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邱立本
朱镕基逝世，美国舆论传出前总统克林顿对推动中国加入WTO感到“后悔”的言论，说这导致中国崛起成为今日威胁美国的超级大国。传言无论真假，但这种叙事是对全球化开放本质的严重误读。恰恰是朱镕基开放思维，让中美在全球化系统找到第二个春天。美国汽车业、零售业、服务业在中国赚到盆满钵满，让美国成为创新先锋，也推动中国人才和价值体系与全球连结，重回盛唐时代风华，引发今日创新澎湃的时代。
朱镕基推动中国入世，让美国跨国企业可以长驱直入，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挽救濒临绝境的美国汽车业，起死回生。当时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等三大车企在日本车企冲击下，处境困难，再加上美国工会压力，基本上都在亏本；就只有进入中国市场，才可以让美国车企找到第二个春天。美国零售业沃尔玛、山姆店、好市多等巨头、饮料业的可口可乐、星巴克，都在中国遍地开花，赚得盆满钵满。美国的保险业AIA、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也在中国找到庞大市场，用国际规范推动中国进入全球化的轨迹，互利互惠。美国的电脑业，从IBM到戴尔到德州仪器，都在中国发现自己生命的辉煌。苹果手机、特斯拉电动车，全靠中国的工厂和市场，才能成就自己的高光时刻。
这让美国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相互激荡，让美国长期处于开放与创新先锋位置。马斯克、黄仁勋等外国移民得以在美国大放异彩，成就美国前所未见的创新力量，压倒欧洲，成为全球创意领头羊。
若当年美国关起门来拒绝中国入世，不仅经济规模会被压缩，人才吸纳也会受限。关起门来做皇帝，终将像日本与欧洲部分国家那样，自我感觉良好，却逐渐欠缺创新的新鲜血液，终于走向衰败。
中国“性价比”奇高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也使美国物价长期处于低水平，降低通胀，克林顿时期经济空前繁荣，直到特朗普狂加关税后，美国才开始百物腾贵。
那些“事后诸葛”的“克林顿们”应该了解，WTO的开放从来不是单向施舍，而是双向的制度竞争与人才流动。中国从来都不想和美国争夺霸权，只是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为人类命运作出承担。
中国加入WTO，不仅是经济变革，推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创新，更实现教育与人才结构的创新。对外开放使中国人力资源真正走向全球化：世界各地都有中国留学生、企业家与工程师。中国不仅加入经济上的世贸组织，也在人力资源、教育人才结构与信息结构上进入全球化体系。
这让中国重新回到盛唐时期与全球万邦连结的状态——打破封闭自大的系统，摆脱马列毛教条思想的束缚，一切实事求是，重视具体绩效。全球所有的价值观和知识，都融进中国新一代的知识体系中。从流行文化到殿堂级的学术，从美国欧洲的西方主流、到日本韩国到第三世界，中国人都善于吸收，消化，创造，形成一股空前的创新的井喷现象。
如今中国的全球专利登记﹑中国论文的发表，是全球之冠。中国出口从“老三样”的服装、家具、家电到“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板，再到“新新三样”的无人机、创新药、机器人，都展现中国澎湃的创新力量，不断更新迭代，推陈出新。
中国在内政上敢于直面短板：治安不靖、环保败坏、医疗资源不均、户籍制度不公平等问题，在朱镕基离职后的二十余年间大幅变革。尤其治安与环保领域，中国实现了显著逆袭，高居世界前列。教育的普及与开放，更造就了中国的人才红利。在各领域人才辈出，特别是工程师红利，使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基建系统，并在人工智能领域突飞猛进，与美国并驾齐驱。
朱镕基政策的核心，在于落实自我纠错功能与长期主义，而这正是美国“选举政治”的短板，美国政客大多短视，只操作短期利益，却没有当年罗斯福总统高举“新政”的长远眼光，也没有艾森豪总统推动“洲际高速公路”时代的长期主义布局。
当年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面对国企冗员，他推行“抓大放小”；面对入世谈判的巨大压力，他选择融入而非退缩。这些决策并非一帆风顺，却展现了把国家长远利益置于短期民意之上的政治勇气。正是这种自我纠错与长期主义的结合，令今天的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反观美国，从克林顿到特朗普，骨子里往往仍残留权力的傲慢，以为对中国的开放是一种施舍，而非相互成就的机会。美国在冷战胜利后，反而在内政上出现崩坏局面，吸毒致死、枪击死亡和无家可归者都飚到历史新高，严重失控，成为国际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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