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卧底生涯，我本以为熬到了头，
能在退休前回家给父亲过个像样的生日。
老家巷口那个佝偻着背的身影，
手里的扫帚却在地上敲出只有我才懂的节奏——三短三长三短，SOS。
父亲看见我，嘴唇无声地动了动：“快跑。”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十年的局，才刚刚开始。
三月的滇南，雨水像是从天上漏下来的。
我站在老街拐角那棵老榕树下，雨点子顺着榕树的气根往下滴，啪嗒啪嗒，砸在青石板缝里长出的青苔上。空气里有一股陈年的霉味，混着谁家厨房飘出来的酸笋香气，还有远处牲口棚里的粪便味，糅在一起，就是这座边境小城独有的气息。
十年了。
我拎着那个帆布包，包角磨得发白，拉链头换过三回。里面没什么值钱东西，两件换洗衣服，一本翻烂了的《百年孤独》，还有一包没拆封的云烟。这是我所有的家当。
巷子还是那条巷子，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两边是那种老式的砖木结构房子，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里面的土坯。房檐下挂着的辣椒串已经发黑，不知道挂了多少个雨季。谁家门口的铁皮水桶倒扣着，桶底积了一汪雨水，映着灰白色的天。
我站在巷口，没急着往里走。
裤兜里揣着那张红头文件，折了四折，边角都被汗水洇湿了。上面写着“鉴于陈默同志在特殊战线上的突出表现，经组织研究决定，批准其结束任务，返回原籍休整。”落款是省厅，盖着鲜红的公章。
就这一张纸，我等了十年。
巷子深处传来收音机的声响，咿咿呀呀的，像在唱一出老戏。间或有几声狗叫，懒洋洋的，连嗓子都懒得扯开。这地方跟十年前没太大变化，连墙根底下那排蚂蚁窝都还在原来的位置。
我深吸一口气，抬脚往里走。
帆布鞋踩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发出轻微的吱嘎声。裤腿扫过路边的凤仙花，花瓣上的水珠滚落下来。经过李婶家门口，她家那只老花猫还卧在门槛上，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又把头埋进前爪里。
它不认识我了。
也对，走的那年，它还是一只刚断奶的小猫崽。
十年能把一个人变成什么样？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节粗大，虎口有一层厚茧，小指上有一道斜斜的疤。脸上多了几道褶子，眼角往下耷拉了一点，头发里夹了几根白的。镜子里的陈默跟十年前那个毛头小子比起来，多了些东西，也少了些东西。
我走到巷子中段，脚步慢下来。
我爸就站在家门口。
他背对着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子挽到肘部，露出枯瘦的小臂。他在扫地。门口那块不到两米宽的水泥地，来来回回扫了三遍了。扫帚划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单调而规律。
我停下来，隔着七八步远，看着他的背影。
他的背更驼了，肩膀往下塌，脖子往前伸着，像一只疲倦的老虾米。头发几乎全白了，在阴雨天里显得格外刺眼。那双解放鞋还是老款式，鞋帮上补着一块深色的布，针脚细密，是他自己缝的。
我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喊不出声。
“爸。”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他的动作顿了一下。扫帚停在半空，停了两三秒钟，然后继续划动，比刚才更快了些。他像是没听见，或者听见了不敢回头。
我又往前走了两步，帆布包带子在肩膀上勒出印子。“爸，我回来了。”
这一次他停住了。扫帚杵在地上，他扶着扫帚把，慢慢转过身来。
那张脸跟我记忆里判若两人。眼眶深陷进去，颧骨高耸，面皮松松垮垮地搭在骨头上，像一块揉皱了的旧布。只有那双眼睛，浑浊里透着一丝亮光，直直地盯着我，一眨不眨。
我咧开嘴笑了一下，鼻子发酸。“爸，任务结束了，我……”
他的话没说完。
我看见他握着扫帚把的手指动了一下，食指和中指并拢，在竹竿上轻轻叩了两下。他低下头，像是要扫地，扫帚尖在地面上划了一道弧线。
叩、叩叩、叩叩叩。
三短，三长，三短。
我整个人僵在原地。
那是摩斯密码。SOS。
我爸抬起头，干裂的嘴唇翕动了一下，没出声，但我看清了那两个字的口型。
“快跑。”
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块风干了的树皮。但他的眼睛在说别的话，眼珠子往左边斜了一瞬，又收回来。顺着那个方向看过去，是隔壁老赵家的二楼窗户。窗帘拉着，但窗帘后面有个影子动了一下。
我的后颈汗毛炸起来。
耳朵里开始嗡嗡响，巷子里的声音全被隔在外面。我爸继续低头扫地，扫帚划过地面的节奏没有变，但他垂在身侧的左手，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悄悄搓了两下。
那是老手势了。我十岁那年他教我的，意思是“有危险，别出声”。
我往后退了一步。
“爸，”我说，声音稳住了，“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厅里批了文件，让我回来休整。”
我故意把声音放大，让巷子两边的人都能听见。老赵家二楼的窗帘纹丝不动，但我知道后面有一双眼睛。
我爸直起腰，把扫帚靠在门框上，朝我摆了摆手。“先进屋，先进屋。”
他转身往院子里走，步子很慢，左脚有点跛。我记得他左腿有老寒腿的毛病，但以前不跛。十年里他又多了什么毛病，我不知道。
我跟着他走进院门。
院子还是那个院子。靠墙的葡萄架塌了一半，藤蔓垂下来，在地上爬了一截。压水井的铁把手上挂着一块抹布，晾得硬邦邦的。台阶上摆着几盆半死不活的吊兰，叶子黄了尖儿。
我爸先进了堂屋，我跟着跨过门槛。屋里光线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门缝里漏进来一道光，照在水泥地上，像一把白色的刀。
我没来得及看清屋里的摆设。
我爸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变了。他一把攥住我的手腕，那只手跟铁钳子似的，力气大得不像一个七十岁的老头。
他把我往墙角拽，那里堆着一摞旧报纸和一床卷起来的棉被。他扒开报纸，露出后面墙壁上一块松动的砖。砖被他抽出来，里面有个巴掌大的洞。
他伸手进去，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塞进我手里。
“走。”他贴着我的耳朵说，气声几乎听不见，“后门。”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信封。没封口，里面是一沓折起来的纸。我用拇指拨开一角，看到“通缉令”三个字，底下有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
是我的脸。
我爸松开我的手，又恢复了那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他转过身，朝外屋喊了一声：“老陈回来了，快坐，我去给你倒水。”
然后他低声对我说，嘴唇几乎没动：“他们说你叛了。城东老码头，今晚有船。”
我攥紧了那个信封。
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是硬底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不止一个人。我爸朝门口走了一步，背影挡住了我的身体。
“谁啊？”他拉开堂屋的门，声音里带着老年人特有的那种迟缓和不耐烦。
我趁这个空档，矮身钻进了墙角的布帘子后面。帘子后面是个堆放杂物的窄间，最里面有一扇小门，通往后巷。
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普通话很标准，不像本地人。“陈大爷，我们是街道办的，来做个流动人口登记。听说您家来了客人？”
我爸嘿嘿笑了一声，嗓子眼里像含着一口痰。“我儿子，刚从外地回来。街道办以前没这么勤快啊。”
我推开那扇小门。门轴没上油，发出细微的吱呀声。外面的雨还在下，后巷里空无一人，两边的墙头长满了蕨类植物，雨水顺着墙缝往下流。
我闪身出去，轻轻带上门。
沿着后巷走了十几步，我停下来，靠在墙上，把牛皮纸信封里的东西抽出来。
第一页是那张通缉令。上面的照片是我三年前的样子，那会儿我还在境外，留着长发，下巴上一圈胡子。通缉理由是“涉嫌走私毒品及危害国家安全”，落款是省公安厅，日期是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我还在执行最后一个任务。
第二页是一封信，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是我爸的手笔。
“小默，见字如面。三个月前有人来找你，说你在外面犯了事，要家里配合。我不信。老赵家二楼住进来几个生人，天天盯着咱家。你如果回来，千万别进门，往码头跑。老杨在那边接应。我没事，你走你的。爸。”
我盯着最后那三个字看了很久。“我没事，你走你的。”一个七十岁的老头，被人在家门口盯了三个月，每天还要面不改色地扫地、做饭、睡觉，然后告诉我他没事。
雨水顺着我的头发流进领口，冰凉。
我把信折好塞回信封，揣进怀里。后巷的尽头连着一条窄马路，往东走两公里就是老码头。我低着头，把帆布包甩到肩上，快步走进雨里。
城东老码头早就不运货了。三年前上游建了新港，这里的泊位就废弃了，只剩几条破渔船拴在水泥桩上，船底漏了水，歪歪斜斜地靠在岸边。
我赶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雨小了些，毛毛的，雾一样飘在江面上。对岸的山影黑黢黢的，像一头趴着的大兽。
码头边的窝棚里亮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光从帆布缝里漏出来。我走近两步，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是老杨的声音。老杨是这条江上的老船工，以前帮我爸运过货，跟我家几十年的交情了。
“老杨叔。”我站在窝棚外面喊了一声。
帆布帘子掀开一条缝，一只眼睛从里面往外看了看，然后是老杨那张被江风吹得皱巴巴的脸。他看见我，没说话，把帘子掀大了一点，让我进去。
窝棚里堆着渔网和几个塑料桶，地上铺了一块油布，上面放着一壶茶和两个搪瓷缸子。老杨蹲在地上，抄起茶壶倒了一缸子茶水递给我。
“你爸昨天来过了。”他压低声音说，“让我今天在这等着。”
我接过搪瓷缸子，茶是凉的，应该沏了有一阵了。“他说什么没有？”
老杨摇了摇头，拿烟袋锅子敲了敲鞋底。“就一句话，说我侄子从外地回来，让我送过江去走亲戚。旁的没多说。”
他抬起眼皮看我一眼，那双被江风吹得发红的眼睛里有点东西。“小默，你爸是个硬骨头。那几个人找上门的时候，他在门口蹲着修了半天自行车。修好了，站起来，跟人家说，我儿子犯了事你们抓他去，跟我老头子没关系。”
我低着头，茶水表面浮着几片碎茶叶，转着圈。
“他真那么说的？”
“就这么说的。”老杨点上烟袋，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那几个人走以后，他晚上过来找我，让我准备好船。我没问他什么事，他也没说。我们这代人，不该问的从来不问。”
雨又大了起来，雨点子砸在窝棚顶上，噼里啪啦的。江面上起了雾，白蒙蒙一片，看不清对岸。
我喝了口茶，凉茶苦涩，在舌尖上滚了一圈咽下去。“老杨叔，我爸……这三个月还好吗？”
老杨往地上磕了磕烟灰。“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他哼了一声，“你走了十年，头几年还知道寄个信回来，后几年连信都没了。你爸嘴上不说什么，逢人就讲他儿子在外面做大生意。老赵家的问他做的什么生意，他说跑运输。跑运输从云南跑到缅甸去？”
他顿了顿。“前两个月，他把养了五年的那只八哥放了。那鸟会说话，会喊你名字。”
我攥着搪瓷缸子的手指收紧了一点。那只八哥是我走那年我爸开始养的，黑羽黄嘴，每天早上在院子里叫唤。它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小默”，是我爸一遍一遍教的。
“放了也好。”我听见自己说。
老杨站起来，把烟袋别在腰上。“走吧，趁雨大。船在下面，我送你过江。到了对岸你往南走二十里有个镇子，镇上有长途车。”
我跟着他走出窝棚。雨打在脸上又密又凉，江风从水面刮过来，带着一股腥气。码头的台阶长满了青苔，滑得很，老杨走在前头，步子很稳。
那条小渔船系在台阶底下，木质的船身刷着黑漆，漆面已经斑驳了。老杨跳上船，解开缆绳，朝我招手。
我正要迈步，突然听见身后的码头上传来脚步声。
不止一个人，踩在积水的路面上，哗啦哗啦的。我猛地回头，透过雨幕看见三个黑影从码头入口的方向跑过来，手里有东西反着光。
老杨的动作比我快。他从船舷底下抽出一根竹篙，一竿子撑在岸边的石头上，船身往外荡出去。
“上船！”他吼了一声。
我两步跨下去，在船离岸的最后一刻跳上甲板。船身猛地一晃，我单膝跪在船板上，手撑在潮湿的木头上。老杨第二竿已经撑出去了，小船离岸十几米，往江心方向滑去。
岸上那三个人停住了。其中一个人举起了手，我看见黑洞洞的枪口在雨雾里瞄了过来。
老杨一把把我按倒在船底，他自己的身体也伏下来。一颗子弹从头顶飞过去，打在船尾的艉板上，木屑飞溅。第二枪打在水里，离船两三米远，激起来的水花溅了我一脸。
“趴着别动。”老杨压着嗓子说。他整个人缩在船舷后面，手里的竹篙换了个方向，斜着往水里扎，船调了个头，顺着水流往下漂。
岸上的人没再开枪。江面上的雾越来越浓，船行出百来米，回头看，码头上的灯光已经模糊成一个黄色的小点。
老杨直起身来，竹篙在深水里探着底，一下一下撑着。船走得不算快，但很稳。雨水把他那件旧蓑衣浇得透亮，他下巴上的胡茬挂着水珠。
我翻身坐起来，后背靠在船舷上，喘了一口气。帆布包湿了半截，里面的书页应该也泡汤了。我把包摘下来搁在膝盖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谁的人？”老杨问，眼睛盯着前方。
“不知道。”我说，“但能拿着通缉令上门盯我父亲的，级别不低。”
老杨哼了一声。“你爸说那几个人操的是北方口音。”
北方口音。我的脑子里转了几个名字，又逐一划掉。在边境线上混了十年，我得罪过的人太多了，国内国外的都有。但能让省厅发通缉令的，不是普通角色。
“他们说我叛了。”我说。
老杨回头看了我一眼，雨水顺着他眉骨的皱纹往下淌。“你叛了没有？”
“没有。”
“那就行了。”他转回去继续撑船，“你爸信你，我就信你。”
船到了江心，水流急了一些，老杨加了把劲，竹篙插进水里的时候带出一串泥浆。我盯着他后背那一团暗影，十年了，这个老头还在江上跑船，还在替我陈家看着后路。
“老杨叔，”我开口，“我爸说你在对岸等我，你就真来了。你不怕惹麻烦？”
老杨没回头。“你爸六十岁那年冬天，我老婆在镇上生孩子，大出血，是他骑三轮车把我老婆送去县医院的。四十里山路，雪天路滑，他骑了三个钟头。到了医院他把人往急诊室一送，自己坐在走廊地上喘了半小时没站起来。”
他顿了顿。“那年你刚上初中吧？”
我记起来了。那年冬天我爸回来的时候，两只手冻得像胡萝卜，手套磨破了两双。他进屋就钻进被窝里，捂了一天才暖和过来。我问他说去镇上办什么事了，他说给人家帮忙送货。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老婆剖腹产，生了个闺女，现在在昆明念大学。”老杨的声音被雨声扯得有点散，“你说我该不该来？”
江雾把两岸都吞没了，天地间只剩下这一条船和两个人。雨水打在江面上，密密麻麻的坑，又迅速被水流抹平。远处有汽笛声，悠长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
船行了大概四十分钟，老杨把竹篙往水底一插，船头偏了个方向，朝南岸靠过去。岸边长满了芦苇，枯黄的苇秆被雨压弯了腰，齐刷刷地垂向水面。
老杨把船靠在一块凸出的土坎边上，用缆绳拴在一棵歪脖柳树上。“到了，”他说，“顺着这条土路往南，走二十里就是长水镇。镇上有长途车站，能到昆明。”
我站起来，腿有点僵。船舱里进了水，我的帆布包泡在几厘米深的雨水里，我捞起来拧了一把，水哗哗地往外流。
“老杨叔，你回去当心。”
他从蓑衣底下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裹着两个馍和一小瓶水，递给我。“路上吃。你爸昨天塞给我的，说你在外面吃不惯这边的米线了，让你先垫垫。”
我接过塑料袋，塑料纸上还带着他的体温。两个白面馒头，捏起来硬邦邦的，应该蒸了有一阵了。
“过了江就别回头了。”老杨说，“该跑跑，该查查。你爸那身子骨，还能撑几年，你别让他等太久。”
他说完这话就蹲回船舱里，拎起竹篙在岸边的泥地上撑了一竿，船身缓缓荡离岸边，掉了个头，重新钻进江雾里。
我站在土坎上，看着那条船的轮廓越来越模糊，最后连船尾那一点反光都被雾气吞没了。雨还在下，不大不小，就这么吊着。
我转过身，沿着土路往南走。
路边是成片的甘蔗田，这时候还没到收获的季节，甘蔗苗刚长到齐腰高，绿油油一片，在雨里摇晃。偶尔有几棵野生的木棉树，开着红硕的花，花瓣被雨水打落了一地。
走了大概一小时，天彻底黑了。
我把手机掏出来看了一眼，没信号。从出了码头开始，这手机就一直是“无服务”状态。不知道是这一带本来就信号差，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蹲在路边一棵木棉树下，把信封里的东西又掏出来看了看。通缉令，我爸的信，还有几张纸我先前没细看。
那几张纸是复印件，看起来像什么报告。字迹模糊，但仍然能看清几个关键词——“卧底身份存疑”“境外接触记录”“内部审查建议”。落款是一个我没有听说过的部门，盖的章是圆形的，中间有个五角星。
我把这些纸对着手机屏幕的光仔细翻了一遍，在最后一页的边角上，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老猫已醒。”
老猫。
我的手指抖了一下。
老猫是我在境外的接头代号。十年前我被派出去的时候，上线告诉我，能联系你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老猫。老猫就是我的影子，我出了什么事，只有他能替我证明。
但老猫半年前就死了。我在境外收到消息，说他死于一场车祸。
那这行字是谁写的？
我把所有东西塞回信封里，站起身。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云缝里漏出来一丝月光，照在泥泞的土路上，泛着湿漉漉的光。
我往前走了一段，路口出现一个废弃的砖窑。窑口塌了一半，长满了爬墙虎，黑漆漆的洞口像一张嘴。
我停下来，靠在窑壁上，喘了几口气。
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我得理一理。
十年前我被派出去，任务是打入一个跨境走私集团的核心层。我在那边待了七年，从马仔做到管事，接触到了不少东西。三年前我拿到了关键证据准备撤，结果线断了。上线的联络人出了事，我手里的东西传不出去，只能继续等。
三个月前，集团内部出了叛徒，很多人的身份暴露了。我提前得到风声跑了回来，以为任务就此结束。结果一上岸，就发现自己的通缉令已经贴满了边境。
谁发的通缉令？如果是集团的人买通了内部关系做的，那最多是诬陷。但“内部审查建议”那页纸的格式我认识，是正规的公文格式。说明至少在系统内部，有人正式提出了对我的审查申请。
原因是什么？“卧底身份存疑”。说我叛了。
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上面怀疑我叛了？我仔细回想三年来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接触过的人，每一次情报传递的渠道。最大的可能是半年前那次信息中断。那段时间我跟境内失联了整整两个月，等我重新联系上线的时候，老猫已经死了。
巧合。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在边境待了十年，我见过太多“巧合”。没有哪个巧合是真的巧合。
砖窑的砖缝里有小石子掉下来，滚到我脚边。
我抬起头。
窑顶上站着一个人，月光从他身后照过来，只能看见一个剪影。那人穿着深色的衣服，身形削瘦，肩膀微微前倾。他手里没有拿武器，就那么站着，像一块石头。
我往后撤了半步，右手摸到腰后。那里有一把折叠刀，是我从境外带回来的，一直藏在皮带夹层里。
“陈默。”那人开口了，声音很轻，但一个字一个字咬得很清楚。“别动刀，我不打你。”
我没动，也没松手。“你是谁？”
他从窑顶上跳下来，落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动作轻得像一只猫。月光照在他脸上，那是一张中年男人的脸，颧骨上有两道疤，眼神很平，不凶也不友善。
他掏出一个小本子，隔着两步的距离亮给我看。
黑色的封皮，上面印着国徽。
“省厅的，”他说，“我叫杜国梁。你父亲的事情，是我们把消息放出去的。”
我盯着那本证件，没伸手接。这种本子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在边境待久了，我对所有的“证件”都持保留态度。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怀疑，把证件收回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机。他按了几下屏幕，然后把手机转过来对着我。
屏幕上是一段视频。画面里是我爸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一壶茶和两个杯子。坐在他对面的人穿着便装，侧脸对着镜头，但隐约能看出是我今天在巷口看见的那个杜国梁。
视频里的杜国梁说了一句：“陈大爷，你儿子的事，我们还在查。你让他回来以后别露面，别跟任何人接触。我们在查内部有人诬陷他的事情。”
我爸坐在对面，端着一杯茶，半天没说话。最后他放下杯子，说了一句：“他要是回来了，我让他跑。跑得越远越好，查清楚了再回来。”
视频到这里就断了。
杜国梁把手机收回去。“这是两个月前拍的。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儿子还活着，也知道有人在搞他。但那个人的级别不低，证据不充分之前，我们不能动。”
我看着他。“所以你们在我家门口蹲了两个月？”
“我们的人在老赵家二楼。”他说，“跟你父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那些人，是另一边派来的。他们不知道二楼还有我们的人。”
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砖窑周围的荒地上。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大概是镇子方向。
我把腰后的手松开了。“你们查到了什么？”
杜国梁往旁边走了一步，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两根，递了一根给我。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他划了根火柴给我点上。
烟是软盒的红河，十来块一包，抽起来有点呛。
“半年前老猫死的那天，”他吸了一口烟说，“有人用老猫的身份给厅里发了一份报告，说你已经从境外某集团拿到了关键证据，准备带回来。报告里说你要求提供保护，还说知道你的人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入境。”
“那份报告是假的？”我问。
“大部分是真的。”他弹了弹烟灰，“你在境外拿到的证据是真的，你准备回来也是真的。但关键一点是，你联系的那个时间节点是错的。真正给你发报告的人，把你入境的时间推迟了七十二小时。”
七十二小时。足够做很多事情了。
“所以那边的人提前布好了局？”我看着烟头上的火光，在潮湿的夜风里忽明忽灭。“通缉令就等着我入境？”
杜国梁点了点头。“那份通缉令从厅里发出去，走的是快速通道，没经过常规审核。这说明发令的人有权限跳过流程，直接签发。有这种权限的人，省里不超过五个。”
他顿了顿。“你心里有数没有？”
我低头看着脚下的泥地。雨水把土泡得松软，踩上去就是一个深脚印。五个人。我在系统里待的时间不长，认识的高层不多，但名单大概能列出来。
“老猫不是车祸死的。”我说。
杜国梁看了我一眼。“法医报告上写的是车祸导致的颅脑损伤。但现场痕迹有问题，车的刹车系统被人动过手脚。”
我把烟叼在嘴里，腾出手来揉了揉太阳穴。后脑勺一跳一跳地疼，像有一根针在里面扎。
“你今晚来找我，”我说，“不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吧？”
杜国梁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你爸托我传句话。他说院子里的葡萄该搭架子了，等你回来弄。”
我愣了一下。
院子里那架葡萄是我走那年种下的。我爸说要搭个架子让它爬，我说等我回来弄。那时候我们说好了的，等我回来，葡萄该熟了，一起摘了酿酒。
我蹲在砖窑边上，把那根烟抽完了。灰烬掉在泥地上，被湿润的土吸进去，什么痕迹都没留下。
杜国梁把手机又掏出来看了一眼。“天亮之前你得离开这个区域。长水镇的车站那边有人接应你，去昆明。到了昆明有人联系你，你的证据还在，那个东西才是你翻盘的资本。”
我站起来。“我的证据放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摇了摇头。“你的上线出事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你留了一手。但具体是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他没来得及说。”
我的上线叫周明，半年前跟老猫同一天死的。官方说法是突发心梗，死在自己家里。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人在境外，整整三天没睡着觉。
周明知道我留了什么东西。但他没来得及说。
那个东西现在还在原来的地方。三年了，不知道还在不在。
但眼下我不能去取。有人在找我，通缉令贴满了边境线上的每个派出所，只要我的脸出现在任何一个公共摄像头里，十分钟内就会有人赶来。
我得先消失一阵子。
“老杨叔那边，”我说，“你们安排了没有？”
杜国梁点了点头。“他送完你就去镇上的亲戚家住半个月。半个月后回来，什么事都没有。”
我转过身，往南边的土路走。
身后传来杜国梁的声音。“陈默，你父亲那封信里有一句话你注意到没有？”
我停下来。
“最后那个签名，”他说，“用的是你十岁那年他教你的那个手势。”
我掏出信封，把信纸在月光下展开。最后那行字是“爸”，但那个“爸”字的最后一笔，往右上方挑了一下，像一个刀尖。
那是我们之间的暗号。他教我的第一个暗号，意思是“一切平安”。
十年了。我爸用扫帚敲SOS让我跑，用信写让我跑，托人传话让我跑。但他自己在那个院子里坐了两个月的牢。
我把信折好放回怀里。杜国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砖窑前面只剩我一个人。
月亮从云后面完全露出来，照在甘蔗田上，绿叶子泛着银白的亮光。夜风从江那边吹过来，带着湿气和泥土的味道。
我朝着长水镇的方向迈开了步子。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来路。雾气重新聚起来了，江边的方向什么都看不见。但我记得老杨叔说的那句话。
“你爸那身子骨，还能撑几年，你别让他等太久。”
我攥了攥拳头，转回去继续走。
路上的泥泞在月光下泛着光，每一步踩下去都是一个印子。那些印子会留在那里，直到下一场雨来把它们冲干净。
葡萄架的事，等我回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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