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网 截至2026年6月底，天津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9137.79亿元，同比增长4.8%，在全国城市GDP排名中位列第十三位，被青岛市以0.39亿元的微弱差距反超。这一排位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的历史新低。尽管全年最终排名仍有变数，但拉长时间维度观察，天津经济地位的持续下滑已成趋势：2019年被南京反超，2024年又被宁波赶超。回溯至2000年至2015年，天津曾以最高17.4%的年度增速领跑全国，风光一时。然而，2018年初滨海新区主动“挤水分”，大幅调减GDP数据，标志着天津进入深度调整期。有分析指出，这并非单纯的经济衰退，而是传统增长模式退潮后、新动能尚未接续所经历的结构性阵痛。问题在于，这一转型过程已延续多年，新的增长引擎仍未清晰显现。
投资曾是驱动天津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01至2016年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2003至2011年年均增速超过2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达5006.32亿元，占当年GDP比重高达67%，同比增速达47.1%，为本世纪以来峰值。但随着中国经济整体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过度依赖投资的模式难以为继。2017年起，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骤降至0.5%，此后波动下行：2018年下降5.6%，2019年短暂回升至13%，但自2020年起再度走弱，六年间增速分别为3%、4.8%、-9.9%、-16.4%、3.1%和1.6%。2026年上半年，该指标同比下降10.9%，降幅较一季度扩大10.5个百分点。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薄文广指出，固定资产投资由国有及国有控股、民间及外商三部分构成。当前外资与民资普遍持谨慎态度：民间资本逐利而动，缺乏明确盈利预期便不愿投入；外资则更关注中长期回报稳定性。政策环境的频繁变动会加剧民企的不确定性预期，抑制其投资意愿。他强调，在新兴产业等高度不确定、需快速试错的领域，民营企业凭借市场敏感度与决策灵活性更具优势。因此，营造“愿投、敢投、易投”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然而，天津当前仍主要依靠国资拉动投资，民营经济发育不足。数据显示，2025年天津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37.7%。从“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看，天津入围企业数量从2015年的14家锐减至2025年的5家，且多年未见新锐力量涌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堂林认为，天津国有经济比重上升并非主动选择，而是民企与外企逐步流失所致。历史上，摩托罗拉、一汽夏利、三星等知名企业曾在津布局，后相继撤离或收缩。这种产业空心化叠加过去过度依赖投资的模式，也推高了地方政府债务水平。根据天津市财政局数据，2024年天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13402.7亿元，约为GDP与财政收入相近的南京（3661.56亿元）和宁波（3997.38亿元）的3.5倍。2023年，天津被列入国家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重点省份名单，进一步制约了财政空间与投资能力。
产业结构方面，天津仍以重化工业为主导。2024年，石化产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逾20%，居十大产业之首。2026年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长1.9个百分点，贡献度高于专用设备、医药制造、电气机械等新兴产业。然而，自2017年环保约束趋紧以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产能大幅压减，工业增长承压。叶堂林指出，即便不考虑环保因素，重化工业在创新驱动时代的优势也在减弱——其资金密集、依赖产能扩张的特征，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之下，杭州依托阿里巴巴培育“六小龙”，合肥借力科大讯飞与长鑫存储崛起，而天津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关键赛道几乎未诞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领军企业。
汽车产业被视为天津的一大遗憾。作为夏利轿车的诞生地，天津曾拥有国民车代表品牌，但因长期固守小型车定位，未能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如今虽有一汽丰田、长城、大众等整车厂布局，但多为生产基地，缺乏总部功能与决策权。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主流品牌鲜有选择天津落地。石化产业同样面临类似困境：虽具百年积淀、港口条件与人才基础，却已不在全国七大石化基地之列。薄文广指出，天津过去惯于“砸钱引项目”，却未能围绕龙头企业构建完整产业生态，导致项目落地后难以形成集群效应。
面对挑战，天津已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产业方向：聚焦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配套（深化与空客、航天科技合作）、信息技术（依托曙光、飞腾强链补链）及生物医药全链条发展。然而，战略规划与实际成效之间仍存落差。滨海新区作为天津经济核心，2025年贡献全市43%的GDP，但其发展轨迹亦显疲态。2006年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度在2010年GDP超越浦东新区，位居国家级新区首位。但2018年统计口径调整（由注册地改为实际经营地核算）后，其经济总量从万亿级缩水至6654亿元，自此被浦东拉开距离。2025年，浦东新区GDP达1.88万亿元，滨海新区仅为7891亿元。
专家认为，滨海新区未能跟上经济驱动力从要素投入向科技创新转变的节奏。其早期依赖大规模投资与劳动力的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难以为继。与东莞、苏州等制造业城市相比，天津向高端制造转型的步伐明显滞后。更关键的是，滨海新区长期倚重国资与外资，本土民营企业培育乏力，至今缺乏在全国具有带动力的本土头部企业。相比之下，浦东新区孕育了大量从本地成长起来的创新主体，这种内生能力的差距，成为制约滨海长期发展的结构性短板。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天津被赋予“一基地三区”定位。但相较于长三角一体化中上海与周边城市的紧密互动，京津之间的产业联动与创新协同仍显不足。叶堂林指出，北京虽有资源外溢，但天津承接能力有限。高学历人才毕业后首选留津比例不高，2025年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毕业生留津就业率仅为33.2%，主因是宜居环境而非产业机会。这反映出天津在高端产业生态与创新环境建设上的短板。尽管坐拥两所985高校，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有待提升，人才与产业需求尚未有效对接。
值得注意的是，GDP排名下滑不等于城市衰落。天津作为北方重要枢纽，其振兴对整个华北具有战略意义。中央对其寄予厚望，赋予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重要支点、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多重定位，实质上要求天津不仅要实现自身跃升，更要发挥区域带动作用。天津仍握有坚实“家底”：2025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达5.9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2403万标准箱，是京津冀核心出海口。《天津港总体规划（2024—2035年）》提出，到2035年集装箱吞吐能力将提升至3500万标准箱。但港口优势能否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取决于政策、区位、产业、科教等要素的系统整合。
薄文广强调，在创新驱动阶段，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天津需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提升对研发型、技术型人才的吸引力。同时，应转变过度依赖政府投资与基建的发展逻辑，转向以创新和新兴产业为核心的增长路径。随着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人才流动更加自由，天津不仅要与一线城市竞争，还需应对周边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将既有优势有机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动能与城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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