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书展现场举办“徐朔方与《明代文学史》”新书分享会。昆明学院人文学院孙秋克教授、湖南大学文学院廖可斌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周明初教授齐聚现场，围绕徐朔方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明代文学史》一书展开分享与研讨。
作为徐朔方先生的首位博士生，廖可斌教授首先回顾了徐朔方先生的学术生涯。徐先生是中国古典戏曲小说、明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其研究主要聚焦古代戏曲史、古代小说史、明代文学史三大领域展开，以戏曲为支点，勾连小说发展脉络，进而铺展为文学史的宏大图景，由此构筑起点、线、面兼备的极具个人特色的学术体系，针对诸多学术议题提出独到、深刻的见解。
自1956年参与《琵琶记》学术讨论，到1989年完成《晚明曲家年谱》，戏曲研究一直是徐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支点，而在戏曲研究之中，他又对汤显祖及其《牡丹亭》等作品倾注了最多心力。其《汤显祖年谱》《汤显祖评传》是考述汤显祖生平与思想的核心著作，耗费四十年心力整理而成的《汤显祖全集新编》，是目前搜罗最为完备、校勘最为精审的汤显祖作品集。其与夫人杨笑梅女士合作的《〈牡丹亭〉校注》，更是流传最广的《牡丹亭》通行读本。
谈及古代小说史，廖可斌教授介绍，徐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后认为，《金瓶梅》初刊本题名《金瓶梅词话》，“词话”即话本，包括说与唱，这表明《金瓶梅》经历了一个以词话（话本）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书中大量征引前代词曲、杂剧、传奇、话本，也是作品民间流传过程中留下的印记。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徐先生的代表性学说。关于“南戏”与“传奇”的界限，徐先生认为，“南戏”与“传奇”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后者为文人的创作或改编，两者其他不同属性都因此而产生。他将这一理论上升到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发展重要规律的高度。通过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重要小说成书过程的考察，他对这一理论作了更系统充分的论证，并运用这一规律，反过来对中国戏曲小说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和重要环节进行了探讨。
基于对明代文学史大量具体问题的扎实研究成果，徐先生对明代文学的发展流变也进行了系统考察梳理，成果即这本《明代文学史》。作为该书的第二作者，孙秋克教授和我们分享了成书过程。
孙秋克教授与徐朔方先生合影，摄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徐先生从教55周年纪念会
《明代文学史》缘起1962年，彼时作为中文系讲师的徐先生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受托撰写《明代文学史》。受时代条件所限，大量文献资料难以获取，写作工作被迫中断。搁置三十余年后，直到1998年，徐先生才重启这项写作任务。这时他年事已高，身患多种疾病，依旧凭借坚韧的意志坚持研究，在访问学者孙秋克教授的协助下终于完成。据廖可斌教授回忆，《明代文学史》正式出版时，徐先生已几近昏迷，当他俯身贴耳告知这一消息后，徐先生眼角流下了泪水。
凝聚先生半生心血的著作面世之后收获学界广泛赞誉。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结项时被评为“优秀”，鉴定专家称之为“迄今所见明代文学史著中学术性最强、特色最明显的一部”，“将明代文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4年7月份成果验收情况报告·本月红榜》）。该书还先后推出英、俄译本，助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走向海外。
会上，周明初教授作为“徐朔方全集”项目发起人之一，介绍全集编纂出版规划。浙江大学联合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推进“徐朔方全集”出版工作，《明代文学史》为该全集的首部面世著作。
全集收录范围涵盖《曲论》《稗论》《汤显祖评传》《晚明曲家年谱》《明代文学史》《史汉论稿》《文史杂著》《牡丹亭校注》《长生殿校注》《汤显祖全集》等著作及已发表的论文。同时新增信札一册，小说一册（即《汉武帝评传》，其内容为小说和相关考证文章一篇），诗集《似水流年》《集外诗补遗》等，散文集一册，以及其他未刊稿（如初版诗稿）。整套全集预计总字数达700万字。
《明代文学史》徐朔方 孙秋克 著
《明代文学史》是徐朔方、孙秋克两位先生合著的明代文学断代研究专著。全书以明代文学发展脉络为主线，梳理了从明初至明末近三百年间文学思潮的嬗变、文人群体的活动以及各体文学的创作成就。既关注主流文学现象如台阁体、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亦深入剖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牡丹亭》“三言二拍”等经典小说、戏曲的创作过程和艺术价值，同时对明代南戏、传奇的发展与革新亦有专章论述。
正如本书“前言”中所论，“小说、戏曲无疑是明代文学最有特色、最重要的内容”，因此本书小说、戏曲与诗文并重，凸显明代俗文学的历史突破。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独特处在于二者是同生共长、彼此依托的，基于此观察，徐朔方先生提出了“种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概念。本书中对“四大奇书”等经典小说、杂剧的分析均源于此，认为它们由不同世代的作者——包括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氏作家等，在世代流传之后才最终由文人写定的。两位作者均是明代戏曲领域的研究大家，在本书中对明代戏曲发展的认识错误进行了纠正：其一，杂剧在金元以后并未成为绝响，在明代民间亦蓬勃发展；其二，南戏兴起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城乡，并非局限于温州，且在宋元之后并未衰歇，它在明代民间的演出和流传也以同样的规模继续着；其三，传奇并非都为昆腔而创作，所有的南戏和文人传奇都是南方各声腔的通用剧本。在明代通俗文学的洪流中，诗文并未被作者忽略。尽管宋代以后传统文学式微，明代确没有产生诗文大家，但如作者所指出的，“即令在寂寞冷落的衰季，局部也会出现蓬勃生机，甚至产生几个名家”。本书通过对主要诗文流派的创作背景、思潮嬗变的分析，发现明代传统诗歌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民间学习，并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明代传统诗文：明代传统文学往往会主动向民间学习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在写作方面，本书避开了传统文学史写作 浓厚的“教材”味道，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全书以文学个案研究为基础，资料考证与规律总结并行，不安排专门章节论述时代背景对文学的种种影响，在具体的分析和规律的总结中却不忽略它因人、因时、因地而对文学发生的作用，文学鉴赏与学术研究并行。尤其关注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之关系进行考察，如注意《金瓶梅》的世情书写、“临川四梦”的唱腔与汤显祖戏曲观的关系等。
来源：澎湃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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