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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滩十大资本家,九家跑了。携金带银、变卖设备、举家出逃,能走的全走了。只剩下一个家族,守着一堆被亲戚们掏空的烂摊子,选择留在大陆。

这个家族,巅峰时期供养了半个中国的吃穿,家族成员分布在五大洲十几个国家。留下来的那位四公子,后来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亲手建起了一个总资产超过800亿的跨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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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的崛起,要从1896年上海鸿升码头的一间小铺面说起。

两个无锡穷小子——哥哥荣宗敬23岁,弟弟荣德生21岁——凑钱开了一间"广生钱庄"。哥哥性格外向,擅长跑码头、搞金融;弟弟踏实稳重,适合守厂管生产。兄弟搭档,一内一外,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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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赚了第一桶金之后,荣家开始进军实业。1902年,茂新面粉厂投产。1915年,申新纺织公司成立。这两步棋走对了,踩准了中国民族工业起步的风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着打仗,无暇顾及中国市场。国内掀起了"抵制洋货、支持国货"的浪潮,荣家的面粉和棉纱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

到了1930年代初,荣氏的事业达到巅峰——茂新一到四厂、福新一到七厂、申新一到九厂,数十家工厂遍布长三角。面粉、棉纱、期货、金融、火柴、烟酒,各行各业都能看到荣氏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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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曾对友人得意地说过一句流传至今的话: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这话夸张吗?看数据——荣氏的产能垄断了民营资本面粉市场的四分之一,棉纱市场的七分之二。放在当年的中国,这不叫首富,叫财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荣家兄弟捐出了几万包面粉和军粮支援前线。战火烧得太快,荣氏三分之二的工厂毁于炮火。1938年,家族灵魂人物荣宗敬在悲愤中离世,上海租界变成了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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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德生一个人扛着残局,在夹缝中苦苦支撑。抗战快结束时,这位老人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天元计划"——想把面粉扩展到全部食品产业,把纱布扩展到印染、丝绸甚至重工业。

荣德生说过一句话:我不是资本家,我是事业家。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民间商人说出这样的话,背后是实打实的家国情怀。

可惜,天元计划还没来得及展开,更大的风暴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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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旧政权摇摇欲坠,上海经济全面瘫痪。当局以"整顿经济"为名对民营企业开刀。

荣家大房接班人荣鸿元首当其冲,以"私套外汇"的罪名被关押77天,家族上下四处打点,花了约50万美元才把人保出来。紧接着,32岁的荣毅仁也被盯上,罪名更荒唐——说荣家卖给军方的面粉发霉,影响了前线战局。幸好时局剧变,此事不了了之。

经历了这一连串迫害,荣氏家族内部面临艰难抉择:走还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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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鸿元第一个走了,变卖设备、带着资金去了香港,后辗转巴西,1990年客死异国。堂兄弟五人先后离开上海,分散到香港、巴西、美国、澳大利亚。出走亲属前后抽走资金约1000万美元,连工厂里的机器和纱锭都卖了一部分。

这时候,年逾古稀的荣德生站了出来。面对儿女们的苦劝,老人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

"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他全力阻止迁厂转移资产,拼命保住了企业绝大部分机器设备。这些设备在后来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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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子荣毅仁做出了和父亲一样的选择——留下。接手的是被掏空的烂摊子、10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一屋子烂账巨债。荣家在上海的数十家工厂,全压在这个32岁年轻人肩上。

1949年5月的一个清晨,荣毅仁推开家门,看到马路两边的人民军队战士整齐地露宿街头,秋毫无犯。这位见过各路军队的实业家,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队伍。

从那一刻起,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判断:这个国家的未来,值得信赖。

1956年,荣毅仁响应号召,将家族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从实业巨头到新中国建设者,他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身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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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晃来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一个难题摆在了全国面前:三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到哪里去找懂得资本运作的人才?

邓小平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荣毅仁。

1979年1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设下了著名的"五老火锅宴",接见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元老。一番深谈之后,一个重大任务交到了60岁的荣毅仁手上——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信集团。

起步有多难?国务院首批拨款只给了2000万元,注册资本2亿元。整个公司加起来只有20来个人。要知道,荣家巅峰时期可是坐拥数十家工厂、数万工人的超级财团。

可荣毅仁不是来摆排场的,是来做事的。

1982年,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这在新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头一回。这笔钱直接救活了一个国家重点项目——仪征化纤。

1984年,步子迈得更大了。中信一口气发行了300亿日元、3亿港币、1.5亿德国马克和1亿美元的多币种债券,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工业化建设争取到了极为宝贵的外部资金。

1985年,荣毅仁访问美国。基辛格见到这位中国老人后给出了一个很高的评价:像荣这样既了解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实在不可多得。

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荣毅仁用浓重的苏南口音说了一句话,掷地有声——"资本回来了!"

这四个字的分量,只有经历过荣家百年起落的人才真正懂得。当年被亲戚们抽走的千万美元,如今以百倍千倍的规模涌回这片土地。

而荣毅仁本人,在中信从未领过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任何股份。把钱借给公司不是投资,公司到时候如数奉还。到离开中信的那一天,这个当初20来人的小公司已经发展到3万多人,总资产超过800亿人民币,下属33家分公司,成为国际上鼎鼎大名的跨国集团。

荣毅仁本人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后代,走到了共和国的权力中枢——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再说说荣家第三代——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

1978年,36岁的荣智健只身赴香港闯荡。启动资金是父亲给的100万港元,再加上家族早年在香港合股企业积攒下来的几十万分红。就靠这点本钱,荣智健先后创办了两家公司,都在行情最好的时候套现,6年间资产增值400倍。

1986年加入中信香港后,荣智健开启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收购国泰航空、拿下港龙航空、入股香港电讯、吃下恒昌企业。2002年,荣智健登上福布斯中国首富宝座。

荣氏家族由此创造了一个中国商业史上的纪录:祖孙三代,代代首富。荣德生时代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是首富,荣毅仁时代的"红色资本家"是首富,荣智健时代的资本猎手还是首富。富过三代不稀奇,代代登顶才是真正的传奇。

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当年出走海外的荣氏后人。

1986年6月,大约450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荣氏亲属齐聚北京。这支庞大的回"娘家"探亲队伍惊动了中央,李先念、邓小平热情接见了这些归来的游子。

荣鸿庆回到上海,与申新纺织合资创办了申南纺织有限公司,总投资2428万美元,成为当时上海棉纺织行业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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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巴西的荣鸿元,也向上海交通大学赠款100万元人民币。身在异域,心系故土——当年那个被国民党迫害入狱、被迫远走天涯的长公子,到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无锡荣家的人。

历史兜兜转转,走了一个大圈。当年离开的人,又循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回来了。而留下来的那一支,早已和这个国家一起,从废墟上站了起来,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荣德生当年那句话,穿越了整整半个世纪,到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选择相信这个国家的人,这个国家不会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