴，光着膀子，后背全是汗，胳膊上的青筋暴起。
看见我手里的纸条，他手里的斧子停在了半空，然后慢慢放下来。
“翻我东西了？”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夏天的蝉鸣一声接着一声，吵得人耳朵疼。
最后他说了句：“国源，有些事你非得知道吗？”
“我得知道。大柱叔是我叔，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
他抬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担心，有挣扎，还有我看不懂的东西。他走到屋檐下坐下，掏出一根烟点上。
“大柱出事前三天，来找过我。”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被人攥住了：“他来找你干啥？”
“他说他发现矿上出事了。”爷爷的声音很低，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有人偷卖设备，那些设备都是从苏联进口的，值不少钱。而且不只是偷东西，他们还瞒报产量，做假账，骗国家的补贴。牵扯了镇上好几个干部。”
“他咋发现的？”
“他是下井的，平时跟那些设备打交道。他说他发现新下的设备跟账上对不上号，少了好几台大的。他偷偷查了查，发现那些设备被拉到外省卖掉了。还有，他还说看见有人半夜往矿上的办公室搬什么东西，像是账本。”
我张了张嘴，话卡在嗓子里。
“他问我说该怎么办。”爷爷的声音发抖了，“我说，别管。”
“你咋能这样？”我脱口而出，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爷爷没看我，低着头，声音很小：“我那时候想着，他还有媳妇，还有老娘，得罪了那些人，能有好果子吃？我怕他出事。”
“可他还是出事了。”
爷爷的身体抖了一下，手里的烟差点掉了：“他说‘知道了’，然后走了。三天后，他就死了。”
我站在原地，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从心尖一直凉到指尖。夏日的风吹过来，吹在身上却像寒冬腊月的风。
“爷爷，那天你去哪里了？”
爷爷掐了烟，慢慢地站起来，走进屋里，把门关上了。
我没去追。我知道他心里比我更难受。有些事，躲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躲不过去。
05
七月三号，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地里的玉米叶子都卷了边，知了在树上叫得有气无力。
我挑着两桶水走在田埂上，后背的汗把背心湿透了，黏糊糊地贴在身上。
孙翠芳走在前头，穿着一件碎花衬衫，袖子挽到了胳膊肘。
她走得很慢，时不时停下来喘口气。
我看得出来，她在发烧。
走到半路，她突然不走了，站在路中间。
我赶紧稳住扁担，以为她中暑了：“婶子？”
她转过身来。太阳晒得她整张脸都是红的，额前的碎发被汗水粘在皮肤上。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但没出声。
“婶子？”我又叫了一声，心提了起来。
“国源。”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要飘走，“你帮婶子一个忙。”
“你说。”我把水桶放下，往前走了两步。
她看了看身后。那片野草丛被风吹得沙沙响，时不时有蚂蚱从草里跳出来。她咬了咬嘴唇，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等婶子走了以后，把东屋炕洞里的一样东西拿出来。”
“什么东西？”
“一个帆布包。”
“你咋不自己拿？”我看了看四周，确认没有人。
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声音发着抖：“婶子走不了了。”
“为啥？”我急了，“大白天的，谁还能拦着你不成？”
“有人盯着我。”她的声音很小，小到我必须竖起耳朵才能听清，“我要是一大早背着那个包出门，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就会……”
她没说完，眼泪就掉下来了，滚烫的泪滴砸在干裂的土路上。
我手里的扁担差点砸在脚上。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
“婶子，到底出啥事了？大柱叔死的那天，是不是……”
她猛地抬起头，瞪大眼睛看着我：“你咋知道的？”
“村子里王大爷告诉我的。说我大柱叔是被人叫去顶班的，他之前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事。我爷爷也说了，大柱叔出事前来找过他。”
她愣住了，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
“婶子，你不知道？”
她摇了摇头，眼泪流得更凶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那个人，什么事都闷在心里，从来不跟我说。”她咬着嘴唇，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心里一阵酸涩。她连自己丈夫最后做的一切都不知道。
“国源，你愿意帮婶子吗？”
还没等我回答，她忽然一把握住我的胳膊。她的手很冰，冰得不正常，明明是大热天，她手上却一点温度都没有。
“别回头。”她压低声音，“郭超在后面的树丛里蹲着。”
我的后背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头皮发麻。身后那片野草丛，我刚才看了好几次，什么人都没看见。
“他跟着咱们一上午了，就是想抓咱俩的现行。”她的声音很冷静，冷静得像变了一个人，跟刚才哭的女人判若两人，“国源，我数三下，你把手里的扁担摔了，走。别管我。”
“那包呢？”
“演完这场戏，明天你还来。来的时候把你爷爷那件旧军衣穿上，外套里面垫着东西，把包藏在衣服里带出去。”
她的手更用力了，指甲掐进我胳膊的肉里，生疼。
“一、二、三——”
我一咬牙，把扁担摔在地上，转身大步往回走。
身后传来她的声音：“你走！你走了就别再来了！”
声音很大，喊给后面的人听的。
我走出十几步，忍住没回头。
06
那天晚上，爷爷一直坐在屋檐下，抽了一整晚的烟。
我没去打扰他，自己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白天的事，孙翠芳的手，她说的话，还有那片沙沙作响的野草丛。
后背上汗出了一层又一层，炕席黏在背上，难受得要命。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
爷爷已经不在了，灶台上放着两个馍馍和一碗咸菜。
我吃了几口，穿上爷爷那件旧军衣。
衣服又大又重，灰色的，左边袖口破了个洞，上面还沾着几块机油印子。
我找了一根布条把腰带紧了紧，确保外面看不出来里面能藏东西。
出了门，天刚蒙蒙亮，村子还笼罩在晨雾里。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几只公鸡在打鸣。
我到了孙翠芳家门口，门虚掩着。我推开门走进去，她已经在屋里等着了。
她的眼睛红红的，肿得跟核桃似的，一看就是一整夜没睡。看见我穿着旧军衣进来，她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直接带我进了东屋。
东屋不大，一张木板床，一个老式的木头衣柜，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旧报纸。她走到床边，掀开铺在床上的席子，露出了土炕的炕面。
“就在里面。”她指着炕沿底下，“你伸手进去，摸到一个帆布包。”
我蹲下来，把手伸进炕洞里。
里面的灰很厚，手指碰到一层黏糊糊的东西。
我心里一阵反胃，但没有缩手。
手指继续往深处探，摸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
是一个帆布包。
我把它拿出来，包不大，但是有点沉，里面装满了东西，形状像是文件或者本子。
“就是这个？”
她点了点头，眼泪又掉下来了。
我把包塞进衣服里面，贴在肚子上，又把腰带紧了紧。那块冰冰凉凉的帆布贴着皮肤，像一块冰。从外面看，只能看见肚子稍微鼓了一点，不明显。
“婶子，我先走了。”
“嗯。”她擦了擦眼泪，“国源，小心点。”
我出了门，刚走到巷子口，就看见郭超蹲在墙根底下，手里夹着一根烟。看见我出来，他站起来，目光上下打量着我，像在找漏洞。
我心跳得厉害，手指在掌心掐出血印来，但脸上维持着平静。
“哟，国源，又挑水去了？”他笑着问，那笑容让我后背一紧。
“嗯，挑完了。”我说。
“今天没挑桶啊？”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空空的双手。刚才走得急，忘了带桶。
“婶子说今天不用挑了，她亲戚来。”我随口扯了个谎。
郭超笑了笑，弹了弹烟灰：“那行，走吧。”
我点了点头，从他身边走过去。
走出那条巷子的时候，我后背的衣服已经被汗湿透了，那条旧军衣贴在身上，沉甸甸的。
帆布包也贴着肚子，冰得我胃都缩起来了。
我从巷子出来，没回家，直接拐上了去镇上的路。我知道，这东西在我身上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郭超盯了我那么久，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到了镇上，我没去派出所。不是不想，是不敢。肖大柱留下的东西，牵扯的人里面有没有派出所的人，我不知道。
我去了邮局，用一个假名字，把包寄到了省城的报社。寄件地址写的是我们村，收件人是报社的一个记者。
寄完东西，我站在邮局门口，腿软得站不住。
我把信寄出去了，接下来就看老天的了。我把东西寄出去了，接下来就看老天爷的了。
07
东西寄出去以后的日子并不平静。
一个星期后，镇上果然有人来了。
来的人没穿制服，是几个穿白衬衫的干部，坐着吉普车进村的。
他们直接去了孙翠芳家，关着门说了几个小时的话。
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知道他们走的时候，孙翠芳站在门口，脸色很平静。白衬衫们的脸色却不怎么好看，上车的时候谁也不说话。
当天晚上，郭超的媳妇刘茹跑到孙翠芳家门口，又哭又骂，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害我男人被抓进去了，你还有脸活着！”
村里人围了一大圈，没人上去拉架。
孙翠芳没出来。屋里灯亮着，但是门关得死死的。
谢秀华在人群里嗑着瓜子，对旁边的人说：“我就说嘛，那寡妇就不是省油的灯。你们看，搞出事来了吧？”
有人应和：“可不是嘛，她男人死了才多久啊，就折腾出这么多事。”
有人小声说：“可我听说郭超偷矿上东西了，被抓是活该。”
谢秀华“呸”了一口：“谁知道是不是冤枉的？那寡妇有证据吗？”
我在人群外面站着，听着这些话，气得浑身发抖。可是我不敢说什么。我要是替孙翠芳说话，这些人的唾沫星子能把我也淹了。
散了场以后，我绕到孙翠芳家后墙，在她窗户根底下敲了三下。
窗户慢慢推开一条缝，露出孙翠芳的半张脸。
“婶子，你没事吧？”
“没事。”她的声音很平静，“他们就是来找我谈话的。让我别乱说。”
“那个包的……”
“我知道。”她打断我，“那包不是寄出去了吗？那就够了。”
“可是……”
“国源，你回去吧。这几天别来找我了，让人看见不好。”
她把窗户关了。
我站在她家后墙根底下，心里很不是滋味。
三天后，省城来了一辆车。是两个穿夹克的，一个戴眼镜，一个剃平头。
他们是来找我的。
“你是不是寄了一个包到报社？”
我心跳加速，但嘴上不露怯：“不知道你说的是啥。”
“小伙子，别怕。”戴眼镜的说，“我们是帮忙的。那个包我们收到了，里面的东西，是真的。”
我愣在原地。
“我们现在需要你协助我们调查。你愿意吗？”
我看了看远处孙翠芳家的屋顶，又看了看这两个陌生的男人。
“我只有一个条件。”
“你说。”
“别让孙婶子再受委屈了。”
平头沉默了一下：“我们尽力。”
我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我跟他们去了镇上。路上经过村子，不少人都看见了。
谢秀华站在自家门口，张大嘴巴看着我，手里的瓜子掉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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