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拉斯普京：信仰、权力与罗曼诺夫王朝的黄昏》《尼古拉与亚历山德拉》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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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30日凌晨，彼得格勒的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度。
尤苏波夫宫的地下室里炉火烧得正旺，一个身材魁梧、胡须浓密的中年男人坐在铺着熊皮的椅子上，大口吞咽着面前的奶油蛋糕和马德拉葡萄酒。
蛋糕里掺了氰化钾，酒里也掺了氰化钾，加在一起的剂量足以毒死数人。
他吃了一块又一块，杯中酒见了底又续上，始终面不改色。
坐在对面的主人看得汗流浃背——毒药仿佛对这个人毫无作用。
最终主人从身后掏出一把左轮手枪，对准他的胸膛扣下了扳机。
子弹贯穿心脏附近的位置，他直挺挺地倒在了地毯上。
几分钟后，当同谋们下来查看"尸体"时，这个已经"死了"的人猛然睁开双眼，一把掐住了主人的喉咙。
后来又是两枪，又是棍棒猛击，最后被裹着帘布从侧门拖出去，丢进了涅瓦河凿开的冰窟窿里。
数日后打捞上来的验尸报告，死因一栏只写了两个字：溺水。
这个人叫格里高利·拉斯普京，来自西伯利亚的农民，没有贵族头衔，没有一官半职，一生从未掌握过任何实权。
他死后七十八天，统治俄国三百零四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宣告终结，而他的名字从此与"亡国"二字绑在了一起……
【一】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浪子
1869年1月21日，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出生在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省波克罗夫斯科耶村。
这座村庄坐落在图拉河畔，距离秋明城大约八十公里，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针叶林和沼泽地。
冬天从十月一直持续到来年四月，最冷的日子里水银柱能缩到零下四十度以下，河面结的冰厚得可以跑马车。
村里总共不到两百户人家，世代以种地、赶车、伐木为生，日子过得单调而贫苦。
拉斯普京的父亲叶菲姆是村里的马车夫，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替人拉货跑运输。
母亲安娜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
家中的经济状况只能用"勉强糊口"来形容——有一匹老马、几亩薄田、一间透风的木屋，冬天烧柴取暖，夏天靠河里的鱼和林子里的浆果补贴饭桌。
拉斯普京上面有个哥哥米哈伊尔和一个姐姐，两人都在幼年时因病夭折。
这在当时俄国农村的婴儿死亡率面前并不稀奇，但丧子之痛还是让这个家庭长期笼罩在一层阴郁之中。
少年时期的拉斯普京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西伯利亚乡村，学校极为稀缺，识字率低得可怜，绝大多数农民终其一生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拉斯普京直到成年后才勉强学会歪歪扭扭地写几个字母，读写能力始终很差。
他十来岁时就开始跟着父亲赶马车，在各村镇之间运货，也帮人放过马、种过地。
和村里同龄的孩子一样，他打小就习惯了粗粝的生活——劈柴、挑水、喂牲口，农闲时就在河边厮混打发时间。
不过，即便以西伯利亚农村相当粗犷的标准来看，少年拉斯普京也算是个"不省心"的主。
他跟人喝酒打架是常有的事，偷拿别人家的马匹也被人抓住过几次。
村里的老人们后来回忆起他的少年时代，评价大同小异：不着调、爱惹事、不像个能安分过日子的人。
用那个时代俄国农村的话说，就是个"浪子"。
1887年前后，十八岁的拉斯普京在父亲的安排下，娶了邻村姑娘普拉斯科维娅·杜布罗维娜为妻。
普拉斯科维娅比他大三岁，是个踏实本分的农家女人。
婚后几年里，夫妻二人陆续有了三个孩子——长子德米特里、长女玛特廖娜、次女瓦尔瓦拉。
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就是一个西伯利亚底层农民家庭该有的模样：种地、赶车、养孩子、扛过一个又一个零下四十度的冬天，偶尔去镇上赶个集，回来继续埋头过苦日子。
如果按照这条轨迹往下走，格里高利·拉斯普京会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度过平淡的一生，然后无声无息地死去，跟俄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个默默无名的农民没有丝毫区别。
他不会出现在任何一本史书上，不会被任何人记住。
可大约在1892年到1893年间，二十三四岁的拉斯普京身上发生了一些难以用常理解释的变化。
他开始频繁步行前往距村子几十公里外的韦尔霍图里耶修道院，跟院中的修士们长时间交谈、祈祷。
每次从修道院回来后，他都会沉默好几天，不喝酒、不跟人说笑，独自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
家人发现他的眼神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原本那种浑浑噩噩的浊气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沉静与专注。
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一些关于"上帝""灵魂""赎罪"之类的话，还宣称自己在祈祷时能看到"光"。
村里人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笑——这个酒鬼突然装起圣人来了。
可随着时间推移，拉斯普京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让人摸不透。
他不再喝酒闹事，整个人安静下来，成天捧着东正教的圣像念念有词。
到了1890年代中期，他做出了一个让全村人大跌眼镜的决定：抛下妻儿，只身踏上苦行朝圣之路。
【二】苦行者的蜕变
从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出发，拉斯普京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漫游。
他的路线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俄罗斯帝国——先是向西翻越乌拉尔山脉，经过喀山、下诺夫哥罗德，一路走到莫斯科；然后南下到基辅的洞窟修道院，在那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接着又北上去过瓦拉姆岛上的修道院；甚至有说法称他曾一路走到了耶路撒冷和希腊阿索斯山。
这些路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上万公里，而他绝大部分时候是靠两条腿走完的。
在沙俄时代的俄国，像拉斯普京这样的游方朝圣者并非罕见。
东正教传统中有一类被称为"斯特兰尼基"的苦行者，他们抛弃世俗生活，赤脚行走于各个圣地之间，靠沿途修道院和信众的施舍生活。
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但在普通农民眼中却带着某种神圣的光环——放弃一切去追随上帝，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牺牲。
这类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给他们提供食宿，听他们讲述朝圣路上的见闻。
拉斯普京在漫游途中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宗教派别。
俄国的民间信仰极为复杂，官方的东正教之外，还有大量的"分裂派"和"教派运动"在底层农民中暗流涌动。
有些派别强调极端苦行——禁食、苦鞭、通宵祈祷；有些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所谓"通过犯罪来赎罪"，认为人只有先深深堕落才能被上帝拯救。
拉斯普京接触过其中多少种已无从精确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从中汲取了大量养分，并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神学"体系——他后来向人传授的核心理念是："没有罪，就没有赎罪；没有赎罪，就没有得救。"
这套逻辑在正统东正教神学家看来简直是异端邪说，但对于那些生活在苦难中又渴望灵性慰藉的普通人而言，却有着奇异的吸引力。
数年的流浪彻底重塑了拉斯普京的外在与内在。
他的身体变得异常强健——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上千公里的赤脚行走，把他锻造成了一个几乎不知疲倦的人。
他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先那个蓬头垢面的乡村混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目光犀利、气场强大的中年男人。
他的眼睛是蓝灰色的，深陷在浓密的眉毛和乱蓬蓬的黑发之间，有一种令人难以直视的穿透力。
跟他交谈过的人几乎都会提到这双眼睛——"像是能看穿你的灵魂"，"让人觉得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他面前"。
他说话的方式也很独特：用词粗糙直白，带着浓重的西伯利亚口音，但节奏忽快忽慢，声调忽高忽低，有一种催眠般的韵律。
1903年前后，拉斯普京辗转来到了帝国首都圣彼得堡。
他选择这个时间点来到首都并非偶然——此时的他已经在外省积累了相当的名声，有好几位外省主教向彼得堡的宗教界人士推荐过这个"来自西伯利亚的圣人"。
他最早接触到的彼得堡宗教界高层是神学院院长谢尔盖，后者对拉斯普京的第一印象相当正面，认为他虽然粗鄙无文，但身上确实有一种罕见的"灵性力量"。
彼时的彼得堡上流社会正处于一种奇特的精神状态中。
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惨败、1905年的革命风潮、血腥星期日的枪声，让整个帝国弥漫着一种末世般的焦虑。
贵族阶层在物质上依然锦衣玉食，精神上却找不到寄托。
降灵术、通灵会、神秘主义沙龙在彼得堡的豪门贵妇之间极为流行——她们请灵媒来家中召唤亡灵，收集各种"圣物"，竞相追捧每一个自称有"神力"的人。
拉斯普京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个市场的空缺。
他粗犷、原始、浑身散发着西伯利亚荒原的气息，跟那些精致矫饰的宫廷教士形成了鲜明反差。
贵族太太们像发现了新奇玩物一样传播着他的名字，竞相邀请他到自己的沙龙中"祈祷""开示"。
到1905年下半年，经过数位贵族妇女和宗教界人士的层层推荐，拉斯普京已经进入了帝国权力圈的视野。
1905年11月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一句话："今天认识了来自托博尔斯克省的上帝之人格里高利。"
这短短的一行字，标志着一个西伯利亚农民正式踏入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殿堂。
【三】皇储的绝症与绝望的母亲
拉斯普京能在宫廷站稳脚跟，靠的不是高深的学识，不是显赫的人脉，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手腕。
他所依赖的，是一个母亲的绝望。
1904年8月12日，皇后亚历山德拉在彼得宫生下了一个男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
这是她与尼古拉二世的第五个孩子，前面四个全是女儿：奥莉加、塔季扬娜、玛丽亚、阿纳斯塔西娅。
在当时的俄国继承法下，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继承皇位，因此阿列克谢的出生堪称举国欢庆——帝国终于有了继承人。
欢庆没持续多久。
阿列克谢出生后不到六周，宫廷医生就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男婴的肚脐出血后迟迟止不住。
进一步检查确认了最坏的猜测——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
血友病是一种X染色体连锁的隐性遗传病，患者体内缺乏凝血因子，一旦出血便极难自行止住。
皮肤上的小伤口或许还能对付，真正致命的是内出血——关节处、肌肉里的自发性出血会引发剧烈疼痛和肿胀，如果发生在脑部或内脏，随时可能夺命。
在二十世纪初，人类对这种疾病还完全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
患血友病的男孩通常活不过成年。
这个基因来自皇后的外祖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是血友病基因的携带者，她的后代将这个基因扩散到了半个欧洲的王室。
皇后亚历山德拉本身不发病，但作为携带者，她把这个"诅咒"传给了唯一的儿子。
对亚历山德拉来说，这个打击是毁灭性的。
她本来就是个性格内向、敏感多疑的女人。
她是德国黑森大公的女儿，嫁到俄国之后始终不被俄国贵族社交圈接纳——她太严肃、太拘谨、太不擅长应酬。
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对这个儿媳也不算热络。
亚历山德拉在宫廷中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她的全部情感都投注在丈夫和孩子身上。
而现在，她唯一的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她无能为力。
从1904年开始，阿列克谢的病情反复发作。
每一次磕碰、每一次摔倒，都可能引发一场危及生命的内出血。
宫廷里最好的医生被请来会诊，没有人能给出根治方案。
每当阿列克谢发病，关节肿得像气球一样大，痛得整夜嚎哭时，亚历山德拉只能守在床边，束手无策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苦。
正是在这种极度绝望的状态下，有人向皇后提起了拉斯普京——那个"来自西伯利亚的圣人"，据说有着"上帝赐予的治愈之力"。
1906年10月，拉斯普京第一次被召入宫中面见病中的阿列克谢。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至今仍是医学和历史学界争论的焦点：拉斯普京走到阿列克谢的床前，俯下身子，双手轻轻放在孩子肿胀的身体上，嘴里低声念着祈祷词。
他的声音缓慢而有节奏，语调平和而坚定。
过了一段时间——有些记载说是几分钟，有些说是半小时——阿列克谢的哭喊逐渐平息，呼吸变得均匀，然后沉沉睡去。
接下来几天，孩子的情况确实好转了。
这不是唯一一次。
此后十年间，几乎每当阿列克谢病情危急、御医束手无策时，皇后都会召来拉斯普京，而他每次来都能让孩子的状况出现改善。
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912年10月——阿列克谢在波兰斯帕拉的皇室别墅中因摔伤引发严重的腹股沟内出血，高烧不退，御医已经向皇后暗示做好最坏打算。
亚历山德拉在绝望中给远在西伯利亚的拉斯普京发了一封电报求助。
拉斯普京回电只有一句话："上帝已经看到了你的眼泪，听到了你的祈祷。不要悲伤，小王子不会死的。"
次日，阿列克谢的出血开始减缓，体温逐渐恢复正常。
后世对拉斯普京"治愈"阿列克谢的能力有多种解释。
一种流行的医学假说认为，他可能懂得某种催眠或暗示技术，能让孩子深度放松，从而降低血压和心率，减缓出血。
另一种说法是，他禁止御医给阿列克谢服用当时流行的阿司匹林——这种药物恰恰有抑制凝血的副作用——从而客观上帮助了病情。
还有人认为纯粹是巧合——每次病情都恰好到了自然好转的节点。
不管真相是什么，对皇后亚历山德拉来说只有一个事实：宫廷御医救不了她的儿子，拉斯普京能。
这就够了。
从此以后，拉斯普京在皇后心中的地位牢不可破——他是上帝派来拯救阿列克谢的人，任何诋毁他的人，都是在跟上帝作对。
【四】通往权力核心的窄门
阿列克谢的血友病是俄国皇室最高等级的秘密。
在当时，绝大多数俄国臣民甚至不知道皇储患有这种疾病——宫廷对外的说法只是"皇储体弱，偶有不适"。
如果消息泄露，帝国继承人的健康出了问题，将会引发巨大的政治动荡。
正因为这层保密，拉斯普京在宫廷中的角色从一开始就笼罩在神秘之中。
外人只知道一个粗鄙的西伯利亚农民不断出入皇宫，频繁与皇后单独会面，却完全不知道他去做什么。
这种不透明，给了各种流言蜚语以滋生的温床。
1907年到1914年间，关于拉斯普京的谣言在彼得堡社交界越传越离谱。
有人说他跟皇后有染，有人说他跟四位公主有不正当关系，有人说他是催眠师，用邪术控制了皇室一家人。
这些传言绝大部分没有确凿证据，但它们像野火一样蔓延，怎么也扑不灭。
彼得堡的报纸开始含沙射影地报道宫廷中的"神秘顾问"，杜马议员们在议会上公开质询"那个农民"的身份和影响力。
拉斯普京本人的行为方式也在客观上加剧了这种局面。
他在彼得堡的生活并不低调——他出入高档餐厅和吉普赛人的歌舞厅，跟各色女人来往密切，酒后行为放浪。
他住在戈罗霍瓦亚大街64号的公寓里，每天有大量的访客登门——有求他帮忙向皇后说情的官员，有想通过他谋取利益的商人，有诚心来祈祷的信众，也有单纯来看热闹的好奇者。
他来者不拒，把这间公寓搞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接待处"。
秘密警察从很早开始就对拉斯普京实施了严密监控。
暗探们每天跟踪他的行踪，记录他见了谁、去了哪、说了什么话。
这些监控报告留存至今，是研究拉斯普京日常生活最详尽的一手材料。
报告显示，他的生活确实混乱——频繁出入公共浴场、与多名女性有来往、经常喝得酩酊大醉。
但同时，这些报告中没有发现他从事间谍活动或直接干预军政决策的证据。
尼古拉二世并非对这些传言毫无所知。
首相斯托雷平曾在1911年直接向沙皇呈递了一份关于拉斯普京不当行为的调查报告，建议将其驱逐出彼得堡。
沙皇看完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大意为"我宁可有十个拉斯普京，也不愿让皇后歇斯底里一次"的话。
这句话透露出沙皇的真实处境——他清楚拉斯普京的存在有多少负面影响，但他更清楚一旦赶走拉斯普京，皇后会彻底崩溃。
在阿列克谢的病情面前，政治考量退居了次要位置。
1911年9月，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遇刺身亡。
继任首相科科夫佐夫同样试图限制拉斯普京的影响力，并于1912年当面警告拉斯普京离开彼得堡，结果被拉斯普京一句"你的位子坐不了多久"轻描淡写地回了过去。
1914年初，科科夫佐夫果然被解职。
这两件事之间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无从证实，但在彼得堡政界看来，一个不言自明的信号已经传递出去了——跟拉斯普京作对的人，似乎都没有好下场。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俄国对德宣战后，前线的战况急转直下，伤亡人数不断攀升。
拉斯普京此前曾明确反对俄国参战——他对沙皇说过"战争会毁掉一切"。
但他的警告没有被采纳。
战争开始后，反拉斯普京的舆论浪潮陡然升级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个来自西伯利亚的农民在战争期间频繁出入皇宫——这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战争年代，简直就是现成的靶子。
更何况，皇后本人就是德国出身。
"皇后是德国间谍""拉斯普京替德国人传递情报"——这类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谣言铺天盖地而来。
1915年8月，尼古拉二世做出了一个被后世视为致命失误的决定——他亲自前往前线的莫吉廖夫大本营担任总司令。
从这一刻起，皇后亚历山德拉成了彼得格勒的实际"当家人"。
而一旦皇后需要决策时拿不准主意，她最先想到的求教对象，就是拉斯普京。
1915年9月到1916年12月这十五个月，是拉斯普京争议最大的一段时期。
皇后在给前线丈夫的信件中反复提及"我们的朋友"（她对拉斯普京的称呼）的"建议"，涉及人事任命、军事部署、粮食供应等方方面面。
这些信件在革命后被公开发表，成了"拉斯普京干政"的核心证据。
而当后世研究者逐一比对这些信件中提到的"建议"与实际的政策执行结果时，一个极为反常的事实浮出了水面——这些"建议"的落实率，远远低于人们以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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