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下旬的沈阳，零下二十度的北风裹着冰碴子往人脸上砸。站台上，一位身材略显消瘦的将军缩着脖子，双手揣进呢大衣口袋，等车进站。随行军医小声嘟囔：“谢将军，真该让医院派辆救护车。”谢有法朝年轻人摆摆手，“先把事办了，再说病。”一句话，既像叮嘱，也像自我打气。
距他上一次出现在部队一线，已经隔了13年。1966年春，他还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政治部负责政工，动荡来袭，日常工作被无休止的批判与隔离取代。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写检讨，夜里胸痛发作也无医可看。身体与心气同时下沉。
1975年，限制解除了，组织安排他到北戴河疗养。海风咸湿，刺激性极强，他的气管炎却奇迹般缓解。可好转的身体并未带来新岗位。两年过去，岗位空白。谢有法琢磨：“不能再耗下去。”于是1977年3月，他给总政治部写了一份两千多字的报告，言辞谨慎：愿回原战斗地区，当南京或济南省军区顾问即可，主要做调查研究。
这份报告摆上总政办公桌时，有人诧异。按资历，他土地革命时只是排长，抗战才升团长，但解放战争连打几个硬仗，总前委给他记了两次特等功。1955年授衔时，他年仅39岁，却被列入中将序列，被认为是“嫡系中的少壮派”。如此经历，如今主动要当顾问？
文件在机关里传阅近半年，没有结果。有人担心他旧疾复发，也有干部部同志犹豫：副军职缺口不少，何必把一条好枪放仓库。终于，1979年2月的一纸命令，直接把他调往沈阳军区，任副政委。谢有法拿到任命，心里敲鼓：本想躲到华东的老根据地，结果被拎去东北。
抵沈的第三天，他没去办公楼，而是被安排进总医院检查。血压高，肺部阴影，一串数字让医生直皱眉。他又提顾问方案，自觉该让更年轻的政工干部冲锋。“哪有刚报到就进医院的副军区领导？”他苦笑自嘲。不过，上级没答复。院方留他住院10天，随后通知尽快到机关履职。
谢有法清楚，沈阳军区1969年后兵员增多，民兵系统尤需捋顺。从病房出来那天，他直接拐进作训处，翻开桌上十几本民兵整组方案。对照地图，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参谋提醒他别久站，他抬头说：“习惯了。行军打仗时没桌子，蹲在地上也能看。”
春夏之交，他带队跑遍辽东、辽西、吉林延边。老乡请他尝一口苞米面摊饼，他只蘸点盐水，咽下就接着开会。晚上汇报材料，他常劈开会议桌上的大西瓜，一人一块，边吃边议。有人调侃“谢副政委开的是西瓜碰头会”，气氛一下轻松，问题反而说得更透。
1980年7月，中直机关来电：唐亮政委因病难以继续主持政治学院工作，拟调谢有法接任。对于从一线到教学口的转变，他没有推辞。9月，他抵达南京路的政治学院，第一件事是走进资料室，将1955—1978年军队政治工作案例全部调出，分类编写讲义。教员们说，这位新政委爱较真，到底是带兵出身，连条幅排版也盯细节。
在学院的三年，他推行“案例短评”教学。每周选一个历史片段，让学员先写分析，再汇总讨论。有人问他：“这像打仗吗？”他答：“一枚炮弹花不花哨不重要，落点准才致命。政治工作同理。”
1983年春，中央军委批准他退居二线，担任学院顾问。离开领导岗位前，他留下八条意见：课程要贴近连队实际，助教要多下基层，院史里对先驱的介绍要写得更鲜活。他没有举行告别会，行李依旧两只帆布包。一包衣物，一包书稿。办完手续，他在门口折回，拍了拍迎面墙上的院训：“忠诚、求是、务实、创新。”短短八字，他低声重复了两遍，然后转身离开。
1985年，谢有法正式离休。后来有人总结他的履历：从基层连、营、团一路到大军区副政委，再至最高学府的政委，跨度罕见。但在他看来，无论衔级高低，只要还在组织架构内，一切服从调动。这种态度，让不少同辈佩服。把个人得失放到国家与军队利益后面，听上去平淡，却重若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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