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席卷全球的大流感夺走了几千万人的性命，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场大瘟疫在刚爆发的时候，参战的各个大国就已经发现了异常。
不管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他们的高层手里拿着前线和军营的疫情报告，清清楚楚知道这病能要人命，却不约而同地把所有消息死死压了下去，联手对全世界隐瞒了第一波疫情。
他们当时到底为什么要隐瞒？又是怎么一步步把真相封锁住的？今天咱们就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讲明白。
一、
1918年1月到3月之间，美国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就出现了不寻常的呼吸道疾病。
当地医生朗格尔注意到了这种发病速度极快、能让人迅速转成严重肺炎的病症，并且特意向美国公共卫生部门提交了书面报告。
但是这份报告交上去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重视和干预措施。
紧接着到了1918年3月4号，堪萨斯州芬斯顿军营的一名炊事兵吉切尔出现发热和身体剧痛，被送进了医务室。
仅仅过了三个星期，整个营区里就有一千一百多名士兵病倒住院，还有几十个人因为肺部病变直接死亡。
当时美国刚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全国上下都在全力以赴进行军队动员和物资运输。
面对军营里迅速扩大的感染人数，军方管理层不仅没有停止人员调动，反而决定封锁内部消息。
为了不让疫情消息传播开来影响征兵和战争动员，美国政府拿出了极其严厉的法律手段。
美国国会在1917年通过了《反间谍法》，又在1918年5月通过了《煽动法》。这两部法律规定得非常明确，任何人只要在战时公开发表、印刷可能阻碍战争进程、影响部队士气或者批评政府和军队行动的言论，就会被认定为违法，最高可以被判处二十年监禁。
在这两部法律的威慑下，美国的医学专业人士和报纸编辑根本不敢公开讨论军营里的传染病。
同时，美国政府设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由乔治·克里尔负责管理。
这个部门直接管控全国的报刊印刷厂，给所有媒体定下规矩，禁止报道任何会导致公众不安或者影响战争士气的内容。
地方上的报纸只能按照官方给出的口径，把这种致命的传染病说成是普通的季节性感冒。
欧洲那边的参战国做得更加彻底，英国在战争一开始就执行了《保卫王国法案》，规定陆军部和内阁有权力直接审查所有的报纸版面，任何报道兵工厂工人请病假、军营内部有士兵死亡的新闻，都被直接定性为泄露国家机密和通敌行为。
法国的克里孟梭内阁设立了专门的新闻检查机构，所有报社在印发报纸之前，必须把排好版的样张送到检查官办公室，只要出现关于军队内部疾病流行的字句，就会被直接删去，报纸印出来之后被删的地方就直接留出一块空白。
就在英、法、美、德等国严密控制本国报纸的时候，中立国西班牙成了唯一的例外。
西班牙没有参加一战，国内没有设立严格的战时新闻审查机制。
到了1918年5月，流感传到了马德里，连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和内阁大臣都染上了病，西班牙的报纸没有任何顾忌，如实地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全国疫情的详细报道。
英美法等国的宣传部门看到这个情况，立刻抓住机会转移公众视线。
他们一方面继续封锁自己国内和军队里的疫情数据，另一方面集中报道西班牙国内的染病人数。
于是，全世界的读者在报纸上只能看到西班牙在闹瘟疫，最后让西班牙承担了全部名义上的责任，这也就是“西班牙流感”这个称呼的来源。
二、
参战各国的军政高层隐瞒疫情，根本原因就是为了保证前线的兵力补充和作战计划不受干扰。
在这些指挥官的眼里，保持部队的进攻节奏和战略部署，重要程度远远高于士兵和民众的身体健康。
1918年春季，美国开始大规模向欧洲运送军队。
在芬斯顿营等多个军事基地，已经出现大面积感染的情况下，美军指挥部依然下达命令，把数万名处于潜伏期和轻症状态的士兵，集中安排进狭窄封闭的火车车厢，直接运往东海岸港口。
在港口，这些士兵又被整批安排登上大型运兵船，开往法国。
在长达数天的海上航行中，密闭的船舱内空气流通极差，士兵们上下铺紧挨在一起，病毒在船舱里迅速扩散。
大批士兵在航行途中就高烧咳血，但运兵船靠岸之后，法国的布雷斯特港和波尔多港并没有对这些美军采取隔离措施，而是直接把他们派往后方集结区或者前线战壕。
英国方面的情况同样严重，1918年5月，驻扎在斯卡帕湾的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内部暴发了大规模呼吸道感染，仅仅两周时间里，就有一万多名海军水兵卧床不起，部分主力战列舰甚至因为缺少健康的轮机员和炮手，而无法出海执行巡逻任务。
面对这种紧急情况，英国海军部不仅没有向外界公布实情，反而对所有官兵下达了严厉的保密指令，并且在对外发布的官方航海日志中，记录舰队状态正常。
当时负责英国公共卫生事务的高级官员阿瑟·纽斯霍姆，甚至在政府备忘录中明确写道，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赢战争，如果采取全城隔离、停工停产或者限制交通的公共卫生措施，就会直接降低军火生产速度和运输效率，因此政府绝不能推行严格的防疫隔离政策。
同盟国这边的德国也在做完全一样的事情。
1918年3月开始，德军最高陆军指挥部的鲁登道夫，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季攻势，也就是皇帝会战，试图在美军主力完全到达欧洲之前击溃英法联军。
然而到了5月和6月，德军前线部队中出现了大面积发热和全身乏力的病症，德军内部称之为佛兰德热。
在香槟省和马恩河沿线，超过五十万名德军士兵病倒，许多前线突击连队有一半以上的成员，丧失了行军和开枪的能力。
德军最高指挥部为了不让协约国发现自己的虚弱状态，也为了防止国内民众产生厌战情绪，严令军医部门不得公开真实的染病数字。
鲁登道夫在每天向公众发布的战况通报中，把进攻停滞和部队后撤，全部写成是兵力重新部署和战术性调整，对几十万人染病的事实只字不提。
参战双方这种出于军事目的的信息封锁，造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整个欧洲西线战场的几十万军队，在互相接触和调度中，把病毒带到了每一个战壕、兵营和野战医院。
军方为了隐瞒疫情，没有对病人进行科学的分流和物理隔断，受感染的士兵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不断跨区域流动，直接为接下来的更大危机创造了扩散条件。
三、
到了1918年秋季，第一波疫情期间被掩盖的病毒，在前线和后方的大规模流动中发生了变异，第二波致命疫情彻底爆发。
由于参战各国政府在春夏两季一直向公众灌输“这只是普通小感冒”的虚假说法，导致整个社会的医疗机构、地方政府和普通民众对即将到来的致命危险毫无防备。
美国费城发生的悲剧，就是战时隐瞒消息造成的典型后果。
1918年9月，变异后的高致病性流感在波士顿附近的德文斯营爆发，几天之内就出现了大量因肺部充血窒息而死的病例。
消息很快传到了费城的海军造船厂，造船厂内也开始出现大批倒下的工人。
当时费城正准备在9月28号举办一场规模极为宏大的第四次自由公债集资游行，目的是为一战筹集军费。
部分医学专家明确向费城公共卫生官员提出警告，要求立即取消游行并禁止公众聚集。
但是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战时筹款指标，加上之前联邦政府一直淡化疫情严重性，最终决定按原计划举行活动。
9月28号当天，超过二十万名费城市民聚集在街道两旁参加游行。
活动结束仅仅两天之后，费城的各大医院就被送来的重症病人住满。
到了10月的第一周，费城每天的死亡人数就达到数百人，停尸房和公墓全部运转瘫痪，棺材销售一空，整座城市的正常运转彻底停止。
单单在1918年10月这一个月内，费城就有超过一万两千人死于流感和并发性肺炎。
如果从一开始政府没有封锁第一波疫情的真相，如果战时宣传机构没有一味淡化病毒的危害，费城完全可以提前关闭公共场所，这场大悲剧本可以避免。
同样的惨剧在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全球各个港口城市接连上演。
在英国伦敦，大量返回家乡休假的士兵，把病毒带进了工人和市民聚集的居民区，政府因为没有提前建立传染病预警机制，导致医疗系统面对激增的病人束手无策。
在法国，由于战时规定不能在死亡证明上写明具有传染性的真实病名，许多公墓甚至无法准确统计死于流感的人数。
更严重的是，随着交战国之间持续不断的远洋物资运输和兵力调动，病毒顺着航线被迅速带到了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各个角落。
当时很多偏远地区的港口，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疫情通报，在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迎来了载有病患的轮船，导致当地居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伤亡。
现代流行病学和历史档案的研究证实，1918年大流感之所以最终演变成造成数千万人丧生的全球大灾难，各参战国政府的战时新闻审查和保密行动，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些国家在战争利益的驱使下，把公共卫生安全完全放在了从属地位。
他们用法律压制知情医生的警告，用宣传机构制造虚假的太平景象，甚至通过将责任推给中立国来转移视线。
这种违背科学规律的保密做法，不仅彻底破坏了全球早期的防疫控制期，也让全世界的普通民众，为这场战争的政治与军事算计付出了最惨痛的生命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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