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营地遭滋扰：经贸深度绑定下，透视中蒙之间的现实心结|中企营地|中蒙|忽必烈|沙俄|蒙古国

近日，蒙古国部分人员闯入中国企业营地、破坏设施并殴打中方人员的消息，引发关注。无论此事因何而起，都会让人感受到外蒙人对我们缺少善意。为什么一个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外交上又把中国视为重要邻国的国家，总有一些人对中国抱有强烈戒备甚至敌意？答案，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寻找。

一、脱华独立的外蒙古

蒙古国与中国的关系，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数千年来长期交往，战争、融合与贸易交织不断，蒙古的历史曾与中国绑定，后来脱华独立，但在部分中国人眼中，仍是和内蒙古对应的“外蒙古”。

13世纪，蒙古人建立大蒙古国，忽必烈建立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清朝统一蒙古地区后，外蒙古长期处于清朝统治体系之内。1911年清朝灭亡，外蒙古在沙俄支持宣布“独立”，但中国政府并未承认。1915年《恰克图协定》后，外蒙古获得自治地位，仍保留与中国的政治联系。

1919年，北洋政府趁俄国革命、沙俄势力衰退之机，派徐树铮率军进入库伦，取消外蒙古自治，试图恢复中国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这成为近代中国收回外蒙古的一次重要尝试。然而很快，俄国白军将领恩琴率军进入蒙古，驱逐中国军队；随后苏俄红军进入外蒙古，扶植蒙古革命政权。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外蒙古由此彻底脱离中国政治体系，成为苏联在远东的重要战略屏障。

1945年，在苏联对日作战的大背景下，国民政府同意通过公民投票等方式解决外蒙古问题；1946年，民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建交，也延续了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的承认。此后几十年，蒙古成为苏联牵制中国的重要战略前沿，大量苏军长期驻扎，中国北方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蒙古曾长期以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国”的身份全力倒向苏联，自视生活方式及社会制度优于中国，与此同时，蒙古民间中一直存在“大蒙古”想象，少数极端主义者甚至把包括中国内蒙古在内的蒙古族地区视为所谓“未完成统一”的民族空间，这就造成了今天部分蒙古人对中国的复杂心理。

二、想你的钱，厌你的人

1949年10月16日，新中国和蒙古国建交；1962年12月26日签订了边界条约。目前，两国无边界纠纷，虽然在谈及历史时对重叠部分描述各异，但对对方均无领土要求。蒙古地广人稀，经济上离不开中国，但又对中国抱有戒心。

这种矛盾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却是内陆国家，煤炭、铜矿等资源需要通过中国市场和运输通道才能大规模出口。中国长期是蒙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关系到蒙古矿业和出口收入。蒙古需要中国的市场、铁路、口岸和投资，中国也需要蒙古的能源和矿产，双方事实上形成了高度紧密的经济联系。

可是，经济依赖并不会自动产生政治信任。部分蒙古民族主义者恰恰把这种依赖理解成一种威胁，认为中国企业参与资源开发是在“掠夺”蒙古的资源，中国人员增加是在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再加上蒙古国长期奉行“第三邻国”政策，希望借助美国、日本、韩国及欧洲国家平衡中俄影响，这种现实依赖与政治心理之间便形成了明显落差，即需要中国，却又害怕过度依赖中国；希望中国市场，却又担心中国影响力扩大。

多数蒙古人都知道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也愿意同中国做生意，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中国充满敌意，看到中国人张口闭口都是“胡扎”（хужаа，即奸商），甚至对中国游客当街骚扰、辱骂、殴打。至于破坏中国企业营地、攻击中方人员，也并不少见。这显然有悖于我国倡导的睦邻友好理念。

三、面对恶行，不能只讲“友好”

蒙古过去高度依赖苏联，苏联对华强硬，蒙古也跟着强硬，而我国在反苏修的同时，也反蒙修。所以，过去的中蒙关系可想而知。苏联解体后，蒙古失去“金主”和“保护神”，非但不与南北两个邻国搞好关系，还一边“去俄”，一边“排中”，可谓“又穷又硬”。

中国长期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与邻为善，中蒙关系要长期发展，在蒙古合法经营的中国企业和工作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必须得到保障。蒙古国希望扩大对华贸易、吸引中国投资，就必须提供稳定、公平、安全的经营环境。
不能一方面在政府层面强调中蒙友好，另一方面到了地方却任由极端民族主义者骚扰甚至攻击中国企业和个人。对于侵害中国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多管齐下，依法从快处理；对于屡教不改的恶人，我国也应有所作为，该敲打就要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