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顾维钧回忆录》、黄蕙兰著《没有不散的筵席》、严幼韵口述《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顾维钧的四次婚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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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生于江苏嘉定。
1919年，他在巴黎和会上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那一场陈词震惊了整个西方外交界；
1945年，他代理首席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中国人；
此后任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他用一张嘴、一支笔，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出了一席之地。
后人在谈起顾维钧，绕不开"民国第一外交家"这个头衔。
但在这顶头衔下面，还压着另一段更少被完整讲述的历史——他的四段婚姻，四个女人，四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一个父亲卖掉祖产供他出国留学，他却在洞房夜里睡在沙发上，最终那个女人落发为尼，父亲抑郁而终；
一个为了替他出席外交场合，独自去了费城，感染西班牙流感，两天后撒手人寰；
一个跟了他三十余年，用印尼华侨首富家庭的财力撑起了整个外交局面，到最后换来一句淡淡的"主富"；
还有最后这一个——顾维钧晚年反复说，他这辈子最亏欠的，是她。
沙发到床，不过几步路。
顾维钧走了整整71年，绕了三圈，才真正走到了那张床边。
而当他走到那里的那一刻，回头再看这三圈——每一圈都有人用一生为他铺路，而当他彻底读懂这件事的时候，已是暮年。
【一】岳父卖掉祖产，他却在洞房里睡了沙发
1900年的上海，顾维钧刚从英华书院毕业，父亲顾溶已经替他想好了出路——进一家钱庄学商业，跑跑账目，学学规矩，将来在上海滩混个稳当饭碗。
这条路对于一个中产之家的儿子来说，实打实，不丢人。
但张衡山不同意。
张衡山是顾溶在上海道尹袁观澜幕府里的同事。
两人虽同在一个衙门当差，处境可大不一样。
张衡山的叔叔是当时上海中医界的权威，坊间有句老话："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子。"
说的就是他叔叔。张衡山自己也兼职行医，收入可观，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地位比顾溶稳固得多。
张衡山有个本事——会看相。
他看过顾维钧，断定这孩子将来必定"富贵双全，一帆风顺"。
他的女儿张润娥与顾维钧年岁相当，张衡山便托人说媒，两家一合计，就把这门亲事定了下来。
那一年，顾维钧12岁，张润娥10岁。
婚约落定，张衡山开始实实在在地投入这个未来女婿身上。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拦下了顾溶把儿子送进钱庄的打算，坚持认为顾维钧是"可造之才"，不该去数铜钱。
他出钱，让顾维钧进入上海圣约翰学院读书。
圣约翰的学费不是一般高——每学期两百多银元，考进来的学生非富即贵，顾家那点家底撑不住，学费全部由张衡山包下来。
顾维钧在圣约翰读完之后，又决心要去美国留学。
这笔费用更大了。
1906年前后，张衡山卖掉了一部分祖产，凑出了这笔远渡重洋的钱。
顾维钧先进入纽约州北部的库克学院读预科，两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国际法，一读就是五年半，最终拿到法学博士学位。
这七年多的海外求学，背后是张衡山一张卖地的契约和一份他人未必看见的心思——他在赌这个女婿，押上了祖产。
然而，顾维钧在美国待的时间越久，心里对这门婚事就越抵触。
他接触了西方文明，见过了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再想到张润娥——一个他几乎没有交集的旧式女子，裹着三寸金莲，从未进过学堂——他无论如何提不起接受的念头。
父亲来信催他回国完婚，他迟迟不动。
后来父亲以绝食相逼，他才在1908年利用暑假回到国内，不情不愿地办了婚礼。
婚礼仪式结束的当天晚上，顾维钧躲进母亲房间，拒绝入洞房。
后来被人劝回新房，他睡在沙发上，与张润娥相安无事，就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
这一睡，成了这段婚姻最真实的写照。
后来，顾维钧返回美国，安排张润娥跟着去了费城，托付给熟人照看，让她读书学英语。
两人一个在纽约，一个在费城，就这么分隔着，有名无实地过了几年。
到了1911年，顾维钧向张润娥提出协议离婚。
他在信里坦言，这段婚姻"对双方都弊多利少"，分开才是正道。
张润娥接到信，回国与顾维钧当面谈过，既没有大哭，也没有反驳，就那么听着，沉默着。
顾维钧把离婚协议书放到她面前，她说，要签就签。
顾维钧还要求她亲手抄写四份副本，分别交给双方父亲各持一份——这是一个法律专家留下的把柄，证明不是他逼的，是"双方自愿"。
张润娥一一照办，顺从到令顾维钧都感到几分内疚。
离婚之后，张润娥万念俱灰，在陆家嘴观音堂落发为尼，从此长斋念佛，再不踏入尘世。
她的父亲张衡山得知结果，痛悔万分。
他长叹了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郁郁寡欢，抑郁而终。
张衡山替顾维钧铺了多少路——学费、留学费用、人脉引荐——这些加在一起，换来的是女儿出家，自己含恨离世。
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得知张润娥仍在陆家嘴观音堂，生活清苦，专程写了一封忏悔信，附上五万元巨款，派人送去观音堂。
信和款，被张润娥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她修行已逾二十年，早过了动凡心的时候。
【二】唐家小姐要嫁他，他们只相爱了五年
顾维钧与张润娥的离婚书还没干透，一段新的关系已经在酝酿了。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按张衡山生前的引荐，他北上去见了时任外交总长的唐绍仪，在唐手下从三等秘书做起。
没多久，他在各种场合遇到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
唐宝玥是唐绍仪与妾室所生，受过西式教育，通英文，能说法语，性情直爽，与那个时代大多数官宦家庭的闺女截然不同。
她见到顾维钧，是一见就中了意。
顾维钧英俊，见识广，口才好，在她心里就是理想的那个人样子。
据说唐宝玥曾扬言：若不能嫁给顾维钧，宁可终老于尼姑庵。
顾维钧那边呢，张润娥的婚约还悬在头上——张衡山虽已去世，但婚约的名分还在。
唐宝玥却不管这些，直接让父亲出面。
唐绍仪起初也不情愿掺和，女儿放出狠话，说如果父亲不成全，她就去城里挂牌营业，还要打出"现任国务总理之女"的名头。
这一招击中唐绍仪的要害，他最终妥协，出面干预，让何丰林带兵包围张家，逼张家退婚。
张衡山本已病弱，哪里挡得住，女儿张润娥最终自己出来说退婚。
1913年6月，顾维钧与唐宝玥在上海举行婚礼，地点后来改到了北京饭店，婚礼场面盛大。
婚后两人感情确实好，顾维钧爱她，唐宝玥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外交事业。
1915年，顾维钧赴任美国公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
唐宝玥跟随丈夫一同去了美国，在华盛顿的外交圈里活跃，出席宴会，打理门面，把公使官邸经营得有声有色。
婚后不久，两人生下儿子顾德昌，几年后又有了女儿顾菊珍，家庭一度是真正温馨的。
然而，1918年改变了一切。
那一年，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感染人数据估计超过五亿。
就在当年秋天，美国华盛顿和费城同时举办大型外交活动，两处都邀请了顾维钧，他分身乏术，只能选一处前往。
唐宝玥见他为难，主动说，她去费城代他出席。
那时候，她刚刚生完女儿顾菊珍不久，身体还未完全恢复，但就这样去了。
回程途中，她感染了西班牙流感，高烧不退，两天后，在美国病逝。
年仅28岁左右，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儿子顾德昌不到三岁，女儿顾菊珍才出生几个月。
顾维钧将唐宝玥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厝于嘉定顾氏宗祠，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回国参加葬礼。
1919年，他接到北洋政府的任命，出任巴黎和会全权代表之一，一度想以新丧爱妻为由谢绝，但最终还是为国赴会。
唐宝玥死后，那一段真正意义上有来有往的感情，就此戛然而止。
【三】黄家财力撑起他三十六年的外交版图
1919年，巴黎和会结束后，顾维钧以拒签《凡尔赛条约》一举成名。
紧接着，他在各国首都的外交场合穿梭不停，声望日隆。
也就在这一时期，他遇到了一个将深度卷入他接下来三十六年人生的女人——黄蕙兰。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是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最大的华侨糖业商人，被称为"亚洲糖业大王"。
黄仲涵去世时留下五百万英镑的财产，是那个年代东南亚华侨中无可争议的首富之一。
黄蕙兰从小在欧洲长大，通晓英、法、荷等六种语言，自带名媛气场，出席任何场合都是瞩目焦点。
1920年，顾维钧在巴黎与黄蕙兰相识，两人于同年在布鲁塞尔的中国使馆举行婚礼。
黄蕙兰对这段婚姻的出发点，她本人说得很直接。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顾维钧是"可以让外国政府为他提供交通工具的人"，是"去歌剧院可以坐国事包厢的人"——这是她父亲再多钱都买不来的体面。
顾维钧这边，他要的是黄家财力能撑起的外交局面。
双方的算盘，都打得很清楚。
婚后，黄蕙兰确实付出了实质性的代价。
中国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靠黄蕙兰自掏腰包。
她出资翻修了伦敦波特兰广场的中国使馆，让这处原本寒碜的外交机构有了体面的样子。
顾维钧回国任职期间，黄蕙兰一掷20万美元，在北京狮子胡同买下一处大宅作为公馆——这处宅邸，就是后来1925年孙中山北上养病、并最终在此辞世的那处房子。
1925年，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肝癌末期病发，在北京借住于顾宅数月，直到当年3月12日在此辞世。
这处宅院，后来成为历史地标。而这处宅院，是黄蕙兰的钱买的。
然而，钱能买地，买不了感情。
两个人私下的相处，越来越像陌生人。
黄蕙兰在回忆录里写："如果没有客人，维钧和我从不同桌进餐。"
顾维钧对妻子的一身珠光宝气颇为不满，嫌她戴的首饰太过招摇，说让人一眼就看出"这不是来自丈夫"。
他还要求妻子不坐黄家订购的豪华轿车，坚持用前任公使的旧车。
黄蕙兰我行我素，两人争吵日益频繁，感情逐渐冷淡。
三十六年过去，1956年，顾维钧卸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两人平静分手，各自离去。
黄蕙兰后来独居纽约，靠变卖首饰和父亲留下的遗产度日。
她把这段三十六年的婚姻写进了回忆录，书名叫《没有不散的筵席》。
在书里，她写到了那个让这段婚姻彻底散场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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