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陕西南路一条弄堂口的小饭馆里，我第一次见许棠，她问我干什么工作，我说，打工。
她夹油爆虾的筷子停在半空，目光落到我身上的灰蓝色西装，又扫过我的袖口，笑着说：“看你穿着不凡呀。”
那句话一出来，我后背先紧了一下。
不是她语气不好，她说得挺轻，像随口一句玩笑。可我相亲这几年，最怕别人盯着我的衣服看。
穿差了，人家觉得你不重视。穿好了，人家又觉得你装。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有点烫，烫得舌尖发麻。我把杯子放下，说：“衣服是我自己做的，不值多少钱。”
她愣了一下：“你自己做的？”
“嗯。”我把袖口往上推了一点，“我在静安寺那边一家西服定制店后场干活，量尺寸，改版，缝衬，熨衣服。说白了，就是给人打工。”
许棠没接话。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卡其色风衣，又看我：“那你一眼能看出来我这衣服哪里不合适吗？”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问，手里的筷子顿了顿。
她说：“没事，你说，我不生气。”
我看着她肩膀的位置，说：“肩线往外跑了半公分，袖窿有点紧，所以你抬胳膊的时候会扯后背。”
她眼睛一下亮了，像是终于找到答案似的。
“我就说呢。”她把胳膊抬了抬，又放下，“我每次骑车都觉得后背勒，还以为是我胖了。”
我说：“不是你胖，是版型不适合。”
她笑了：“你们这行说话真讲究，明明是衣服不行，硬说版型不适合，听着就很体面。”
我也跟着笑了一下。
那天是我三十三岁这一年第三次相亲。
介绍人是我楼下洗衣店的曹姐，她给我改过两回裤脚，知道我在定制店工作，拍着胸脯说要给我介绍个靠谱姑娘。
“人家叫许棠，在徐汇区图书馆做活动策划。”曹姐说，“性格不闹腾，家里也简单，妈退休了，父亲走得早。你别一上来就说自己是裁缝，很多人听不懂，你就说服装行业。”
我当时点了头，心里却别扭。
裁缝怎么就不能说了？
可真到了相亲桌上，我还是只说了两个字：打工。
因为前几次相亲，我就是栽在这个词上。
有人听完笑笑，说：“现在还有裁缝啊？”
有人问：“那你是在店里卖衣服吗？”
还有一个姑娘最直接，她说：“我不是看不起手艺人啊，就是觉得不太稳定。”
那句“不是看不起”后面，通常都跟着看不起。
我不怪她们。
在上海，大家都忙着往上走，房子、车子、户口、收入，每一样都像一把尺子，摆在饭桌上量人。我不是不努力，只是量出来的结果经常不好看。
所以那天见许棠，我特意穿了那套自己做的灰蓝色西装。
面料是店里一位客人换下来的余料，够做半件，我又从库房找了相近的料子拼了裤子。里衬是深灰色，袖扣是最普通的黑扣，可肩和腰都是按我的身形打的版，穿上去确实精神。
我原本想给自己撑点场面。
没想到她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饭馆不大，墙上挂着几张泛黄的老上海照片，桌子挤得近，隔壁一桌阿姨们说话声音很响。窗外是湿漉漉的梧桐树，四月的上海刚下过雨，空气里有青苔和油烟混在一起的味道。
许棠点菜很利索。
一份油爆虾，一份响油鳝丝，一碗腌笃鲜，又加了两碗米饭。
她说：“第一次见面别点太贵，吃得舒服就行。”
我说：“你挺会点。”
她说：“我妈以前在这一片上班，我小时候跟她来吃过。那时候这家店还没有菜单，老板娘用粉笔写在墙上，菜卖完了就擦掉。”
我听着她说话，心慢慢放下来。
她不是那种急着审人的姑娘。
她问我工作，我回答得含糊，她也没往下逼。她只是顺着我身上的衣服问了几句，问做一套西装要多久，问量体会不会尴尬，问客人会不会提出很奇怪的要求。
我说：“有客人要求袖口一定要露出一厘米衬衫，少一毫米都不行。也有人非要把腰收得很紧，站着好看，一坐下就喘不上气。”
许棠笑得差点呛到：“那不就是花钱买罪受？”
我说：“有些人要的不是舒服，是别人看着觉得他好。”
她夹菜的动作慢了半拍，抬头看我。
“那你呢？”她问，“你穿成这样，是为了舒服，还是为了别人看着觉得你好？”
我一下被问住了。
饭桌上热气往上冒，盘子里的虾壳亮晶晶的。我低头剥了一只虾，剥得很仔细，剥完放进自己碗里，又觉得不太礼貌，想夹给她，手伸到一半又收回来。
许棠看见了，说：“你自己吃，我会剥。”
我“嗯”了一声，把虾塞进嘴里，嚼了好一会儿才说：“都有吧。”
她没有追问。
她只是点点头，说：“挺正常的。相亲嘛，谁不是把自己收拾得好一点再来。”
那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
结账的时候，我去柜台，她跟过来，说：“AA。”
我说：“不用，我来。”
她说：“第一次见面，谁都别占谁便宜。下次要是还能见，你请我也不迟。”
她说得很自然，没有推来推去的客套。我只好收起手机，看着她把自己的那份转给老板。
出门时雨又下起来了，不大，细得像雾。
我从包里拿伞，顺手把店里带出来的一小包针线也翻了出来。许棠正好弯腰去拎她的帆布袋，袋子的提手“嗤”一声脱线了，里面的书差点掉出来。
她低头看着断开的线头，有点无奈：“这袋子用了五年，终于撑不住了。”
我说：“你等一下。”
她还没反应过来，我已经从针线包里抽出一根黑线，找了门口屋檐下亮一点的位置，把帆布袋提手压回原来的位置，来回缝了几针。
针不算顺手，线也不完全同色，但应急足够了。
许棠站在旁边撑着伞，看我低头缝袋子。
雨滴打在伞面上，噼里啪啦的，她突然说：“你们打工的还随身带针线啊？”
我笑了一下：“职业病。”
她说：“那挺好，至少比只会说大话的人强。”
我把线头咬断，递给她：“只能暂时顶一阵，回去别装太重。”
她接过去，手指碰到我的指尖，凉凉的。
她低头看了看那几针，没嫌难看，反而把袋子提起来晃了晃，说：“结实多了。蒋亦舟，你这工作不只是打工吧。”
我说：“不然是什么？”
她想了想，说：“是把别人不合身的地方，慢慢改合适。”
那天晚上我坐地铁回浦东，车厢里人不多，我站在门边，看着玻璃上映出来的自己。
灰蓝色西装，白衬衫，黑皮鞋。
看起来确实不像一个天天蹲在后场熨裤线的人。
可许棠那句话一直在我耳边转。
把别人不合身的地方，慢慢改合适。
我做了九年衣服，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的工作。
我和许棠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她工作的图书馆。
她发微信问我周六有没有空，说馆里办旧衣修补的小活动，原本约好的老师临时来不了，她问我能不能救场。
我说：“我没教过人。”
她回：“不用讲大道理，教大家钉扣子、补开线就行。你不是随身带针线吗？”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久，最后回了个“行”。
周六下午，我拎着工具包去了徐汇那家图书馆。
那地方离衡山路不远，一栋老房子改的，门口有一棵很高的香樟树，雨后叶子绿得发亮。许棠站在门口等我，穿着白衬衫和深色半裙，胸前挂着工作牌，头发扎起来，整个人清清爽爽。
她看见我，又看了看我身上的衬衫，说：“今天怎么没穿那套不凡的西装？”
我说：“干活穿西装不方便。”
她说：“原来不凡也分场合。”
我笑了：“当然。”
活动室里来了十几个人，有退休阿姨，有大学生，还有两个附近上班的年轻姑娘。桌上摆着针线、扣子、旧衬衫和几条开了线的裤子。
我一开始有点紧张。
让我给客人量体，我不怕。让我站在人前说话，我嘴就发干。
许棠站在旁边，替我开了个头。
“今天蒋老师教大家最实用的修补。”她说，“别看他话不多，他手上功夫很好。”
我赶紧摆手：“别叫老师，我就是干这行的。”
底下几个阿姨笑了起来。
有个阿姨说：“干这行才叫专业呀，小伙子别谦虚。”
我拿起一件掉扣子的衬衫，慢慢讲怎么打结，怎么藏线头，怎么让扣子不贴死在布面上。讲着讲着，我就忘了紧张。
手里有针的时候，我心就稳。
许棠在一边帮忙发材料，偶尔有人听不懂，她就把我的话重新说一遍。她很会接话，不抢，也不冷场。一个阿姨把针扎到手，她立刻递纸巾，又笑着说：“没事，今天学会了，回家就能省一笔改衣费。”
活动结束时，有人把补好的衬衫举起来给同伴看，像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作品。
我收拾工具，许棠拿了两瓶矿泉水过来，递给我一瓶。
“蒋老师辛苦了。”
我说：“你别这么叫，我听着别扭。”
她靠在桌边，歪头看我：“那叫什么？蒋师傅？”
我一时没说话。
她也意识到了，声音低了一点：“不喜欢这个称呼？”
我摇摇头：“不是不喜欢，就是以前别人这么叫，听着像把我往低处放。”
许棠拧瓶盖的动作停住了。
过了几秒，她说：“那是别人不会叫。师傅这个词，在我这里不是低处。”
我看着她。
她说：“我小时候家里水管坏了，电灯坏了，门锁坏了，我妈都说找师傅。能把问题修好的人，就叫师傅。”
活动室的窗户开着，外面有人在树下说话，声音很轻。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
因为常年摸布料、拿熨斗，我的手指关节有点粗，指腹上有薄薄的茧。以前相亲时，我总把手藏在桌下，怕别人觉得这双手不像坐办公室的。
可那天许棠看着我的手，说：“你这双手挺好看的。”
我笑出声：“你审美挺特别。”
她说：“真的。干净，有用，不飘。”
从图书馆出来，她请我吃了一碗葱油拌面。
面馆很小，桌面擦得发亮，老板在门口煎排骨，油香从巷子口飘出来。许棠把醋瓶推给我，说：“你们做衣服是不是很在意细节？”
我说：“看人。有些人干久了就麻了，有些人越干越挑。”
“你是哪种？”
“以前是后一种，现在有点往前一种滑。”
她抬头：“为什么？”
我搅着面，没马上说。
过了一会儿，我说：“刚来上海那几年，我觉得自己手艺好就能留下来。后来发现不是。店里客人夸的是设计师，夸的是面料，夸的是品牌，很少有人知道后场是谁在改肩、谁在熨裤线。干得再细，工资也就那样。”
许棠安静地听着。
我说：“时间长了，就觉得自己也不过是个打工的。”
她用筷子戳了戳碗里的面：“打工不丢人。”
我说：“我知道。”
她看着我：“你不像知道。”
这句话说得不重，可落在我心里，有点疼。
从那以后，我们见得多了。
有时候是她下班后约我在淮海中路走一段，有时候是我收工晚，她就在我店附近等我，一起去吃一份生煎。她不爱逛商场，喜欢逛旧书店和菜市场。她说菜市场最像真实生活，谁都装不了太久。
我第一次带她去我上班的地方，是五月中旬。
店在静安寺后面一条安静的小路上，门脸不大，橱窗里挂着两套样衣，灯光打得很柔。前厅铺着木地板，香氛味很淡，客人进来都会下意识放轻声音。
许棠站在门口，先看橱窗，又回头看我：“难怪你那天穿得那么好。”
我说：“我其实大多数时间都在后面。”
我带她从侧门进去。
后场跟前厅完全不一样。
里面有缝纫机、烫台、挂满半成品的衣架，地上偶尔有裁下来的线头。蒸汽熨斗一开，屋子里又热又闷，夏天像蒸笼。邱师傅坐在最里面，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正在手缝一件礼服的驳头。
邱师傅是我师傅。
我刚进店时，连锁边都锁不好，是他一点点教我的。他脾气不算好，骂人嘴毒，但手艺是真好。店里很多难改的活，最后都要送到他手上。
他抬头看见许棠，先看我一眼。
“女朋友？”他问。
我耳朵有点热：“还不是。”
许棠倒是大方，笑着说：“正在考察。”
邱师傅哼了一声：“那你好好考察，他别的不行，针脚还行。”
我说：“师傅，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
“夸你呢。”邱师傅低头继续缝，“能被我说针脚还行的人，不多。”
许棠走到一排半成品前，没乱摸，只是隔着一点距离看。
她看得很认真，像在看展览。
出来的时候，她跟我说：“你以后别光说打工了。”
我问：“那说什么？”
她说：“说你在做衣服。”
我笑了笑：“听起来像艺术家。”
她很认真地摇头：“不是艺术家，是你真在做这件事。”
那天晚上，我送她到地铁口。
五月的上海已经有点热，地铁口人来人往，广告屏的光打在她脸上，一会儿蓝一会儿白。
她忽然说：“蒋亦舟，我妈想见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么快？”
“也不算快吧。”她说，“我们见了快两个月了。我妈知道我最近总出去，问了好几次。”
我没吭声。
她看出我的犹豫：“你不想去？”
“不是。”我说，“我怕你妈问工作。”
许棠笑了一下，又很快收住：“你怕她看不起你？”
我想说没有，可说不出口。
她低头踢了踢地上的一片叶子，说：“我妈这个人嘴直，但不是坏人。她一个人把我带大，很多事想得现实一点，我能理解。”
我点头：“应该的。”
她看着我：“可是你也别先把自己放到被审的位置上。她问什么，你就照实说。你做衣服，不偷不抢，靠手艺吃饭，这有什么不能讲的？”
我说：“你说得容易。”
她沉默了一会儿。
地铁口的风从地下涌上来，吹得她裙摆轻轻晃。
她说：“我第一次见你，问你干什么工作，你说打工。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可后来我发现，你每次说这两个字的时候，都像先替别人把自己贬了一遍。”
我胸口有点闷。
她声音很轻：“我不喜欢你这样。”
我那时候没太听进去。
我只觉得她不懂。
她工作在图书馆，环境干净，来来往往都是读书办活动的人。她不知道后场有多热，不知道客人一句“不满意”就能让我们返工到半夜，不知道有些人看见你蹲下量裤脚时，眼神会自然往下落。
我不是天生自卑。
我是一次一次被量出来的。
六月初，我去了许棠家。
她家在田林一个老小区，楼不高，楼道里贴着电动车充电通知。她提前下楼接我，看见我手里拎的水果和一盒点心，皱眉说：“让你别买这么多。”
我说：“第一次上门，总不能空手。”
她伸手替我拿了一袋水果：“等会儿我妈问你，你别紧张。”
我笑：“你看我像不紧张吗？”
她看了看我身上的白衬衫和黑裤子：“今天怎么没穿西装？”
“怕你妈觉得我装。”
她叹了口气：“你看，你又开始了。”
门是她妈妈开的。
姚阿姨六十出头，头发烫成小卷，围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她见到我，先上下看了一眼，笑着让我们进门。
“来就来，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客厅收拾得很干净，沙发上铺着浅色罩子，墙上挂着许棠小时候的照片。她小时候脸圆圆的，抱着一本图画书，表情严肃得像个小干部。
我多看了一眼，许棠立刻挡到我面前：“别看。”
姚阿姨在厨房笑：“有什么不能看，你小时候还说长大要当宇航员呢。”
许棠脸红：“妈。”
饭桌上，姚阿姨做了四个菜。
糖醋小排，清炒河虾仁，番茄炒蛋，还有一碗鸡汤。她一直招呼我吃菜，问我住哪里，家里几口人，来上海几年了。
我一一回答。
她问得不尖锐，可每个问题都绕不开现实。
租房还是买房。
工资稳不稳定。
父母有没有养老。
以后打算留上海还是回老家。
我答得很慢。
许棠坐在旁边，偶尔替我补一句，但大多数时候没插嘴。她大概是想让我自己说。
吃到一半，姚阿姨终于问：“小蒋，你具体做什么工作？”
我捏着筷子的手紧了一下。
许棠看着我。
那一刻，我脑子里明明已经准备好了答案：我在西服定制店做制版和修改，算技术岗，有社保，也有固定客源。
可话到了嘴边，又变成了那句老话。
“我就是打工。”我说，“在一家服装店里。”
许棠的眼神暗了一下。
姚阿姨也停了停：“服装店？卖衣服？”
我硬着头皮说：“不是卖衣服，在后面做衣服。”
“哦。”姚阿姨点点头，“裁缝啊。”
她说“裁缝”两个字的时候，没有故意难听，可我还是觉得脸上发热。
我忙说：“也不是老式裁缝，现在叫定制。主要是客人订西装，我们负责后场。”
姚阿姨放下筷子：“那收入怎么样？忙不忙？你们这种店，会不会哪天生意不好就关了？”
许棠看了她妈一眼：“妈。”
姚阿姨说：“我问问怎么了？谈对象不问清楚，以后吃亏的是你。”
我说：“阿姨，您问是应该的。”
我把工资范围、社保、租房情况都说了。
越说声音越低。
姚阿姨听完，没有立刻表态，只说：“小蒋，我不是看不起手艺人。我们那一代人也都是靠手吃饭的。只是上海过日子不容易，光人好不够，日子也要有底。”
我点头：“我明白。”
那顿饭后半段，气氛明显淡了。
许棠送我下楼时，一直没说话。
小区里有小孩在骑滑板车，轮子压过地砖，哒哒哒地响。路灯亮得早，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到了门口，我说：“你妈说得对。”
许棠停下来：“所以呢？”
“所以你可以再想想。”我说，“我条件确实一般。你妈担心，不是没道理。”
她看着我，眼睛一点点红了，但声音还稳。
“蒋亦舟，你知道我今晚最难受的是什么吗？”
我没说话。
她说：“不是我妈问你工资，也不是她说上海日子难。这些都现实，我不怕。让我难受的是，我在旁边等你把自己说清楚，可你又用‘打工’两个字把自己盖过去了。”
我喉咙发紧：“我只是不想显得自己很了不起。”
“没人要你显得了不起。”她说，“我只是希望你别显得自己没价值。”
风从小区门口吹进来，有点闷热。
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越把自己说低，我越不知道该怎么把你介绍给我妈。因为连你自己都不肯站直，我替你站直有什么用？”
那句话比姚阿姨所有问题都重。
我想解释，可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许棠低头吸了吸鼻子，把手里的水果袋递给我：“这个你拿回去吧，我妈买多了。”
我没接。
她把袋子塞到我手里：“回去吧，地铁快没了。”
那晚之后，许棠没有不理我。
她照常回微信，只是话少了。
我发一句“到家了吗”，她回“到了”。
我问她“明天加班吗”，她回“看情况”。
以前她会顺手拍图书馆楼下的花，拍中午食堂难吃的菜，拍活动海报上印错的字。那几天，她什么都不拍了。
我知道她生气。
可我不知道怎么哄。
我在店里干活也心不在焉，给一位客人改袖长，差点把左右袖标反。邱师傅看见了，拿粉笔敲了敲桌子。
“蒋亦舟，你脑子落哪儿了？”
我赶紧道歉。
邱师傅把衣服拿过去检查，确认没出错，才抬头看我：“跟姑娘吵架了？”
我没吭声。
他冷笑：“你们年轻人，缝个扣子都没耐心，谈对象倒想一步到位。”
我苦笑：“师傅，不是没耐心。”
“那是什么？”
我把去许棠家吃饭的事说了。
邱师傅听完，半天没说话。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旧剪刀，在掌心里转了转。那把剪刀跟了他很多年，手柄都磨亮了。
“你觉得裁缝丢人？”他问。
我立刻说：“没有。”
“没有你干嘛不敢说？”
我答不上来。
邱师傅把剪刀放回桌上，说：“我年轻时候也不敢说。我媳妇第一次带我回家，她爸问我干什么，我说在服装厂。她爸又问具体做什么，我说拿剪刀的。你猜她爸说什么？”
我摇头。
“他说，那以后家里窗帘有人改了。”邱师傅说完自己笑了，“我那时候气得不行，觉得他瞧不起我。后来才知道，人家真拿来一堆窗帘让我改，还给我倒茶，怕我累着。”
我也笑了一下。
邱师傅收了笑：“人家看不看得起你是一回事，你自己怎么站，是另一回事。你站歪了，别人当然照着歪的看。”
他顿了顿，又说：“还有个事，我正想跟你说。”
我抬头。
他说：“店里房租又涨，老板准备把后场缩一半。以后小修小改的活不接了，嫌利润低。我手里有些老客人，裤脚、腰围、旧衣翻新，活不大，但稳定。武定路那边有个社区商业点，六个平方的小铺位，租金不算高。你要是愿意，可以先周末做起来。”
我愣住了：“我？”
“不是你是谁？”邱师傅瞥我一眼，“你手艺够，就是胆子不够。”
我下意识说：“我没开过店。”
“谁生下来就开过？”他说，“我不是让你马上辞职。先挂个牌子，周末和晚上接活。做得起来就继续，做不起来也亏不了多少。”
我第一反应是拒绝。
租金、工具、时间、客源，每一样都像压在胸口的石头。
可我又想起许棠那句：连你自己都不肯站直，我替你站直有什么用。
那天下班后，我没有直接回家。
我坐公交去了武定路。
那个社区商业点夹在菜场和修鞋铺中间，晚上七点多，门口还有人买菜。六个平方的小铺位空着，卷帘门半旧，墙上贴着上一家留下的胶印。旁边卖钥匙的大叔见我站着看，问我是不是要租。
我说：“先看看。”
他指了指隔壁：“这边人多，裤脚拉链这种活不少。以前有个改衣的阿姨，搬去带孙子了，好多人找不到地方。”
我站在那间小铺前，看了很久。
六个平方，放一台缝纫机，一张烫台，一个衣架，差不多就满了。
小得不能再小。
可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里至少能挂我自己的名字。
不是某某定制店后场。
不是给人打工。
是蒋亦舟的手艺。
我给许棠发了条微信：明天有空吗？我想带你看个地方。
她过了半个小时才回：哪里？
我说：一个可能会让我更忙、更穷、也更像自己的地方。
她回了三个字：几点见？
第二天傍晚，许棠来了武定路。
她穿着一条浅绿色裙子，肩上背着那个被我缝过提手的帆布袋。那几针线还在，虽然歪，却牢牢的。
我带她站在空铺子门口。
她看了一圈，说：“就这？”
我点头：“就这。”
她走进去，伸手量了量墙，又退出来看招牌位置：“小是小了点，但门口人多。你准备做什么？”
我说：“改裤脚，换拉链，改腰围，旧衣修补。邱师傅有几个老客人可以介绍过来。我先不辞职，周末和晚上做。要是半年还不行，就退租。”
她看着我，没立刻说好，也没说不好。
“你想清楚了吗？”她问。
“还没完全想清楚。”我老实说，“我有点怕。”
她点点头：“怕什么？”
“怕租金打水漂，怕没人来，怕我折腾一圈，最后还是个笑话。”我停了停，“也怕你妈知道了，觉得我更不稳定。”
许棠听到这里，笑了一下。
“你看。”她说，“你想开个小铺，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我妈怎么看。”
我被她说得脸热。
她走到我面前，声音不高，却很清楚：“蒋亦舟，我妈的意见很重要，但她不能替你过日子，也不能替我谈恋爱。你要是想做，是因为你自己想站出去，不是为了证明给她看。”
我说：“我也想证明给你看。”
她抬头看我，眼里有一点湿。
“那你先证明给自己看。”她说，“我才敢把以后交给你。”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铺位最终租了下来。
合同签的是三个月，押一付一。我把这些年的一点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台二手工业缝纫机，又从店里淘了一张旧烫台。邱师傅嘴上嫌我磨叽，还是把他不用的一只木尺给了我。
“别弄丢。”他说，“这尺子比你年纪大。”
我接过来，心里沉甸甸的。
许棠也没闲着。
她帮我写价目表，改裤脚二十五，换拉链三十五起，衣服破洞修补按情况报价。她字写得好，清爽，有点圆。她还给我想了个名字，叫“归尺改衣”。
我问什么意思。
她说：“衣服量好了才归身，人也一样。”
我觉得有点文艺，但没有反对。
她拿白纸写了几个版本，让我挑。我挑了最简单的一个。
开业那天，没有花篮，没有鞭炮，也没有什么热闹场面。
我早上七点就到了，把卷帘门拉起来，扫地，擦桌子，给缝纫机上油。许棠带了两个饭团和两杯豆浆过来，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吃。
她看着我的招牌，说：“蒋师傅，今天开始，你算自己给自己打工了。”
我说：“听着更累。”
她说：“累也比缩着强。”
第一单生意，是菜场卖菜阿姨的一条裤子。
她说裤腿太长，问能不能十分钟改好。我说可以，她站在旁边看我量长度、画线、剪布、锁边，改完穿上试了试，当场说：“小伙子手挺快。”
她付了二十五块钱，还顺手把价目表拍了照，说回头群里帮我发一下。
我拿着那二十五块钱，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许棠在旁边笑：“蒋老板，开张了。”
我说：“别叫老板，听着心虚。”
她说：“那叫什么？”
我想了想，说：“还是叫蒋师傅吧。”
她眼睛弯起来：“好，蒋师傅。”
小铺开起来后，我忙得脚不沾地。
白天在定制店，晚上去武定路。周末从早到晚守着铺子，有时候一天只有三单，有时候衣架上挂满了裤子和外套。上海人的衣服很舍不得扔，尤其是穿顺手的旧衣服，袖口磨了，拉链坏了，腰围不合适了，都想再救一救。
有个老爷子拿来一件旧夹克，说这是退休那年买的，穿了十几年，拉链坏了，但布还好。
有个年轻姑娘拿来一条裙子，说面试要穿，腰大了一圈，第二天就要。
还有个阿姨拿来一件羊绒大衣，袖口破了一个小洞，问能不能补得看不出来。
我一件一件接，一针一针做。
累是真累。
可每次客人穿着改好的衣服，在镜子前转一转，说一句“可以了”，我心里都会松一口气。
那种感觉，跟在定制店后场不一样。
以前我也把衣服做好，但客人多数不知道是谁做的。现在他们站在我面前，看着我的手，也看着我的名字。
许棠只要不加班，就会来铺子坐一会儿。
她不打扰我，就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看书，偶尔帮我收钱，帮我写取衣单。有人问她是不是老板娘，她一开始还解释，后来懒得解释，只低头笑。
我以为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可姚阿姨那边，一直没松口。
许棠说她妈知道我租铺子以后，脸色不太好。
“她说你本来工作就忙，还折腾这个，怕你把身体拖垮，也怕你折腾不出结果。”许棠转述得很小心。
我说：“她说得也有道理。”
许棠看我：“你又来了。”
我把手里的线剪断，没吭声。
她坐到我旁边，说：“我不是不让你理解她。我是希望你别每次都拿‘她有道理’当退路。她有她的道理，你也得有你的选择。”
我低头看着衣服上的针脚，忽然问：“许棠，如果你妈一直不同意呢？”
她沉默了。
铺子外面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响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我会继续跟她说。但我也要看你怎么做。”
我心里一沉：“什么意思？”
她看着我，表情很认真：“我不能一个人往前走。蒋亦舟，我可以陪你过普通日子，甚至辛苦一点的日子，但我不能陪一个总觉得自己不配的人过日子。那样我会很累。”
这话不重，却比吵架还让我难受。
我知道她不是威胁我。
她是在把话说清楚。
八月的一个周五，许棠给我打电话，说她妈有件大衣想改，问我能不能接。
我愣了一下。
“你妈主动说的？”
“也不算主动。”许棠说，“她下周要参加老同事聚会，翻出一件以前很喜欢的羊绒大衣，袖口磨坏了，里衬也裂了。我说你能修，她没反对。”
我立刻说：“能。”
第二天，许棠把那件大衣拿来了。
深驼色，版型很老，肩稍微宽，腰不收，衣摆到小腿。料子是真好，摸上去软而厚，只是袖口边缘磨得发白，里衬腋下裂开了一道口子，扣子也松了。
许棠说：“这是我妈年轻时候攒钱买的。她以前在百货公司上班，冬天穿这件大衣，觉得自己特别神气。后来不舍得穿，一直压在箱底。”
我把大衣挂起来，仔细看了一圈。
“能修。”我说，“袖口要重新包边，里衬拆开补，扣子也换线。肩可以稍微收一点，但不能改太多，改多了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许棠看着我：“你跟我妈说去。”
我抬头：“她也来了？”
许棠往门口看了一眼。
姚阿姨就站在铺子外面，手里拎着一个小布袋，表情有点不自然。
我赶紧出去：“阿姨。”
她点点头，眼睛往铺子里扫了一圈。
六个平方的小铺，实在说不上体面。风扇转着，墙上挂着几条改好的裤子，烫台旁边堆着线轴和粉笔。地上我刚扫过，但门口靠近菜场，灰总是有一点。
姚阿姨看完，没说难听话，只问：“这衣服真能修？”
我说：“能修。就是要两天。”
“别修坏了。”她说，“这衣服我留了很多年。”
“我知道。”我说，“我会小心。”
她站了一会儿，又问：“多少钱？”
我看了许棠一眼。
许棠也看我，像是在说你自己定。
我说：“阿姨，按正常收费，袖口和里衬加起来一百二。您这件我会多花点时间，但还是按这个收。”
姚阿姨皱眉：“这么贵？”
我一瞬间有点慌，刚想说可以便宜，许棠在旁边咳了一声。
我把那句“少点也行”咽回去，重新说：“如果只是随便缝上，几十块也能做。但这件料子好，袖口要拆开重新包，线色也要配，不然一眼就看出来。您要是信我，我按一百二做。您要是不放心，也可以拿去别处问问。”
姚阿姨看着我。
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没有往后退。
几秒钟后，她从布袋里拿出一百二十块钱，放到桌上。
“那你做。”她说，“做好了我来取。”
她转身走的时候，许棠偷偷在背后朝我竖了下大拇指。
我想笑，又怕被姚阿姨回头看见，只好低头整理大衣。
那件大衣我做得格外仔细。
为了配袖口的包边布，我跑了两趟面料市场，找到颜色最接近的一小块羊毛料。里衬裂口不能直接缝死，我拆开一段，把里面磨薄的地方补了底布。扣子原本还能用，我没换，只把线重新绕紧。
收肩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
如果改得太新，大衣会失去原来的样子。姚阿姨留着它，留的不是一件衣服，是年轻时那个舍得为自己买好东西的自己。
我最后只收了一点点，让肩线不再塌，却保留了宽松的感觉。
第三天傍晚，姚阿姨来取衣服。
许棠也来了，但她站在门口没进来，像故意把场子留给我。
我把大衣递给姚阿姨：“您试试。”
铺子小，没有正式试衣间。我拉了帘子，让她在里面换。
帘子拉开时，姚阿姨站在镜子前，自己先愣了愣。
大衣还是那件大衣，可袖口干净了，肩背顺了，扣子挺了，整个人都精神了。
她抬起胳膊，看袖口，又摸了摸里衬。
“看不出来补过。”她声音低了些。
我说：“近看还是能看见一点，但穿起来不明显。”
她对着镜子站了很久。
许棠走进来，笑着问：“妈，好看吧？”
姚阿姨没立刻说话。
她低头整理领口，忽然说：“我买这件大衣的时候，比你现在还小。”
许棠脸上的笑慢慢收住。
姚阿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没多少，我攒了半年。你爸还说我败家，我说女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一件穿出去能抬头的衣服。”
铺子里安静下来。
我站在一旁，忽然明白许棠那股直劲儿是从哪儿来的。
姚阿姨转过身，看着我：“小蒋，你手艺确实好。”
我喉咙紧了一下：“谢谢阿姨。”
她又看了看这间小铺：“可手艺好，不代表日子就稳。”
许棠刚要说话，姚阿姨抬手拦住她。
“我不是来吵架的。”她说，“我就是想听他自己说。小蒋，你以后到底怎么打算？你不能总让小棠替你说好话。”
这句话，把我钉在了原地。
许棠站在旁边，眼睛也落到我身上。
铺子外面，菜场收摊的声音传进来，有人拖着塑料筐，有人喊最后一把青菜便宜卖。我的缝纫机还亮着灯，桌上有没收好的粉笔和剪刀。
这不是豪华饭店，也不是体面的办公室。
这就是我的地方。
我慢慢直起背，说：“阿姨，我以前总说自己打工，是因为怕别人看不起。其实说到底，是我自己先没底气。”
姚阿姨没说话。
我接着说：“我现在还是给店里打工，白天做定制后场。这个小铺是我晚上和周末做的，不大，也不一定能马上赚多少钱。但我想试试。不是想装老板，也不是想让许棠跟着我冒险。我只是觉得，我干了九年，总不能一辈子连自己做什么都说不清楚。”
许棠的眼睛红了。
我看着姚阿姨，声音有点发抖，但没停。
“我没有上海房子，也不是高收入。您担心她吃苦，我理解。可我能保证几件事：第一，我不会拿话骗她；第二，我不会让她替我的自卑撑场面；第三，我会把自己的日子往前做，做得慢一点，也往前做。”
姚阿姨低头摸着袖口。
我说：“您问我是什么工作，我现在能答了。我是做衣服的。白天给人打工，晚上给自己打工。靠手吃饭，不丢人。”
这几句话说完，我胸口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原来承认自己，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难。
难的是承认之前那三十三年，我一直在躲。
姚阿姨看了我很久。
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两条裤子。
“既然你这么说。”她把裤子放到桌上，“这两条腰都大了，帮我改一下。该多少钱多少钱，别因为我是小棠妈妈就少收。”
许棠一下笑了，眼泪也跟着掉下来。
她转过脸擦了一下，说：“妈，你怎么还带裤子来的？”
姚阿姨瞪她：“我来改衣服，不带裤子带什么？”
我低头拿皮尺，嘴角压不住。
姚阿姨看我一眼：“笑什么？好好量，改不好我照样说你。”
我说：“好。”
那天晚上收铺以后，我和许棠沿着武定路慢慢走。
街边的店一家一家关灯，空气里有烧烤味，也有桂花香。她背着那个旧帆布袋，袋子提手还是我第一次相亲后缝的那几针。
走到路口，她忽然停住，伸手抱住我。
我愣了一下。
她把脸埋在我胸口，声音闷闷的：“蒋亦舟，我等你这几句话等了好久。”
我抬手抱住她，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对不起。”我说。
她摇头：“不用对不起。你今天说出来就行。”
我说：“许棠，我以后可能还是会怕。”
“怕就怕。”她说，“怕不丢人。怕了还往前走，才算数。”
我低头看她：“那你还考察吗？”
她抬起头，眼睛湿亮，嘴角却翘着：“继续考察。你别以为会说几句话就过关了。”
我笑了。
她也笑。
路口红灯变绿，人群往前走。她牵住我的手，很自然地把手指扣进来。
那是我们第一次在街上牵手。
我手心有茧，她手心很软。上海的夜风从高楼中间穿过来，吹得人清醒，也吹得人心里发暖。
后来，姚阿姨来铺子的次数多了。
一开始她真是来改衣服。
裤腰、袖口、裙摆，每次都按价付钱。后来她会顺手带一盒自己包的馄饨，说做多了，让我拿回去当夜宵。再后来，她把小区阿姨们也带来了。
“这个小蒋，手艺可以，就是话少。”她跟别人介绍我，“你们别欺负老实人，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
我在一边听着，耳朵发烫。
许棠笑得不行，回头偷偷跟我说：“看吧，我妈现在是你的业务员。”
我说：“那我要不要给她提成？”
许棠说：“给她改衣服排队优先就行。”
小铺慢慢有了固定客人。
我没有突然赚大钱，也没有一夜翻身。白天店里照样忙，晚上小铺照样琐碎。有时候一天做十几条裤子，累得腰直不起来。有时候下雨，整晚只有一个客人，我就坐在铺子里练手缝。
可我心里不再空。
我把“归尺改衣”的取衣单整理成册，每个月算一次账。三个月后，除掉租金水电，居然还剩下一点。钱不多，但足够让我把租期续下去。
邱师傅来看过一次。
他背着手站在门口，先挑毛病，说灯不够亮，线架摆得乱，价目表写得太文气。挑完之后，他坐下来喝了杯茶，临走时丢下一句：“还行，没给我丢人。”
我知道这就是他的最高夸奖。
许棠那边也有变化。
她不再急着让我去讨好她妈，也不再替我解释每一句话。有次她馆里同事来改裙子，见我穿着围裙坐在缝纫机前，开玩笑说：“小棠，你男朋友挺接地气啊。”
我刚想笑笑带过，许棠先说：“是挺接地气，不过他做一件衣服，比你写年终总结认真多了。”
同事笑着说：“那我这裙子交给他放心了。”
我低头量裙摆，心里很稳。
不是因为许棠替我说话。
是因为就算她不说，我也能说。
十月，许棠生日。
我问她想要什么，她说什么都不要，让我早点收铺，陪她吃顿饭。
我提前一天把铺子门口贴了通知，下午六点关门。那天我换上第一次相亲穿的那套灰蓝色西装，只是里面的衬衫换成了浅蓝色。西装被我重新熨过，裤线笔直，肩背服帖。
我订的地方，还是陕西南路那家小饭馆。
许棠到了门口，看见招牌就笑了。
“你还记得这里啊？”
我说：“不敢忘。”
她坐下后，特意点了第一次吃的油爆虾和腌笃鲜，又加了一份葱烤鲫鱼。老板娘已经不认识我们，可那张靠窗的小桌还在。
菜上来后，许棠托着下巴看我。
我问：“看什么？”
她说：“看你穿着不凡呀。”
我忍不住笑了：“这句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她说，“我那天是真觉得你不像普通打工的。”
我说：“后来发现是普通打工的，失望吗？”
她拿筷子敲了敲碗边：“少给我挖坑。”
我剥了一只虾，放到她碗里。
她这次没说自己会剥，只低头吃了。
吃到一半，她忽然问：“蒋亦舟，你现在要是再相亲，人家问你干什么工作，你怎么说？”
我放下筷子，认真想了想。
“我会说，我做衣服。”我说，“白天在定制店做后场，晚上开了个小改衣铺。挣得不算多，但每一分钱都清楚。以后想把铺子做稳，再请一个人，慢慢来。”
许棠看着我，眼睛弯起来：“这不是挺会说的吗？”
我说：“练出来了。”
她低头喝汤，过了一会儿，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推到我面前。
我愣住：“不是你生日吗？怎么你送我？”
“打开看看。”
盒子里是一枚小小的铜牌，长方形，边角磨得圆润，上面刻着四个字：归尺改衣。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蒋亦舟。
我拿着铜牌，手指在刻字上慢慢摸过去。
许棠说：“我找人做的。你那个纸招牌雨天容易潮，铜牌挂门口更耐用。也不贵，你别心疼钱。”
我没说话。
她看我眼眶发红，有点慌：“你别哭啊，我最怕男人在饭桌上哭。”
我笑了一下，吸了吸鼻子：“没哭。”
她说：“那你眼睛怎么红了？”
“辣的。”
“这桌菜哪来的辣？”
我把铜牌握在手里，低声说：“许棠，谢谢你。”
她筷子停了一下。
我说：“不是谢你帮我做牌子。是谢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没有因为我说打工就把我看低。也谢你后来没有一直替我撑着，而是逼我自己站起来。”
许棠低头拨了拨碗里的汤勺，小声说：“我也不是逼你。”
“我知道。”我说，“你是在等我。”
她抬头看我。
饭馆的灯光落在她眼睛里，暖暖的。
她说：“那你以后别让我等太久。”
我点头：“不会。”
那顿饭后，我们沿着陕西南路走了一段。
路边的梧桐叶黄了一半，风一吹，叶子落到人行道上。上海的秋天总是很短，短得像一段刚刚想明白的话，还没说尽，就要入冬。
许棠把手插在风衣口袋里，走着走着，忽然把手伸出来递给我。
我牵住她。
她说：“我妈昨天问我，你有没有跟我提以后。”
我心跳漏了一拍：“你怎么说？”
“我说你忙着给人改裤脚，暂时顾不上人生大事。”
我停下来：“你真这么说？”
她笑得肩膀发抖：“当然不是。”
我看着她。
她收了笑，声音软下来：“我说，你在很认真地把自己的日子理顺。等你理顺了，你会说的。”
我握紧她的手。
“许棠。”我说。
她看着我：“嗯？”
我原本准备了很多话，关于收入，关于铺子，关于未来租房，关于她妈妈，关于我的父母，关于普通人过日子需要多少耐心。
可真到了嘴边，话变得很简单。
“等我这个铺子满一年，账稳定下来，我们就把两家人叫出来吃顿饭，商量结婚的事。”我说，“我现在还不能给你大房子，也不能保证以后没有难处。但我保证，我不会再躲在‘打工’两个字后面，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往前走。”
许棠站在路灯下，没说话。
她的手在我掌心里动了一下。
我有点紧张：“你怎么不说话？”
她吸了吸鼻子：“我在想，要不要显得矜持一点。”
我笑了：“那你矜持完了吗？”
她点头：“完了。”
然后她说：“好。”
就一个字。
比那天饭桌上所有菜都热。
年底的时候，归尺改衣的铜牌挂上了门口。
是许棠陪我一起挂的。
她踩着小凳子扶牌，我在下面拧螺丝。拧到最后一下，她说歪了，我退后看，说没歪。她不信，下来自己看，最后承认只是她刚才站歪了。
铜牌不大，挂在卷帘门旁边，灯一照，有一点温润的光。
姚阿姨来的时候，看了半天，说：“还挺像样。”
她嘴上这么说，第二天就带了两个老同事来，一人拿了三条裤子。
春节前，我把这一年的账算完。
不算白天工资，小铺净剩下的钱不多，但比我预想得好。更重要的是，客人稳定了，取衣单也越攒越厚。
我拿着账本去找许棠。
她那天在图书馆加班，活动室里刚办完一场阅读会，桌上还摆着没收完的椅子。我帮她把椅子摞起来，她把灯关了一半，只留窗边一排。
我把账本放在桌上：“你看看。”
她翻得很认真。
看完之后，她抬头：“蒋老板，可以啊。”
我说：“别闹。”
她合上账本：“所以你准备什么时候请我妈吃饭？”
我说：“下周六。”
她愣了一下：“你都订好了？”
“订好了。”我说，“还是那家小饭馆。你妈说那里菜不错，离她也不远。”
许棠看着我，慢慢笑了。
“蒋亦舟，你现在行动力变强了。”
我说：“怕你等太久。”
她没再说话，走过来抱了我一下。
那次两家人吃饭，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场面。
我爸妈从老家赶来，带了两袋土特产，拘谨得不太敢说话。姚阿姨一开始也有点端着，后来跟我妈聊到菜价，又聊到年轻人租房不容易，话匣子就开了。
饭桌上，我把自己的情况一条一条说清楚。
白天工作，小铺收入，租房计划，结婚预算。
没有夸口，也没有把话说满。
姚阿姨听完，问许棠：“你想好了？”
许棠点头：“想好了。”
姚阿姨又问我：“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她沉默了几秒，叹口气：“那就好好过。日子不是衣服，哪里不合身就拆了重缝。人跟人过日子，有些地方要改，有些地方要磨。你们别光凭一时高兴。”
我点头：“我记住。”
许棠在桌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膝盖。
姚阿姨看见了，当没看见。
那顿饭结束时，她把一只红包放到我面前。
我赶紧推回去：“阿姨，这个不用。”
她说：“不是给你的，是给你们以后用的。钱不多，图个意思。”
我还想推，许棠按住我的手。
“收下吧。”她说，“这是我妈认可你，不是施舍你。”
我看着姚阿姨。
她还是那副嘴硬的样子：“以后小棠的衣服你负责改，不能收钱。”
我笑了：“这个可以。”
她说：“我的也不能收太贵。”
许棠立刻说：“妈，你刚才还说不能占便宜。”
姚阿姨瞪她：“我占自己女婿一点便宜怎么了？”
饭桌上安静了一秒。
然后大家都笑了。
我低下头，眼眶又有点热。
原来有些称呼，不是突然砸下来的，是一点一点缝出来的。
第二年春天，我们领了证。
没有办大酒席，只请两家人吃了顿饭。许棠说婚礼可以慢慢补，日子先过起来。我们租了一间离她上班不远的小两居，离我的铺子坐公交四站路。
搬家那天，姚阿姨带来一箱碗，一边摆一边嫌弃我们买的锅太薄。
我妈在厨房洗菜，听见了，立刻说家里有一口好铁锅，下次给我们带来。
两个妈很快聊到了一起，开始讨论什么锅炒青菜香，什么锅炖汤好。
许棠站在客厅，看着乱糟糟的纸箱，突然笑了。
我问她笑什么。
她说：“我想起第一次见面，你说你打工的时候，整个人都像想从椅子上缩下去。现在你看你妈和我妈，已经在讨论谁的锅更好用了。”
我说：“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
她说：“有啊。说明你这个打工的，终于把自己打进我家了。”
我被她逗笑。
婚后日子没有变成童话。
我还是忙。
她也忙。
我们会因为谁忘了倒垃圾吵两句，会因为我收铺太晚她担心而闹别扭，也会因为她买书太多没地方放，我抱怨两句，她就瞪我。
可吵完了，我们会把话说开。
她说过，不能冷战。
我记得。
有一次晚上，我从铺子回来，已经十点半。
她坐在餐桌边，桌上留着一碗汤。汤上面盖着盘子，已经不热了。
我心里一紧：“你还没吃？”
她说：“吃过了，给你留的。”
我坐下喝汤，她坐在对面看我。
“今天累吗？”她问。
“还行。”我说，“一个客人带了件很贵的外套，破了个洞，修得我手心冒汗。”
她托着脸：“修好了？”
“修好了。”
“那你厉害啊，蒋师傅。”
我喝了一口汤，忽然觉得这一天的累都落了地。
后来归尺改衣换了大一点的铺面。
还是不大，十二个平方，但终于能放下一面像样的镜子。邱师傅退休后，偶尔来我这边坐坐，嘴上说是监督我，其实是闲不住。
许棠给新铺子添了一个木头衣架，又把那枚旧铜牌擦干净，挂在收银台旁边。
我问：“新店了，要不要换新的？”
她说：“不换。第一块牌子最要紧。”
她那个被我缝过提手的帆布袋，后来还是坏了。
这回不是提手断，是底磨破了，真的救不回来。她舍不得扔，我就把那块带着针脚的提手拆下来，缝在店里一块布样册的封面上。
许棠看见后，摸了好久。
“这也算纪念？”她问。
我说：“算。第一次相亲接到的第一单免费活。”
她笑：“那你亏了。”
我说：“不亏，后来把人赚回来了。”
她脸红，骂我现在越来越会说话。
有天傍晚，上海又下雨。
雨声敲在店门口的遮阳棚上，外面行人匆匆。许棠下班后过来，手里拎着两份馄饨。她坐在小凳子上，看我给一件西装熨袖子。
蒸汽冒起来，灯光下白白的一团。
她忽然问：“蒋亦舟，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问你什么？”
我说：“问我干什么工作。”
“你怎么答的？”
“打工。”
她笑：“那我说什么？”
我抬头看她。
她穿着普通的米色针织衫，头发随便挽着，脸上带着一点下班后的疲惫。可她眼睛亮得很，像那晚小饭馆里一样。
我说：“你说，看你穿着不凡呀。”
她点点头：“那时候我还以为你可能是做金融的，或者卖房的，再不济也是个店长。结果你说你做衣服。我当时真的愣了一下。”
我问：“失望？”
她摇头：“不是。是觉得这个人很奇怪，明明穿得那么讲究，却把自己说得那么低。后来我才知道，你不是穿着不凡，是心里一直没找到合身的位置。”
我停下熨斗。
雨还在下，街边的灯被雨水拉成一条一条的光。
许棠把馄饨盒打开，热气腾起来。
她说：“现在找到了吗？”
我看了看这间小店。
墙上的布样，桌上的木尺，门口的铜牌，衣架上等着取走的裤子和外套，还有坐在灯下等我吃饭的她。
我说：“找到了。”
她把筷子递给我：“那吃饭吧，蒋师傅。打了一天工，辛苦了。”
我接过筷子，笑着说：“不辛苦。给别人打工，给自己打工，也给你打工。”
她白我一眼：“少贫。馄饨快坨了。”
我低头吃了一口，汤是热的，馄饨皮有点软。
店外的雨下得密，上海的夜色被洗得发亮。有人从门口路过，看见招牌，探头问：“师傅，裤脚能改吗？”
我放下筷子，站起来：“能，您拿进来。”
许棠坐在一边，低头笑。
我接过那条裤子，拿起皮尺，像很多年前第一次学量体那样，把布料抚平，找到应该落针的位置。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日子大概就是这样。
一开始不合身，别急着扔。
量一量，拆一拆，缝一缝。
有人愿意陪你慢慢改，就会越来越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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