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军长被授予中将，钟伟少将不太服气：他在我手下当过师长|中将

1975年12月初，北京三○一医院的走廊里灯光昏黄。靠在沙发上的周恩来面对探视的陈锡联、李先念，声音低哑却清晰：“有两个人的事，我始终挂心。”一句话，把两位上将唤回了二十年前那场牵动千军万马的大授衔。一个名字，是当年因故错过大将军衔的陈锡联；另一个，则是志愿军40军的第一任军长、曾经在钟伟手下当过师长的温玉成。两人命运南辕北辙，却都与1955年的“星星一线”有着难解的情结。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授衔典礼。耀眼的金星、银星落在肩章上，似乎为那些血战沙场的岁月画上一个阶段性句号。可典礼落幕后，军帽之下并非人人心平气和。四野名将钟伟拿到少将证书时，脸色有些尴尬。与他同桌的，有黄永胜式的上将，也有许多手握中将证书的老战友。最令他憋闷的，是那位昔日由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师长——温玉成，也戴上了两颗星。

想当年，1947年春，辽北靠山屯雪地里那场硬拼，钟伟凭借一个猛子式突袭救下了几百名被围的战士，被林彪赏识，当场拍板：由五师师长直升十二纵司令员。从此，他成了温玉成的顶头上司。按资历，钟伟比温玉成长。论战功，他在四平、长春外围打得风生水起。授衔时却只到少将，委屈写在脸上，耳边又时不时飘来一句：“老钟啊，你那位中将师长可比你大两级。”再急躁的脾气也得憋着，可心里难免窝火。

回头看温玉成，这位兴国出身的“红小鬼”15岁参军，二十出头便当上旅长。西路军失败后，他孤身逃出高台，沿途乞讨回到延安，从死人堆里爬出的经历让他练就了一副“铜头铁骨”。抗战中，他在澄锡虞一带的芦苇荡布下“水上游击队”，后来被写进了《沙家浜》的戏文，阿庆嫂提壶送茶的原型，正是他那支十八旅。

1945年9月，他带着几十个老战友踏上冰冷的东北土地。那时的东北，一面是苏军的坦克履带，一面是国民党飞机的机翼，混乱得像一口沸锅。温玉成趁乱扩军，很快在辽西聚起五六千青壮，编成东北人民自治军独立二师。他为人低调，却极能打仗，夏、秋两季攻势连下数城，为十二纵立了名声。1948年整编，他的34师划归钟伟。下级当久了，温玉成已习惯了冲锋在前；钟伟成了纵队司令，手握牛刀，前有温玉成，后有秦基伟，兵强将勇。

抗美援朝爆发，东线四十军首批跨过鸭绿江。10月24日午夜，温玉成从前沿接到急报：美骑一师先头部队已迫近德川。电话那端的彭德怀语气低沉：“打响第一仗，千万别让他们摸清底。”于是，118师在邓岳掩护下，连夜开设埋伏。25日拂晓，敌军端着罐头、吹着口哨闯进伏击场；枪声一起，炮弹雨点般落下，云山外围瞬间火光冲天。3个小时后，500多名敌兵被全部端掉，缴获的汽车一长溜，冒着黑烟。谁也没料到，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开张炮，就由40军打响。捷报入京，当日晚间，毛泽东拍案决定：把10月25日定为纪念日。

三年之间，40军五上五下，歼敌4万有余。邓华脱口称他们是“能啃钢筋的部队”。血战夜峭山、猛扑汉江北岸，处处可见40军将士的背影。王学风、曹庆功、刘维汉……一串名字，一面面锦旗。在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那晚，温玉成的军部帐篷里，野战酒壶里只剩下半壶青稞酒，他自嘲：“这半壶酒，敬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弟兄。”

回国后，温玉成没顾得上歇，就被送进南京军事学院深造。1955年授衔委员会综合资历、功绩、现任职务三条标准。平心而论，温玉成在解放战争阶段战绩算不上顶尖，可朝鲜战场那几笔实在浓重。指标有限，中将名额不过55人，40军军长的位置、志愿军“十大虎将”的名头，再加上毛主席对首战功勋的记忆，一番权衡，星星落在他肩上——两杠三星。钟伟只能戴着一星，自嘲“派头没跟上履历”。

从南京到广州，再到北京卫戍区，温玉成的履历流转，与其说平步青云，不如说身不由己。1968年春寒料峭，他接到临时通知进京开会，走廊里碰见毛主席，老人家手里摇着纸扇：“一个人去？单枪匹马？”温玉成愣住，“我去哪？”主席笑而不答，只留一句：“京畿之地，要靠得住的人。”自此，卫戍区的印章握在了这位西路军幸存者手里。

然而时局风云诡谲。1971年“九一三”后，他又成了调查对象，被隔离反省。直到1975年，总理仍为他奔忙。周恩来弥留之际，记挂的名字，人们后来才知道，就是温玉成。1975年末，他被释放。随后的调查结论归为“有缺点错误，不予处分”，职务待遇恢复。1983年，他搬到南京静养，偶尔与旧部谈起那年授衔的风波，语气里已没了怨气：“打了这么多年仗，命还在，能看着国家好，已是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