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参考消息》近日刊发文章《未受审判的罪恶——揭秘731部队成员战后逃脱惩罚真相》。全文如下：
历史上幽暗的角落，终会被真相照亮。
今年6月以来，两部关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的专题纪录片在海外相继播出，引发国际关注。
6月8日，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推出英文纪录片《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7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了深度专题片《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在纪录片镜头下，一组于日本静冈县旧书店偶然发现的200余张历史原片首次被公之于众。
照片中，年轻的队员在显微镜前聚精会神；军医微笑着为当地儿童进行所谓的“体检”；军医与家属在宿舍大院举办运动会、在盂兰盆节欢快起舞……这些充满欺骗性“日常感”的画面，掩盖的却是至少3000人无辜遭受杀害或虐待的惨剧。结合对731部队少年兵须永鬼久太、清水英男等幸存原队员的实地采访，纪录片再次撕开了这支反人类“恶魔部队”的冰山一角。
然而，纪录片上映后，更为沉重的历史追问依然悬而未决：这些面带微笑、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医学精英”，究竟如何在战败后全身而退？
带着追问，本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731部队问题研究专家杨彦君。基于最新发掘的绝密档案、军人日记与解密卷宗，杨彦君教授深入剖析了731部队战后集体逃脱审判、隐秘寄生并窃取日本国家社会权柄的残酷真相。
“细菌战报告”成“学术成果”
“纪录片中零星的照片背后，隐藏着庞大的杀戮体系。”杨彦君指出，近年来在日本发掘的1945年绝密档案《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成为揭开真相的核心史料。这份官方名簿清晰记载了多达3497名成员的详细身份信息，证实731部队不仅拥有哈尔滨本部，更下设牡丹江、孙吴、林口、海拉尔和大连五个大型支部，编配了从基础研究到细菌制造的八大核心部门，构成了一张庞大严密的国家细菌战网络。
在档案深处，日本顶尖学府公然参与反人类犯罪的铁证浮出水面。官方通信密档显示，731部队的核心研究员绝大多数并非军人，而是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名校的医学精英。
这些大学堪称731部队的“学术后院”，譬如不少京都大学的医学名师在明知该部队正在中国东北进行违背国际法的残忍活体实验时，非但不予制止，反而将其视为“科研机遇”。他们以“深造”为名，主动将门下的研究生输送至此，踩着中、苏、朝等国无辜平民的尸骨，去攫取一名有良知的人绝难取得的人体实验数据。
“生化武器杀人有多快？”堂而皇之成为“学者”的“学术成果”。日本学者发现的原731部队少佐军医金子顺一的论文《PX效果略算法》便是极度残忍的直接证据。PX即鼠疫跳蚤，这篇论文详细记录了1940年至1942年间对中国宁波、常德等地空投鼠疫跳蚤的数量及致死人数，并用复杂的数学模型精确计算杀伤效能。令人愤慨的是，金子顺一竟凭此类“细菌战报告”，于1949年获得了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不仅如此，大批731部队军医将使用活人得来的解剖与毒气实验数据，在论文中伪装成“满洲猿猴”或“传染病原发病例”，公然发表在《日本微生物学会杂志》《日本传染病学会杂志》《军医团杂志》等权威期刊上，借此换取学术地位与加官晋爵。
国家机器主导“系统性洗白”
1945年8月，随着日本战败投降，731部队解散。然而，这群罪恶滔天的医学战犯不仅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审判，更在战后安然回归日本社会。杨彦君教授通过挖掘战败前后的军政密令档案揭示，正是日本国家机器主导的“系统性洗白”，帮助这群战犯完成了罪责的掩盖与身份的转换。
据杨彦君考证，8月9日，日本关东军调动独立混成一三一旅团石原工兵大队约200人，动用整整一卡车的炸药，首先爆破了特设监狱与细菌实验室，随后又炸毁了本部大楼及冻伤、病毒、结核菌等多个实验室。大队长石原勇在战后供述：“首先炸毁的是收容‘马路大’的建筑物，那个时候，里面的人已经被杀害，（尸体）扔在松花江里了。”
8月14日，731部队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哈尔滨平房基地，其余五个支部也在最大限度毁灭证据后溃逃。实际上，在天皇宣布投降前一周，731部队就开始转移或销毁人体实验与细菌战的核心机密，而这些血迹斑斑的绝密资料，最终沦为原731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向时任美国驻日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换取“战犯豁免”的交易筹码。
逃回日本本土后，这群刽子手脱下军装，摇身一变以“无罪”的医生和学者的身份重返社会。杨彦君指出，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恶劣的“共谋”角色，在其庇护下，731部队的反人类罪犯不仅逃脱了法律制裁，更在日本政、医、学、产各界“心照不宣”的纵容下，凭借所谓的“医学成就”迅速掌控了战后高校、药企与医疗机构的核心权柄。
医学战犯战后窃居高位
脱下沾满鲜血的旧军服，逃脱战后审判的“白衣恶魔”们，不仅未受惩处，反而迎来了令人窒息的“华丽转身”。杨彦君的研究揭示，这批核心战犯凭借带回日本的残忍实验数据与盘根错节的“校友网络”，长期在战后日本社会窃居高位。
翔实的任职档案与考证数据显示，战后有数十名原731部队将校级军医，走上了战后日本顶尖高校、科研机构与自卫队卫生系统的高位。比如，草味正夫（原军医大佐）出任昭和药科大学校长，吉村寿人（原陆军技师）出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
以主导冻伤实验的吉村寿人为例，他曾用101名“苦力”进行残酷的冻伤对比实验。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其署名的《关于皮肤血管在严寒条件下的反应研究》一文中，完整记载了将出生仅三天的婴儿作为受试者，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耐寒性测试。
“这段残忍的实验过程在别处无从查考，仅留下冰冷的论文数据。1982年这一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吉村寿人仍然矢口否认。”杨彦君说，这样一个泯灭人性的刽子手，战后竟历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日本生物气象学会会长，晚年甚至获颁日本政府“三等旭日勋章”。
与此同时，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内藤良一等一批原731部队核心成员，深度插手战后日本国家卫生与防疫体系的重建。他们沆瀣一气，结成庞大且排外的“731派系”，垄断医疗资源与决策权。这种权力的“近亲繁殖”，直接导致日本主流医学界对这段反人类黑历史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集体沉默”。
至今未真正反思反人类犯罪
最令国际舆论和学术界感到愤慨的是，这群在战后安享高官厚禄的“白衣恶魔”，在漫长的余生中竟从未对自己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表露过一丝忏悔。
实地调查与文献检索证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在社会上重新站稳脚跟，这批日本医学官僚便彻底抛弃了当初的“封口令”。他们公然结成“精魂会”“房友会”“波空会”等地下战友组织，定期在东京、京都、大阪等地集会，甚至创办《房友杂志》一刊，以交流“战友情”、回忆从军时光。
杨彦君指出，东京都多磨陵园的档案揭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细节：他们暗中出资，在多磨陵园等地竖立了造型奇特、刻意隐去番号的“精魂塔”。每年夏季，原731部队成员便会定期聚集在塔前举行“慰灵祭”。在这些私密且排外的聚会上，恶魔们彻底卸下面具——他们所祭奠的，绝非惨死在毒气与解剖刀下的无辜亡灵，而是昔日的同谋，以及那个肆意践踏人类生命的“特殊部队”。
在这些聚会上，罪恶不仅没有被反省，反而被大肆宣扬。历史资料显示，原部队长石井四郎在战后曾多次与会，大肆宣扬极端扭曲的价值观。他竟嚣张地宣称，731部队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拯救大日本帝国”而进行的“伟大科学探索”，并顽固地向年轻一代洗脑：“我们是为日本帝国而战的英雄，绝不是战犯。”
“这种以极端的‘帝国利益’为幌子，为大规模生化屠杀与酷刑进行合法化辩护的扭曲逻辑，正是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源头之一。”杨彦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社会至今未能真正直面并反思731部队的反人类犯罪，取而代之的是长期的沉默与回避，甚至是公然否认与诡辩。这种拒不认罪的畸形病态，值得世人保持高度警惕。
80多年来，中外学者借由多国解密档案、医学文献及诉讼卷宗，已拼凑出这场反人类犯罪的完整证据。铁证如山，让世人看清：日本军国主义与医学精英共谋的罪恶，是如何在战后凭借国家机器包庇、学术权力窃取与嗜血资本扩张，深植并寄生于日本社会肌理。
纪录片再次揭开了日本企图掩盖的历史疮疤，真相绝不容被加害者的“集体失忆”抹杀。彻底揭批731部队的战后行径，绝非仅仅清算旧账，更是为了捍卫现代人类文明底线，长鸣历史警钟。（文/杨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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