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六百多名学员，唯一被开除的，是宣侠父。
一九二四年的广州黄埔岛，陆军军官学校刚开学不久。操场上口令声一阵接一阵，年轻学员穿着军装，排队进出校门。
宣侠父也在其中。
他二十五岁，浙江诸暨人，早年读过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又去过日本。进黄埔前，他已经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三年在杭州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
这不是一个普通学生。
可偏偏就是这个人，进校没多久，和校长蒋介石顶上了。
事情起在一个看似不大的规定上。
军校里要建立党组织，校党部、区党部多由选举产生，可分队党小组长却由校本部指定，还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报告党内活动和工作情况。
宣侠父当时是三中队区分部党小组长。
别人可以忍，他不忍。
一封信递了上去，话说得很直：这种做法不合民主原则，也不合党内生活规矩。
纸面上的字，落到蒋介石案头，就成了一根刺。
蒋介石看重他，不只是因为他能写能说、头脑清楚，还因为他是浙江同乡。黄埔初创，蒋介石正需要把一批能干的青年人拢到自己身边。
宣侠父却没有接这条路。
蒋介石找他谈话，身份一半是校长，一半是同乡。话里有提醒，也有压服。
宣侠父的意思没有变。
规定不对，就该改。
这一下，校长的面子挂不住了。
禁闭、悔过书，接着来了。
三天过去，悔过书没有交上去。宣侠父走出来，还是那句话：自己没有错。
他没有低头。
黄埔一期从此有了一件轰动军校的事——“蒋宣事件”。
宣侠父被开除学籍，成了黄埔一期中那个极少见、也最刺眼的名字。
很多人以为，他离开黄埔，军旅路就断了。
偏偏相反。
一九二五年春，他被党组织安排到北方工作，到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做政治宣传。兰州、甘南、西北军营里，宣侠父办俱乐部、开训练班、做官兵工作。
他不是拿枪冲在最前面的那类将领。
他的战场在军队内部、在上层人士之间、在那些随时可能转向的政治缝隙里。
一九二五年冬，他参与创建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往后，他在西北、华北、上海、香港之间奔走，做的多是最难见光、也最难留下完整痕迹的工作。
这种人最让对手头疼。
一九三三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宣侠父参加中共前线委员会工作，又担任吉鸿昌部的政治工作职务，推动抗日力量联合。
同盟军打下过多伦。
可蒋介石不能容忍这支不受自己掌控的抗日武装。围压、瓦解、逼迫，一步步压过来。
宣侠父又一次站到了蒋介石的对面。
这不是私人恩怨了。
一九三四年，他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化名杨永清，公开身份是《申报》特派记者；一九三五年到香港，以宣古渔之名做统战工作，推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联合反蒋抗日。
这张网越织越大。
一九三七年二月，宣侠父奉周恩来电令到西安，协助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九月，他以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身份，往来于国民党上层将领之间。
胡宗南、李宗仁、冯玉祥，这些名字背后，是一条条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
七贤庄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里，来往人员复杂。宣侠父的工作，就是在这些复杂人事里，把抗日这件事往前推。
西安的局势并不平静。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西安当局解散多个抗日救亡团体，青年组织的活动也被压制。宣侠父凭着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的身份，尽力保护进步青年，还把一些青年秘密送往延安。
他越活跃，监视越紧。
军统方面给他罗列“罪状”，蒋介石看后说了一句：“每一次都有他！”
随后，手谕落下：“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七月三十一日夜，西安。
宣侠父接到蒋鼎文电话，被约去谈事。蒋鼎文是西安行营主任，也是他的同乡。
这一去，谈到深夜。
离开后，他走到西京医院门口附近，特务拦住去路，把他绑上汽车。绳索收紧，一个三十九岁的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杀害。
尸体被投入下马陵附近一口枯井。
人不见了。
周恩来曾多次向蒋介石要人，追查下落。真相后来因特务内部纷争逐渐暴露，中共中央提出严正抗议。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会场为宣侠父举行追悼。
从黄埔校门到西安枯井，十四年。
当年那个不肯写悔过书的学生，后来成了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成了蒋介石始终拉不走、压不住、最后要秘密除掉的人。
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深夜，西安城外的风从医院门口掠过去，汽车开走，路面重新安静下来；黄埔岛上那封没有收回的信，终于在这里落成了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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