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五件共价值上千万的玉器在办公室里不翼而飞……年轻时曾当过香港皇家警察,如今又不远万里来到乌鲁木齐经商的港商与这些玉器有什么关系呢?
2000年11月26日晚,对于乌鲁木齐某公司的董事长方敏(化名)来说,确实是一个足以让他惊慌和后悔的夜晚了。这天,他刚从内地出差回来,要到公司去处理几件事,顺便带上了心爱的女儿。离家十来天了,很想弥补一下对10岁女儿的关爱。
来到他的办公室,方敏突然一脸神秘地对女儿说,他要给女儿看几样珍贵的宝贝。女儿高兴得连叫带嚷,让方敏赶快拿出来让她开开眼。方敏立即走到办公桌边,那儿有几个摞在一起的锦缎盒,他打开最上边的一个盒子。顿时,他张大了嘴,眼睛也瞪得溜圆:盒子里什么也没有!
方敏怀疑自己眼睛出了问题,他揉揉眼睛再看,那盒子里真是什么也没有,只有那金黄色的软缎上留下的玉器痕迹证明这盒子里曾有过玉器。方敏慌了神,将空盒子拿开,再打下边的锦缎盒,更让他吃惊了,这个盒子也是空的!他再往下看,一连看到了五个空盒子,直到最底下的一个盒子里,那块白玉牌还在,但已不是原来放的式样了:玉牌被倒了个个儿。
方敏头上渗出了冷汗。这五件玉器是他们公司元月份收购来的,8月还专程送到北京有关部门做了鉴定,总价值1350万元人民币。他原计划是将这几件玉器放进商业银行的金库里保管的,但因忙这忙那就将这些玉器一直堆放在办公室了,谁知……
方敏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的老总,慌虽慌,却知道赶快报警。他擦了把汗,拨通了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电话。
支队长薛鹏、蒋永禄、二大队队长张征及刑警们来到现场时,如果不是那五个空着的锦缎盒,在场的刑警们似乎谁也不相信,这里曾被“梁上君子”光顾过。办公室的门窗均完好无损,屋里也没有被翻动过的凌乱。
接下来的询问,令负责此案的张征和刑警们实在太沮丧了。
方敏说,他最后一次看见这5件玉器是10月25日。因第二天要到深圳出差,就从原本是7件的玉器中拿走了一件,那天他还又打开了每一个盒子,看见玉器都在里面。后来,他又进过几次办公室,看见那几个盒子原样放着,便以为那玉器肯定在那盒子里。至于这5件玉器是什么时候不翼而飞的,他压根儿就不知道。
经刑侦人员的现场勘查证实:盗贼是用钥匙打开办公室门,拿走了那5件玉器的,而且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就无法确定作案时间。
从10月25日到11月26日,足有32天,窃贼是哪天光顾的呢?这真是桩让人费神的事儿。
既然窃贼是用钥匙开门而入,就查查这办公室的钥匙吧。谁知,这一查又让刑警们吓了一跳:曾经及目前持有方敏办公室钥匙的人有十人之多,而且方敏还有一个“毛病”,他经常将办公室的钥匙扔在自己的小车里,那车又经常借给朋友们使用。
这时的方敏,真是后悔莫及,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将上千万的玉器随便放在办公室,更不该把办公室的钥匙轻易给人。
张征琢磨来琢磨去,这案子到了这个份儿上,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一条出力气的路:围绕所有拿钥匙的人,一个个过“筛子”吧,兴许能过出点什么。
这办法还真管用,还真“过”出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反映这个情况的是这家公司的一位女员工,叫王琴(化名)。王琴说,10月初她突然收到张友兴的传呼,让她回电话。在电话中,张友兴请她看看他曾住的三楼房间的玻璃柜里是否有串钥匙。她放下电话就去那房间看,玻璃柜里还真有串钥匙。张友兴便急切切地请王琴帮忙用特快专递给他寄往重庆,说这是他重庆办公室的钥匙忘在哪儿了。王琴嘴上答应了,可就是不寄。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张友兴8月曾向她借了8000元人民币,至今未还。
王琴这边迟迟不寄钥匙,张友兴就意识到了什么,他立马儿给王琴汇了2000元钱,王琴这才将钥匙用特快专递寄往重庆。
10月中旬,王琴又接到张友兴的一个电话,张友兴在电话中让王琴把寄钥匙的凭证撕掉,又再三叮咛王琴千万不要把寄钥匙的事告诉别人。
就是这个电话,让王琴心里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这个张友兴怎么变得神神秘秘的了,不像他平时的为人做派。
张征问王琴,寄的那钥匙你还记得吗?
王琴说,记得,其中有一把是铜的,很重,中间还有几个小坑。就因为这钥匙特殊,所以,多看了几眼,就记住了。
拿来方敏办公室的钥匙让王琴辨认,王琴仔细看了看,用肯定的语气说,就是这种钥匙。
这个情况让张征和刑警们大喜过望,看来,任何事情都会“雁过留声”的。
查张友兴。张征当即拍扳。
51岁的张友兴是个香港商人,年轻时曾在香港皇家警署当过5年警察,后因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他辞职当了商人。1995年,方敏到广州出差,经人介绍认识了张友兴。当方敏得知张友兴手中有资金,又有经营的门路和办法,便热情地邀请张友兴到他的公司去发展。张友兴在听了方敏对自己公司的介绍后,欣然接受了方敏的邀请。
到了方敏的公司后,张友兴不负众望,也曾投资搞了啤酒屋、电子游戏厅等实体。方敏也是个豪爽的人,待张友兴亲如弟兄,他不但在公司里专门给张友兴安排了住房,又将自己办公室的钥匙给了他一把。而张友兴更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几年下来同公司员工们关系都处得不错,大伙儿给他起了个外号“麦克”,真名反倒少有人叫了。
可是,这个张友兴在9月16日就同公司总经理到广东出差联系业务,业务未谈成,总经理回了乌鲁木齐,他却去了上海,后又到深圳,至今未归呀。
这桩案子真够让张征他们费琢磨的了:张友兴一直未归,按说这偷窃玉器不该是张友兴所为了,可他为什么要让人寄钥匙给他呢?而且还让王琴毁了邮寄收据,还不许对别人说呢?难道他悄悄潜回乌鲁木齐不成?
看来,这玉器失窃的时间,是案件侦破的关键。
他们请方敏同张友兴联系,张的手机却关掉了。这时,王琴和公司另一位员工记起张友兴还有一部手机,因为他俩都用那部手机的号码与张友兴通过电话。
方敏又拨了这部手机的号码,通了,而且接电话的正是张友兴本人。听到方敏的声音,他显然有些吃惊,语气也不那么流畅了,他问方敏有什么事。方敏生气地说,你怎么把我给你的房间钥匙随便给别的员工,弄得好多人都到那屋里去住。而张友兴则是连声不断地道歉。
方敏放下电话不久,王琴和那个员工就分别接到了张友兴的电话,问他俩是谁把这个手机号码告诉方敏的。
张友兴的反常举动让张征和刑警们心中有了数。到电信部门去查他的手机,却查出了10月26日至28日该机在乌鲁木齐漫游了三天。
“这就是张友兴作案的证据。”
不等张征满脸的笑容退下去,方敏的一番话让他一下子又掉进了冰窟窿。方敏说,10月26日前后那几天,他正在深圳出差,张友兴一直同他在一起,两个人还在一起吃了好几顿饭。
张征长叹一口气,这案子真是绝门到家了。
12月初,张征得到一个情况:这个公司有人反映,8月份张友兴曾带过一个香港人来公司住了几天。
这个情况让张征眼前一亮。也就在这个时候,深圳方面传来消息:张友兴从香港回来了。于是,张征、许康健和刘彬三人直奔香港,去“会晤”张友兴。
深圳是张友兴的祖籍,他的祖屋和亲戚们都在那儿,那儿还有他已离异的前妻。当张征他们三人出现在张兴友面前时,张友兴没有丝毫的慌乱,他的平静不得不让三位刑警佩服他的心理素质。
面对刑警的审问,张友兴侃侃而谈。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方敏办公室里有什么玉器,更不知道玉器被盗之事。再说,他在离开乌鲁木齐之前,已将公司所有的钥匙全交了,当然,也包括方敏办公室的钥匙;至于让王琴寄钥匙,那是因为几年前他给重庆一家公司投过资,人家给他一间办公室,他走时匆忙,将重庆办公室的钥匙忘在乌鲁木齐了。
再说,重庆的钥匙是电镀的,而方敏办公室的钥匙是铜的;对于那个手机号,则是他用的一个叫发哥的香港老板的手机。如今这个发哥正在同他谈一笔摇头丸的生意,但没有谈成。今天看到大陆的警察找他,他以为是为发哥的事呢。
张友兴不愧为是当过警察的人,每一条理由都很充分,充分得让你不得不信。张征他们耐着性子听他讲完,然后一条条调查核实,结果都不是张友兴所说。
再一次审问张友兴,张友兴还是那种面带微笑,见了警察不论大小一律称大哥的不慌不忙。张征他们则胸有成竹,也是面带微笑地将调查结果一条条说给张友兴听。
张友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对张征说:“我也算是半个江湖人了,要讲也高高兴兴地讲,不像一些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
张有兴的交代使这桩案件终于水落石出。这可真是桩精心策划的案件呀。
8月的一天,张友兴到方敏的办公室,见方敏正在看一本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书,见他进来,方敏说,我有一个宋朝的玉碗,和这本书上的照片一模一样,值一千多万,你能不能帮我弄到香港卖掉。张友兴答应了。方敏兴致不减地又说,你看不看?你要看,我现在就拿给你看。张友兴表示他不想看,但他却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了,并知道这玉碗就在方敏的办公室里。
9月16日,他同公司总经理到广东谈生意不成分手后,他感到手头的钱实在太紧了,这时他一下就想起了那只宋朝的玉碗,以后的几天这只玉碗在他的脑子里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位置,他已为窃取这只玉碗到了绞尽脑汁的地步。在深圳,他向朋友袁伟年兴致勃勃地描述了这只玉碗,袁伟年也是聪明人,一下就心领神会,当即说,这可是个来钱的路子,想办法弄出来运到香港卖掉。
有了同伙,张友兴胆就更大了,就开始策划这件事了。
当他收到由重庆的朋友再转寄过来的钥匙后,马上找来袁伟年安排下一步计划,并让袁伟年再找一个帮手。
10月22日,袁伟年和他的帮手从广州坐火车来到乌鲁木齐,住进了一家小旅店。
10月25日,袁伟年去“踩”了一次点,10月26日晚,袁伟年就趁着夜色溜进了这家公司。
袁伟年来过这家公司,知道董事长的办公室在哪儿,于是就熟门熟路地进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里,袁伟年没有找到那只宋朝的玉碗,却意外地发现了随意放在办公桌边的玉器,同时又发现了有关玉器的估价书。袁伟年立即给张友兴打电话,张友兴听了估价书内容后,让袁伟年拿走那几件玉器。
第二天,袁伟年便携带着5件玉器踏上了直飞广州的飞机。
在深圳,张友兴和袁伟年对5件玉器进行了安排:张友兴留下了价值500万元的“高级脂玉透雕螭虎链瓶”,其余4件由袁伟年带到香港出手。
几天后,袁伟年就把两件玉器偷渡到了香港……
当袁伟年从香港返回,计划再偷渡那两件玉器时,被守候的二大队的刑警们逮了个正着。
2000年年底,坐在看守所的张友兴,得知袁伟年被抓获,5件玉器全部追回后,连着说:“我后悔死了!”
当刑警问他这个后悔是指不该犯罪?还是指不该将玉器运往香港?
张友兴说,是不该犯罪。他说,他已经51岁了,再走出监狱还不知是多大年龄了,这不等于坐到死了吗?“唉,现在我才明白:什么事都能干,就是不能犯罪。不能动犯罪的念头。如果我以后能活着走出监狱,一定要告诫人们,千万不要犯罪。”
可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从商人到罪犯,不就是一念之差一步之遥吗。
2001年11月,张友兴和袁伟年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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