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7个人的文水县人民法院南武人民法庭，管辖覆盖南武乡、西城乡及凤城镇原宜儿乡片区3个乡镇、24个村庄、7.5万人。今年5月，这个法庭与阳城县北留人民法庭同被最高人民法院命名为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式人民法庭”。

7月16日，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起向文水县人民法院南武人民法庭学习的的号召后，兄弟法院陆续前来考察交流。

这支小型团队如何炼成新时代“枫桥”经验的?

8月初，记者走进这座建于1965年的基层法庭，通过查阅卷宗、旁听调解、走访部门及群众等方式，试图解码案件高化解率、低诉讼率、高调解率、低上诉率、零信访率背后的运行逻辑。

立调审执“一条龙”：让百姓少跑腿

不少老百姓眼里，打官司是件麻烦事，非必要不去法院。但一纸调解书改变了严某某对打官司的固有印象。

严某某在文水县城经营一家体彩代销点。解某甲常在此购买彩票，一来二往建立起信任关系，2025年2月起，解某甲因资金周转陆续赊购，一个多月累计欠款6.7万元，虽无书面欠条，但微信聊天记录佐证清晰。多次催要未果，2026年8月将对方诉至法庭。

接案后，法官并未急于立案，而是第一时间联系被告核实还款意愿。“案情清晰，被告配合度高，完全具备先行调解基础。”采访间隙，调解员张来全用近一个小时时间，与原被告沟通协调，双方便达成分期付款的调解协议。

“若走庭审程序，少说也得个把月。”严某某坦言，这样的化解效果远超自己的预期。

在南武法庭，这样的情形已是常态。

2021年10月开始，文水县人民法院先后对南武法庭开通立案和执行权限，该法庭发挥同庭办理优势，创新构建起“立案-调解-审理-执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每个案件立案时考虑执行，调解时兼顾审判，审判时着眼执行，环环相扣，融入基层治理全流程。

60多岁的张来全是山西省首批人民陪审员，干过三届15年的人民调解员，基层经验丰富，经手调解的案件两百多起。曾获“全省先进人民调解能手”。自法庭实行调解员驻庭值班制度以来，他一直担任驻庭调解员，值班参与化解纠纷。“我们随时待命，和法官协同配合，把调解贯穿到立案、审判、执行各环节。”张来全说，约30%的案件都能在受案当日化解。

执行环节是兑现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南武法庭由1名法官+1名执行员+1名书记员组成执行小组，将执行触角延伸至基层最前线，通过以保全、执行促进调解，使群众权益在最短时间兑现。

去年远赴重庆跨省“以保全和执行促调解”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被当地誉为经典案例。文水恒远食品有限公司与重庆铜梁商人张某签订货到付款合同，价值100万多元的羊胴体、羊蹄、羊肚等冷冻货品发货接收后未付款，张某突然失联。“我们多方打听找到存货库房，但人生地不熟，只能派人在外面蹲守。”企业负责人董某某回忆当时情景。

2025年1月7日，元旦假期后上班第一天，董某某急匆匆赶到南武法庭求助，法庭当日立案并依申请作出保全裁定。

向当地人民法院发出协助函后，事不宜迟，9日清晨，庭长霍士杰立刻带着书记员与执行法官孙希亮、执行员组成四人小组飞抵重庆。午时左右，四人到达冷库门前。“当时库房门头紧锁，因货物属于冷冻食品，不能长时间保全，我们计划强制执行。”执行员当时又在想，货物若被人转移，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准备强制开锁时，一名自称张某前妻的刘某突然拦在门前，声称货物归她所有。面对突发状况，霍士杰不慌不乱，一边出示法律文书释明阻碍执行后果，一边联系当地法院请求协助。在两地法院的共同配合下，冷库大门终于被打开，零下十几度的冷库里，呼气成霜。失联多日的张某也终于接通电话，同意配合货物处置。

在法官的监督与见证下，从下午清点、过磅，到折价交易、连夜装车……最后一箱货物装上冷链车时，已是10日凌晨。“那一刻，虽然又冷又饿，但心里的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孙希亮回忆。

“立案时想着执行，调解时想着兑现，审判时盯着履行，不能让群众拿着法律白条回家。”副庭长王学斌介绍，自“立调审执”一体化机制运行以来，南武法庭约30%案件在受案当日化解;70%的案件未申请执行;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缩短至21天，上诉率仅2.24%，持续保持“零信访”记录。

绿蓝黄橙红：给矛盾“降温”

过去，基层法官对矛盾风险的判断凭经验、靠直觉。现在，南武法庭推行的“五色预警”分级处置机制，将风险转化为一套可视化的科学标准。

“五色预警”分级处置机制将纠纷风险从低到高划分为绿、蓝、黄、橙、红五个等级，逐级提升。绿、蓝级由村级网格员配合协调处置;黄、橙级由法庭、派出所、司法所“一庭两所三长”联席会议处置，或上报乡镇党委;红级则由县委政法委、县法院和县公安局联合调处。该机制通过精准识别、对症施策、协同联动，实现矛盾风险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从末端处置向源头防治的转变。

去年2月的一起离婚纠纷案，就在这套机制的密切关注下，从橙色高风险成功降级为绿色。

王某君与王某2012年登记结婚，先后生育一对儿女，婚后夫妻感情长期不和，分居时间超过一年。女方王某君向南武法庭起诉离婚后，法庭在立案审查阶段发现，男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经常半夜到女方住处骚扰，甚至有过人身攻击行为。

王某君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法庭第一时间将该案标记为橙色预警，由庭长牵头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统一制定处置方案。经过多轮耐心劝解和释法明理，王某认识到行为错误，同意和平离婚，顺利达成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调解协议。

“很多矛盾本是小事，但情绪疏导不到位，就有可能激化。”王学斌把“五色预警”比喻为医院给病人量体温，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避免小问题变成大隐患。

让村干部印象最深的，还是那起因邻里宅基地纠纷差点引发的恶性事件。起初只是邻里口角之争，法官将案件定为蓝色预警。后来一方当事人的弟弟刚刑满释放且年轻气盛，扬言要伺机报复。若不及时采取措施，极易发生暴力伤人事件。

法庭接到村干部汇报后，第一时间将此案升级为橙色预警，立刻启动多部门联动机制。法官上门劝诫冲动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对当事人进行了警示教育，司法所跟进提供法律援助，村调解员全程参与调解，几轮耐心地疏导与劝说下，双方握手言和，风险等级从橙色顺利降为绿色。

自“五色”预警机制实施以来，南武法庭已累计对326案进行了分级预警，在法庭与其他部门共同预防和调解下，其中68件橙色级别案件全部降为绿色，2件红色级别案件全部降为绿色。“近年来，我们辖区没有发生过一件‘民转刑’‘刑转命’的恶性事件，源头治理的效果比较明显。”庭长霍士杰介绍。

　“三长”碰头：将隐患消化在萌芽

农村作为基层治理最末梢，所产生的矛盾纠纷有时不一定是非黑即白的是非题，而是情理法交织的综合题。

为此，南武法庭主动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系，在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与配合下，联合辖区内派出所、司法所，建立“三长联席会议”常态化工作机制，聚合职能上存在的交叉和空白，与村干部，村调解员，治保主任拧成一股绳，推动党委领导力、司法专业力、行政执行力、群众自治力的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司法新径。

“基层矛盾治理始终有法与理两条线牵着，把法律用准，把情理讲透，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南武镇党委副书记李凯深有感触。

对接联络点：把耳朵贴在地面上

基层法庭服务不仅是裁判，更是俯下身去倾听和参与。如何能让7个人覆盖24个行政村、7.5万人口的矛盾解决需求?南武法庭有秘诀：法官诉调对接联络点。

2021年，南武法庭率先在南武乡、西城乡设立法官诉调对接工作室，并延伸到东庄村、杭城村建立起两个法官诉调对接联络点。“全县共建立起24个村级诉调联络点，这就像布局在24个乡村的‘哨点’。”霍士杰形容，联络点能让法庭耳朵贴在地面，第一时间能听到群众的真实诉求。

“联络点的最大功能是将乡镇包村干部、村“两委”班子成员、网格员、调解员及村民小组长凝聚成一个调处大团队，能够及时辖区的各种矛盾隐患情况。”王学斌介绍，同时法庭推行法官包联乡村制度，定期或预约到联络点开展工作。

“以前我们调解不了的矛盾，只能往法庭跑。现在法官时常到联络点帮助调解，最大程度地做到矛盾不出村就能化解。”东庄村调解员侯乃永很认可联络点的作用与效能。

据了解，文水县开展村集体经济合同清理(即清化收)工作攻坚战中，南武法庭借鉴联络点的多方力量优势，创新构建“审判员+治保员+调解员”调处模式，协同作战32次，规范土地流转合同1000余份，帮助23个村集体增收超300万元，促进集体经济稳定增长和民心安定。

治标更要治本，息纷更要善治。化解存量纠纷的同时，南武法庭帮助指导村“两委”在征求村民意见基础上，通过“四议两公开的”形式，修订完善符合法律规定、村民意志和村情实际的村规民约。如今新版村规民约认可度达到100%，各村持续移风易俗，依法依规行事，三年来推动创建8个“无讼村”，带动辖区诉讼率持续下降。

同时，针对辖区600余家企业特性，南武法庭定期深入企业面对面问需、点对点答疑。2024年审理一起物权保护纠纷时，发现同一土地上有两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向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制发司法建议，推动开展全面审查，纠正了20余份不规范合同和证件，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现代化。

“现在，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调解员一天不学习，都跟不上群众的认知水平。”调解员白尚龙明显觉得，群众法治意识明显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明显增强，乡村和谐氛围日益浓厚。

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南武法庭的实践，是一代代法官六十年扎根基层、久久为功的结果。从坐堂问案到上门服务，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从末端处置到多元共治，每一步转变都彰显着紧扣时代需求的制度迭代。每一次耐心倾听，每一场上门调解，每一次跨部门联动，那些耐心细致的倾听，背后都是对群众最朴素的敬畏与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