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权在提升，中国电影可以不再遮遮掩掩了”|中国电影|卓别林|好莱坞|汪海林|社交平台账号|话语权

【对话/新潮观鱼阮佳琪】

“看谁都像恐怖分子。没你们（美军），哪儿来的恐怖分子。”《欢迎来龙餐馆》（下文简称为《龙餐馆》）里，主角徐福对着美国军官骂骂咧咧的这句台词，是整部影片最接近“表态”的一句话，让不少“苦好莱坞叙事久矣”的观众眼前一亮。

这句台词，同样让知名编剧、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汪海林印象深刻。他告诉新潮观鱼，在此之前，国产电影还从未如此直白地将中东乱象的根源指向美国霸权。

“在中东问题的表达上，这部电影说得比较清楚，也比较明确。比如说，（批评）美国的霸权，这个态度很明确，也是影片很重要的一个亮点。”他说。

要理解这句台词的分量，得先从影片的故事说起。2002年，东北厨师徐福（沈腾饰）为偿还债务远赴中东，与前台经理马俊生（蒋奇明饰）在战火边缘撑起一间中餐厅，一人在灶台前颠勺，一人在厅堂里张罗，凭着地道的中国味道招揽四方食客。

但随着枪炮声越来越近，原本只想自保、甚至一度借着战争大赚特赚的徐福，在目睹战争的残酷与无辜儿童的苦难后，内心逐渐松动，转而庇护那些无家可归的战争孤儿，在硝烟弥漫的异乡，用一餐餐热饭守住人性底线。

这是国产电影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中东战场，也是第一次用中国普通人的眼睛去看待战争与和平。它用一口锅讲好中国叙事：乱世之中，好好吃饭，别糟蹋粮食，别祸害孩子。

上映不到两周，《龙餐馆》票房已破11亿，豆瓣评分升至8.6，社交媒体上更是好评如潮。这部原本低调空降暑期档尾声的影片，硬是凭口碑炸出了新一轮观影热潮。

影片所展现的战争仇恨链条中，有人为马俊生之死落泪，有人为“黑化”的老扎叹息，有人为那些被骗去当“人肉炸弹”的儿童愤怒难平，也有人觉得影片对美军暴行的揭露应该更为露骨。

在汪海林看来，更鲜明的表态或许并非《龙餐馆》的核心诉求，影片的目光始终是落在平民百姓身上，讲的是“好好吃饭”的心声。这既是角色最朴素的愿望，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生存哲学。

路演现场，导演文牧野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曾谈到，美食只是影片的外壳，真正的内核是战火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他想借一个中国厨师的异乡故事，去看见战争对每一个平凡个体的伤害，把叙事的重量交给小人物的命运选择。战争或许有太多无解，人或许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但可以选择一件事——好好吃饭”。

汪海林对新潮观鱼表示，影片对于战争深层原因的探讨，实际上与当下中国在国际争端中的总体态度是一致的。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近年来正在一些国际事务上拿出越来越明确的态度，真正去参与调解和解决国际纠纷。这需要一个过程，文艺作品亦是如此。

显而易见的是，《龙餐馆》已经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他觉得，相比过去那些停留在概念层面的和平主义作品，这部影片亮出了清晰的态度，敢于“明牌”抨击美国霸权主义，这种直白本身就是一次突破。

当然，文艺作品往往立场越鲜明越有力量，深刻性也会随之提升。如果说还能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地方，他认为，影片的情绪高潮还可以再推一把，“第三幕的情绪在往下走，马俊生之死是一个悲情时刻，的确能打动人，但我们如何振作起来？如何往前走？”

影片结尾，孩子们的逃脱也建立在一次偶然之上，而非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观众积攒了整场的愤怒与悲悯，到最后没等来一个宣泄时刻。

“这是它可惜的地方。”汪海林说，作为一部商业类型片，《龙餐馆》如果最后能够把“善战胜恶、和平战胜霸权”的胜利感再推高一些，“票房成绩一定会更漂亮。”

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对徐福的塑造，并未滑向简单的英雄主义。在好莱坞长期主导战争叙事话语权的背景下，《龙餐馆》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叙事的中东表达，让许多观众的讨论，包括不少海外网友在内，没有停留于剧情本身，而延伸至一个更根本的追问：“战争该由谁来讲、怎么讲？”

汪海林表示，《龙餐馆》的经验表明，摆脱西方视角、建立独属于中国的叙事，正是其价值所在，“中国电影未来应当坚持这一点，做好中国表达和中国立场的输出，不要遮遮掩掩，态度可以更加鲜明”，《龙餐馆》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也提供了以中国视角讲述世界故事的一条可循路径。

在故事之外，汪海林与新潮观鱼聊到了这部电影“不同寻常”的宣发节奏。8月6日宣布定档，8月8日开启超前点映，8月11日正式公映——《龙餐馆》用不到一周时间，走完了一部头部商业大片通常需要一至两个月的宣发周期。

如此“极限定档”在业内并不常见，影评人关雅荻更将这种临近上映才定档、预告片也不露核心剧情的做法，总结为“自我保护式宣发”。

汪海林对此深有同感。他透露，现在整个行业宣发期都在缩短，“现在舆情风险是最大的风险，片子还没上，问题就纷至沓来”，所以片方拿到公映通知便第一时间定档上映，生怕夜长梦多。

但这种“自保”逻辑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创作。“有更鲜明的表达，反对声音也会更强烈，所以创作者不得不把鲜明立场隐藏起来，变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立场，”他对此很遗憾，“我们已经越来越难看到更鲜明的表达了。”

以下为对话实录：

新潮观鱼：汪老师您好，想问下您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第一感受是什么？这部电影最打动您的地方在哪里？

汪海林：我觉得还是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吧。就是对中东的表达，在观念上，各方面做得比较准确。因为我们以前对这些问题，态度太暧昧了，老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和平主义观念。但这部影片说得比较清楚，也比较明确。比如说，美国的霸权，（主角说）“你要是不来这儿，恐怖分子就不会出现。”这个态度很明确，我觉得这是影片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再一个，这里面的处境，又跟我们中国人挺像的。我们是一个中立者，我们去那儿，想法很简单，就是好好吃饭、好好过日子，谁也不想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心态，对吧？但即使是这样的观念，在那样的环境里，你也生存不下来。

它讲的就是，乱世之中，想要保全自己、保全生命财产，其实非常难。所以很多人看完以后，更觉得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的，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对比的感受。

新潮观鱼：观影后您多次赞赏蒋奇明的演技，并预测沈腾明年可能将包揽一系列表演奖。在您看来，这两位演员究竟做到了哪些突破？

汪海林：整个影片里边，沈腾和蒋奇明的表演是非常打动人的，都达到了他俩表演的高峰。

尤其是沈腾。以前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喜剧演员，以前我说他是靠才华在表演，他很轻松地去完成他的角色。这次看得出来，是他沉下来了，从人物出发，而不是只要一个即时的表演效果好，他不追求那个。这次包括造型、表演风格，整个各方面都上了一个大台阶。我认为明年一系列的奖项都应该给到他。

蒋奇明的表演也是。我们以前一直知道他是一个好演员，这次表演看出来，他是下一个“大演员”，沈腾已经是个大演员了。

蒋奇明作为一个年轻演员，角色一个一个积累下来。现在可以看到，在年轻这一波演员里，对比下来，他对人物的把握非常到位，而且他的准备很充分，他知道该准备什么。我看到相关报道，说他进行了四个月的准备，主要是语言上的准备，就是阿拉伯语。

他是体验派训练体系下的演员，非常规范。科班出身的演员是什么样，他就是典型的代表。他有表演方法，体验派的东西，他要进入到人物里，把阿拉伯语变成他生活状态的一部分，不能现场背词，而要变成习惯性脱口而出的感觉。这需要刻苦练习，先进入人物。技术上的准备要全部做好，然后才谈得上作为一个艺术家怎么处理这个人物。

我注意到很多年轻演员，也说能吃苦、能好好做准备，但其实方法都不对。蒋奇明这个方法是对的。他把所有这些东西作为前提先准备好，不是作为表演的最终目的，而是作为基本手段。基本的东西先解决，下面才是表演的问题。

很多年轻演员，举个例子。比如骑摩托车出场，停下来，把头盔一摘。那是两个镜头，分切的，不是演员自己骑的。就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不能练呢？作为演员，为什么不能一镜到底，骑到那儿、自己停车、摘头盔，全部自己完成？还有像打台球的戏，也是切了一个镜头，球入袋了。你能不能练一下一杆入袋？找个教练练一下就行。年轻演员是不是靠拍摄技巧来规避这些东西？

还有的演员说不了方言，戏里其他人都能说，为什么只有你不说？是觉得掌握不了吗？这些就是最基本的东西，像蒋奇明那样，先准备好。基本功先解决，然后才谈表演。

在这两位演员身上，我觉得能看到很多东西，也给年轻演员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新潮观鱼：这部影片引发了一个挺有趣的现象，有人说“美军写得太少”，有人说“极端分子写得太重”。您怎么看待这些讨论？

汪海林：我也关注到了这部影片引起了不同的争论。有人认为它是“战狼”式的电影，认为中东乱象的根源在美国，一切都怪美国；也有人认为它表现得不够充分，写了太多恐怖分子的表现，对美军的暴行揭露得不够。

这也是这部影片产生这么多话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一部影片如果没有任何争论，话题性可能真就不够。这部影片一直处在热度当中，跟这种争论也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这跟创作者的表达有关，他力争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这样两边都会对他有意见，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我觉得，表达一个更鲜明的态度，可能不是这部影片的诉求。它有自己的目标，就是讲平民老百姓的诉求，讲好好吃饭的心声，讲中国人的生存哲学。

不过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和平观念有些抽象，这是一种对和平的祈祷。我认为，和平是祈祷不来的，还是要通过斗争换和平。妥协和祈祷，换不来和平。但可能下一部电影会拍到那个层面吧。

现在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祈祷和平，祈祷和平本身没有错。在这部影片中，我认为，创作者已经在力争回避争论，（比如）那些关于战争更深刻的原因，他有意识地回避了，这跟中国目前在国际争端中的对外表态是有关的，基本上是一体的。相对来说，我们不愿意参与到国际纠纷当中，都是以和为贵，谈一些相对抽象的和平概念，不愿意卷入具体的矛盾，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我觉得，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更加自信，我们后面可能会在一些国际事务上拿出自己的态度，真正去调解和解决一些国际纠纷。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外交层面已经在这样做了，逐步在这样做。我们现在态度也越来越鲜明了，这一定有一个过程。

我们也主动地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从保持中立到走向负责任，是有一个过程的，体现在文艺作品上，也会有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已经比原来要好，已经有了是非判断，（指出）霸权主义是不对的，这说得已经很清楚了，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进步。

新潮观鱼：看到您发的影评中谈到一个比较，《卡萨布兰卡》用《马赛曲》作为情绪出口，旗帜鲜明地反法西斯；相比之下，《龙餐馆》在立场表达上显得有些暧昧，而这种暧昧会影响它的深刻性。评论区有观众认为，二战是已经历史定性的叙事，创作者可以毫无负担地找到那个情绪高点，但今天的中东依然没有答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汪海林：《卡萨布兰卡》是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大概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刚刚参战（新潮观鱼注：影片于1942年拍摄，次年在美上映）。当然，参战前和参战中是不同的，参战前可能会保持相对中立。

但我们看到像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是在参战前拍的，政治态度非常鲜明。所以我认为，文艺作品很多时候越鲜明越有力量，深刻性也会更好。（新潮观鱼注：《大独裁者》是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刚开拍时，二战尚未在欧洲爆发，很多人担心影片会惹恼希特勒，卓别林收到了政府层面的警告，以及大量来自民间的恐吓。）

我认为《龙餐馆》实际上缺少一个情感和情绪的高潮。我提到《马赛曲》段落的比喻，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作为电影来说，第三幕的情绪在往下走。第三幕的重要高潮是蒋奇明饰演的角色的死，那是一个悲情时刻，能打动人心。但是呢，我们要如何振作起来？如何往前走？包括我们的和平观念，最后是不是要赢？我没有感觉到太强烈的“我们赢了”的感觉。

作为一个商业类型片，它最后其实缺了一口气。我们真正要看到的是善战胜恶，是和平战胜霸权，是要这样的东西，但现在还不够。影片最后，孩子们的逃脱，它建立在一个偶然性上，导致整个真正的情感高潮没有出来。

这是它可惜的地方。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更好，这部影片应该会有更高的票房。

新潮观鱼：龙餐馆本身在叙事上保持着一种“中立”的姿态，但另一方面，主创似乎也在不断地审视这种中立。比如抓走徐福的美军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的合伙人成了恐怖分子，你的朋友死于恐怖袭击，你还觉得战争和你无关吗？”这句台词似乎被质问的不只是徐福，也包括银幕前的观众。您在观影时有类似的感受吗？

汪海林：是的，实际上他是逼你表态、逼你站边。这个话只是片中一个角色的提问，但他做了回答吗？我认为回答得不够。

徐福用行为做出了回答，就是去救了那些孩子，但这个回答是从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的。实际上他没有回答关于美军、关于战争性质的终极提问。他只是用人的基本良知做了该做的事，而且也鼓足勇气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英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但对他来说，他不得不这么做。这也算做出了他的回答，但他对这场战争根本就看不清，作为一个小民，他无法判断，没有这个能力。

这部影片实际上就在讲这个，像这样的小民卷入战争，能自保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能做出救孩子这样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能力范畴。但你要问我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与它无关？它当然与我有关，但为什么与我有关？战争为什么发生？影片中的徐福到最后也没弄明白。

这是这部影片在认识价值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影片的认知等同于徐福的认知了。编导者应该有高于徐福的认知能力，但他选择了只用徐福的视角讲述故事，并没有给出一个超越徐福视角的答案。从叙事学角度讲，紧紧抓住徐福视角来讲述，最后以徐福视角结束，没有问题。但对一个文艺作品来说，举个例子，不能仅仅以阿Q的视角来总结阿Q的故事，一定是由鲁迅的视角来总结。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观众不满足，也在这里。

新潮观鱼：所以有不少观众看完后说，好像总觉得胸口憋了一口气没出去。

汪海林：对，就是这个问题。既然谈论它，就要把它谈透。这个片子的问题就是没有谈透。它已经谈了，已经几乎接近核心问题了，但没谈透。或者说创作者已经比较清楚了，但他收了。

新潮观鱼：片中的中餐在战乱中不光是谋生手段，更是一种情感纽带和秩序象征。包括影片结尾徐福逃难途中，依然正正经经给孩子们做了一顿烩饭，这似乎比喊口号更容易跨越文化壁垒，完成中国价值观的“柔性输出”？

汪海林：中国价值观融入在这里面是比较自然的，也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就是我不说别的，就说吃饭更重要，民以食为天，你说的那些东西都不如这个重要。而且它整个落在了一个最基本的人的立场上，就是孩子。不管怎么样，孩子是无罪的，普通人就是要好好过日子。我觉得这些点是有说服力的，这部影片抓住这些点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挺好。

新潮观鱼：我们刚刚聊到这部电影是否给出了一个终极回答。其实影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置：龙餐馆在战火中成了一个奇特的“共存空间”，徐福既收留中东孤儿，也给外国士兵卖酒，不同立场的人在这里短暂地和平共处。相比于西方叙事中常见的二元对立，《龙餐馆》是否提供了一种更具东方哲学色彩的“共生”方案？

汪海林：当然是，但这是一种回避矛盾的共生方案。因为徐福没有介入到是非评判当中，他只是给人做饭。我不在意你这个军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我都不在意，只要你要来吃饭，我就做给你吃，他是服务者的一个心态，这个本身作为服务者是没有问题。

但对于创作者来讲，他其实有一定问题。因为“吃饭”和“吃饭”不是一回事，因为有些人就吃不上饭。影片也讲到了，在战争中，就只有他们这个地方可以吃得上饭。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电和水，他们有特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吃上饭，而在外面的孩子根本就吃不上饭。这个东西他其实也写到了，但没有展开写。

所以仅仅靠吃饭本身来弥合这个矛盾（是很难的），有些矛盾是不可弥合的，他只是处在一个梦中花、水中倒影，最后这也破灭了。徐福想我只是提供饭食，这个事就没有惹到任何人，这总可以吧，但实际上他仍然是维系不下去的。逃避是非的判断，逃避对错的判断，我都逃避，我能不能自保？不能。这个影片其实已经说到了，是做不到的。

新潮观鱼：您之前转发了影评人关雅荻的一条分析，他把《龙餐馆》临近上映才定档、预告片不露核心剧情的做法，总结为“自我保护式宣发”。您转发的时候是不是也认同这个判断？

汪海林：是的，现在整个行业普遍是宣发期在缩短。因为宣发期长意味着风险增加，舆情风险是宣发中最大的风险。只要在宣发一个重要的影片，宣发前后，关于影片本身的问题、内容的问题和主创的各种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就纷至沓来。已经不是一类片子这样，多次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现在的做法就是缩短宣发周期，尽快上映。这是面对目前舆情危机的一种普遍做法，也是很无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