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彤瑾
1960年11月，我和母亲从河南老家一路奔波，终于到了新疆石河子总场。
我们打听到父亲所在的连队，总场机关一位白白胖胖的管理员把我和母亲送上一辆闷罐子汽车，叮嘱我们到泉水地下车，再打听去六分场四连的路，也就四五公里，中午就能走到，见到爸爸了。
闷罐子在路上颠了一阵突然停了。有人敲车厢叫我们下车。下车才看到前面的桥上停着一辆大汽车，司机说那车坏了，挡着路谁也过不去，你们只能走到泉水地了，不远了，已经到大泉沟水库了，还有十五六公里，顺着这条路走就到了。
我和母亲背上包袱，蹒跚在那条石子路上。走啊走啊，走得饥肠辘辘。
路边有从汽车上掉下来摔碎的甜菜，我用手指扣一点放到嘴里，甜甜的。
母亲说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吃，吃坏肚子咋办。我又在路边捡起一个土豆咬一口，涩涩的，母亲还是不让吃。
走走停停总算到了泉水地。母亲叫我去问路，我的眼球却被路边一幢房子吸引住了——房门上一块小木牌，写着六个黑墨大字：四分场小食堂。
有人端着饭碗从里面出来，碗上冒着热气。我对母亲说那儿有个小食堂。母亲说没粮票了，忍忍吧，快去问路！
我看见一位高个子叔叔从小食堂出来，一身土黄色棉衣棉裤，手里拿着一块黄澄澄的玉米面发糕，大口吃着。
我又咽下一口口水，迎上去大声问：“叔叔，到六分场四连咋走？”
高个子叔叔愣了一下，往左边一指：“顺着这条路下去，不远是座桥，过桥就左拐，记着啊，拐到一条马车路上，再不用拐弯就到了。”
我嘴里说“谢谢叔叔”，眼睛却盯着那块发糕。
他问：“刚从口里来？”
我点点头：“俺从河南来，到四连找俺爸。”
他又问：“你爸爸叫什么？”我说叫梁甲印。
他“噢”了一声说认识认识，又问：“你们还没吃饭吧？”我说不饿，回头走向母亲。
他跟过来：“大嫂，到小食堂吃点饭再走吧。”
母亲说不吃了，一会就到了。
他说走了大半天不吃饭哪行，是不是没钱了？
母亲说钱还有。
他说那肯定是没粮票了，正好，我还有五斤粮票，快买饭去吧。母亲说要不了一斤就够了。
他把粮票塞过来，说都拿上吧。
母亲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快谢叔叔，给叔叔磕头。”
他连忙拦住：“别别，大嫂，这是兵团农场，可不兴这个。我吃了饭要赶到三连挖渠工地，不然就给你们买了，快去吧。”
我和母亲在小食堂买了两份饭，五角钱一份，一块发糕，一碗粉条白菜萝卜汤。
母亲说快把找的粮票还给那叔叔。我跑到外面大喊，可路上哪还有人影？他已经走了，到挖渠工地去了。
我后悔得不行——光顾感激了，连人家的姓名和哪里人都忘了问。我咋这么笨呢？
那时候我十二岁，想不通一个刚见面的陌生人，凭什么就给我们五斤珍贵无比的粮票？
在那个年代，有票走遍天下，无票寸步难行。一个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人，为什么就出手帮我们？
过去遇到过这样的事吗？没有，从来没有。到石河子总场第一天就碰上了，这里的人真好啊！爸爸在这里工作真好啊！这印象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留到现在。
那块发糕一碗菜汤，汤里还飘着几片肉，我没吃出味道就光了，还吃了母亲掰给我的半块发糕。
母亲说再买一份吧，吃饱。我说不买了，拍拍肚子说，这是上路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顿了，有干有稀，有馍有菜。
其实，四天前到乌鲁木齐等车时，就只剩下两斤全国粮票了。本来母亲准备的干粮够路上吃的，在兰州转车时被对面坐的一个铁路工人偷走了。
昨天下午到石河子车站，我还以为到了总场，以为爸爸就在附近哪间房子里。一问才知道总场大得很，到场部还要走三公里。
晚上到了总场，找到管理员，他认识父亲，说明天找车送我们去。他给了两张饭票，可食堂里只有凉发糕没有菜。就那也很不错了，总算不饿肚子。
招待所住满了，管理员在走廊里给我们铺了个临时铺。
那天晚上见到父亲，满肚子苦水还没倒，就先说高个子叔叔给粮票的事，叫爸爸一定找到他当面感谢。
爸爸问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问哪个单位的，我也不知道。问是不是河南老乡，我还是不知道。爸爸说那可难了。后来我到总场上学，每个星期天回家就问找到没有，爸爸总说还没打听到，周围几个连队都找了。
母亲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那不是一张粮票，那是人心啊！”
后来我一直没打听到。每次回家路过泉水地，都会到小食堂跟前转转看看。后来小食堂没有了，可那房子还在，那地方还在。
我总能看到高个子叔叔既清晰又模糊的身影，总能想起他那几句简单的话。
他穿着土黄色的棉衣，站在食堂门口，把五斤粮票递过来的时候，动作很自然，像给一个老朋友递了一支烟，说了一句“正好我这有”。
他大概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那五斤粮票，我一直记着。
四十五年间，每当看到助人为乐的事，我都会想起那个不知名的高个子叔叔。
他让我相信，在新疆戈壁滩上，陌生人之间的善意，有时比亲人的惦念更直接、更具体。
它不声张，不留名，不图回报，只是顺手递过来五斤粮票，然后转身走向工地。
我至今还珍藏着一张当年流通过的粮票，每次看到它，都会想起那天中午的玉米面发糕和白菜萝卜粉条汤。
那块发糕很香，那碗汤很暖，那些温暖，来自一个我此生再也没有见过的人。
他永远不知道，他随手递出的那一点善意，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心里，种下了一辈子都不会褪色的记忆。它陪着我在戈壁滩上长大，陪着我走过了后来的很多日子。
他不需要知道这些。可我记得。他一直都在，只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后来也学会了他那种不动声色的关心——递过去，不解释，转身走开。
后来每次路过泉水地，我总会下意识地看向那间小食堂的旧址，仿佛还能看见一个人影，穿着土黄色的棉衣，从门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发糕。
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可他留下的那五斤粮票，已经替我铺平了后来的很多路。
【编者后记】 读梁彤瑾这篇文章，最打动我的是那个细节——高个子叔叔把五斤粮票递过来的时候，动作很自然，“像给一个老朋友递了一支烟，说了一句‘正好我这有’”。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从河南一路饿到新疆，在泉水地的小食堂门口碰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接过五斤粮票，吃了一顿有干有稀的饭。 那顿饭不算丰盛，可它落在一个孩子最饿的时候，味道就变了。 孩子后来一直在找那个人，可始终没找到。他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不知道老家是哪里的。能记住的只有三个字：高个子。 这个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可他随手递出的那五斤粮票，被一个孩子记了一辈子。 这不是因为那五斤粮票有多贵重，是因为当时已经弹尽粮绝的母亲，除了“磕头”之外，拿不出任何可以回报的东西。 而那位高个子叔叔，阻止了那动作后，转身就走了——不留名、不求报、不解释。他是真的把那件事忘了。可孩子没有忘，他替那个陌生人记住了那一天的善意，然后在往后的日子里，学着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 后来那间小食堂拆了，可房子还在，地方还在。每次路过，他都会下意识地看向那个方向。 那不是怀念一个具体的人，是在确认一种曾经被善待过的记忆还在不在。 那五斤粮票替他铺平了后来的很多路。那些路不只是通向团场、学校、办公室，也通向一个更基本的东西——被陌生人善待过的人，更容易相信人。 他后来学会了一种不动声色的关心方式——递过去，不解释，转身走开。当年那个高个子叔叔留给他的，远远不止五斤粮票。 他还留下了一种姿态：善意是不需要署名的。做完了，该走就走了。而在那个少年心里，这份善意一直存续着，并在他往后的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形式重现。 直到如今，只要他想起那天的玉米面发糕和白菜萝卜粉条汤，一种温暖便再度涌上心头。 这温暖已经化作一种信念：世间许多值得被记住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而是那些轻描淡写的善意时刻。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些微光犹在，足以照亮一个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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