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去了趟阿尔巴尼亚，当地人待咱们中国人的态度让我彻底改观

我独自去了趟阿尔巴尼亚，当地人待咱们中国人的态度让我彻底改观

签证是我在小区门口打印店拍的照，白墙前面站直了，咔嚓一声，三十七岁的脸清清楚楚，眼袋和法令纹都没来得及修。打印店老板多收了我两块钱，说是相纸钱，我没计较，支付宝扫过去的时候想，这辈子花钱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离婚了。房子给陈远留了一半存款，他妈去年做手术的钱我出了一大半，算来算去，我就剩这趟机票钱和卡里两万出头的余额。

登机那天北京刚下过雨，机场高速堵得像停车场，我拖着箱子坐了四十分钟地铁才到。托运完行李，我在星巴克买了一杯美式，太烫，喝了一口就放下了。手机里陈远发了条消息，六个字："那你照顾好自己。"我盯着看了几秒，打字框里写了又删，最后回了个"嗯"。十年的婚姻，最后用两个嗯来来回回地结束，也挺好，省得说多了都是废话。

飞机在伊斯坦布尔转机，我坐靠窗的位置，旁边是个阿尔巴尼亚老头，不会英语，冲我比划着要帮我放行李。我摆摆手说我自己来，他笑笑坐下了，一路上从随身包里掏出一包饼干，掰了一半递给我。饼干是那种老式的黄油味，很甜，我吃了两片，喝了口水，窗外从欧洲大陆的绿色变成了巴尔干半岛的灰褐。老头中途睡着了一会儿，头靠着舷窗，阳光下能看见他后脑勺的白发，我想起我爸，去年退休后也开始染头发，说显得年轻点好找工作——其实是找了个保安的活儿，三班倒，我妈心疼他，他偏要去，说闲着难受。

地拉那机场比我想的小得多，到达大厅就两排行李转盘，出口处挤满了接机的人，举着各式各样的牌子。我提前在网上订了民宿，房东叫奥尔迪安，说好了他来接。人群里我找了一会儿，才看见角落里一个穿灰色运动服的中年男人，举着A4纸，上面写着"WANG XIAO"，纸张边角被手汗洇得有点皱。我走过去，他马上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欢迎欢迎，我是奥尔迪安。"他中文说得慢，但口齿很清晰，"我之前在旅行社做导游，跟中国游客学过几年。"

他把我的箱子拎起来，很轻，毕竟我就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没看完的书。他的车是一辆老旧的银色丰田，两厢的，后备箱塞我的箱子刚刚好。后窗玻璃上贴着一面褪色的中国国旗，红色已经发白，五星倒是还能看清。我问他这哪儿来的，他说是五年前一个中国客人送的，"他说这样别人一看就知道我欢迎中国人。"

车开在一条破破烂烂的路上，两边是大片荒地和零星的小楼，楼都不高，三四层的样子，外墙裸露着红砖，有些直接就是水泥抹面，没有粉刷。阳台上拉着五颜六色的晾衣绳，晒着床单、衬衫、小孩的校服。一个老太太靠在二楼的窗户边抽烟，看见我们的车经过，眼神空洞地盯着看了两秒，又扭过头去了。

"这边的路不好，"奥尔迪安说，他开车很小心，过坑洼的时候速度降到几乎停下来，"但是中国人帮我们修了很多，高速公路，还有桥。"他指了指远处的山脚，隐约能看见一条灰白色的公路蜿蜒，"那个，中国公司修的，质量很好。他们说可以用五十年。"

我"嗯"了一声，没有接话。那会儿我心里还堵着离婚那档子事，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陈远走了之后，我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反应还是往右边摸，摸到空荡荡的床单才想起来他已经不在了。我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矛盾，没有第三者，没有家暴，只是有一天晚上他加班回来，我做了西红柿鸡蛋面给他，他吃了一口说盐放多了，我说那你别吃了点外卖吧，他就真点了外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吃完，然后端着碗去厨房洗了。那天之后我们整整一个星期没说话，再开口，就是商量离婚的事。

民宿在一条窄巷子里，车开不进去，奥尔迪安帮我把箱子提到了三楼。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个木衣柜，一张书桌，桌上一盏老式台灯，灯罩是墨绿色的。窗户对着对面的居民楼，两栋楼之间拉着密密麻麻的黑色电线，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窗台上摆着一盆快枯死的仙人掌，我摸了摸土，干得裂开了，去卫生间接了点水浇了。

"你先休息，"奥尔迪安站在门口，"晚饭对面有个家庭餐馆，很便宜，也很好吃。有事你随时联系我，我就住一楼。"他走了之后，我听见走廊里传来他哼歌的声音，调子很轻快，听不出是什么歌。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灯座蜿蜒到墙角，像条干涸的河。手机响了，是我妈发来的语音："到了吧？那边安不安全？你一个人出门我总是不放心。"我回了个"到了，挺好的"，又加了一句"这边物价便宜，不用担心"。其实我想告诉她我和陈远的事，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六十多岁的人了，去年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我不想让她着急。等她问起来再说吧，能拖一天是一天。

晚饭我去对面那家餐馆，就是普通居民楼的一楼，门面很小，一块旧木板上用粉笔写着菜单，全是阿尔巴尼亚语，我一个词都不认识。门口坐着一个胖胖的老太太，头发花白，系着碎花围裙，冲我笑了笑，招招手让我进去。屋里只有两张桌子，都铺着红白格子的塑料桌布。老太太递给我一张纸，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画着菜单的图画，一个碗代表汤，一块三角形代表馅饼，一条鱼代表烤鱼。我指着那个碗比了个一，又指了指三角形，老太太点点头，笑眯眯地进厨房了。

等菜的功夫，旁边桌子一个年轻女孩凑过来，用英语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她眼睛一下子亮了："太好了！我学中文两年了，但说得不好。"她语速很快，带着浓重的口音，但每个词都挺清楚，"我叫埃拉，在这边上大学，晚上帮奶奶看店。"

老太太端上来一碗豆子汤和一块奶酪馅饼，汤很烫，冒着热气，豆子炖得烂烂的，表面浮着金黄色的油花。馅饼外皮酥脆，咬开是拉丝的奶酪，咸香咸香的。埃拉坐在我旁边，托着下巴看我吃："好吃吗？这是阿尔巴尼亚最传统的菜，我奶奶做了一辈子。"

我说好吃，是真的好吃。她又问我："你一个人来旅行吗？"我点了点头。她歪着头看了我几秒，好像想说什么，又没说，最后蹦起来去厨房端了一碟腌橄榄放在我面前："这是送的，我奶奶说第一次来的客人都要送。"

那顿饭吃了不到人民币二十块钱，我给了老太太一张五十的欧元——出发前换的，她找了半天零钱，硬币塞了我一把。埃拉帮我把钱数清楚，又问我明天有什么计划，我说不知道，随便逛逛。她想了想说："那我明天下午没课，可以带你走一走，你付我午饭就行。"

回到民宿，我洗完澡躺在床上刷手机。朋友圈里同事们晒晚饭、晒娃、晒加班，我点了一圈赞，一个都没评论。相册最下面是陈远的照片，去年的，在他老家院子里拍的，他蹲在地上摘草莓，仰头冲镜头笑，牙缝里还夹着一片草莓叶子。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把手机扣过去了。

半夜被窗外的猫叫吵醒，叫得凄厉，大概是在发情。我翻了个身，想起以前家里也养过一只流浪猫，陈远捡回来的，橘色的，胖得肚皮拖地。后来猫丢了，我们找了一个星期，贴了告示，问遍了邻居，最后还是没找到。那天晚上陈远坐在沙发上不说话，忽然说了一句："怎么什么东西都会丢。"我当时没觉得这话有什么，现在想起来了，可能他那会儿说的就不只是猫。

第二天上午我自己去了斯坎德培广场，阿尔巴尼亚最大的广场，中央是骑着马的民族英雄雕像，周围一圈政府大楼。广场上很多鸽子，灰白色的，在地上啄面包屑，有人一靠近就扑棱棱飞起来。我坐在广场边的长椅上晒太阳，一个卖玉米的老头推着车经过，我买了一根，烤得焦焦的，涂了一层黄油。玉米有点老，但甜，我慢慢啃着，看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穿西装赶路的上班族，推婴儿车的年轻妈妈，几个叼着烟闲逛的少年。

中午埃拉来了，穿一件印着中国国旗的白色T恤，胸口那个"中"字还印反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网上买的，可能卖家不懂中文。"我们在街边一个小摊吃了烤玉米——和上午那根差不多——又去了一家卖冰淇淋的小店。她一边吃一边给我介绍地拉那的建筑："这个是意大利殖民时期建的，这个是斯大林时期的，那种有彩色窗户的是新建的，中国人投资的酒店。"

经过一栋淡黄色的旧楼时她停下来，"这是你们中国援建的，文化宫，六十年代修的，现在还在用。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在里面上过中文班。"

楼的外墙有些斑驳了，墙皮翘起来的地方能看见里面的红砖。门口钉着一块铜牌，阿尔巴尼亚语和中文双语写着"中阿友谊文化宫"，中文那行字有点歪，大概是当时刻字的时候没对准。铜牌下半部分被一面广告牌挡住了一半，是一个中国手机品牌的巨幅广告，代言人是我不认识的年轻男明星，举着手机笑得很灿烂。

我绕到广告牌后面看铜牌的全貌，上面还有一行小字："1968年7月建成"。那年的七月我在哪里？当然不在，我还没出生。但陈远的爸妈那会儿已经结婚了，他说过他爸年轻的时候在工厂里当工人，每个月工资十八块钱，攒了两年买了第一块手表。我妈也是工人，在纺织厂，三班倒，手上全是茧子。六十年代的中阿友谊，对他们那一辈人可能是个遥远的名词，对我这种八零后来说，更是课本里一行字而已。但现在我站在这栋楼前面，墙缝里长出一蓬草，黄色的野花在风里晃，铜牌上"友谊"两个字被太阳晒得发烫，我伸手摸了一下，指尖是温的。

埃拉说这栋楼现在是个文化中心，里面有图书馆和练舞房，周末还有儿童绘画班。我们走进去看了，一楼大厅装修得很朴素，水磨石地面，墙边一排老式沙发，几个老头在下一种我没见过的棋。他们看见埃拉，笑着打招呼，又看看我，其中一个大爷忽然用中文说："你好！"

发音居然挺标准。我吓了一跳，回了个"你好"。大爷高兴极了，冲着旁边几个老头喊了句什么，他们都笑起来了。大爷走过来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我，年轻时候，这里，学中文。老师，中国人，姓王。"他努力回忆着，"我记得，'你好'，'谢谢'，'再见'，还有……"他皱了皱眉，想了半天，终于迸出一个词："同志！"

我笑了起来，说"同志"这个词现在中国也很少用了。大爷听不太懂，但看我在笑，他也笑，皱纹堆在一起，像干裂的河床。

埃拉带我上二楼，有个小图书馆，靠墙一排书架，大多是阿尔巴尼亚语的书，但也有一个角落专门放中文书籍，我看了一眼，有《红楼梦》的阿尔巴尼亚语译本，有几本教汉语的旧课本，还有一本《毛泽东选集》。课本翻开一页，上面是手写的中文注音，字迹工工整整，边上用铅笔写满了阿尔巴尼亚语的解释。不知道是哪个学生写的，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做什么工作，还记不记得这些汉字。

出了文化宫，我们沿着一条林荫道走，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冠在头顶合拢，遮出阴凉。埃拉忽然问我："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我看你总是走神。"

我愣了一下，想说没有，但看着她年轻的脸和认真的眼神，又觉得敷衍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挺没意思。"我离婚了，"我说，"刚离的，上周。"

埃拉"哦"了一声，没有追问，沉默着走了十几步，忽然说："我爸妈也离过，我十四岁那年。但我爸现在还住在我奶奶家隔壁，每天来吃饭，我妈也来，有时候他们还一起看电视。离婚就是不住在一起了，又不是不认识了。"

我看着她，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她说得对，离婚就是不住在一起了。陈远现在住在他老家，他妈种的那棵石榴树每年结很多果子，他去年秋天还给我快递过一箱，说"这石榴甜，你尝尝"。我们以后可能还会见面，逢年过节，或者他回北京办事，坐下来吃顿饭，聊聊近况。只是不会再一起挤在沙发上看电影了，不会再为谁洗碗吵架了，不会再半夜醒来发现他把被子都卷走了。

那天下午埃拉带我坐公交车去了郊外的一个小山坡，爬上去能看见整个地拉那城。房子密密匝匝的，红的灰的白的，像小孩子乱搭的积木。远处有山，山上有雪，在阳光下白得刺眼。风很大，吹得我们头发乱飞。埃拉从包里掏出两瓶汽水，橘子味的，打开时"噗"一声喷出很多气泡。

"你知道吗，"她仰头喝了一大口汽水，"我学中文是因为我爷爷。他以前是纺织厂的工人，中国专家教过他怎么操作机器。他说那些中国人特别好，给他带了糖果，教他唱中国歌。后来厂子倒闭了，他退休了，但一直记得那时候的事。"她转头看我，"所以我想去中国看看，看看我爷爷说的那些地方还在不在。"

"那你应该去，"我说，"很多老厂可能拆了，但中国很大，总有你想看的东西。"

她笑了，眼睛弯弯的："等我毕业就去。到时候你给我当导游吗？"

我说好。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伸手拢到耳后，那个动作让我想起陈远。在洱海边那张照片里，他也是这样帮我拢头发的，手很轻，指腹擦过我的耳廓。那天我们骑着租来的双人自行车环湖，下坡的时候他故意骑得很快，我在后面尖叫，他在前面笑得前仰后合。后来骑了多久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湖面上有雾，太阳在雾后面像一个剥了壳的溏心蛋，温温吞吞的。

晚上回到民宿，奥尔迪安在楼下院子里坐着喝茶，看见我招手让我过去。他给我倒了一杯，是红茶，加了糖和柠檬，味道很特别。"我今天跟邻居聊天，"他说，"他们说看见你去了文化宫，还跟老阿尔弗雷德说了话。"

"阿尔弗雷德？"

"就是那个跟你打招呼的老头，他以前是中文班最好的学生。"奥尔迪安笑了笑，"现在老年痴呆了，什么都记不住，就记得那几句中文。"

我端着的茶杯停在半空中。老年痴呆，却还记得"同志"两个字。我想起我爸，他忘性也越来越大了，有时候叫错我的名字，管我叫他妹妹——我姑姑的名字。但他记得我上小学时每天要经过的那条巷子，记得巷口卖糖葫芦的老头姓赵，记得有一回我摔了一跤，门牙磕掉了半边，哭着跑回家，他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医院，一边骑一边回头喊"别哭别哭，爸爸在呢"。

"你在想什么？"奥尔迪安问。

"想我爸，"我说。

奥尔迪安点点头，没有多说。他喝了一口茶，忽然问："你明天想去哪里？我休息，可以开车带你去。"

我说随便，哪里都行。他说那就去湖边吧，他最喜欢的地方。

第三天一大早奥尔迪安就敲门了，我睡眼惺忪地开了门，他递给我一个纸袋，里面是热乎乎的面包和一瓶牛奶。"路上吃，有点远。"他说。

车往东南方向开了大概两个小时，路越来越窄，两边的山越来越近。有些路段在修，坑坑洼洼的，奥尔迪安开得很慢，一边开一边给我指："这个桥也是中国人修的，前年通的，以前绕山路要走一个多小时。"

到了湖边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愣住了。湖面大得像海，水是深蓝色的，近岸的地方能看见水底的石头，清得不像真的。远处有雪山，山顶的积雪倒映在水面上，山和水之间隔着一条浅白色的雾气。湖边的风不大，轻轻柔柔的，带着水草和湿润泥土的气味。几艘蓝色的小木船泊在岸边，船底有绿色的水藻，随着水波一摇一晃。

"奥赫里德湖，"奥尔迪安站在我身边，"这边是阿尔巴尼亚，那边是北马其顿。湖水很深，有几百米，但是很干净，可以直接喝。"

我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冰凉刺骨，但适应了一会儿就暖和了。手掌摊开在水里，能看见自己的指纹被水波放大变形。那会儿我心里特别安静，像一个常年嘈杂的房间忽然通了风，所有积灰都被吹起来了，在半空中浮着，等着落下去。

奥尔迪安没有打扰我，他走到远处一块石头上坐下，点了根烟。我就在湖边走了很久，沿着一条碎石小路，脚底下嘎吱嘎吱响。路边有些野花，紫的黄的白的，开得很放肆。一只灰色的水鸟站在浅水区，单腿立着，像个沉思的人。我走过去的时候它动了动翅膀，但没有飞走，只是换了另一条腿站着。

手机在这时候响了，是陈远。我看着屏幕上他的名字，等它响了三声才接。他"喂"了一声，说："你不在家？我今天回北京办事，路过咱家楼下，灯黑的。"

"我在国外。"我说。

沉默了几秒。"哪儿？"

"阿尔巴尼亚。"

"……那地方安全吗？"

"挺安全的，当地人挺好。"

又是一阵沉默。他在那边好像咳了一声，然后说："那行，你注意安全，我改天再拿东西。"挂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湖边，水鸟终于飞走了，翅膀拍打水面，溅起几颗水珠。风从湖面上吹来，凉丝丝的，吹在刚才碰过水的手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跟陈远结婚十年，最后就是这样一通不痛不痒的电话，像两个疏远了的同事，讨论出差时间。他没有问我为什么来阿尔巴尼亚，我也没有问他回北京办什么事。我们像两条岔开很久的河，偶尔因为地形靠近一下，但水已经流不到一起了。

回到车上，奥尔迪安递给我一杯热茶，是从保温壶里倒的。"你接电话的时候，"他说，"表情不像接电话，像接了一块石头。"

我没忍住，笑了一下，又觉得也没什么好笑的，就抿着嘴把茶喝了。茶是薄荷味的，很烫，从喉咙一路热到胃里。奥尔迪安发动车子说："回去的路我们走另一条，经过一个小镇，那里有全世界最好吃的烤羊肉。"

那个镇子真的小，就一条主街，从头走到尾大概五分钟。奥尔迪安熟门熟路地拐进一家后院搭着葡萄架的馆子，老板是个膀大腰圆的中年汉子，跟奥尔迪安拥抱拍肩，然后好奇地打量我。奥尔迪安说了几句阿尔巴尼亚语，老板立刻堆起满脸笑，冲我竖了个大拇指，转身进厨房去了。

烤羊肉上来的时候还在滋滋冒油，铁盘底下垫了一层洋葱，肉切得很大块，表面焦黄，里面粉嫩。配菜是烤青椒和西红柿，还有一个厚实的玉米面饼。老板另外送了一壶自酿的红酒，深红色，微甜。我吃了一块羊肉，嫩得几乎不用嚼，肉的汁水和焦香混在一起，配上洋葱的甜，好吃得让人想叹气。

"怎么样？"奥尔迪安给自己倒了杯酒，举着等我的评价。

"特别好吃，"我说，"我回去以后应该很久都不会吃北京的烤羊肉了。"

他笑得很得意："所以我说，地拉那最好的不是广场，不是博物馆，是小镇上的烤羊肉。"

我们坐在葡萄架下慢慢吃，阳光从叶子的缝隙漏下来，在桌布上洒出碎金一样的光斑。酒意慢慢上来，我的脸有点发烫，话也开始多了。我跟奥尔迪安说我和陈远是怎么认识的——大学学生会，他大我一届，迎新晚会上他唱了一首跑调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在台下笑得前仰后合。后来他追我，手段特别老土，每天往我宿舍楼下送牛奶，送了一个学期。毕业之后我们一起留在北京，租房、搬家、买房、装修、结婚，每一步都按部就班，没有大风大浪。然后就是慢慢变淡，像一壶烧久了的水，最后只剩个壶底的热气。

奥尔迪安听着，手指在酒杯边缘划圈。"我的故事比你的简单，"他说，"我在小镇开了八年面包店，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和面，揉了八年面。我老婆嫌我没出息，跟一个卖瓷砖的跑了。我把店卖了来地拉那，做了三年导游，现在开民宿。"

"你不恨她？"

奥尔迪安想了想："刚开始恨，后来不恨了。她想要的东西我给不了，她去找别人给，这没什么错。"他喝了一口酒，"人都有权利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看着他黝黑的脸上那些深深的纹路，忽然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好像都经过了一些断裂——跟人断，跟过去断，跟某个以为会一直延续下去的生活断。断了之后还要接，接起来的可能不如原来好看，但能用就行了。

回去的路上我靠着车窗睡着了，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看见窗外已经是地拉那的城市边缘，灯火一点一点亮起来。那些悬挂在楼与楼之间的电线上，隔一段就吊着一盏橘色的灯泡，像一串葡萄，在晚风里轻轻晃。车里的广播放着阿尔巴尼亚语的慢歌，男歌手的声音沙哑又温柔，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觉得好听。

到了民宿门口，奥尔迪安停好车，帮我把箱子——我今天要换到另一家更便宜的青旅住——搬下来。"你明天走？"他问。

"后天凌晨的飞机。"

"那明天晚上来吃饭，我烤披萨。"他说，"虽然我是开面包店出身的，但我的披萨做得更好。"

我说好。他转身走的时候我喊住他："奥尔迪安。"

他回头。

"谢谢你。"

他摆了摆手，像赶苍蝇一样，但脸上是笑的。

最后一天我没有出去逛，坐在青旅的公共阳台上看了一上午书。那是临走前从家里书架上随手抽的一本，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翻了几十页，看一个濒死的人回顾自己的一生，忽然觉得日子其实是过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你想得再多，站在湖边的那一刻，心里平静还是不平静，骗不了人。我合上书，看着阳台外面晾着的白床单在风里翻卷，像旗子。

下午埃拉来了，带了一大包吃的，她奶奶烤的曲奇饼和一罐自己腌的泡椒。"泡椒是跟我奶奶学的，"她说，"她以前跟一个中国专家学的腌菜，说中国的泡椒特别开胃。"

我们在阳台上吃曲奇，又脆又香，上面撒了一层糖霜。埃拉跟我说她申请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下个月出结果，"要是中了，我秋天就能去北京了。"她眼睛亮晶晶的，像湖面上反射的阳光。

"肯定能中，"我说，"到了北京找我就行，我请你吃烤羊肉。"

"比我们那儿的还好吃？"

"不一样的好吃。"

她笑了，忽然凑过来抱了我一下。那姑娘瘦，肩膀的骨头硌着我的手，但用力抱得很紧。"你要好好的，"她在我耳边说，"离婚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爸妈现在可好了，各自有各自的幸福，见面还能开玩笑。"

我拍了拍她的背，眼睛有点热。我知道她说的对，离婚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没什么大不了"这句话得自己慢慢活出来，别人说出来只是安慰。不过安慰也很好，这世界上有人愿意安慰你，本身就是一件幸运的事。

晚上奥尔迪安果然烤了披萨，在他民宿一楼的小厨房里。面团是他自己揉的，发了四个小时，薄薄地摊开，上面铺了西红柿酱、奶酪、蘑菇和火腿片。他烤了两张，一张是传统口味，一张放了一种阿尔巴尼亚特有的辣香肠，辣得我直喝水。他就着啤酒吃，我喝了一杯白葡萄酒，两个人坐在厨房的小桌前，头顶是一盏昏黄的灯，把小小的空间照得很温暖。

"你回去以后打算做什么？"他问。

"好好上班，好好生活。"我说，"我家那个房子，我打算刷一遍墙，换个颜色。"

"什么颜色？"

"还没想好。淡黄色吧，像文化宫那种。"

奥尔迪安嚼着披萨想了想："那你下次来的时候，我要是去中国，你带我看看你的黄墙。"

我说行。

那晚我在地拉那的最后一天，青旅的床铺很硬，枕头有点高，我辗转了很久才睡着。梦里我站在那个湖边，水鸟又回来了，单腿立着，像在等我。我想跟它说什么，但一开口就醒了，窗外天蒙蒙亮，远处有清真寺的宣礼声传来，悠长而辽远。

凌晨四点去机场，青旅的老板帮我叫了出租车。司机是个年轻人，放着很响的电子音乐，一路狂飙。我坐在后座看着窗外的地拉那在黑暗中后退，路灯一串串掠过去，像流星。到了机场，换登机牌、过安检、候机，一切都顺顺当当。登机前我买了杯咖啡，坐在塑料椅子上喝，旁边一个带小孩的女人跟我闲聊，说她是去伊斯坦布尔探亲的，问我是哪儿人，我说中国人，她"哦"了一声，说"中国人现在来我们这儿旅游的越来越多了，欢迎你们"。

飞机飞起来的时候，我透过舷窗往下看，地拉那在晨曦中变成了一小块灰褐色的棋盘，山脉像褶皱一样铺展开来，深绿色的，上面盖着白色的雪。太阳从云层后面升起来，光线斜斜地打在机翼上，把铝皮照得发亮。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是那个湖，是埃拉反着印的T恤，是阿尔弗雷德大爷笑着说"同志"，是奥尔迪安揉面团时满手的面粉。这些碎片像一个拼图，每一块都小小的，颜色各异，拼在一起却成了一幅画。画的是什么呢？是一群我不认识但对我好的人，是一个我从未了解过却接纳了我的地方，是一段我以为会很难熬但其实也熬过来了的时间。

回到北京是晚上九点多，T2航站楼还是老样子，人挤人，广播里中文英文轮番播。我取了行李往外走，路过便利店买了瓶水，结账的时候从包里翻出埃拉塞给我的那罐蜂蜜，纸袋子有点压瘪了，但瓶子好好的。我把它放在收银台上，忽然想给我妈打个电话。

"妈，我回来了。"

"到了到了，那赶紧回家吧，冰箱里有绿豆汤。"

"妈，我跟陈远离婚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我妈的声音很稳："早就看出来了。去年冬天你们回来过年，你俩在厨房洗碗，一句话都不说。你爸还说你们是不是吵架了，我说不是吵架，是没话说了。"

"……你不生气？"

"我生什么气？日子是你过的，你觉得过不下去了那就不过了。妈就是心疼你，一个人在北京，孤零零的。"

我靠在便利店门口的玻璃墙上，人来人往的，一个穿外卖服的小哥从我身边挤过去，胳膊肘碰了我一下，说了声"不好意思"。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跟我妈说："没事，妈，我一个人挺好。你把绿豆汤留着，我一会儿就到家。"

打车回家的路上，北京的夜景从车窗掠过，灯火通明的高楼，川流不息的车河。司机在听电台，一个情感节目，主持人正读听众来信："......我决定不再等他了，不是不爱了，是等累了。希望他以后能幸福，我也要开始自己的幸福了。"我在后座笑了一下，抬头看窗外，月亮挂在国贸三期的塔尖旁边，又大又圆。

回到家里，玄关的灯开着——我走之前忘了关。屋子还是老样子，沙发、茶几、电视柜，角落里的绿萝蔫了两片叶子，我换了拖鞋去给它浇水。陈远的灰色夹克还挂在衣柜里，那套日本刀还在厨房抽屉里，冰箱上空空荡荡的，就剩半瓶老干妈和几个鸡蛋。我打开冰箱下层，我妈说的绿豆汤果然在，保鲜膜封着的，我拿进厨房倒了一碗，微波炉转了转，坐在餐桌前慢慢喝。

汤还是温的，甜度刚好。我喝完把碗洗了，擦干放进碗柜，然后去卫生间洗澡。热水冲下来的时候，那些积攒了好多天的东西终于涌上来，我靠着浴室的瓷砖墙站了一会儿，等水汽把镜子蒙上一层白雾，才伸手抹开一块，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眼眶是红的，但嘴角好像是翘着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天花板看习惯了，那道裂缝也没那么扎眼了。手机亮了，是埃拉发来的消息："到了吗？我奶奶问你饼干好吃吗。"我回她："到了，饼干特别好吃，替我谢谢奶奶。"她秒回了一个笑脸，又说："奖学金下个月出结果，好紧张。"我说："紧张的时候想想那个湖，想想水鸟，就不紧张了。"

她发来一个问号，大概不明白湖和水鸟跟奖学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明白，就是突然想说这句话。窗外的北京安安静静的，只有偶尔的车声远远传来，像个沉睡的人翻了个身。我闭上眼睛，脑子里放电影似的过那些画面：湖水的蓝、葡萄架的绿、铜牌上的中文、奥尔迪安满手面粉的笑脸。它们慢慢暗下去，暗成一团温暖的黑色，然后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是被楼下的煎饼果子摊吵醒的，"滋啦"一声面糊落在铁板上，然后是葱花的香。我睁开眼，阳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一条金色的光带落在床尾。我坐起来，觉得今天该干点什么，于是起床刷牙洗脸换衣服，把房间的窗户全部打开通风，然后走到书房，看着那几箱陈远的书和那件灰色夹克。

我给陈远发了条微信："你的东西我用防尘布盖好了放在书房角落，你什么时候方便来拿提前说一声就行，我把钥匙给你放门口地毯下面。"

发完我收拾了一下屋子，拖了地，擦了桌子，把绿萝蔫掉的叶子摘了。冰箱里只有鸡蛋和那半瓶老干妈，我出门去小区门口的早市买菜。早市上人声鼎沸，卖菜的大叔吆喝着"西红柿两块五一斤"，旁边卖豆腐的大姐用塑料铲翻着白嫩嫩的豆腐块。我挑了一把青菜、几个西红柿、两根黄瓜，又买了一条活鲫鱼，让摊主帮我杀了。提着袋子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小区花园，看见几个老头在凉亭里下棋，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我想起地拉那文化宫门口那些下棋的老人，想起阿尔弗雷德大爷记错顺序的"你好同志"，不知怎么鼻子一酸，又笑了。

中午做了鲫鱼豆腐汤，清清淡淡的，撒了一把葱花。鱼煎得两面金黄才加水，汤色奶白，喝一口鲜得眉毛都要掉。我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只写了两个字："午饭。"下面立刻有人评论，同事说"王姐手艺这么好平时藏得够深的"，大学室友说"一个人吃这么丰盛求蹭饭"。我一边喝汤一边回复，嘴角翘着。

下午没事干，我骑车去了趟宜家，想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墙漆颜色。在样板间里转了很久，看来看去还是觉得淡黄色最顺眼，温馨又不刺眼。我在小本子上记下了色号和需要的桶数，又顺手买了两盆绿植——一盆龟背竹，一盆虎皮兰。打车回家的时候，两盆植物放在后座上，随着车转弯晃晃悠悠的，我把手护在花盆边上，怕它们摔了。

到家先把绿植摆好，龟背竹放在客厅电视柜旁边，虎皮兰搁阳台。然后打开手机搜怎么刷墙的视频，看了几段，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难，就是费点功夫。我打算下个周末自己动手，反正房子是我的了，刷成什么样都是我的。

傍晚的时候我妈打来电话，说周末来北京看我，顺便带两床新被子和一箱她晒的萝卜干。"你自己一个人，得把日子过好，"她说，"被子给你换了厚一点的，北京的冬天来得快。"我说好，那我去买点排骨，你来了咱俩炖着吃。我妈在电话那头"嗳"了一声，声音有点颤，但很快就说别的了，说她楼下那个张阿姨家的狗生了一窝小狗，胖乎乎的像团棉花。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楼下的街。天色渐渐暗了，路灯亮起来，几家饭馆的招牌也亮了，红的绿的，把柏油路面映得花花绿绿。有人在遛狗，狗绳拖在地上，小狗到处闻。一个外卖骑手从巷子口冲出来，电动车的尾灯一闪一闪的。一切都那么平常，平常得让我心里发酸。

我回到屋里打开电视，调到一个旅游频道，正好在放巴尔干半岛的纪录片。画面上是奥赫里德湖，跟我看到的一模一样，深蓝色的水面倒映着雪山。旁白用平静的声音说："这片湖泊形成于数百万年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之一，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我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起身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路过冰箱的时候，看见奥尔迪安送的那个碉堡冰箱贴，铁灰色的，顶上有个圆圆的观察孔。我伸手拨了一下，冰箱贴转了个圈，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我其实还没想太清楚。刷完墙，然后呢？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周末去逛逛公园，偶尔回老家看看爸妈，等埃拉来北京了带她去吃烤羊肉。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不会因为你离了个婚就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心里好像塞了点什么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像那个湖底的石子，你看不见它，可它一直在那儿，把水衬得更清。

晚上洗完澡我坐在床上给奥尔迪安发消息，告诉他我安全到了，墙还没刷，但已经在选颜色了。过了几分钟他回了一张照片，是他站在民宿院子里，手里举着一块刚出炉的面包，金黄蓬松的，裂着好看的纹路。照片底下跟了一行中文，他用拼音打的："xing qi tian lai chi mian bao。"

我回他："星期天去不了，太远了，你帮我多吃一块。"

他回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

我关了灯躺下，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了一块白晃晃的方形。翻了个身，我对着枕头说了一句只有自己能听见的话："行了，就这么过吧。"

那天晚上我又梦到那个湖了，水鸟还在，单腿站着。我走过去蹲在它旁边，这次我们谁都没动，就那样待了很久。风从湖面上吹过来，带着水的气味，凉凉的，很干净。

第二天早晨七点闹钟响了。我照常按掉，躺在床上瞪天花板瞪了半分钟，才想起来昨天晚上没有失眠，也没有半夜醒来看手机。这对最近的我来说算是个进步，值得记下来，但我懒得动笔，翻身起床，踩着拖鞋去厨房热了杯牛奶，就着前天买的全麦面包吃完，换上衣服出门上班。

地铁上人挤人，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挤在我旁边，低着头刷手机看动画片，声音外放得很大，周围几个人皱着眉看他，他毫无察觉。我在想要不要提醒一下，犹豫了两站，他下车了，铃声戛然而止。车厢里有个小姑娘给一个老太太让座，老太太摆摆手说"我就两站"，姑娘还是站起来了，老太太笑着坐下了，两个人用我听不懂的方言聊了几句。

公司在东三环，写字楼大堂的保安认识我，老远就冲我打招呼："王姐回来了？玩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那边天蓝。他递了张访客卡给我，我刷卡进闸，电梯里碰见隔壁部门的李敏，她新烫了头发，发梢卷卷的，问我晒黑了没有，我说黑了一点，她仔细看了看说"气色倒是不错"。

刚坐到位子上，小周就从工位后面探出脑袋："王姐王姐，带了什么好吃的？"

我昨天从行李箱里把埃拉奶奶腌的泡椒和奥尔迪安做的蜂蜜装出来了，一罐一罐摆在桌上，分了几个给同事尝。小周拧开泡椒的盖子闻了一下，辣得直咳嗽，还竖大拇指说"绝了"。我给她倒了杯水，她灌了两口问："这哪儿买的啊？淘宝上能搜着不？"

"人家老太太自己腌的，淘宝没有。"

小周遗憾地咋了咋舌，转身回工位了。我打开电脑，邮箱里攒了上百封未读邮件，大多是些抄送类的通知，真正需要处理的也就十几封。我一个个看完，回了该回的，转发该转发的，做完这些已经快中午了。以前我总会把工作积压到下午才开始干，上午基本用来回微信刷微博，今天不知怎么，就想早点弄完。

午饭在楼下快餐店对付了一顿，宫保鸡丁盖饭，味道一般，油很大。吃到一半收到我妈的微信，说她已经买了周六一早的高铁票，九点半到北京西站，让我不用接，她自己打车过来。我回她说我去接，反正周末也没事。她发了个"好"字，又加了一句："你把家里收拾收拾，别让我看见乱得跟猪窝似的。"我抬头环顾了一下工位，桌上堆着文件、水杯、护手霜、一包吃了一半的饼干，确实有点乱，但跟猪窝比还差得远。

下午开了个部门会议，讨论下季度的业绩目标。领导姓赵，四十多岁，讲话喜欢拍桌子，但今天心情不错，说大家上半年表现还行，下半年再加把劲，年底奖金不会少。散会的时候他路过我旁边，停了一步："小王，听他们说你去东欧玩了？那边好玩不？"

"挺好玩的，消费低，风景也好。"

"一个人去的？"

"嗯。"

他点点头，也没多问，拍了拍我肩膀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整个办公室可能已经传遍我离婚的消息了，但没有人当面提，大家都在假装不知道。这样挺好，省得我还要解释。

下班回家我路过菜市场，买了两根排骨、一把小葱和一块姜。晚上想做排骨汤，清清淡淡的，就当提前练习周末给我妈炖。到家换了睡衣，把排骨焯水，换了锅水慢慢炖着，然后坐在客厅沙发上等汤好的时候，手机响了，是陈远。

"我周末过来拿东西，"他说，"周六下午，你在家吗？"

"在，我妈也来。"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那……方便吗？"

"方便，你来了就自己搬，我在厨房做饭。"

"行。"

挂了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一会儿，通话时长三十八秒，记录得清清楚楚。以前我们打电话至少要说十几分钟，从单位的事说到晚饭吃什么再说到周末的安排，总有话讲。什么时候变成三十八秒的？大概是前年？还是更早？我想不起来了，就像想不起最后一次拉着手散步是什么时候。

排骨汤炖了一个多小时，汤色白白的，浮着一层金黄的油花，我把葱姜捞出来，尝了一口咸淡，刚好。就着汤吃了一碗米饭，另外盛了一份放冰箱，明天中午带饭。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得大了点，水溅到围裙上，湿了一小块。我拿布擦了擦，把碗摞好放进碗柜，擦干台面，关灯，走出厨房。

客厅的灯是暖黄色的，前几天换的灯泡，以前陈远喜欢白炽灯，说亮堂，可我总觉得冷。现在换成暖色的了，沙发靠垫也换了新的，浅蓝色的，上次逛宜家顺手买的。电视柜上那盆龟背竹叶子舒展开了一片新的，嫩绿嫩绿的，我用喷壶给它喷了点水，水珠落在叶片上，圆圆的一颗，像露水。

周五晚上下班后我去了趟超市，买了酸奶、水果、牛奶，还有一袋我妈爱吃的五香花生。结账的时候看见收银台旁边摆着那种小包装的玫瑰干花，顺手拿了一包，回家拆开插在餐桌上的空玻璃瓶里。瓶子以前装过蜂蜜，洗干净了，透明的，玫瑰花放进去斜斜地靠着瓶壁，紫色的花瓣皱巴巴的，但有种干枯的好看。

周六早上我七点就醒了，起来把屋子又拖了一遍，茶几上的杂物收进抽屉，阳台的衣服叠好放进衣柜。忙完这些还不到八点半，我换了件干净的针织衫，抓了把梳子出门去西站。

北京西站永远人山人海，出站口围满了接站的人，举着牌子的、牵着小孩的、抱着鲜花的。我在人群里挤到栏杆前面，盯着电子屏上滚动的车次信息。九点三十四分，从老家开来的高铁准点到。我往人群里张望，看见我妈拖着个拉杆箱从扶梯上下来，穿一件枣红色的外套，头发好像新染过，黑得很整齐。

她看见我，步子加快了一点，箱子轱辘在地上咕噜咕噜响。我迎上去接箱子，她没撒手："又不重，我自己来。"然后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几秒："瘦了。那边吃的不好？"

"吃得挺好的，烤羊肉，豆子汤，都好着呢。回家再说吧，路上堵不堵？"

我们打车回家，我妈坐后排，我坐副驾，她一路跟司机聊北京的交通，说比她上次来又堵了，司机说可不是嘛现在车越来越多了。我在前面听着，时不时应两句。手机振动了一下，是陈远的消息："我中午吃完饭过来，大概两点。"

我回了个"好"，然后转头跟我妈说："陈远下午来拿东西。"

我妈沉默了一小会儿，在后视镜里我跟她对了一眼，她说："那正好，我下午去逛个商场，你们俩谈你们的事。"

"不用，妈，你就在家，没什么好谈的。"

回到家我让我妈在沙发上坐着休息，自己进厨房准备午饭。排骨昨天就买好的，焯过水了，加上玉米段和胡萝卜块一起炖，又炒了两个菜，清炒西兰花和番茄鸡蛋。我妈站在厨房门口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你现在会做饭了。"

"以前也会，就是懒得做。"

"以前陈远做得多。"

我手里的铲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炒西红柿。"妈，都过去了。"

我妈没再说什么，转身去客厅看电视了。午饭我们吃得不算太安静，电视开着，我妈一直在吐槽某个综艺节目的嘉宾"演得太假了"，我一边吃一边附和她。排骨炖得很烂，玉米甜甜的，汤喝了两碗。洗碗的时候我妈说她来洗，我说你坐了一上午车了歇着吧，她就在旁边看着，时不时递个盘子给我。

两点钟门铃响了。我去开门，陈远站在门口，穿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好像短了点，手里拎着两个大塑料袋。看见我他笑了一下："妈——阿姨让我带了点老家腌的咸菜过来。"

"进来吧，东西在书房。"

他换了鞋进来，跟我妈打了个招呼，我妈坐在沙发上冲他点点头，没多说什么，起身说去阳台透透气，把客厅让出来了。陈远跟我进书房，那几箱书和那件灰色夹克还盖着防尘布，旁边是他以前用的一个双肩背包，里面塞了些资料和证件。

他没急着搬，站在书房里四下看了看，目光在那几箱书上停了一会儿。"这些书有些还挺好的，"他说，"你要是不看，我可以捐了。"

"你拿走吧，回头你自己处理。"

他弯腰把布掀开，开始往带来的塑料袋里装书。我站在门口没帮忙，就看着。装到第三本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手里拿着一本《瓦尔登湖》，封面有些卷了。"这本是你买的，"他说，"你还记得吗？那年我们去三联书店，你非要买，结账的时候发现钱包落在车里了，我又跑回去拿。"

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雨，他在停车场和书店之间跑了两个来回，外套都淋湿了，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头发上挂着水珠。我说你怎么不打伞，他说就两步路。那本书我看了不到三分之一就放下了，一直塞在书架上落灰。

"你留着吧，"我说，"我以后看。"

陈远把那本书放回书架上了，没有装进袋子。他继续装别的书，动作很麻利，不一会儿两个塑料袋就满了。夹克叠好塞进双肩包，拉链拉上，他拎着东西站起来，跟我说："好了，就这些了。那个……厨房抽屉里的刀，你不要的话我下次拿？这次实在拎不动了。"

"刀留着吧，我用得上。"

他点了点头，站在书房门口，好像还想说什么。我等着，他张了张嘴，最后说了一句："你在那边……照片上的地方挺好看的。"

"嗯，奥赫里德湖，在边境上。"

"那行。"他提了提手上的东西，"我走了。阿姨那边，你帮我跟她道个别。"

我送他到门口，他换鞋的时候弯着腰，背影比上次见的时候好像瘦了点，肩胛骨的形状从夹克下面透出来。他直起身往外走了两步，回头冲我摆了一下手，电梯门正好开了，他走进去，门关上，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

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站了一会儿。我妈从阳台进来了，看了我一眼，没问什么，径直走进厨房洗水果。我听见水龙头哗哗的声音，又听见她切苹果的刀碰在砧板上的清脆响声。客厅里龟背竹的新叶子已经完全展开了，巴掌大小，绿得发亮。夕阳从窗户斜照进来，把地板染成金黄色。

那天晚上我和我妈坐在沙发上看了两集电视剧，她靠在扶手上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我给她盖了条毯子，她含糊地说了一句"不冷"，翻个身继续睡。电视里在放一个家庭剧，女主角正哭着跟男主角吵架，台词又长又密，我调小了音量，客厅里只剩下嗡嗡的背景音和窗外的车声。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妈已经把粥熬好了，还在楼下买了油条和咸菜。我们坐在餐桌前吃早饭，玫瑰干花在玻璃瓶里靠着，紫色的花瓣掉了一片在桌上，我妈捡起来看了看："这花放多久了？都枯了。"

"枯了也挺好看的。"

我妈"哼"了一声，把花瓣扔进垃圾桶。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我看你把墙刷了吧，刷个亮堂点的颜色，这米白色太闷了。"

"打算刷淡黄色，下周末买漆。"

"我多待几天，帮你一块儿刷。你那胳膊腿儿的，举着刷子没一会儿就酸了。"

我心里忽然一热，低头喝粥没说话。粥烫，吹了好几口才咽下去。我妈在对面剥一个煮鸡蛋，蛋壳一片片掉在桌上，她手指很稳，不像我剥蛋总把蛋白抠破。

星期天下午我送我妈去火车站，她拖着来时的拉杆箱，里面换成了我在超市买的那些吃食，还有两包我在地拉那买的咖啡粉，本来想留着自己喝的，她说想尝尝那边味道，我就塞她箱子里了。检票口她回头冲我摆了摆手，跟昨天陈远走的时候一样的动作，但感觉完全不同。她嘴巴动了一下，隔太远听不清说什么，看口型大概是"好好吃饭"。

我站在出站口外面的广场上，风很大，吹得头发糊了一脸。阳光白晃晃的，照在车站玻璃幕墙上反光。旁边一个卖烤红薯的大叔推着车经过，香味飘过来，甜甜的，热乎乎的。我摸出手机，给奥尔迪安发了张照片——是我妈在阳台晾衣服的背影，逆光，剪影模模糊糊的。

过了几分钟他回了："这是谁？"

"我妈。她来北京看我了。"

他又回了一条，这次是中文拼音："ni ma hao xiang ni。"

我笑了笑，把手机揣回兜里。烤红薯的香味还没散，我顺着味道走过去，买了两个，一个路上吃，一个带回家当晚饭。剥皮的时候烫得左右手换着掂，咬了一口，黄瓤的，甜得流蜜。我站在广场边慢慢吃完，把皮扔进垃圾桶，然后打车回家。

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屋里安安静静的，龟背竹的叶子在暮色里显得很深，窗台上虎皮兰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打开灯，暖黄色的光照在米白色的墙壁上，我在心里想着淡黄色刷出来应该比这个更暖和一些。下周末，就下周末，到时候去建材市场买漆和刷子，再买几卷美纹纸把踢脚线和门窗框贴起来。

电话响了，是埃拉。她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中了！奖学金！"

我愣了一下，然后跟着她一起喊起来："真的？太好了！"

她在电话那头尖叫了好几声，然后语速飞快地说她下个月要办签证，买机票，大概十月份到北京，问我住哪儿方便，学校宿舍还是外面租房。我让她先别急，一项项来，到时候我帮她看房子。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客厅里暖洋洋的。电视柜旁边堆着我从地拉那带回来的那些小东西——奥尔迪安的冰箱贴、埃拉奶奶的泡椒罐子、文化宫门口捡的一片枯叶，被我压平了夹在那本《瓦尔登湖》里。我抽出那本书翻了翻，枯叶薄如蝉翼，叶脉清晰。

窗外天彻底黑了，万家灯火一点一点亮起来。我关了客厅大灯，只留着电视柜旁边那盏落地灯，光晕小小的，拢在沙发这一块。我坐在光里，手边是那本翻到三分之一就停下来的书，面前是还没刷的墙，冰箱里有明天要带的午饭，手机里有我妈到家的报平安消息。

日子就是这样一段一段拼起来的，旧的部分走了，新的填进来。填进来的可能比旧的薄一点、淡一点，但只要还在往前过，总是会越填越满的。湖边的水鸟大概还在那里单腿站着，风还是会从雪山上吹下来，葡萄架下烤羊肉的香味应该还在飘。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最后都变成一个画面——奥尔迪安蹲在院子里修自行车，满手油污，抬头冲我笑了一下，说链条上好了，能骑了。

能骑了。那就往前骑吧，路还长着呢。

九月的北京还热着，但早晚已经开始凉了。墙刷完的那个周末我站在客厅中间看了足足有十分钟，淡黄色的墙壁在阳光下泛着暖融融的光，像刚出炉的面包。刷墙比我预想的累，两个人干了整整两天，肩膀酸得抬不起来，但完工那一刻的满足感把所有的累都盖过去了。

我妈走后的第二个周末，我一个人把剩下的活干完——补了墙角没刷匀的地方，清理了地板上的漆点，又把家具归了位。沙发靠在南墙，电视柜在北墙，中间空出一块走道。我把绿萝从阳台搬回了电视柜上，龟背竹摆在沙发旁边，虎皮兰放在鞋柜顶上，整个屋子看着新鲜又陌生，但每一件东西都是我亲手放的。

那段时间我慢慢养成了新的习惯。早上地铁通勤的时候不再刷朋友圈了，改成听播客，有个讲世界历史的节目，主播声音温温的，每天十五分钟，讲各国冷门的小知识。我听到阿尔巴尼亚那一期的时候，在地铁上忍不住笑了，旁边的人看了我一眼，我赶紧低下头。那期节目说阿尔巴尼亚人有种独特的点头摇头方式——他们点头是"不"，摇头是"是"，跟全世界反着来。我回想了一下，在地拉那好像确实见过当地人这样回应，但当时没注意，都当他们是正常的点头了。

办公室里小周最近跟我走得近了些。她是去年才来的新员工，九七年的小姑娘，做事利索，嘴也甜。有天中午吃饭她端着盘子凑过来，犹犹豫豫地问我："王姐，你一个人旅游，不会觉得孤单吗？"

"孤单肯定有，"我夹了一块土豆，"但孤单也不是坏事。"

"我想去越南，"她说，"但我朋友们都嫌远，我又不敢一个人去。"

"那就去呗。注意安全就行，订正规的酒店，晚上别去偏僻的地方。一个人有一个人好玩的地方，不用迁就别人，想几点起几点起，想吃啥吃啥。"

小周咬着筷子想了想，好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扒了两大口饭。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有点羡慕她这个年纪的犹豫和勇气。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刚毕业，跟陈远挤在一间月租一千八的合租房里，为了省空调费夏天只开风扇，热得睡不着就一人抱一个西瓜挖着吃，吃完把瓜皮扣在头上当帽子，两个人笑到岔气。那时候觉得苦，但回想起来全是甜的。

九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回了趟老家。我妈提前在电话里叮嘱我"不用带东西不用带东西"，我还是在火车站旁边买了盒稻香村的点心。我爸在小区门口等我，穿着保安制服，还没换下来，帽子夹在胳肢窝里。看见我他咧嘴笑了，牙有点黄，烟抽的。"瘦了，"他第一句也是这个，跟我妈一模一样。

我爸现在在小区当保安，三班倒，上周刚值完大夜班，眼袋垂得像两个小口袋。我跟他上楼，电梯里碰见邻居张阿姨，她看见我就喊："哟，姑娘回来了！有对象了没？"我爸抢在前头说："忙着呢没空谈。"张阿姨"哦"了一声，下楼去了。我在电梯里跟我爸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话，但我知道他是在护着我。

我妈做了一桌子菜，红烧排骨、糖醋鱼、清炒藕片，还有一个冬瓜汤。我喝了三碗汤，我妈高兴得又去厨房盛了一碗。饭桌上她跟我爸说："你姑娘现在会做饭了，炖排骨炖得可好。"

我爸嚼着排骨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然后忽然说："陈远他妈前两天打电话来了。"

我妈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瞪了他一眼，意思是别在这种时候提。我说没事，她说什么了？

"也没啥，"我爸喝了口酒，"就是说谢谢咱们这些年照顾她儿子，还说那棵石榴树结了好多果，让你有空去摘。"

我"嗯"了一声，又夹了一块鱼。陈远他妈是个好婆婆，温温柔柔的，从不多话。我跟陈远结婚十年她从来没给过我脸色看，过年回去都是她做饭，我打下手，两个人在厨房忙活的时候会聊些家常。离婚之后她打电话来跟我妈说了好久，两个人聊着聊着都哭了，也不知道哭什么。都是好聚好散，眼泪大概是替那十年流的。

晚上我一个人睡以前那间小屋，床单被套是新换的，有洗衣液的香味。窗外是楼下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细细的金线。我翻了个身，手机亮了，是埃拉发来的消息，说她签证下来了，机票订了十月十五号到北京。底下跟了一串感叹号，数了数有十一个。

我回她："到了我去接你。"

回完我又给奥尔迪安发了条消息，说埃拉快来了。他秒回了一个"好"，然后又说："我也想去中国。"我回他说你来啊，来了我当导游。他发了个笑脸表情，像素很低的那种老式笑脸，圆圆的一个大黄脸。

埃拉来的那天北京刮大风，满城都是落叶，黄澄澄的在空中打着旋。我提前到了机场，在到达出口的栏杆边等着，跟前几天去接我妈站的是同一个位置。电子屏上她的航班显示"已到达"的时候，我把外套的拉链往上拉了拉，风从通道口灌进来，有点凉。

出来的人一批一批的，我踮着脚在人群里找。然后看见她了，她比在地拉那时瘦了点，推着一个巨大的蓝色行李箱，箱子上绑着一条红围巾，估计是怕认不出来特意系的。她看见我，远远地就开始挥手，然后推着箱子小跑过来，到跟前直接扑上来抱住了我。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她在我耳边连喊了三遍，声音又尖又兴奋，旁边几个出站的旅客都回头看我们。我被她撞得后退了半步，笑着拍了拍她后背："行了行了，先出去再说，外面冷。"

上了出租车她趴在车窗上看外面的风景，一边看一边"哇哇"地感叹："北京好大！楼好高！树好多！"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两眼，笑着说："外国朋友啊？头一回来中国？"埃拉用中文回他："是的是的，我是阿尔巴尼亚来的。"发音有点生硬，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司机竖起大拇指："中文不错啊姑娘。"

到了我家楼下，埃拉仰头看着那栋普通的居民楼，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我帮她拎着行李箱上五楼——没有电梯，她箱子又重，爬一层歇一口气。进门的瞬间她站在玄关环顾了一圈，目光在淡黄色的墙壁上停了一下："这个颜色好好看，我以后也要刷这个颜色。"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把箱子打开，从里面翻出一大堆东西——给她奶奶腌的辣椒、给奥尔迪安带的中国结、还有给我的一条围巾，手织的，花色很复杂。"我奶奶织的，"她捧着围巾递给我，眼睛里亮晶晶的，"她说谢谢你那天来吃饭，下次再来她做别的给你吃。"

围巾是羊毛的，摸上去软乎乎的，蓝白相间的格子。我当场围上了，在镜子前面照了照，埃拉在旁边拼命点头说"好看好看"。那天晚上我带她去吃了家门口那家涮羊肉，她第一口就被麻酱蘸料辣着了，又吃了一口涮好的肉片，被嫩得瞪大眼睛。我们两个人吃了三盘肉一盘菜，她打着饱嗝说"比阿尔巴尼亚烤羊肉还好吃"。

埃拉在北京待了半个月，住在附近一家经济型酒店里，白天去学校办入学手续，晚上我下班了带她到处逛。我们去了故宫，她从头到尾举着手机拍，说"每一帧都可以当壁纸"；去了长城，她爬上北八楼的时候腿都软了，靠着城墙喘气，冲山脚下喊了句阿尔巴尼亚语，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去了后海划船，她非要自己蹬踏板，结果方向掌握不好，我们在湖心原地转了好几个圈，旁边划船的情侣冲我们笑，她也冲人家笑，还喊"不好意思"。

有天晚上我们坐在后海边的长椅上，旁边有人弹吉他唱歌，唱的是一首老歌，旋律温柔。埃拉靠着椅背看水面的灯影，忽然说："我爷爷要是能看到这些就好了。"她爷爷去年去世了，走之前还在念叨中国专家教他开纺织机的事。"他总说中国人是好人，来帮我们的。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慢慢懂了，友谊这种东西，隔了那么多年还能留下来，真的很厉害。"

我听着她说话，看着湖面上游船的彩灯缓缓漂过，想起地拉那那个文化宫，想起铜牌上模糊的字迹，想起阿尔弗雷德大爷残存的几句中文。"你爷爷有没有跟你说过，那些中国专家叫什么名字？"

埃拉想了想："说过一个，好像姓刘，胖胖的，喜欢吃辣。他回去以后还给爷爷寄过一张明信片，但后来搬家弄丢了。"

"那你要不要去找找那个姓刘的爷爷？或者他的后人？"

埃拉转过头看着我，眼睛在路灯底下亮亮的。"怎么找？"

"试试呗，发个帖子，或者问问你爷爷以前工作的厂里有没有旧档案。说不定能找到。"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力点了下头："好。我试试。"

埃拉走的那天我送她去学校宿舍，她办完入住出来送我到校门口。风比前几天更大了一些，吹得她的头发乱飞。她穿着那天印反了国旗的T恤，手插在外套兜里，冲我笑："我寒假回去要告诉我奶奶，北京比她想象的还大。"

"你好好读书，明年春天带你去玉渊潭看樱花。"

她用力点头，然后转身往校园里走了几步，又回头冲我喊："王姐！谢谢你！"声音穿过风传过来，裹着一点点沙哑。我冲她摆了摆手，看着她走进校门，背影被梧桐树荫遮了又现，现了又遮，终于看不见了。

十月末北京开始降温，屋子里还没来暖气，晚上睡觉要盖两床被子。我把埃拉奶奶织的围巾挂在了门厅衣架上，每天出门前都摸一下。墙刷完了，屋子收拾妥当了，生活的脉络慢慢清晰起来。早上七点起，通勤，上班，午饭，下午上班，下班买菜，回家做饭，吃完饭看看书或者电视，十一点上床睡觉。跟以前没什么大区别，但心态不一样了，做什么事都不赶，不急，像湖面上的船，桨划一下是一下。

十一月初的时候我在朋友圈发了张照片，是我家客厅的一角，淡黄色的墙，龟背竹的叶子，落地灯的光晕。配文只写了一个字："好。"底下评论炸了，同事说"王姐你家好温馨"，大学室友说"求装修攻略"，我妈用我爸的号留了个言："墙刷得不错。"

晚上我正窝在沙发上看书，奥尔迪安忽然发了条微信过来，一个字都没有，就一张机票截图。北京往返地拉那，十二月中旬，中转伊斯坦布尔。底下跟了一个中文拼音："wo lai le。"

我盯着那张截图看了好几秒，然后从沙发上坐直了，把书合上放在一边。我给他回："真的？来多久？"

他回："一个月。我跟朋友换班，民宿交给他管。"

"那住我这儿吧，我家有沙发床。"

他过了一会儿才回："你确定？"

"我确定。你来北京，我当导游。"

发完这条消息我靠在沙发上，把手机扣在胸口。龟背竹的叶子在落地灯光里投下影子，沙沙的，其实没有声音，但我觉得它在动。客厅很安静，窗外的风呼呼吹着，阳台上的虎皮兰站得笔直，冰箱上的碉堡冰箱贴被光映了一小块反光。一切都好好的，一切都在往前走。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好像有了个盼头。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会盘算着周末带奥尔迪安去哪里，长城他去过了，故宫埃拉已经拍了八百张照片发给他看过了，那就带他去天坛吧，再吃顿烤鸭，然后去趟胡同，找一个有驻唱歌手的小酒馆坐坐。我想象他站在北京街头的表情，想象他蹲下来摸路边的流浪猫，想象他举着糖葫芦皱着眉头咬第一口的模样，想着想着自己就笑了，在地铁上，在电梯里，在排队买煎饼果子的时候。

十二月中旬他来的那天北京下了入冬第一场雪，不大，细细碎碎的，落在手心里就化了。我在首都机场到达口等他，这回站的位置和接埃拉时一模一样，连外套都是同一件。我的手指有点凉，插在兜里攥着暖宝宝。

出来的人比上次少，一眼就看见他了。他穿一件黑色的厚羽绒服，还是那条洗得发白的灰色运动裤，推着箱子走出来，头发比以前长了一点，鬓角有些花白。他在人群里找了一下，看见我的时候脸上那个笑就绽开了，像地拉那冬天的太阳，薄薄的，但是暖的。

"又见面了，"他说，把箱子推到一边，张开了手臂。

我走过去，跟他抱了一下。羽绒服隔着，他的肩膀很宽，身上有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和地拉那时候一样的味道。松开的时候他低头看着我说："你头发长了。"

"嗯，没去剪。"

"好看。"

我笑了一下，推着他的箱子往外走。雪还在飘，落到他黑色的羽绒服上格外明显，他伸手接了一片，凑近了看，再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北京比我想象的冷，"他说，"但很好看。"

那天晚上我带他去吃了家门口那家涮羊肉。他吃麻酱蘸料的表情跟埃拉一模一样，也是瞪大眼睛，然后竖大拇指，一边哈气一边说"太好吃了"。我们两个人吃了四盘肉，老板过来送了一碟糖蒜，说"外国朋友来了尝尝我们老北京的东西"。奥尔迪安咬了一口糖蒜，被那股冲劲顶得皱眉头，但很快又咬了一口，一边吃一边说："这个好，这个配肉正好。"

回家的路上雪停了，地上铺了薄薄一层白，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我指着路边的居民楼跟他说："我家在五楼，没有电梯，你行不行？"他笑了一声："我在地拉那每天爬四楼，比你多一层。"

到了家给他开门，他站在玄关处换鞋的时候抬头看了看淡黄色的墙，然后慢慢环顾了一圈客厅、电视柜、龟背竹、阳台上的虎皮兰，最后目光落在冰箱上的碉堡冰箱贴上。

"你还留着。"

"当然留着，你送的。"

他走过去伸手碰了碰那个小小的冰箱贴，转过身来看着我，厨房的灯从后面照过来，把他的轮廓镀了一层暖光。"你这里真好，"他说，"像你的家。"

"本来就是我的家。"

那晚我铺了沙发床给他，新的床单被套，枕芯是上周新买的。他去洗澡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翻手机，外面又开始飘雪了，细细密密的，窗玻璃上凝了一层白气。浴室里传来水声，跟这个安静的房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平衡。我忽然想到五月份在地拉那的那个晚上，他帮我搬行李上楼，我在房间里听他在走廊哼歌。从那时候到现在，不过大半年，但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中间发生了那么多事——离婚、旅行、回来、刷墙、埃拉来了、她又走了、他来了。日子一块一块垒起来，高高低低的，但终于垒成了一个能住人的形状。

奥尔迪安在北京待了二十天。我带他去了天坛，他站在祈年殿前面仰头看了好久，说"你们中国人真会盖房子"；带他去了南锣鼓巷，他买了一堆小玩意儿要给民宿的客人当纪念品，我帮他砍价，每次砍下来他都拿拳头碰一下我肩膀；还带他去了一趟郊区的一个滑雪场，他不会滑，在初级道上摔了七八跤，最后还是放弃了，坐在雪地旁边喝热巧克力，说"我还是适合湖边的平静"。

有天晚上我们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播的是个旅游节目，正好在放阿尔巴尼亚的风光片。画面上出现奥赫里德湖的时候我转头看他，他正盯着电视屏幕，嘴角微微翘着。"想家了？"我问。

"有一点，"他说，"但这里也很好。"

电视里传来旁白说湖水有三百米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之一。奥尔迪安忽然开口："你知道吗，我跟你分开以后有一天又去湖边了。我在想你在北京做什么，是不是已经把那面墙刷好了。"他顿了顿，"然后我回去就订了机票。"

我看着电视上那片熟悉的蓝色湖水，心里忽然软了一块。"你当初为什么来北京？"我问，"就是想来看看我刷的墙？"

他转过头来，认真地看了我几秒。"我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他说，"地拉那的时候你刚离婚，眼睛里没光。但你现在不一样了，我从机场看见你第一眼就知道了，你现在眼睛里有光了。"

我没说话，目光落在电视上湖水的波纹上。窗外雪已经停了，屋顶上积了厚厚一层白，月光照在上面，亮晃晃的。沙发床铺得整整齐齐，龟背竹又长了一片新叶，嫩嫩的，卷着边还没展开。屋子里暖烘烘的，暖气来了快一个月了，跟外面零下的温度隔着两层玻璃，隔出了一个安静的小世界。

"那你看完了，"我说，"觉得怎么样？"

奥尔迪安往沙发靠背上仰了仰，两只手枕在脑后。"很好，"他说，"比我想的还好。"

奥尔迪安走的那天是元旦前一天，北京又开始飘雪，这回雪大，跟鹅毛似的漫天卷。在机场他托运完行李，我们在出发大厅站着，旁边人来人往的，广播在播登机提示。他还是穿着那件黑色羽绒服，运动裤换了一条新的，深蓝色的，大概是为了来北京特意买的。

"夏天再来吧，"我说，"夏天北京也很好玩，可以去后海划船，你比埃拉肯定划得好。"

"夏天我民宿忙，走不开。秋天吧，秋天再来。"

"也行。秋天银杏黄了，满城都是。"

他笑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信封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照片，在地拉那的时候他拍的——我蹲在奥赫里德湖边伸手碰水，阳光从侧面打过来，水面上波光粼粼，我的影子拉得很长。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阿尔巴尼亚语，我看不懂。

"什么意思？"我翻过来问他。

"'往前走吧，路还长着呢。'"他用中文说了一遍，发音比他刚学那会儿顺多了。

我把照片小心地放回信封里，揣进外套内袋。他看了看手表，说该进去了。我们站在出发大厅的闸口前面，周围都是匆匆赶路的旅客，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妈妈从我们身边挤过去，说了声"借过"。奥尔迪安看着我，我看着他，谁都没说话，最后是他先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我们在人群里握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下次来，"他说，"我学会做炸酱面了再做给你吃。"

"行。"

他转身走了，背影被来来往往的人流吞进去又吐出来，安检口排队的人很多，他排进队伍里，过安检的时候回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隔着十几米，我看不太清他的表情，只看见他抬了抬手，然后就被后面的人挡上了。

我站在闸口外一直等到他过完安检消失在通道尽头，才慢慢往外走。外面的雪更大了，落在出租车顶上，落在行人的伞面上，落在立交桥栏杆上。我上了车靠在后座，手插在外套口袋里，碰到那个信封，纸的棱角硌着指腹。车开了，暖风呼呼吹着，窗外的北京被雪裹了一层素白，路灯昏黄的光在雪花里晕开，一团一团的。

回到家我开了门，屋里安安静静的，沙发床已经收起来了，被褥叠好放在衣柜里。我把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厅，从内袋里掏出那个信封，把照片抽出来看了很久，然后找了个相框把它装起来，放在电视柜上，龟背竹的旁边。照片里我的背影蹲在湖边，水蓝得发亮，远处山上的雪白得耀眼。

元旦那天我没出门，在家包了饺子。韭菜鸡蛋馅的，跟我妈学的，皮擀得厚薄不匀，有几个煮破皮了，馅都漏到锅里。但我还是把一盘子都吃了，蘸着醋和辣椒油，热腾腾的，吃得满头汗。吃完我给我妈打了电话拜年，她说她跟我爸在包饺子，猪肉大葱馅的，让我下次回去给我包韭菜鸡蛋的。我说好，挂了电话又给埃拉发消息祝她新年快乐，她秒回了一张照片，是她宿舍桌上贴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明年去西安"。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跨年晚会，电视里唱歌跳舞热热闹闹的，我把声音调小，起来去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外面雪停了，天是深蓝色的，能看到几颗星星，稀稀疏疏的。楼下的街灯照在雪地上，白得晃眼。我呵了口气，看着它在冷空气里化成白雾，散掉了。

回到屋里把窗户关好，收拾了茶几，洗了杯子，擦干了放进碗柜。关厨房灯的时候看见那套日本刀还整整齐齐摆在抽屉里，我拿出来看了看，刀刃没有生锈，还是亮闪闪的。我想了想，抽了一把水果刀出来放在案板上，以后切水果就用它了。

晚上躺在床上，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注意它了。手机亮了，是奥尔迪安发来的消息，一张照片——他从飞机舷窗拍的，云层下面是雪山，连绵不绝的白，在阳光底下像撒了层金粉。底下跟了一行拼音："xue shan hao kan, dan mei you ni jia de qiang hao kan。"

我看着那条消息笑出了声，给他回了一个月亮的表情，然后把手机放到床头柜上。窗外的路灯把窗帘照得透亮，屋子里浮着一层温柔的暖光。我在这个房间里住了十年，跟另一个人一起，吵过架、和好过、做过无数顿饭、看过无数部电影、说过无数句废话。后来那个人走了，我一个人住了大半年，刷了墙，养了花，认识了新的人，重新学会了跟自己相处。

现在这房间就只是我的了，每一件东西都是我自己选的、自己放的、自己擦的。淡黄色的墙壁在黑暗里变成一种柔和的米白色，龟背竹的影子印在墙上，安安静静的，像一幅还没干透的水墨画。

我闭上眼睛之前忽然想起在地拉那的时候埃拉说过一句话——"离婚就是不住在一起了，又不是不认识了。"她当时说得轻描淡写的，我现在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种形状，婚姻只是其中一种，它结束了，不代表什么都结束了。我跟陈远现在还能说上几句话，跟埃拉成了可以拥抱的朋友，跟奥尔迪安约好了下次再见面，这些都是形状，不完美，但真实。

路还长着呢。往前走就行了。

后来春天来的时候北京满城的玉兰开了，白的紫的，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炸开一团一团的花。埃拉约我周末去玉渊潭看樱花，我说好。她来北京快半年了，中文进步飞快，在学校交了一帮朋友，寒假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说"北京待着待着就习惯了，回地拉那反而觉得小了"。

我们去玉渊潭的那天阳光特别好，樱花开了七八成，粉白粉白的一片压在枝头，风一吹就落花瓣，飘在湖面上，飘在草地上，飘在游客的头发上。埃拉穿了条碎花裙子，在樱花树下转圈让我给她拍照，拍了十几张她都不满意，最后一张是她蹲下来捡花瓣，正好阳光透过花枝洒在她脸上，她眯着眼抬头笑，我按了快门。

她看照片的时候安静了几秒，然后说："这张好，这张像我在做梦。"

"那就当是梦呗，梦醒了你还在北京。"

她把花瓣撒到湖面上，看着它们慢慢漂远。"王姐，"她忽然说，"我去找那个姓刘的爷爷了。"

"找到了？"

"没找到本人。但我找到他一个学生的女儿，他在阿尔巴尼亚教过的人，现在在发拉那开了一家小工厂，门上还挂着一面小中国国旗。"她转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那个人说我爷爷以前经常去找他爸爸喝酒，还一起看过中国来的电影。他让我下次去发拉那找他，他还有几张老照片。"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那你要去。"

"要去。"她用力点头，"等我考完期末就去。"

我们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看樱花，旁边有一对老夫妻在互相喂棉花糖，白胡子老爷爷不小心把糖蹭到老太太脸上了，老太太笑着捶他胳膊，两个人乐呵呵的。埃拉看着他们出了神，然后靠过来说："王姐，你会再结婚吗？"

我想了一下，水面上飘着几片樱花瓣，打着旋儿，像小小的船。"不知道，"我说，"可能不会了吧，但谁也说不准。先把现在的日子过好，别的以后再说。"

埃拉"嗯"了一声，把最后一瓣樱花放进湖水里。"那要是奥尔迪安来了呢？"

我转头看着她。她一脸无辜地眨眼睛，嘴角却藏着笑。"你怎么知道他要来？"

"他跟我说的呀，"埃拉理直气壮，"他说秋天要再来北京，还说这次待久一点，跟你一起去西安看兵马俑。他让我问你行不行。"

我靠着椅背笑出来了，风把樱花瓣吹到我的脸上，痒痒的。我想象奥尔迪安站在兵马俑坑前面瞪大眼睛的模样，想象他吃羊肉泡馍被烫到舌头的表情，想象他在钟楼底下跟卖糖人的大叔比划手势。这些画面像电影片段一样在脑子里闪过，每一帧都带着阳光的颜色。

"行，"我说，"怎么不行。"

那天傍晚送埃拉回学校，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浅橘色，从西边一路烧到头顶。我看着她走进校门的背影，忽然想起来她刚来那天拖着行李箱奔向我时的样子，又想起更早以前地拉那那家小餐馆里她托着腮帮我翻译菜单的模样。短短大半年，这个姑娘改变了很多，中文流利了，胆子大了，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规划。我也改变了很多，具体哪里变了说不上来，但我知道跟半年前那个站在机场出发大厅里满心麻木的自己是两个人了。

回家的路上我在小区门口的菜摊买了把菠菜、几根葱、一块豆腐，晚上做了个简单的清汤面。吃完饭洗碗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奥尔迪安发来的语音。我擦干手点开听，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一点电流的杂音："我订了机票，九月初的。这次待一个月，够去西安吗？"

我靠在厨房台面上，看着窗外暗下来的天空，最后一抹橘色的晚霞正在消失。我按着语音键说："够，我请年假，十天都陪你走。"

回完我把手机放下，继续洗碗。水流哗哗的，碗碟在灯光下泛着白亮亮的光。阳台的门开着一条缝，春天晚上的风钻进来，软软的，带着楼下花坛里泥土的气息。我洗完了所有的碗，把沥水架上的碗一个个摆进柜子里，关柜门的时候看见了那套日本刀，水果刀被我拿出来了放在案板旁边，其他的整整齐齐收在抽屉里。

我关上碗柜门，擦了擦手，走到客厅。龟背竹已经长出了第六片新叶，每一片都比巴掌大，绿油油的，在灯光下像打了蜡。我蹲下来摸了摸其中一片叶子，叶脉清晰，纹路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像地图上那些细小的河流，一格一格地淌向看不见的远方。

沙发床还收着，但我把它又铺开了，铺得整整齐齐，新换的蓝色床单，枕芯也拍了松了。奥尔迪安来的时候可以直接睡，不用再临时准备。我想象着他站在门口换鞋的样子，想象他看见铺好的沙发床时嘴角那个笑，想象秋天我们一起去西安的火车上他会问多少个问题。

电视柜上那个相框里，我的背影还蹲在奥赫里德湖边，水蓝得透明，远处的雪山白得发光。照片背面那行阿尔巴尼亚语我已经找埃拉翻译过了，她说是"往前走，别回头"——跟奥尔迪安告诉我的版本不太一样，但意思差不多。路还长着呢，往前走就行了，偶尔回不回头不重要，重要的是脚底下在动，一步接一步，踩实了，站稳了，再迈下一步。

我关了客厅的大灯，只留着落地灯。龟背竹的影子投在淡黄色的墙上，安安静静的，像一幅还没干透的水彩。窗外的北京在夜色里慢慢安静下来，楼下的煎饼果子摊收了，小饭馆的灯熄了，路灯把光拢成一个个暖黄色的圈，罩着行道树刚冒出来的嫩芽。

我坐在沙发床的边上，摸了摸新换的蓝色床单，布料软软的，凉凉的。然后站起来回卧室，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客厅——灯还亮着，影子还在，一切都好好的。

明天还要上班，周末约了埃拉去逛胡同，下个月要开始计划西安的行程。日子就是这些一件一件的小事连起来的，连得密密实实的，像奥尔迪安修自行车链条的时候，一个一个扣子扣上去，扣好了就能骑了。

我关了卧室的灯躺下来，黑暗里天花板的裂缝还是看不见了，我已经很久没在意它了。窗外的光透进来，在墙上画了一个软软的长方形，龟背竹的叶子在夜色里显得更深，黑沉沉的，轮廓分明。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最后闪过的画面是奥赫里德湖的水——蓝的，亮的，干净的，深不见底但能看清每一颗水底的石子。水面上有一只灰色的水鸟，单腿站着，风从雪山那边吹过来，它的羽毛轻轻动了一下，但没有飞走。

它还在那里等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