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水
一九七八年夏天，豫东平原上连着四十天没下一滴雨。
地里的玉米叶子卷成了细条，风一吹哗啦啦响，像谁在撕干枯的牛皮纸。井水一天比一天浅，村里的三口老井先后见了底。生产队里那台手摇水泵成了方圆五里最金贵的东西，谁家抢到谁家就能浇上那半亩自留地，浇不上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庄稼枯死。
我就是那年夏天跟邻村的姑娘争水，争到后来，脱口说出那句"这水泵我修好你嫁我"的。
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荒唐。那时候我二十二岁，高中毕业回村两年，在队里当农机手。那姑娘叫何秀兰，邻村何家洼的，比我小一岁。之前赶集见过两回，知道她人长得齐整，性子也烈，村里不少后生惦记着，没一个敢上前搭话的。
谁能想到，我们俩的梁子是从一口水泵结下的。
事情得从头说。
七八年六月，麦子刚收完，队里分了麦，我家的粮囤刚满上，天就旱了。我爹何德顺蹲在门槛上抽烟，一袋接一袋，抽得院子里全是旱烟味。我娘在灶房里烙饼，饼铛滋滋响，她也不说话，闷头翻饼。
我蹲在院里的枣树下，拿根树枝拨拉地上的蚂蚁窝。蚂蚁们慌慌张张地搬家，拖着白色的卵往高处走。
"连蚂蚁都知道要搬家。"我爹忽然说了一句。
我抬头看他。他脸上的皱纹比往年深了，颧骨凸出来，眼窝陷下去，整个人像是被太阳晒蔫了的庄稼。
"爹，咱家那半亩自留地再不浇就完了。"
"我知道。"他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水泵在二队库房里锁着，钥匙在队长手里。你明天去问问。"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队长何长贵正蹲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跟几个老头下棋，看见我来了，头都没抬。
"长贵叔，水泵——"
"别提了。"他摆摆手，"水泵早坏了，摇把断了，轴承也锈死了。你要有本事修好它，队里给你记十分工。"
十分工。一天十分工折合一毛二分钱。我爹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满勤三百天，挣三千分工，年底分红能拿三十六块钱。这就是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现金收入。
"我看看去。"我说。
二队的库房在村东头，土墙塌了半截，门上挂把老式挂锁，锈得跟水泵一个样。我翻墙进去，找到那台水泵。上海产的"工农牌"，铁壳子，沉得很，摇把果然断了，断口处锈迹斑斑。我蹲下来看了半天，心里大概有数——摇把可以重新焊，轴承上点机油应该还能转，叶轮如果没碎的话问题不大。
我回村找了铁匠铺的刘师傅，他看了水泵说："焊摇把没问题，轴承我这儿有废的，拆一个下来凑合能用。但你得去公社农机站买个密封圈，这玩意儿我这儿没有。"
第二天我骑车去了公社。密封圈三毛钱一个，我兜里正好有三毛二分钱，买完还剩两分。回来的路上经过何家洼，看见一群人围在村口的水渠边，吵吵嚷嚷的。
我骑车过去看了一眼。
水渠里的水早就干了，底上裂了一指宽的缝。几个何家洼的社员正跟上游来的几个人对峙，两边手里都拿着铁锹，气氛剑拔弩张。
"上游放水你们凭什么截？"一个瘦高个儿喊。
"放你娘的屁！水到我们村口了就是我们的！你们村上游有水库不知道吗？"对方也不示弱。
我摇摇头，骑车走了。这种事年年旱季都有，争水打架的事儿没少出。去年邻乡两个村为了抢水，真动了锄头，一个人脑袋开了瓢，另一个赔了八十块钱，两家结了死仇。
我没想到，下一个卷进来的就是我。
水泵修好了，前后花了五天。焊摇把花了五毛钱，轴承是从废拖拉机上拆的，密封圈三毛，机油两毛。加起来一块钱。我爹知道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一块钱够买十斤盐了。"
水泵重新装上的那天，全村人都来了。我摇了三下，水哗地喷出来，冰凉的，带着井底的土腥味。围观的人发出一阵欢呼，几个老太太当场就抹了眼泪。
我爹站在人群后面，没说话，但我看见他嘴角动了动。
水泵归我们村用了三天。三天里，我几乎没合眼，轮流给各家摇水。摇水泵是个力气活，连续摇一个小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但我不能停，谁家都等不起。
第三天傍晚，我正摇着，忽然听见有人喊："何家洼的人来了！"
我停下来，看见七八个何家洼的社员扛着扁担走过来，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黑脸膛，眉毛浓得像两把刷子。后来我知道他叫何铁山，是何家洼的生产队长。
"你们村的水泵借我们用两天。"何铁山说，语气不算客气，但也不算蛮横。
"凭什么？"我们村的人不干了，"这是我们修好的！"
"修好也是公家的东西。"何铁山说，"水泵是公社农机站配发的，又不是你们私人的。你们用了三天，该轮到我们了。"
这话倒也不算全错。水泵确实是公社统一配发的，只是分到各村后基本就归各村管了。但何家洼一直没分到，这台水泵名义上还在公社的账上。
两边吵了起来。我站在中间，左右为难。何铁山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问："你就是修水泵的那个？"
"是。"
"小伙子手艺不错。"他点点头，然后转向我们村的人，"这样，水泵我们借两天，但摇水泵的人归我们。你们出水泵，我们出人，公平吧？"
我们村的人面面相觑。水泵在人家手里，人家出人摇，听起来好像也说得过去——反正水浇的是各家的地，谁摇不是摇？
"不行。"我忽然开口，"水泵我修的，我得跟着。万一用坏了，我还得修。"
何铁山看了我一眼，没再争，点点头说："行，你跟我们走。"
就这样，我跟着何家洼的人，把水泵搬到了他们村。
何家洼比我们村小，总共四十来户，二百多口人。村子坐落在一片岗地上，地势比我们村高，所以他们的井更深，水更难上来。我到那儿一看就明白了——他们的井深得吓人，足有二十多米，水泵放下去，绳子得放一大截。
"你们这井多久没掏过了？"我问。
"三年了。"一个老头说，"没人会掏，也不敢掏，怕塌。"
我心里暗暗叫苦。井深意味着水泵的扬程要求高，而这台水泵本来就不是深井泵，扬程有限。勉强用，效率会很低。
第一天，水泵勉强能出水，但水量小得可怜，像小孩撒尿。何家洼的人围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没人催我，但那种沉默的期待比催更让人难受。
我蹲在水泵旁边，拆开看了看。叶轮磨损严重，密封也不太好，压力上不去。我试着调了调间隙，又往轴承里加了点机油，重新装好。再摇的时候，水量大了一些，但还是不够。
"凑合用吧。"我对何铁山说，"这水泵本来就不是干这个的。"
何铁山没说话，蹲在水泵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你这小伙子，手艺确实好。"
"还行。"
"你叫啥？"
"何卫东。"
"哪个卫？"
"保卫的卫，东西南北的东。"
他点点头，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被安排住在何铁山家。他家三间土坯房，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下拴着一条黄狗。何铁山的老婆端来一碗面条，面上卧着两个荷包蛋。
"吃吧。"她说，声音很轻。
我饿了一天，没客气，端起来就吃。面条是红薯面掺白面的，筋道，荷包蛋煎得焦黄，咬一口满嘴香。吃到一半，院门开了，进来一个姑娘。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黑裤子，布鞋。头发扎成两条辫子，辫梢用红头绳扎着。脸晒得微黑，但五官很清晰，眼睛大，鼻梁挺，嘴唇微微上翘，像是随时要说话的样子。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看向何铁山："爹，水泵怎么样了？"
"凑合能用。"何铁山说，"这是卫东，修水泵的。这是我闺女，秀兰。"
何秀兰。就是那个何秀兰。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进了屋。
我继续吃面。荷包蛋的香味在嘴里散开，但我忽然觉得有点不自在，好像有人在背后盯着我。我回头看了一眼，院门口空荡荡的，只有那条黄狗趴在地上吐舌头。
接下来的两天，我跟着何家洼的人轮流摇水泵。何秀兰也来帮忙，她力气不大，但很能吃苦，摇一会儿歇一会儿，从不喊累。她话很少，大多数时候只是默默地递毛巾、送水、帮忙扶管子。
第三天中午，出了事。
水泵忽然发出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然后猛地停了。我赶紧关掉，拆开一看——叶轮碎了。
碎了就完了。叶轮是水泵的核心部件，碎了没法修，只能换。而换一个叶轮，得去县城的农机公司买，至少要五块钱。五块钱，对何家洼来说不是小数目。
何铁山蹲在地上，半天没说话。围观的人也沉默了。太阳毒辣辣地照着，地上的水渍很快蒸发干了，留下一圈白花花的盐碱。
"我去县城看看。"我说。
"你——"何铁山抬头看我，"你真能修？"
"试试吧。我有个同学在县城农机公司当售货员，说不定能赊账。"
这话半真半假。我确实有个同学叫李建军，在县城农机公司上班，但能不能赊账我心里也没底。
何铁山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那行，你骑车去。钱的事——"
"先欠着。"我说。
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一路颠到县城。李建军见了我还算客气，听我说完，皱着眉头说："叶轮有是有，三块五一个。但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赊。"
我站在柜台前，手伸进兜里摸了摸。兜里只有那两分钱。
"建军，帮个忙。"我说，"你知道我们村啥情况，再不浇地，秋庄稼就绝收了。"
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说："你写个欠条，按手印。我先把叶轮给你，但最多给你半个月。半个月后钱不到，我就得自己垫。"
我写了欠条，按了手印。叶轮用破布包好，塞进怀里，骑车往回赶。
回来的路上经过一段土路，刚下过坡，忽然对面来了一辆拖拉机，开得飞快，带起一阵尘土。我躲闪不及，连人带车摔进了路边的沟里。
左膝盖磕在石头上，血一下子涌出来。我咬着牙爬起来，第一件事是摸怀里的叶轮——还好，没碎。
我推着车走了一段，碰见一个赶牛车的老头，搭了一段路。到何家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何秀兰在村口等我。看见我一瘸一拐的样子，她什么都没问，直接过来扶我。
"叶轮买到了？"她问。
"买到了。"
"走，去我家。"
她扶着我去了她家。何铁山看见我膝盖上的血，皱了皱眉，对秀兰说："去拿药箱。"
秀兰拿来药箱，蹲在我面前，用盐水给我洗伤口。她手很轻，但盐水碰到伤口还是疼得我倒吸凉气。
"忍着点。"她说。
这是我到何家洼之后，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叶轮换上之后，水泵又转了起来。何家洼的人终于浇上了水，虽然水量不大，但总比没有强。
我本来打算第二天就回自己村，但何铁山硬留我多住一天。"你腿伤了，骑车不安全。"他说。
秀兰每天来给我换药。她话不多，换药的时候偶尔说两句，大多是关于伤口的——"今天好点没""别沾水""再换两次就好了"。
有一次换药的时候，她忽然问："你为啥对修水泵这么上心？"
我想了想，说："我爹说过一句话——人活在世上，总得有点用。"
她看了我一眼，没接话。
但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院子里跟她爹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具体内容，只隐约听见几个词："实在""肯干""手艺好"。
我心里忽然有点异样。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像是心里某个角落被轻轻戳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我走了。走的时候秀兰没出来送，但我看见她在窗后站着，隔着糊了报纸的窗户，影影绰绰的。
那年秋天，地总算保住了。玉米虽然长得不壮，但收成比预想的好。我爹分到了二百斤玉米，五十斤红薯，还有十几斤花生。年底分红，我们家破天荒地分了四十二块钱。
我拿着那四十二块钱去县城还了李建军的账，还剩三十八块五。我爹说："留着，说不定哪天用得上。"
第二年春天，我去了公社办的农机培训班，学了三个月。回来之后，在队里正式当上了农机手，负责保养和维修队里所有的农机具。这在当时是个不错的活儿——不用下地干重体力活，工分还高。
也就是在那年春天，我第二次见到秀兰。
我去何家洼帮他们修一台坏了的脱粒机。何铁山看见我，很高兴，拉着我进了屋，让秀兰给我倒水。
秀兰比上次见胖了一点，脸色也好了，穿着一件新做的灰布褂子，辫子还是两条，但红头绳换成了黑的。她给我倒了碗水，放在桌上，然后站在她爹身后，不说话。
"卫东啊，"何铁山说，"你现在是正式的农机手了？"
"嗯，刚培训回来。"
"好，好。"他连连点头，然后忽然压低声音，"卫东，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
"有对象没？"
我差点把水喷出来。"没，没有。"
何铁山看了秀兰一眼，秀兰立刻低下头，耳根有点红。
我心里忽然明白了什么，但嘴上没敢接话。不是不喜欢，是太突然了。而且我心里有个疙瘩——我家的情况，说实话，配不上。
我家五口人，我爹我娘，我，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十九，小妹十五。家里三间房，两亩半地，欠着队里三十块钱的债。我爹有老寒腿，一到冬天就疼得下不了炕。我娘有胃病，常年吃药。两个妹妹都没念过几年书，在家帮着干活。
何铁山家虽然也不富裕，但比我们家强。何铁山是队长，工分高，家里还有个做裁缝的手艺——秀兰她娘就是裁缝，在附近几个村小有名气，接活不断。秀兰自己也跟着学了裁缝，能挣点钱。
这样的姑娘，媒人踏破门槛才正常。我凭什么？
所以我没接话，低头喝水，假装没听懂。
何铁山也没再追问，但气氛有点尴尬。后来修完脱粒机，我匆匆走了。
但事情没完。
那年秋天，我娘忽然跟我说："隔壁你王婶来了，说给介绍个对象。"
"谁家的？"
"何家洼何铁山家的闺女，叫秀兰。"
我愣住了。"妈，你怎么说？"
"我还能怎么说？我说先见见。"我娘看了我一眼，"你王婶说那姑娘长得齐整，性子也好，还会裁缝。但人家条件好，咱家——"
她没说完，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咱家条件差，怕高攀了。
"见就见吧。"我说。
见面的地点在我家。我娘做了几个菜——炒鸡蛋、拌黄瓜、咸鸭蛋，还有一盘花生米。秀兰来了，穿的还是那件灰布褂子，但洗得很干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她看见我，微微点了点头，没表现出任何意外，好像早就知道是我。
吃饭的时候，我娘和她娘在旁边坐着，何铁山没来。两个姑娘低着头，偶尔夹一筷子菜。我爹破天荒地开了瓶酒——平时他只在过年才喝酒——倒了半杯，端起来说："来，喝一个。"
那顿饭吃得安安静静。吃完后，秀兰和她娘走了。我娘送出去老远，回来后问我："你觉得咋样？"
"还行。"我说。
"人家姑娘也没说不行。"我娘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欣慰，"你王婶说，何家那边也没意见。"
于是就这么定了。没有正式的订婚仪式，没有彩礼，甚至连媒人的礼都没给——王婶说不要。何铁山的意思很简单：只要卫东这孩子人实在，别的都不重要。
但我爹不这么想。他私下跟我说："人家姑娘好，咱不能亏了人家。彩礼得给，哪怕少点，也得有个意思。"
那年冬天，我爹卖了一头猪，凑了六十块钱，又借了四十，凑了一百块，托王婶送到了何家。这在当时不算多——一般彩礼要一百五到两百——但何铁山收了，没嫌少。
婚礼定在第二年春天，也就是一九八零年三月。
七九年的冬天特别冷。我爹的老寒腿犯了，疼得整夜睡不着。我娘的胃病也加重了，吃药不管用。小妹念到初中，学校要收学费，五块钱，家里拿不出来。
我去找何铁山商量，能不能把婚期往后推一推。
何铁山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卫东，不是我不通情理。秀兰今年二十二了，在农村，这个年纪再不嫁，往后就难了。再说——"他顿了顿，"她已经跟村里人都说了，她有对象了。你要是这时候退，她脸往哪儿搁？"
我明白他的意思。在农村，一个姑娘到了二十出头还没嫁，已经算是"老姑娘"了。如果再传出"退亲"的风声，那基本就完了。
"那——"我咬了咬牙，"按期办。"
婚礼很简单。我家的三间房腾出一间做新房，刷了遍白灰，贴了张毛主席像，买了两床新被褥——一床是秀兰她娘做的，一床是我娘做的。请了两桌酒，村里几个长辈和亲戚坐在一起，吃了一顿。
秀兰穿着一件红棉袄，是她娘做的，针脚细密，领口还绣了朵梅花。她坐在新房里，低着头，手放在膝盖上。我坐在她旁边，也低着头。
有人起哄，让我们说几句。秀兰不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最后还是我爹打圆场："行了行了，孩子们不好意思，大家吃菜吃菜。"
那天晚上，等所有人都走了，我关上门，坐在炕沿上。秀兰坐在炕的另一头，背对着我，正在解辫子。
"秀兰。"我叫她。
"嗯。"
"你——你愿意吗？"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愿意。"
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屋子里，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没有躲，但也没有主动靠近。我们就那样并排坐着，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窗外的风吹得窗户纸沙沙响，远处传来几声狗吠。
"睡吧。"她说。
婚后的日子，平淡得像一碗白开水。
秀兰进了门，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脾气好，对爹娘都孝顺，跟我两个妹妹也处得来。大妹后来跟我说："嫂子比我亲姐都好。"小妹更是黏她，跟个尾巴似的，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她娘教的裁缝手艺派上了大用场。村里不少人来找她做衣服，她来者不拒，一件衣服收五毛到一块钱不等。忙的时候，晚上还要在油灯下缝到半夜。我劝她别太累，她说："多挣点钱，家里宽裕些。"
她进门的头一年，我们家的日子确实好过了一些。她挣的钱加上我的工分，年底分红的时候，不仅还清了欠队里的债，还余了二十多块。我爹的老寒腿找了个赤脚医生看了，花了八块钱，好了一大半。我娘的胃病也因为伙食改善，犯得没那么勤了。
但问题也在这一年慢慢浮现。
第一个问题是钱。秀兰挣的钱她自己管，这在当时很正常——农村媳妇大多自己管钱。但有一次，我爹想买一副护膝，要两块五，我手里没钱，去找秀兰要。她给了我，但脸色不太好看。
"卫东，"她小声说，"钱得省着花。你爹那护膝，用布缝一个不行吗？两块五能买好几尺布了。"
我理解她的想法。在农村，每一分钱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挣来的，不该花的确实不该花。但我爹是公公，媳妇不给公公买护膝，哪怕是用她自己挣的钱，传出去也不好听。
我拿了两块五给爹买了护膝。爹戴上后，叹了口气说："你媳妇是好媳妇，就是——"他没说完，但我知道他想说"就是太会算计了"。
第二个问题是孩子。结婚半年后，秀兰没动静。在农村，女人结婚头一年没怀孕，闲话就来了。村里几个长舌妇背地里议论，说我"不中用"或者秀兰"有问题"。我听见了，没理会。秀兰也听见了，她什么都没说，但我看见她晚上偷偷抹眼泪。
第三个月，秀兰去公社卫生院查了，医生说没问题，是压力太大。回来后她跟我说："咱不急，顺其自然。"
我点点头。但心里还是有一丝焦虑——在农村，传宗接代是头等大事。我爹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盼孙子盼得紧。
第三个问题是她娘家。何铁山隔三差五就来我们家串门，每次来都带着点东西——有时候是一把自家种的青菜，有时候是几根她娘做的腊肠。来了就跟我爹坐在一起抽烟聊天，一聊就是半天。
这本来没什么，但有一次，他临走的时候，秀兰塞给他五块钱。我看见了，没说话，但心里不舒服。五块钱，够我们家吃半个月的咸菜了，就这么给了娘家。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跟秀兰有了争执。
"你爹来就来，给钱干什么？"我说。
"那是我爹。"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他来一趟不容易，空手回去，我心里过不去。"
"咱家也不宽裕。"
"我知道。"她说，"但五块钱，省一省就出来了。"
"你挣的钱你做主，但咱是一家人，花每一分钱都得商量。"
她没再说话，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那是我们婚后第一次冷战。冷战了三天。第四天，我爹喊我们吃饭，秀兰照常端菜盛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一九八零年底，包产到户的消息传到了我们村。
一开始没人信。生产队搞了二十多年，怎么说散就散了？但消息越传越真，到八一年春天，公社正式下文，各村的集体土地要分包到户。
我们村开大会的那天，全村人都来了，挤在队部院子里。队长何长贵念文件，念完之后，大家面面相觑。
"啥意思？地分了？"有人问。
"对，按人头分。每家每户自己种，自己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人群炸了锅。有人高兴，有人担忧。我爹站在人群后面，半天没说话。回家路上，他忽然说了一句："这下真要各凭本事了。"
包产到户之后，我家的日子有了明显变化。三亩六分地，全种上了。我买了几袋化肥——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化肥要票，还得花钱。但包产到户后，多施肥就能多打粮，多打粮就能多卖钱，这笔账谁都算得清。
那年秋天，我家打了两千多斤粮食，卖了一千二百斤，收入三百多块。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我爹拿着那一沓钞票，手都在抖。
"卫东，"他说，"咱家翻身了。"
秀兰也高兴。她把卖粮的钱收好，说："攒着，以后用得着。"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包产到户后，农机具也跟着分了。队里那台手扶拖拉机和那台水泵分给了我们家——因为我懂技术，而且我家在包产到户前的工分最高。
这本是好事，但拖拉机和水泵都需要柴油。柴油要票，而且价格不便宜。我得想办法搞到柴油票，还得想办法搞到柴油。
我开始往公社跑，找关系，托人。李建军帮了不少忙，给我搞到了一些柴油票。但票有了，钱还是问题。买一桶柴油要二十多块，我家的钱都在秀兰手里。
"再拿二十块。"我对秀兰说。
"干啥？"
"买柴油。地要深耕，不深耕明年麦子长不好。"
"二十块——"她犹豫了一下，"行，但你得省着用。"
钱给了，柴油买了，地深耕了。第二年麦子长得确实好，绿油油的一片，比邻居家的高出一头。
但秀兰对我的花钱方式越来越有意见。她觉得我太"大方"了——买柴油、买化肥、买种子，样样都要钱，而且都是大手笔。她习惯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受不了我这种"敢投入"的做法。
"你就不怕亏了？"她问我。
"怕。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说。
"你这话说的——"她皱了皱眉，"过日子不是赌博。"
"我知道。但我算过了，投入产出比是对的。"
她不再争辩，但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不是不信任，也不是生气，更像是一种——担忧。她担忧的不是钱，而是我这个人。她觉得我不像她，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太敢冒险了，这让她不安。
八二年，秀兰怀孕了。
消息传来，全家都高兴。我爹更是乐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我要当爷爷了"。秀兰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脾气也跟着变大了。她开始挑剔饭菜，一会儿想吃酸的，一会儿想吃辣的，有时候半夜忽然想吃个啥，让我爬起来去弄。
我从来没抱怨过。我甚至觉得，她越挑剔，说明她越在乎这个孩子，越在乎这个家。
但有一件事让我心里不舒服。
她怀孕四个月的时候，何铁山来了，这次不是空手，带了一篮子鸡蛋。他坐了一会儿，跟秀兰说了一会儿话，然后把我叫到院子里。
"卫东，秀兰怀孕了，得补补。"他说，"你看看能不能——"
"我知道，爹。"我叫他爹，虽然还没正式改口，但心里已经认了，"我会想办法。"
"不是我要钱。"何铁山说，"是她娘让我问问，你们家——"
"放心，不会亏了秀兰。"
他点点头，走了。
但那天晚上，秀兰跟我说："我爹的意思是，让我回娘家住几天。他那儿有只老母鸡，炖汤补身子。"
"行。"我说，"我送你去。"
她在我娘家住了一周。回来后，我娘悄悄跟我说："秀兰她娘给了她二十块钱，让她自己买点吃的。但秀兰没把钱交给你吧？"
我愣了一下。"没有。"
"你别多心，"我娘说，"我是觉得，既然是一家人，钱的事得说清楚。"
我没说什么，但心里确实不舒服。二十块钱，不是小数目。她没告诉我，说明她不信任我——或者，她觉得这钱是她娘给她的，跟我们家无关。
这件事我没有挑明。但它在我们之间埋下了一根刺。
八三年春天，女儿出生了。
六斤八两，哭声洪亮。我爹给取名叫何婷——随我姓，婷是"美好"的意思。我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不是高兴，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秀兰月子里，我娘伺候她。我娘虽然身体不好，但伺候月子是把好手。鸡汤、鱼汤、猪蹄汤，换着花样炖。秀兰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
但孩子出生后，家里的开销猛增。奶粉、尿布、衣服、疫苗——虽然那时候疫苗不花钱，但去卫生院的路费、挂号费还是要的。再加上秀兰坐月子，不能做裁缝，家里少了一笔收入。
我开始觉得吃力了。
八三年秋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去县城找活干。
那时候县城开始有个体户了，有人在街边摆摊修农机、修自行车。我想，凭我的手艺，在县城应该能挣到钱。
我把这个想法跟秀兰说了。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去吧。家里有我。"
"我不在的时候，地你别管太重。我爹能帮着种。"
"嗯。"
"婷婷——"
"婷婷我带着，放心。"
我走了。带着一把扳手、一把钳子、一把螺丝刀，还有从家里拿的五十块钱。在县城南关的集市边上，我找了个角落，摆了个小摊，挂了个牌子："修农机、修自行车、修一切带螺丝的东西。"
第一天，没人来。第二天，一个老大爷推着一辆破自行车来，让我修。我花了半小时修好了，收了两毛钱。老大爷很高兴，说："小伙子手艺好，下次还找你。"
慢慢地，生意好了起来。修一辆自行车五毛到一块，修一台柴油机三块到五块。一个月下来，我能挣四五十块。这在当时，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
但我不在家，家里的事全靠秀兰一个人扛。她既要带孩子，又要种地，还要做家务。我爹虽然能帮忙，但毕竟年纪大了，体力有限。我娘身体也不好，帮不上太多忙。
八四年春节，我回家过年。看见秀兰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她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婷婷倒养得白白胖胖的，见了我也不认生，咯咯地笑。
"你瘦了。"我说。
"没事，干活累的。"她淡淡地说。
"辛苦你了。"
她没接话，转身去厨房做饭了。
那天晚上，婷婷睡了之后，我们躺在床上。我伸手去抱她，她躲了一下。
"累了？"我问。
"嗯，腰疼。"
"我给你揉揉。"
"不用了，睡吧。"
我收回手，躺平。天花板上一片漆黑，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方形的亮斑。
八四年春天，我回县城继续摆摊。生意越来越好，我雇了一个徒弟——邻村的一个小伙子，叫柱子，十八岁，脑子灵光，学东西快。我教他修自行车，自己主要接大活——柴油机、水泵、脱粒机。
到八四年底，我攒了一百八十块钱。回家过年的时候，我给秀兰买了件新衣服——一件深蓝色的呢子大衣，县城百货大楼买的，十八块五。给婷婷买了件小棉袄，六块。给我爹买了条烟，三块五。给我娘买了盒点心，两块。
剩下的钱，我交给了秀兰。
"以后我每月寄回来二十块。"我说。
她接过钱，数了数，没说什么。但那天晚上，她主动靠了过来。
八五年，变化来了。
县城开始搞建设，南关集市要拆迁，我的摊位没了。我不得不搬到更远的地方，生意受了影响。但更大的问题是——我开始接到一些"灰色"的活儿。
有人找我改柴油机。改完之后，功率能提升不少，但油耗也高。这在当时算"违规改装"，农机站查到了要罚款。但找我改的人愿意出高价——改一台收二十块，是正常维修的四倍。
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接了。
钱来得太快了。一个月下来，我能挣一百多块。这在八五年，是一笔惊人的收入。
但我知道这不对。每次改完一台机器，我心里都不踏实。万一出事呢？万一被人举报呢？
秀兰知道我在干这个。她没说什么，但有一次她跟我说："卫东，钱是挣不完的。咱家现在不缺吃穿了，你别太冒险。"
"我知道。"我说。
但我没停。因为钱太好挣了。而且我觉得，我是在帮人——那些人买了柴油机，功率不够用，不改就没法干活。我改了，他们的机器好用了，我收点辛苦费，天经地义。
八五年秋天，出事了。
一个改过的柴油机在干活的时候炸了，把一个人的手炸伤了。虽然不严重，但农机站介入调查，追查到了我。
罚款五十块，停业整顿一个月。
我交了罚款，停业了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我每天在出租屋里坐着，抽烟，想事情。柱子来看我，问我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我说。
"师傅，要不咱开个正经的修理铺吧？租个门面，挂个牌子，正大光明地干。"
我想了想，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租门面要钱——押金、租金、装修，至少得三百块。
我给秀兰写信，说了这个想法。她回信说："家里有存的钱，一百二十块。你先拿去用，不够再想办法。"
一百二十块。这是我们家全部的积蓄。
我拿着这笔钱，加上我手里的余钱，凑了二百八十块，在县城东关租了个门面，挂了块牌子："卫东农机修理铺"。
八六年春天，修理铺正式开业。
开业那天，秀兰带着婷婷来了。婷婷三岁了，扎着两个羊角辫，穿着那件我买的小棉袄，已经有点小了。她站在修理铺门口，仰着头看那块手写的木牌子，奶声奶气地问："爸爸，这上面写的啥？"
"卫东农机修理铺。"我抱起她，"这是咱家的铺子。"
秀兰站在旁边，看着铺子里摆着的工具和零件，嘴角微微上扬。那是她嫁给我之后，我见过的她最舒展的笑容。
生意慢慢走上正轨。我不再接"灰色"的活儿，老老实实修农机、修自行车、修家用电器——八六年之后，村里开始有人买电视机了，我跟着学了修电视，又多了一门手艺。
到八六年底，修理铺净赚五百多块。我拿出两百块寄回家，剩下的留着扩大经营。
但问题也来了——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八六年全年，我回家不超过五次。每次回去，婷婷都跟我有点生分。有一次我回家，她躲在秀兰身后，叫我"叔叔"。秀兰尴尬地笑了笑，说："这孩子，认生了。"
我蹲下来，张开手臂："婷婷，来，爸爸抱。"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过来了。我抱住她，闻着她头发上的皂角香味，心里又酸又甜。
但秀兰跟我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
她还是那样，话不多，做事利落，对孩子好，对老人孝。但那种——亲密感，在一点点流失。我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看不见，摸不着，但就是感觉得到。
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我想跟她说说话，她总是困了，翻个身就睡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想伸手去碰她，但最终还是把手缩了回来。
八七年，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这次是个儿子。六斤二两。我爹高兴得放了一挂鞭炮，震得全村都听见了。他给取名叫何磊——磊是三个石，寓意踏实稳重。
儿子的出生让家里的气氛好了一些。秀兰的精力被两个孩子分散了，对我的冷淡似乎也淡了一些。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
她不想让我把儿子带在身边。
"你一个人在县城，忙得顾不上吃饭，怎么带孩子？"她说，"婷婷和磊磊都留在我这儿，我带着。"
"可是——"
"没有可是。你挣钱重要，孩子也重要。你选一个。"
我选了挣钱。儿子留在了家里。
从那以后，我回家的理由多了一个——看儿子。但每次回去，磊磊都不认识我。他看见我就哭，往秀兰怀里钻。秀兰抱着他，轻轻拍着他的背，眼神里有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是得意？是心疼？还是——怨恨？
我不知道。
八八年，修理铺的生意更好了。我雇了第二个徒弟，还买了台旧面包车，用来上门服务——谁家的农机坏了，一个电话，我开车过去修。这在当时很新鲜，不少人慕名而来。
到八八年底，我手里的存款超过了两千块。这在农村，已经是"万元户"级别的了。
但我跟秀兰的关系，却降到了冰点。
导火索是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
八九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大年三十那天，我去镇上买了两瓶酒、两条烟，还有几斤糖果。回来后，我爹高兴，让我把酒打开，他要先喝一杯。
我打开一瓶，倒了一杯。我爹抿了一口，咂咂嘴说："好酒。"
秀兰在旁边看着，忽然说了一句："这两瓶酒多少钱？"
"八块一瓶，十六块。"
她没说话，但脸色变了。
那天晚上，等所有人都睡了，她跟我说："卫东，你在外面挣钱了，我替你高兴。但你不能这么花。十六块钱，够婷婷一个月的学费了。"
"过年嘛，买点好酒怎么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她说。
"人变了，日子好了，花点钱怎么了？"
"不是花点钱的事。"她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是你变了。你以前舍不得买一根冰棍，现在十六块钱买两瓶酒，眼睛都不眨。你在外面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
她没说完，但意思我懂。她觉得我在外面有钱了，就变了，可能还觉得我在外面有人了。
"秀兰，"我深吸了一口气，"我在外面拼死拼活，就是为了这个家。你连两瓶酒都计较？"
"我不是计较。我是心疼。你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不该这么糟蹋。"
"你觉得我糟蹋？"
"你觉得呢？"
我们吵了起来。声音不大，但火药味十足。婷婷被吵醒了，在隔壁哭。我爹在堂屋里咳嗽，像是在提醒我们别吵了。
我摔门出去，在院子里站了一夜。
九零年，矛盾进一步升级。
这一年，我做了一个决定——把修理铺搬到县城中心去。新店面租金贵，装修也要钱，总共要一千五百块。我手里的钱不够，想从家里拿。
秀兰不同意。
"家里的钱是给两个孩子上学用的。"她说，"婷婷明年要上小学了，磊磊后年也要上幼儿园。你不能把孩子的学费拿去折腾。"
"这不是折腾，是投资。店面搬过去，生意至少翻一倍。"
"翻倍？万一亏了呢？"
"不会亏的。"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凭我的手艺，凭我的经验，凭——"
"凭你这几年挣了点钱就飘了？"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扇在我脸上。
"你说我飘了？"我盯着她，"秀兰，你摸着良心说，我卫东这些年，哪一点对不起你？哪一点对不起这个家？"
"你没对不起。"她说，声音忽然低了下来，"你就是——变了。你以前什么都跟我商量，现在你做决定从来不问我的意见。你在外面见的人多了，挣的钱多了，你开始觉得我配不上你了。"
"我没有。"
"你有。"
她转身进了屋，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月亮很圆，照在地上像铺了一层霜。我点了根烟，抽了一口，呛得咳嗽。
我忽然想起七八年那个夏天，她蹲在我面前给我洗伤口的样子。那时候她手很轻，怕弄疼我。那时候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却什么都有。
现在呢？我们有了孩子，有了钱，有了房子，有了铺子。但好像——少了什么。
九一年，我终于还是搬了店面。钱是我自己想办法凑的——找李建军借了五百，找柱子借了三百，又找县城一个朋友借了四百。秀兰没出一分钱，但也没阻拦。
新店面开业后，生意确实好了很多。县城中心人流量大，来修东西的人比以前多了不止一倍。到九一年底，我不仅还清了借款，还余了一千多块。
我拿着钱回家，想跟秀兰分享这个好消息。但她看到钱的反应，让我彻底寒了心。
"你又挣了这么多？"她看着那一沓钞票，眼神里没有高兴，只有——恐惧。
"对，还清了债，还余了一千多。"
"卫东，"她看着我，眼神直直的，"你告诉我实话，你在外面有没有别人？"
我愣住了。然后笑了。不是高兴的笑，是苦笑。
"秀兰，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把你当成我男人。"她说，"但男人有钱就变坏，这话不是白说的。"
"你觉得我会变坏？"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变了。你以前——"
"我以前什么？我以前穷得叮当响，连买个密封圈都要写欠条。现在我有钱了，我靠自己的本事挣的，我不偷不抢，我怎么了？"
"你没怎么。你就是——"她咬了咬嘴唇，"你就是不再需要我了。"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慢慢割进我的心里。
"我不需要你？"我重复了一遍，声音有点抖，"秀兰，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说过不需要你了？"
她不说话。
"我不在家的时候，是谁带孩子？是谁种地？是谁伺候老人？是谁——"我声音哽住了，"是谁在我最穷的时候跟着我？现在我有钱了，你说我不需要你了？"
她低下头，眼泪掉下来，砸在地上。
我走过去，想抱她。她推开我。
"别碰我。"她说。
九二年，我们开始分居。
不是正式的分居——我还是在县城，她还是在村里。但心已经分开了。
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每次回去，家里的气氛都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两个孩子看在眼里，婷婷变得沉默寡言，磊磊也开始不听话了。
我爹看不下去了，找我谈了一次。
"卫东，你跟秀兰到底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能成这样？你一年到头不回家，秀兰一个人带孩子，累得人都脱了形。你看看她，瘦得就剩一把骨头了。"
"我知道。"
"你知道你倒是改啊！"
"爹，有些事——不是改不改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可能我们不合适。"
我爹猛地站起来，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不合适？你当年追人家的时候怎么不说不合适？人家姑娘跟着你吃苦受累，给你生儿育女，现在你有钱了，你跟我说不合适？你还是个人吗？"
我捂着脸，没还嘴。
九三年，转折来了。
这一年，我爹病了。不是老寒腿，是肺。咳嗽了大半年，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后来咳出了血。去县医院一查——肺癌晚期。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给一台拖拉机换轮胎。柱子跑过来告诉我，我手里的扳手掉在了地上。
我赶回家，看见我爹躺在床上，瘦得脱了形。他看见我，还笑了笑，说："回来了？"
"爹，咱去地区医院看看，说不定——"
"别折腾了。"他摆摆手，"我这病，我知道。你别花冤枉钱。"
"不花冤枉钱。地区医院有专家，说不定能治。"
"卫东，"他忽然抓住我的手，力气很大，"你听我说。我走之后，你要好好对秀兰。这个家，全靠她撑着。你这些年不在家，她不容易。你——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爹，就别跟她闹了。"
我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爹，我知道。"
我爹走了。走的时候是九三年冬天，下着大雪。他走得很安静，前一天晚上还能吃下半碗粥，第二天早上就没了。
葬礼上，秀兰忙前忙后，里里外外操持。她瘦得厉害，脸上的颧骨凸出来，眼窝深陷，但做事利索，安排得井井有条。村里人都说："卫东媳妇是个好媳妇，何德顺有福气，走了还有这么好的儿媳妇送终。"
我站在灵棚外面，看着她忙来忙去的身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忽然想起七八年那个夏天，她蹲在我面前给我洗伤口的样子。那时候她手很轻，怕弄疼我。那时候她才二十一岁，辫子上扎着红头绳。
现在她三十四了。最好的年华，都耗在了这个家里。
我爹走后，我回县城继续经营修理铺。但心里总是不踏实。我爹临终前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九四年春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把修理铺交给柱子打理，自己回村里种地。
柱子不愿意："师傅，你这铺子正红火呢，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我得回家。"我说，"我爹走了，我娘身体也不好，两个孩子要上学。我不能总在外面。"
"那铺子——"
"你接着干。利润你拿六，我拿四。但铺子的名字还是'卫东农机修理'。"
柱子答应了。
我回村了。带着铺盖卷，带着工具箱，带着这些年攒下的三千多块钱。
秀兰看见我回来，愣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回来就好。"
就这四个字。没有质问，没有埋怨，没有欣喜若狂。就像我昨天才走，今天刚回来。
但我知道，这四个字背后，是十几年的委屈、等待、失望和坚持。
回村后的日子，比我想的难。
地我已经很久没种过了，很多农活都生疏了。秀兰带着我重新学——怎么选种、怎么施肥、怎么间苗、怎么防虫。她比我懂，因为她这些年一直在种。
"你在外面这些年，地都是她种的。"我娘跟我说，"你爹在的时候还能帮帮，你爹走了之后，全靠她一个人。"
我看着秀兰在田里弯腰除草的背影，心里酸得厉害。
我开始试着弥补。每天早起做饭，送婷婷上学，接磊磊放学。家里的活儿抢着干，能不让她动手的就不让她动手。她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接受了，但依然话不多。
九四年秋天，婷婷上了初中。学校在三里外的镇上，需要住校。送她去学校那天，她抱着秀兰哭了一场。秀兰也哭了，但嘴上说："去吧，好好念书，别想家。"
回来的路上，秀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骑着车。风吹着她的头发，几根白丝在风中飘。
我忽然说："秀兰，你长白头发了。"
"老了呗。"她说。
"不老。你才三十五。"
"三十五在农村，孩子都上初中了，还不老？"
我没再说话。但心里暗暗发誓：从今往后，我要好好对她。
九五年，我们之间有了一次真正的沟通。
那天晚上，两个孩子都睡了，我娘也睡了。我们坐在院子里，月光很好，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她手里在纳鞋底，我坐在旁边抽烟。
"卫东。"她忽然叫了我一声。
"嗯。"
"你在外面这些年，真的没别人？"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没有。"
"那为什么——"她停下手里的针线，"为什么你变了那么多？"
"我没有变。"我说，"我只是——在外面待久了，习惯了自己做决定。回来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商量。我怕你觉得我还在外面，不把家当回事。"
"你确实不把家当回事。"她说，"你回不回家，从来不提前说。你挣多少钱，从来不告诉我。你在外面遇到什么事，从来不跟我说。你把我当什么？"
"我把你当——"我顿了顿，"我怕你担心。我在外面遇到难处的时候，不想让你跟着操心。我觉得我能扛，就不用你扛了。"
"卫东，"她看着我，眼睛在月光下亮晶晶的，"夫妻之间，不是你扛不扛的事。是你扛着的时候，我在不在你身边的事。"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里积攒了多年的迷雾。
我忽然明白了。这些年，不是我变了，不是她变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物理上的距离，心里的距离——把我们从彼此的生活中隔开了。我在外面闯荡，遇到事自己扛，习惯了。她在家守着，带孩子种地，也习惯了。我们都习惯了"一个人扛"，却忘了——夫妻之间，最珍贵的不是各自坚强，而是一起扛。
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粗糙，指关节粗大，手掌上全是茧子。这是一双干了几十年农活、做了几十年针线的手。
"秀兰，"我说，"对不起。"
她没说话，但眼泪掉在了我的手背上。
九六年，我们重新开始了。
不是重新结婚，是重新——做夫妻。我开始跟她商量每一件事，大到买拖拉机，小到买种子。她也慢慢打开心扉，跟我分享她的想法、她的担忧、她的快乐。
她告诉我，她最难过的时候，不是我不在家，不是我花钱大手大脚，不是我怀疑她。而是——她觉得我不需要她了。
"你在外面越来越厉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挣的钱越来越多。我觉得——你不需要我了。你一个人就能过得很好。我留着你家，只是因为孩子，因为老人，因为——习惯。"
"不是的。"我说，"秀兰，没有你，这个家就不是家。我挣再多钱，回来没人在等我，那跟住在旅馆有什么区别？"
她笑了。这是她这些年笑得最真的一次。
九七年，婷婷考上了县一中。这是镇上唯一考上县一中的学生，全村人都来祝贺。我爹如果还在，一定高兴得放鞭炮。
秀兰给婷婷做了一身新衣服，送她去学校。回来后，她跟我说："婷婷说，她以后要考大学，去大城市。"
"好啊。"我说，"咱家出个大学生。"
"得花不少钱吧？"
"花多少咱都供。"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钱的事。她一辈子节俭惯了，一听说要花大钱，本能地会担心。
"秀兰，"我拉过她的手，"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有铺子的分红，地里的收成也不错，再加上你做裁缝挣的钱，供婷婷上大学没问题。"
"嗯。"她靠在我肩膀上。
这是我们结婚十七年来，她第一次主动靠在我肩膀上。
九八年，洪灾。
那年夏天，长江发大水，全国都受影响。我们这儿虽然没有大洪水，但连着下了二十多天雨，地里的玉米全泡了。收成损失了大半。
我家的三亩六分地也没能幸免。看着泡在水里的庄稼，秀兰蹲在田埂上，半天没起来。
"没事，"我走过去扶她，"地里没了，还有铺子。铺子没了，还有我。"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说："卫东，你说这话，我信。"
这句话比任何情话都重。
九九年，磊磊也上了初中。他比婷婷调皮，成绩一般，但人聪明。有一次他跟同学打架，把人家鼻子打流血了。老师叫家长，我去了。磊磊站在办公室里，低着头，不说话。
"为啥打架？"我问。
"他说我爹是暴发户，说我娘是农村妇女。"磊磊咬着牙说。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打得好。"我说。
老师瞪了我一眼。我赶紧改口："我是说——打人不对。但下次，用成绩打他的脸，比用拳头好。"
磊磊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敬意。
回家的路上，磊磊忽然问："爸，你以前是不是特别穷？"
"特别穷。"
"那你怎么变有钱的？"
"靠手艺，靠吃苦，靠——"我想了想，"靠你妈。"
"靠我妈？"
"对。没有你妈在家撑着，我不可能在外面安心挣钱。你妈是这个家的根。"
磊磊没再说话。但从那以后，他跟我的关系明显近了。
二零零零年，新世纪。
这一年，婷婷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会计专业。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秀兰拿着那张薄薄的纸，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咱家出大学生了。"她说，声音有点抖。
"嗯，咱家出大学生了。"
她忽然转过身，抱住我。抱得很紧，紧到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
"卫东，"她在我耳边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没放弃这个家。"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泪。
零一年，我五十岁。
修理铺已经完全交给柱子了。柱子后来自己开了分店，生意做得比我那时候还大。他每年给我分红，一年下来能拿七八千块。加上地里的收成和秀兰做裁缝的钱，我们家的日子在村里算是上等的。
我娘在零零年走了，走得很安详。走之前，她拉着秀兰的手说："秀兰，这些年辛苦你了。卫东这人，心不坏，就是——笨。你多担待。"
秀兰哭了。她说："娘，卫东不笨。他是最好的。"
我娘笑了，闭上了眼睛。
零三年，我和秀兰去了一趟县城。不是去修东西，是去逛街。我们手挽着手，走在县城的街道上。县城变了，高楼多了，马路宽了，车也多了。但"卫东农机修理铺"的牌子还在，虽然已经换了新门头，但名字没变。
"卫东农机修理铺。"秀兰念了一遍，"这名字好。"
"好什么？"
"有你的名字。"她说，"也有我的。"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零八年，三十年。
我们结婚三十年了。村里给结婚三十年的夫妻发了一块牌匾，红底金字，写着"相濡以沫"四个字。我把它挂在堂屋的正墙上，正对着毛主席像。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两个孩子都出去了——婷婷在省城工作，嫁了个大学生，生了个小丫头。磊磊没考上大学，跟着柱子学修车，后来自己也开了个修车铺，娶了个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
院子里安静得很。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跟七八年那个夏天一样圆。
"秀兰。"我叫她。
"嗯。"
"你还记得七八年吗？"
"记得。"
"记得什么？"
"记得你修水泵。记得你摔了一跤，膝盖流血。记得我给你换药，盐水碰到伤口，你龇牙咧嘴的样子。"
"就这些？"
"还有——"她顿了顿，"记得你说，水泵修好，我嫁你。"
我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你没说？"她转过头看我，眼睛里闪着光，"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不是记错了。"我说，"是我忘了。但你没忘。"
"我没忘。"她说，"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但比年轻时软了一些——因为现在不用干那么多重活了。
"秀兰，如果重来一次——"
"没有如果。"她打断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挺好。"
二零一八年，我们结婚三十八年。
我六十岁。秀兰五十九。
两个孩子都在外面安了家，一年回来一两次。家里就我们两个人，安静，但也冷清。
秀兰的身体不如从前了。年轻时的劳累落下了病根——腰疼、膝盖疼、手指关节疼。阴雨天尤其严重。我学着给她按摩，虽然手法笨拙，但她每次都说："舒服。"
有一天晚上，她忽然问我："卫东，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修那台水泵。"
我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不后悔。"我说，"如果那天我没去修水泵，我就不会摔那一跤，不会去你家换药，不会认识你爹，不会——"
"不会跟我吵架。"她接了一句。
"也不会。"我说，"吵架也是认识你的一部分。"
她笑了。
二零二三年。
我六十五岁。秀兰六十四岁。
我们搬到了县城，住进了磊磊买的电梯房。三室一厅，宽敞明亮。秀兰终于不用再蹲在灶台前烧柴火了，用的是天然气，拧开就有火。
她站在新家的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忽然说了一句："卫东，这辈子值了。"
"值了。"我说。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她的头发上。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梳得很整齐。她穿着一件灰色毛衣，是我去年给她买的。她穿着有点大，袖子长出一截，但她喜欢，说暖和。
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她没有像年轻时那样躲开，而是往后靠了靠，靠在我怀里。
"卫东。"
"嗯。"
"那年你说水泵修好我嫁你，算数吗？"
"算数。"
"那——"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睛里是六十四年的风霜和温柔，"这水泵，我修了四十五年了。还没修好吗？"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修好了。"我说，"早就修好了。"
她笑了。笑得像一九七八年那个夏天，她蹲在我面前给我洗伤口时，我看见的那个笑容——干净、明亮、带着一点点羞涩。
那一年她二十一岁。
现在她六十四岁。
但那个笑容，从来没变过。
日子还在过。
每天早晨，我起床做饭。秀兰在旁边择菜，偶尔说一句"盐少放点"。吃完饭，我们一起下楼，去公园走走。她走得慢，我陪着她。有时候碰到熟人，人家喊一声"何师傅""何婶"，我们就笑着答应。
下午，她在阳台上晒太阳，我坐在旁边看报纸。有时候她会打盹，头一点一点的，像只老猫。我就把毯子盖在她身上，然后继续看报纸。
晚上，我们一起看电视。她喜欢看戏曲频道，我喜欢看新闻。有时候抢遥控器，她抢不过我——不是力气不够，是舍不得跟我抢。
"给你给你。"她每次都这么说，然后假装生气地转过头去。
我就把遥控器递过去，她又转回来，说："看你的吧，新闻有什么好看的。"
其实她也在看。每次新闻里提到什么政策、什么变化，她都会问我："这跟咱家有啥关系？"我就给她解释。她不一定听得懂，但她喜欢听我说话。
这就是我们的日子。没有惊天动地，没有轰轰烈烈。就是两个人，从二十一岁到六十四岁，从争水到相伴，从争吵到和解，从隔阂到相拥。
有人说，爱情是年轻人的事。但我觉得，爱情也是老年人的事。只不过年轻人的爱情像夏天的暴雨，来得猛去得快。老年人的爱情像冬天的炉火，不旺，但暖，而且——长。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七八年那个夏天，水泵没有坏，或者我修好了直接回了村，没有跟着去何家洼，没有住进何铁山家，没有在院子里看见那个扎着红头绳辫子的姑娘——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我庆幸水泵坏了。我庆幸我摔了那一跤。我庆幸我去了她家，吃了那碗卧着两个荷包蛋的面。
因为这一切，让我遇见了她。
何秀兰。
我媳妇。
我这一辈子，最对得起的事，是修了那台水泵。最对不起的事，是让她等了那么久才懂她。
但好在——我们还有时间。
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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