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修县三角乡建华村，在赣北的丘陵之间。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顺着地势散开，新旧交错。村口有棵老樟树，树冠大得遮住半条路。树下常年拴着几头黄牛，牛粪味混着稻草味，风一吹就散开来。熊运世家的老屋在村子西头，青砖墙，黑瓦顶，木门上的红漆褪成了灰白色。屋前有一片菜地，种着白菜和萝卜，叶子被雨打得东倒西歪。
熊运世一九七六年生在这个屋里。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父亲年轻时在镇上的砖厂扛活，腰椎落下了病，干不了重活，只能在家侍弄那几亩薄田。母亲养猪，一年到头养两头，年底卖了换几个钱。家里穷，但不至于揭不开锅。就是日子紧，紧得让人心里发躁。
熊运世没读几年书。小学在村小念的，初中去了三角乡中学，离家五里地。他成绩差，上课坐不住，老师罚他站，他跟老师顶嘴。初二那年，他在食堂跟人打架，把人额头砸出了血。学校要他叫家长。他父亲从田里赶过去，满脚泥巴站在办公室门口。熊运世看着父亲，没说话。第二天他就再没去学校。那年他十四岁。
之后他跟着村里人去外面打工。广东、福建、浙江，跑了不少地方。他干的活都是力气活：搬砖、扛水泥、上脚手架。工钱时有时无，碰上黑心老板就白干。他那时候还年轻，血气旺，人一横就收不住。在外面跟人起冲突，他动过好几回手。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石狮，他跟一个同乡因为牌桌上的五块钱打起来，拿啤酒瓶砸了人家后脑勺。对方缝了十几针，报了案。他连夜跑了，连行李都没拿。
从那时候起，他就过上了到处躲的日子。一个城市待几个月，换一个工地，再换一个城市。没有固定的住处，没有要好的朋友，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他混在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人群里，领日结的工钱，住最便宜的铺位。夜里躺在工棚里，听别人打呼噜，他睁着眼睛看屋顶。
二零零三年，他二十七岁。那年在江西老家，他跟两个人在路边抢了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的包。包里没有多少钱，一部旧手机，一条烟，还有几盒感冒药。案发后几天他就被抓了。永安镇派出所的民警上门时，他正在家里吃饭。手铐铐上，饭碗摔在地上，碎成三瓣。
那次抢劫，他判了五年。
监狱在南昌郊区。高墙，电网，号房。熊运世在里面待了四年多，因为表现不算好，没能减满刑。他出来的时候，二零零八年了。家乡的样子没怎么变，但他的家变了。妻子早走了，儿子被带走了，父亲已经下葬，弟弟跑到外面打工，很少回来。家里只剩他母亲一个人守着那栋老屋。
熊运世回来没几个月，弟弟出了事。
熊运世的弟弟叫熊运福，在县城一家夜宵摊帮人烤串。有天夜里收摊，他跟几个人发生了口角，被对方用木棒打在头上。送到医院做了开颅手术，熬了三天，人没救过来。凶手抓到了，判了刑。但熊运世觉得判得轻。他觉得一条命换来的那几年刑期，太轻了。他那时候就开始有一种想法：有些事，法律给不了说法，得靠自己。
弟弟死后，熊运世像变了一个人。以前他是暴躁，现在多了阴鸷。他不怎么发火了，把什么都闷在肚子里。邻居们说，熊家的老大这次出来，眼神不一样了，看着人后脖子发凉。跟他一块做过工的人也发现，他越来越不爱说话，休息的时候一个人蹲在墙角磨刀。刀是一把裁纸刀，磨得锃亮。
二零零八年秋天，他在一个工地上做木工。老板欠了他和几个老乡的工资，有两个月了。他找工地要说法，保安队长拦着不让他进大门。两边吵起来，越吵越凶。熊运世从腰间抽出那把刀。保安队长大腿上挨了一刀，血把裤子染红了一大片。
熊运世跑了。工地报了警，永修县公安局立案追逃。一个星期后，他在九江市的一个出租屋里被摁住。那次他没反抗，手被扭到背后的时候，他连叫都没叫一声。民警把他押上车，他坐在后座，头靠着车窗，眼睛看着外面的街灯一盏一盏往后闪。
案子查得很快。除了这次故意伤害，警方还发现他之前参与过两次聚众斗殴。一次在永修县城，一次在南昌新建区。一桩一桩，全串起来。二零一零年，永修县人民法院开庭，熊运世站在被告人席上。法官判了。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累犯，数罪并罚，六年。
判决书上的文字很干，像一块晒裂的土地。熊运世被押出法庭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旁听席。他母亲坐在最后一排，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两只手绞在一起。他没有跟她说话，只点了点头，就被两个法警架走了。
在看守所里，熊运世遇见了黄桂富。
黄桂富当时五十多岁，不是那种高高瘦瘦的，是敦实的个子，脖子粗，嗓门大。在永修县公安系统里，他算老资格了。年轻时从治安联防干起，后来转了正式民警，一直在看守所这个岗位上。他管过的人多了，形形色色的都有。他有一套自己的脾气。对听话的，他不为难；对不听话的，他不手软。
熊运世刚到看守所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判决，心理很躁。别的在押人员知道他的案子，都不太搭理他。他就一个人坐在铺位上发呆。偶尔有管教喊他，他反应慢半拍。慢了就要被吼。
熊运世后来说，他挨过打。
他说有一回，他在监室里跟同号房的人争一个馒头，两人推搡起来。黄桂富听到动静过来，拉开门，把他叫出去。在走廊尽头的拐角，黄桂富踢了他几脚。那天晚上他蹲在角落里，裤子磨破了，膝盖上青了一块。他把这件事记了下来。
他还说过，黄桂富罚他站。监室门口，面朝墙，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他的腰不好，站到后来两条腿打颤。他不敢动，一动就要挨骂。还有一次，他发烧，浑身没劲，黄桂富说他是装的，让他去水龙头底下用冷水冲脸。水很凉，浇在脸上，像刀子刮。
这些细节，他记了六年。每一个画面都很清晰，连黄桂富当时穿的制服是什么颜色，他都记得。他说是蓝色的，袖子上有褶。还说黄桂富左手上有一颗痣，在虎口的位置。
但从后来调查的情况看，熊运世的这些记忆，跟现实之间并不完全对得上。黄桂富确实是看守所的民警，但熊运世羁押期间，黄桂富并不负责他所在监室的直接管教。监室的值班表上，黄桂富的名字一个星期也排不到两回。熊运世说得那么细，却又没有旁证。同监室的人里，有人记得黄桂富嗓门大，训过人，但要真说动手，没有人能咬死。
这些夹缝里的真相，后来在卷宗里变成了一段极其简短的表述：经查，未发现有充分证据证明黄桂富对熊运世实施过殴打体罚。
但那时候，熊运世已经不在乎证据了。他在自己心里判了黄桂富的刑。
六年的服刑，他换了三个监狱。从县看守所到九江的监狱，再到省里的劳改农场。在农场里，他干的是最累的活：清沟，翻地，挑粪。南方的冬天湿冷，泥水冻得脚趾发麻。他被分配在菜地组，一天到晚跟锄头、箩筐、粪桶打交道。
同组有个五十多岁的老犯人，因为偷牛进来的。那人对熊运世说，出去以后别再犯事了，人这一辈子禁不起几个六年。熊运世没接话，只把一筐粪压在肩上，往菜地深处走。粪筐很重，压得他脖子前倾，但他没停。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这个仇，怎么报。
熊运世出狱那天，是二零一六年。他穿的是六年前进来的那套旧衣服。衣服已经不合身了，裤腰松了一大截。他用一根鞋带系紧。从监狱大门出来，他站在路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油菜花的味道，湿乎乎的，甜得发苦。
他没有回村。他去了永修县城，找了个在汽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下。旅馆四十块一晚，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他躺在那张床上，睁着眼。天花板上有一片水渍，形状像一张脸。他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
之后的几个月，他过得像影子。白天去码头扛包，晚上去夜市帮人搬货。他用假名，不跟人深交。他在县城里来回走，把黄桂富的活动路线摸得清清楚楚。黄桂富住在县人民医院旁边的一个小区。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步行去上班。中午十二点左右回来，有时顺路买菜。他常去的是小区东边的那家旺客隆超市。
熊运世也去了几次。他在超市门口假装看手机，余光跟着黄桂富。黄桂富在收银台排队，他就在外面等。黄桂富提着油出来，他就往另一条路走。有几次他们擦肩，黄桂富根本没有看他。谁也不会在意一个背着蛇皮袋的民工。
那些天，熊运世睡得很少。夜里躺在旅馆里，一遍遍把街巷的走向在脑子里过。他喜欢数那条路上的摄像头。从黄桂富的住宅区出来，到菜市场，再到超市，三个路口，十二个探头。有些是新的，有些是坏的。他都记着。
十月二十九日早上，熊运世起得很早。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薄夹克，一条黑裤子，脚上是一双旧运动鞋。他把刀用报纸包好，别在腰后。然后他骑着那辆红色钱江摩托，到了黄桂富家附近。他选的位置是一棵樟树底下。树影厚，人站在那里不显眼。他把车支在一旁，点了一根烟。烟抽到一半，黄桂富出现了。
熊运世扔了烟。他走过去，脚步很快，但很稳。黄桂富撑着伞，右手提着一桶油。熊运世从后面靠上去，刀已经在他手里了。刀尖碰到了黄桂富的左边后背。黄桂富身子往前一挺，油桶掉在地上，金龙鱼的，红色标签，一桶五升装。熊运世又捅了几刀。黄桂富倒下去的时候，血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街面的斜坡往低处流，灌进了路边一个排水井盖的缝里。
周围的人先是散开，有人喊叫，有人跑。一个卖香蕉的老汉把三轮车扔在路边，自己躲进了旁边的店铺。熊运世站在原地看着黄桂富，看了几秒。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他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憋了半天，只挤出几个含混的字。
然后他转身，骑上摩托，走了。
回村的路上，他骑得很快。风从耳边过去，带着引擎的突突声和链条的沙沙响。到了建华村，他先回了一趟家。门没锁。他换了件外套，把带血的夹克裹成一团，塞进灶膛。灶里还有半锅凉猪食，他把夹克往里一塞，盖上柴草，没有点火。出来的时候，他顺手把桌上的一把杀猪刀拿上了。那刀是父亲留下的，柄上缠着黑胶布，刀身有卷口的痕迹。
邻居熊中方家就在斜对门，中间隔着一片晒谷场。熊运世走进去的时候，熊中方的老婆正蹲在井边洗碗，抬头看见他，手里的碗掉在地上，摔成两半。熊运世没理她，直往里走。熊中方和儿子熊文在堂屋里。熊运世举起刀就砍。那两人没防备，一个被砍在手臂，一个被砍在肩胛。血流得很快，熊文往后退，撞翻了堂屋里的八仙桌，桌上的茶壶碎了一地。熊运世追上去补了两刀，然后从后门走了。后门通向一片竹林，竹林外就是村后的山坡。他沿着山坡上的小路，往南昌方向走。
那辆红色钱江摩托车扔在村口。后来被民警找到，钥匙还插着，仪表盘上沾了两滴血。熊运世走了。他用脚走，专挑山路和小道。天快黑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叫吴城的渡口。过了江就是新建区。他在江边坐了一会儿，上了渡船。船上人不多，都是挑着菜的农民。他缩在船尾，把刀裹在外套里。江水灰黄，浪拍在船帮上，溅起的水沫落在他的手背上，凉得发麻。
永修县警方当晚就封锁了三角乡。所有路口都设了卡，警车和摩托车来回跑，红蓝色的灯把村里的泥路照得一闪一闪。县里请来了警犬队。那狗是黑色的，沿着血迹追到山坡下，停下不动了。雨夜里，地上什么都能抹掉，连气味也存不住。南昌市新建区那边也接到了协查通报。两边的民警在江两岸各自铺开，把周围的乡镇翻了一遍。
第二天，十月三十日，晚上七点。熊运世在新建区一处工地的工棚里被找到。他坐在床板上，把刀放在地上，刀柄朝着门。民警冲进来时，他没有跑。他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抬头看了一眼来人，又低下头。民警给他戴手铐，他胳膊不硬不软，很配合。在押往永修县的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车窗外是黑漆漆的田野，偶尔闪过一块荧光标语。他闭着眼。
案件移交到九江市公安局，随后成立专案组。熊运世被关在九江市看守所。这次他见到的是另一个管教。那个管教年轻，三十出头，说话轻声细语。熊运世不太跟他讲话，但有一次突然问，黄桂富的那把伞是什么颜色的。管教没回答。伞是蓝色的。那把蓝色的折叠伞当时就掉在血泊边上，后来被民警收起来，当作证物。伞骨已经断了，伞面上浸透了雨和血，颜色深得发黑。
侦办人员问了熊运世很多遍。他每次的说法都差不多。他说他恨黄桂富，恨了六年。他说他从来没想过伤及无辜。他说邻居那对父子也是该的，他们当年欺人太甚。办案人员问他，宅基地的事是几十年前的老账，为什么现在还要翻。他说，账不分早晚，该还的迟早要还。
问他为什么要杀黄桂富。他说黄桂富打了他。办案人员问，黄桂富具体什么时候打的他，因为什么事，用了什么打。他说记不太清具体哪天，但他记得疼。他说那种疼不是外面的伤，是里面的，好像一脚踩在肋骨上，气都上不来。他说他在里面不敢跟人说，说了也没用。他说他每天晚上蜷在铺上，把脸对着墙，墙是凉的，贴上去能压住一点火。
这些话在笔录里一页一页地记着。每一页都有熊运世的签名和红指印。他的指头粗大，指纹模糊，按在纸上是一个椭圆形的红圈，深浅不一。
永修县看守所的老楼后来在改建中拆了一部分。那个熊运世被训斥、罚站、蹲在角落里的监室，后来变成了堆放档案的库房。墙上的旧铁门被拆下来，靠在楼梯口。门上有许多道划痕，歪歪扭扭，像用指甲抠的。那些痕迹是谁留下的，没人说得清。有人说是在押人员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抠的，也有人说那不是人抠的，是搬铁门时拖出来的。但那些划痕太细了，不像是铁器刮的。
黄桂富的妻子后来搬出了那个小区。她在社区开了家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门面很小，一天也没几个客人。她常坐在柜台后面，把一条旧围裙叠来叠去。附近的人经过，会打个招呼。她也就点点头，不怎么说话。屋里那部用了很多年的座机，一直没拆。有时半夜会响，她坐起来接，那边没有声音，只有电流的沙沙响。她握着听筒坐很久，然后放下。窗外的路灯照进来，在地上铺一块长方形的光。
熊运世的儿子已经二十出头了。他没有出现在后来的任何一场庭审里。他住在母亲改嫁后的那个家，跟继父的姓。据村里人说，他偶尔回建华村看奶奶。奶奶快八十了，头发全白，耳背。她一直住在老屋里。老屋的门槛很高，她每次出门要扶着门框慢慢挪。门口那畦菜地荒了好几年，草长得齐膝深。后来村里搞环境整治，把那块地清出来，种上了两棵桂花树。秋天开花的时候，香得整条村都能闻到。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很长。大案，又是袭警，又是连伤数人。判决书里列了每一项证据：现场勘验笔录、凶器照片、伤情鉴定书、证人证言、熊运世的供述与辩解。第几页第几行都标得清清楚楚。最后的判决是死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死者家属和伤者的各项损失。
宣判那天，旁听席上坐了人。黄桂富的家属在左，熊运世的母亲在右。老人没戴助听器，法官念判决的时候，她一直往被告席方向看。熊运世站在那里，后脑勺的头发剃得很短，露出青色的头皮。他没有回头。他知道母亲在。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腿就软了。
熊运世后来没有再上诉。死刑复核程序启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个流程走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他待在监狱的单人监室里。他每天有放风时间，可以晒到太阳。他就在操场的角落里站着，脸朝上，眼睛眯着。别的犯人在跑步，他不动。他说自己腰不好，跑不了。管教没有勉强他。他脸色越来越白，人越来越瘦。去体检，查出有胃病。监狱医院给他开了药，他按时吃，不闹，也不磨。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那份裁定书，在某天下午送达。熊运世接过来，扫了一眼，签了字。签字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留下一个很小的墨点。那天夜里，他睡了几个小时。凌晨醒过来，他说想喝一碗粥。管教让食堂熬了，白米粥，稀稀的。他端着碗，一口一口喝完了。碗底剩了几粒米，他用筷子扒进嘴里。然后他把碗放回去，说，谢谢。那是他落网以后第一次说谢谢。
这些零碎的事情，后来被写进了看守所的工作日志。短短的，就几行。没有评价，没有感慨，只有时间、地点、事项。就像这六年里关于熊运世的每一份文件一样，干巴巴的。但把这些文件一页一页翻过去，会发现一条清清楚楚的线：一条从怨恨开始，从杀戮结束的线。中间那一段，全是各种各样的空白。有法律给不了的答案，也有他自己不肯说的真相。线到最后，断了。断得干净，也断得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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