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深冬，陕北甘泉县象鼻子湾村，大雪如席，铺天盖地。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刚刚会师，全军兵力已不及出发时的三分之一。毛泽东立于村中土台之上，望着台下衣衫褴褛而目光如炬的将士，说出了一段后来载入史册的话：“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一支疲惫之师，何以成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答案不在别处，恰在长征路上那些刷在土墙上的标语、油印的小报、飘飞的传单，以及无数人用脚步和生命讲述的故事里——红军以笔杆子配合枪杆子，完成了一场横跨半个中国的政治大动员。
四川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来源IC PHOTO
一、“凡能写字的，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
一九三五年之前，中国腹地绝大多数百姓从未见过红军，甚至不曾听闻“共产主义”四字。国民党将共产党人描绘成“青面獠牙”的匪寇，红军要撕破这层由谣言织成的幕布，首先要靠最朴素的方式——写字。
长征出发前夕，红军总政治部即明确要求“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广泛的开展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一九三五年二月，指令愈发具体：“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整个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
于是，长征路上出现了一道奇观——一支在急行军中兼程作战的军队，一边突围，一边书写。缺纸少墨，便以白石灰、红土浆、锅烟灰为颜料；找不到墙面，便写在门板、树干、山崖石壁之上。瑞士传教士薄复礼与红军相处十八个月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
那些标语从不绕弯子。“红军是乾（干）人的军队”——“干人”乃贵州方言中对穷苦人的称谓。“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红军不拉夫”“加入红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去”，字字句句皆切中百姓甘苦。还有“打土豪分田地”“白军弟兄不打抗日红军”“穷人要吃饭，就要来革命”。在彝族聚居区，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布告如此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这些笔墨写在墙上，唤醒的却是陌生土地上沉默的民心。一九三四年冬，红九军团途经贵州锦屏婆洞侗寨，侗族歌师杨和钧久久伫立在一面土墙前，默念墙上的标语。不久，这位歌师投身革命，用山歌传唱红军的主张。一条标语，从此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二、将军道歉与一条标语
宣传不止于文字，更见于行动。一九三五年四月，中央红军行至云南寻甸县柯渡镇，一名红军小战士因“打土豪”误将非清真食品带入清真寺。朱德总司令得知后，亲自带着这名战士前往寺中赔礼道歉，并命宣传员用紫土在墙上写下十四个大字：“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
这条长十米、宽半米的巨幅标语，将党的民族政策深深刻在回族群众心里。深受感动的柯渡回族百姓纷纷送粮、送衣、送草鞋，更有十二名回族青年当场报名参军。那条标语至今犹存，字迹虽已斑驳，却仍能照见当年军民之间的赤诚。
相似的场景亦发生在藏区。一九三六年四月，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中甸藏族聚居地。红军总部下令全体指战员尊重藏族风俗，保护寺院，部队冒严寒露宿野外，秋毫无犯。贺龙亲笔题写“兴盛番族”四字于红布幛上，赠与归化寺。短短两日，红军便筹集粮秣约十万斤。
三、刻进岩石的信仰
老红军林开征的手臂上有一道显眼的伤疤——那是长征途中“扩红”宣传时遭遇地方武装围攻所留下的，他身上这样的伤疤还有七八处。
一九三二年冬，林开征还是四川通江县一个无父无母的长工。红军进村后，并未像传言中那样挨家要粮，而是在石壁、墙头贴满标语：“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不拉夫”。几天后，红军开仓放粮，林开征跑过去，却忽然收起准备包粮食的衣服，对红军说：“我不要粮，我想跟着你们干。”
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协助战友在家乡镌刻标语。他与战友在佛耳崖寻到一块巨大的岩壁，花了一个多月，刻出面积近四百平方米的巨型标语“平分土地”，十余里外清晰可见。那是红军创作的最大幅标语，林开征将信仰刻进石头，也刻进了自己的生命。
四、“天女散花”——攻心为上
舆论宣传不仅面向群众，亦指向敌人。一九三六年九月，红八十一师将国民党三十五师一个团围困于甘肃李旺堡。城墙坚固，红军缺乏攻坚重器。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提出：以抗日救亡宣传为突破口，争取和平解放。
战士们扎起风筝，将传单捆在风筝尾部，再点上香。风筝顺风飘至李旺堡上空，香尽绳断，五颜六色的传单纷纷扬扬飘落城内——当地百姓称之为“天女散花”，戏称其为“政治炮弹”。入夜，战士们又用竹片扎成孔明灯，灯内燃烛，升空后飘至城内撒下宣传品。数日之内，守军抵抗意志明显消沉。
李志民亲笔致信守城军官，并随信送去几头肥羊。次日，城内即派代表出城谈判，同意撤离。红军不费一枪一弹，以政治攻势取胜，传为佳话。
更早的一九三五年四月，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兵临云南东川城下。城墙高厚，强攻代价太大。罗炳辉将电话线搭在敌军线上，直接与守城民团团长通话——那人是他在滇军时的旧识。罗炳辉语气平和却有力：“我是罗炳辉，现在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你看我们之间是打一仗呢，还是你们投降算了？”一番心理交锋后，敌团长打出白旗出城谈判。红军兵不血刃进入东川城。次日，三天内报名参军的青年便达一千四百余人。
五、歌声与油印小报
在红军内部，宣传则是另一种温暖的力量。《红星》报是长征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唯一的报纸，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共出长征专号二十八期。《遵义新闻》《红军占领桐梓城》《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这些报道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
文艺宣传同样活跃。宣传队比普通战士更为辛苦——为赶在宿营地准备演出，行军时不仅要走在队伍前列，途中还需边写标语边喊口号。爬雪山时，二十多位女宣传队员赤脚站在雪地里，用歌声、快板、呼喊为战友鼓劲：“同志们，莫掉队，翻过山去就有大米吃！”那些沙哑而坚定的声音，成为漫漫征途中最温暖的陪伴。红一方面军宣传队唱起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遭遇骑兵时唱《打骑兵歌》；瓦解敌军时唱《瓦解敌军歌》——“头一遍敌人还打枪，唱第二遍时枪声渐渐稀落，再唱第三遍、第四遍时，敌人一枪也不发了。”
六、让世界听见红军的声音
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决定邀请外国记者实地采访。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他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红军指战员深入交流，亲眼目睹了官兵平等、领导人以身作则的景象，他将这种精神力量称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一九三七年，《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第一次向全世界完整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真实历程。斯诺将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
与此同时，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向长征官兵发出征稿号召，“为进行国际宣传以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计划出版《长征记》。一九三七年，丁玲主编的《红军长征记》问世，收录亲历者回忆录百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最真实的长征纪实。
“共产党是左手拿笔、右手拿枪，才战胜敌人的。”长征路上，红军以标语打破谣言垒起的厚壁，以报刊凝聚内部意志，以歌声驱散疲惫与绝望，以真诚赢得各族民心，以攻心瓦解敌军斗志，以国际传播让世界听见真实的声音。
正如毛泽东所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支在奔跑中战斗的队伍，用笔与枪共同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的征途，也留下了一笔超越时空的精神财富。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字句、飘在风中的传单、响在雪山间的歌唱，至今仍在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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