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上海下了一场急雨。
我从广告店下班回来时，鞋里已经灌满了水。四楼楼道的声控灯坏了一盏，楼梯拐角黑着，我摸出钥匙，刚插进锁孔，隔壁的门忽然开了。
杨阿姨站在门后，手里拎着一个旧旅行袋。
她看见我，先朝楼梯下面看了一眼，才压低声音问：“启明，你爸回来了吗？”
“还没。他今晚值夜班。”
她松了口气，把旅行袋往身后藏了藏。
袋口没有拉严，里面露出一沓衣服、一只搪瓷杯，还有一张折成四方块的银行卡挂失申请表。
“阿姨，您这是要去哪儿？”
她没回答，伸手把我拉进她家，迅速关上门。客厅里只开着一盏落地灯，桌上摆着半碗冷掉的粥，粥皮已经结了一层。
“这两天如果有人问，你就说没见过我。”她说。
“谁问？”
“许国平。”
许国平是她丈夫，公交车维修工。两个月前，他被调到昆山一家配件厂，厂里给安排夫妻宿舍，便认定杨阿姨也该跟着过去。杨阿姨在五角场一家社区助餐点干了七年，女儿许雯正读高三，眼看就要高考，她不愿意离开。
夫妻俩为这件事吵了很久。
“我不是不想跟他去，”杨阿姨把旅行袋放到脚边，“雯雯还有一年毕业，助餐点也刚给我报了护理员培训。我过去以后，上海这边什么都没有了。”
“许叔知道您不去吗？”
“知道。他说我不去，就是不把这个家当回事。”
她说得平静，手指却一直捏着袋子的提手。
我二十二岁，刚从职校毕业，天天在广告店里搬灯箱、贴车膜。那阵子我因为嫌工资低，已经连续旷工三天，父亲骂我没出息，杨阿姨却没说过一句难听话。她偶尔在楼道遇见我，只会问：“今天找到活儿了吗？”
我那时正憋着一股证明自己的劲儿，听她说要躲丈夫，立刻觉得自己能帮上忙。
“您先把东西放我家。”我说，“我爸今天不回来，没人知道。”
她抬头看我，像是在判断我是不是只是一时冲动。
“启明，这事跟你没关系。”
“您都找上门了，怎么会没关系？”
她嘴角动了一下，没有笑。过了片刻，她把旅行袋交给我。
我把袋子塞进家里衣柜最底层。那是我们家的旧衣柜，门板合不严，里面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杨阿姨站在门边，看着我把袋子推进去，忽然说：“别让你爸知道。你们父子关系本来就不好，他会觉得我带坏你。”
“他管不着。”
“你还没搬出去，很多事都不是你说了算。”
这句话我当时没听进去。
两天后，许国平从昆山回来。他在楼道里喊杨阿姨的名字，声音一层层往上撞。我躲在自家门后，听见他问她为什么不肯去昆山，听见她说女儿高考前不能搬，听见椅子被踢倒。
晚上十一点多，杨阿姨敲响我家的门。
她左手腕上有一片青紫，像被桌角磕出来的。
“他没打我。”她先解释，“就是抢登记表的时候碰了一下。”
我拿冰袋给她敷着，她坐在厨房的小凳子上，头发有些散，身上还是白天那件浅灰色衬衫。
“您可以不去。”我说。
“哪有那么简单。”
“那就离婚。”
她抬眼看我，像听见了一个不该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词。
“你才二十二岁，知道离婚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分开过。”
“你不知道。”她把冰袋拿过去，自己贴在腕上，“你不知道一个女人过了四十岁，身边还带着个要上大学的孩子，重新过日子有多难。”
我没接话。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腕，过了一会儿说：“你爸是不是又骂你了？”
“他哪天不骂。”
“他也是着急。你这孩子，别跟工作较劲，先把钱挣起来。”
她说得像长辈，可那一晚她没有马上走。她帮我把桌上散乱的螺丝刀收进盒子，又把父亲留在锅里的剩饭热了，盛了一小碗放到我面前。
“吃点。你晚上没吃吧？”
我看着那碗饭，忽然觉得这个家里很久没人这样问过我。
杨阿姨走后，我把她用过的冰袋洗了三遍。第二天，她又来问我银行卡挂失表有没有看见。我说在旅行袋里，她便坐下来替我补了一件掉扣子的工作服。
她缝得很慢，针尖穿过布料时，手指微微发抖。
“阿姨，您还会缝衣服？”
“以前什么不会？给雯雯改校服，给国平补工装，连你小时候裤子破了，都是我补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那时候只知道跑。”
她抬起头冲我笑了一下。那笑容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像有人把一道门打开了，里面放着我从没认真看过的东西。
从那以后，她常来我家。
她来借电脑报名培训，我帮她看题；她来取旅行袋，我说衣柜太乱，帮她重新整理；她从助餐点带回没卖完的馒头，我便留下她吃晚饭。
我做不来像样的菜，只会炒鸡蛋、煮面和把速冻水饺煮破。她从不嫌弃，拿着筷子挑出破皮的饺子，说：“这个给你，年轻人胃口好。”
有一次她吃完面，顺手把碗洗了。厨房的水龙头漏水，她卷起袖子找扳手，站在我身边拧了半天。她的肩膀擦过我的手臂，我没有让开。
她停住了。
“启明。”
“嗯。”
“你别把我当成什么可怜人。”
“我没有。”
“你有。”她把扳手放回去，“我丈夫不在家，女儿忙着考试，我确实有些难受。可难受不等于我就能跟你怎么样。”
我说：“那您为什么每天来？”
她没回答，只把水龙头下面的抹布拧干，放在水槽边。
那天之后，她仍旧每天来，只是坐的位置离我远了一点。
七月中旬，助餐点给她安排了护理员理论培训，考试在八月初。她白天上班，晚上背题，常常困得趴在我家餐桌上睡着。我给她盖过两次毛巾，她醒来后都会立刻坐直，问我几点了。
她丈夫那边也没有停。
许国平要她签昆山食堂的入职登记，承诺只去三年，等女儿上大学后再回来。杨阿姨问他，三年里谁照顾女儿，谁照顾她刚做完手术的母亲。
许国平说：“你妈都七十多了，不能总拖着我们。雯雯也不是小孩子，饿不死。”
杨阿姨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那你去吧。”
许国平以为她松口了，第二天就把家里存折和户口本拿走，说要办理宿舍手续。
她没有去找他争，只在深夜来敲我的门。
“我想住你这里两天。”她说。
我让她进来。那时父亲还没下班，我把卧室让给她，自己坐在客厅地板上。她洗完澡出来，穿着一件宽大的棉质睡衣，是我母亲留下的旧衣服，袖子长了一截。
她站在卧室门口，手里拿着毛巾擦头发。
“你妈的衣服？”
“嗯。”
“她要是知道我穿了，会不会骂你？”
“她不在了。”
我说完这句，屋里安静下来。
母亲去世那年我十五岁。父亲不许我在葬礼上哭，说哭也换不回人。我后来很少提她，连照片都收起来了。
杨阿姨把毛巾放下，问：“你还想她吗？”
“想。”我说，“但我爸不让说。”
她没有安慰我，只在沙发上坐下，伸手握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常年泡洗洁精，指关节粗糙，掌心有细小的裂口。那种触感让我忽然难过起来。我低头靠在她肩上，像个疲惫的孩子。她没有推开。
过了很久，她轻轻说：“我不是你妈。”
“我知道。”
“也不是你以后该找的人。”
我抬起头看她：“那您是什么？”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害怕，也有一丝已经来不及收回的期待。
那晚我们亲吻了。
她先碰到我的嘴角，停了一下，像在等我退开。我没有退。她的手按在我胸口，反复说着“别”，可声音越来越轻。等她真正推开我时，已经是凌晨。
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早上，她把旅行袋提走，站在门口系鞋带。父亲还没回来，楼道里有人拎菜上楼，塑料袋碰着墙，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
“昨天的事，不能再有第二次。”她说。
我问：“为什么？”
她把鞋带系好，抬头看我：“因为我不想让你以后想起我，只剩下这件事。”
“我可以跟您一起过。”
“你连自己都养不住。”
这句话很重。我当时没有反驳，因为它是真的。
我回广告店上班了。工资不高，但我每天按时去。杨阿姨也开始准备考试。我们不再单独待在屋里，只在楼道、菜市场和助餐点附近见面。她给我发消息，问我有没有吃饭；我提醒她带准考证。两个人像是在重新学习如何做邻居。
八月初，她考过了护理员培训。
她把成绩单拿给我看时，我正在楼下修一块发光字。她站在店门外，阳光照在她脸上，眼下有明显的疲惫。
“八十一分。”她说。
我擦了擦手接过来：“比我想的高。”
“你想的多少？”
“六十。”
她笑了，笑完又恢复了平静：“我找到工作了。下个月开始去养老院。”
“那许叔呢？”
“我跟他说了，不去昆山。”
“他同意？”
“他不同意。”她把成绩单收回去，“所以我准备离婚。”
我以为自己会高兴，可胸口先沉了下去。
她解释得很慢：“不是因为你。是我终于有了不跟他走的底气。以前我不敢，是因为手里没钱，雯雯也没毕业。现在我至少能养活自己。”
“那我呢？”
她看着我：“你要是问这个，说明你还没准备好。”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什么了？跟你爸说，跟雯雯说，跟你以后的同事说？你有地方住吗？你能不能承担别人看我的眼神？”
我说不出话。
她把一张纸递给我，是养老院的入职通知。工资四千二，试用期三个月，宿舍两人一间。
“我会搬走。”她说，“你也别再来找我。”
“我不答应。”
她怔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样说。
“我说过了，我要跟你一起。”
“我也说过，你连自己都养不住。”
“那我就去挣钱。”
“你会去几天？”
这句话彻底戳中了我。我那些所谓的计划，不过是害怕她离开时抓住的几句空话。广告店的工资我嫌低，脏活我嫌累，真正需要我负责的时候，我总能给自己找理由。
她没有再骂我，只把成绩单折好放进布袋。
“启明，别把我当成你证明长大了的办法。”
她走后，我在店门口站了很久。老板出来找我，问灯箱还装不装。我回到梯子旁，继续拧螺丝，手指被铁丝划破，也没停。
两个月后，杨阿姨和许国平办完了离婚手续。房子是许国平父母名下，不能分给她。她拿了共同存款里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租了一间离养老院两站路的老公房。许雯没有跟她走，仍然住在父亲那里备考。母女俩偶尔通电话，但每次不超过十分钟。
我父亲知道我和杨阿姨的事后，没再让我回家。
“你要跟她过，就自己想办法。”他说，“别回来拿钱，也别把她带到我面前。”
我搬进了店里隔出来的小房间。那地方不到八平方米，窗户对着后巷，夏天有油烟，冬天漏风。杨阿姨知道后，送来一床薄被和一只电饭煲。
她把东西放下就要走。
我问：“您是不是从来没打算跟我一起？”
“是。”
“哪怕我有工作，搬出去，什么都自己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启明，你以后会遇到同龄的人。她们可以跟你一起买菜、租房、见朋友，不需要每次出门都看别人脸色。我不想把你的人生变成躲藏。”
“我愿意。”
“你现在愿意。”她说，“可人会变。到那时候，你怨我，雯雯也会怨我。我不想再把一个家押在别人一句愿意上。”
她说完，拎起空布袋，出了门。
我没有拦她。
年底，我攒够了钱，和老板合伙接了一批商场灯箱的安装活。第一笔分成到账时，我给父亲打电话，说以后每月会把该还的钱转给他，不回家住了。
他在电话那头问：“你还跟那个杨琴来往？”
“偶尔。”
“她比你大多少？”
“十九岁。”
父亲吸了口气，最后只说：“别把日子过得不像日子。”
我没有回答。
第二年春天，我在养老院门口见到杨阿姨。她刚下班，手里拎着一袋橘子。她比以前瘦了，头发剪到下巴，穿着院里发的蓝色工作服。看见我，她停下来，先看我的脸，再看我手里的工具箱。
“你现在自己接活了？”她问。
“嗯。比以前忙。”
“挺好。”
我们站在门口，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她问我父亲身体，我问许雯有没有参加高考。她说雯雯已经报名了，最近不太愿意跟她说话。
临走时，她从袋子里拿出两个橘子递给我。
“路上吃。”
我接过橘子，问她：“您还好吗？”
“忙的时候不想，闲下来会想。”她说到这里停了停，“不过现在晚上有人说话，白天也有事做，没以前那么难熬。”
她没有说想谁。我也没有问。
后来我们偶尔联系，主要是她家水管漏了、养老院的电脑坏了，或者我父亲住院时她托人送来一锅汤。她从不在消息里提那段关系，我也不再追问她为什么不选我。
我三十岁那年，搬离了杨浦。那套老工房准备改造，父亲已经跟我住在一起。搬家时，我在衣柜夹层里发现了那只旧旅行袋。
袋底还粘着一张褪色的培训准考证复印件，姓名栏旁边是我的字迹：别让别人替你决定。
我看了很久，把纸撕成两半，丢进垃圾桶。旅行袋没有丢，我用它装了父亲的冬被，带上了新家的阁楼。
临走前，我又回了一趟四楼。
隔壁的门锁着，门口贴着物业改造通知。那条窄走廊比记忆里更短，墙皮一碰就掉。我站在杨阿姨门前，抬手想敲门，最后只把手放在门板上。
里面没有回应。
我转身下楼，走到二楼时，手机响了一声。
是杨阿姨发来的消息。
“启明，今天下班路过你以前那家店，灯箱已经换新的了。”
我回：“您还记得？”
她过了一会儿才回：“记得。你那时候总说自己没用。”
我看着那行字，打了几遍，删掉几遍，最后只回了两个字：
“现在呢？”
这次她很快回复：
“现在会自己吃饭了。”
我站在老楼门口，把手机放回口袋。手里的钥匙硌着掌心，巷子外的电车正经过，车轮压过轨道，发出一阵长长的声响。
我没有再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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