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网·闪电新闻8月20日讯“冉冉红桃拂面来，几番扬手撩难开。春风催马征尘道，莫叫行人久徘徊。”1942年春，八路军129师新八旅政治部干部柏宏文骑马外出执行任务，看到道路两旁桃花盛开，枝繁叶茂，令人心旷神怡，随口吟成《春日征途偶成》一诗。子女遂以该诗作为《柏宏文诗文集》一书封底。这首七言绝句象征着他追求革命的一生：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柏宏文诗文集》的封底
2026年7月18日，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走新闻干部‘北上南下’之路”团队赶赴北京采访，通过柏宏文之子柏冬友的回忆，还原了父亲努力追求真理、坚定革命信念、恪守良知底线、做人实事求是的一生。
学生时代，追求进步
1909年，柏宏文出生在山东临清一个地主家庭。其祖父是武秀才，父亲柏汝舟，清末曾自费留学日本，是当地少有的开明绅士。他提倡西学、批判封建传统、重视子女教育，并积极为家乡聊城冠县的武训中学（原名崇贤义塾）捐资助学。在家庭熏陶下，柏宏文19岁前读完本县的小学初中。1927年，他考入北京京兆高级中学，从闭塞的县城来到新文化运动中心，视野大大开阔。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了解新思想，读介绍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书籍，接触进步青年”，思想开始产生前所未有的转变：厌恶腐败的军阀政府，希望追求光明和社会进步。1928年蒋介石北伐胜利后，有人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被他一口回绝：“当时我很鄙视国民党，认为加入它无非是为找一条升官发财的途径，而我不愿赶这个时髦。”他对钻营功名利禄不感兴趣，但对于共产党，虽然还不真正了解，但受到进步书刊的影响，景仰备至。
1930年，柏宏文从京兆高级中学毕业，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国文学系。在学校时，他和王弢、郑守忠等几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志趣相投，关系密切。同年冬，他和其他学生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大员张道藩及新月派的学潮，因而被开除。“在学生中，父亲属于比较激进的，因为爱读书有文化知识，所以能自觉接受新思想追求进步”。柏冬友回忆道。
1930年在青岛大学时的柏宏文（经AI修复）
撒进步传单，被捕入狱
之后柏宏文又回到北京，经同学王弢介绍，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作家联盟。1932年，因上街贴纪念“八一”反战节传单，柏宏文被捕入狱，被押解至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和“文革”中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成员关在一起。“他当时是到共产党员李尔重家取的传单，撒传单时被盯梢的便衣抓了。入狱后尽管父亲受到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压杠子（坐‘老虎凳’），他也没有出卖任何人。由于长期戴着沉重的脚镣，脚踝骨都被磨露出来，一动就钻心疼。”柏冬友说。在牢房，冯基平、徐子荣、刘澜涛、安子文等共产党员，入狱前就是领导干部，经常对柏宏文灌输革命理念。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使他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
李尔重
“由于在狱中始终表现良好，被以薄一波为书记的狱中党支部发展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爷爷托同乡张自忠将军营救，狱方要求写悔过书即可出狱，被父亲严词拒绝，直至两年刑满才出狱。没想到履行正常的出狱手续签名画押，却被敌人作为具结悔过登报，说他自愿脱党，而父亲既不是党员，更不知情，被无耻欺骗。‘文革’时狱友大都在世，通过内查外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单位做出平反的组织结论，但这件事给父亲的政治生涯留下阴影，抱憾终生。”柏冬友说。
张自忠将军
改造土匪武装，重新入党
抗战爆发后，柏宏文毅然投身抗日洪流。1937年8月，他在济南参加了由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政训处举办、由中共操作实际教学的“政治干部训练班”，其中人员大部分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组成，并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之后柏宏文被分配到第六战区聊城政训处，开展抗日动员工作。“从济南到聊城的途中，我经韩希明介绍参加了共产党”，柏宏文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党的指示，在博平县他深入土匪王善堂部队，开展争取改造工作。这支部队成分复杂，人员多为流氓土匪，把它改造成一支抗战的武装并不容易。他担任29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和同是共产党员、后担任团长的李金斗配合，最终把它改编为山东省第六战区抗日游击第29支队。工作中，柏宏文与战友合伙勒死杀害革命干部金谷兰的土匪谌化堂。
对1932年被捕入狱一事，入党后柏宏文主动向组织交代，鉴于问题有待查清，党籍被搁置。失去领导，无法再与组织取得联系，这给他改编部队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无法得到上级指示，精神十分苦恼。该支队司令王善堂系土匪出身，听信政治部主任小舅子的话，后竟裹挟两个营当了伪军，使改编工作功败垂成，只有李金斗一个营参加八路军。1942年1月，翟向东、刘金铭介绍柏宏文入党，党组织考察后，经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批准重新入党。这时他已回129师，任新八旅教育股长兼旅政治部干事。然而，百团大战后形势日趋紧张，日寇加紧对八路军根据地大规模封锁，企图通过“铁壁合围”、“三光政策”等恶毒计划，彻底消灭抗日武装力量。残酷的斗争环境再次让柏宏文面临考验。
柏宏文的入党介绍人翟向东
被俘挖矿，逃脱归队
1942年1月23日，柏宏文和同事翟向东，由新八旅锄奸科科长李世奎带队，下22团检查工作，谁知遭遇上日寇纠集5000人的大规模扫荡，黄昏时分，远处车灯闪烁，坦克大炮轰鸣，部队陷入重围。当时22团只有四个连500余人，还包括团直属队100多人，敌我双方实力悬殊。在22团政委于笑虹、代理团长徐国富（后更名徐国夫）指挥下，部队立即强行突围。激战中虽重创敌人千余人，但自己伤亡也很大，牺牲150余名干部战士，负伤更多，仅政委于笑虹带100余人成功突围，这即是抗战反扫荡中著名的吕洞堌战役。战斗中柏宏文因腿部中弹负伤、眼镜失落不幸被俘。被俘后，柏宏文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审讯中汉奸问他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脱口而出：“打鬼子！”毫无惧色。没有视死如归的勇气，是不敢这样回答的。面对敌人的审讯和严刑拷打，他早就想好对策，编造姓名籍贯职务，让敌人一无所得，保守住部队机密，也保护了其他被俘战友的身份，如代理团长徐国富、军区卫生部长王肇元、新八旅锄奸科长李世奎。当他被抬回牢房苏醒时，发现自己遍体鳞伤，衣服和鲜血粘在一起，狱友给他喂水喝，过了半个多月身体才逐步好转。
3月下旬，八路军战俘被日寇押送到东北临江县大栗子沟铁矿当劳工，每天坐缆车下到七八十米深的矿井，上下分层，道路狭窄，综合交错，认路就靠昏暗的煤油灯，一不小心就走不出来。每人每天只发三两橡子面窝头，劳动12小时以上，干活慢了就遭监工棍棒毒打，死人的事天天发生，拖出洞乱葬岗子喂狗。老矿工讲，到这里没有活过三个月的。面对如此恶劣的生活劳动环境，柏宏文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抗争，也许还有活路。在与大家逐步熟悉后，他组织战俘们怠工，不能为侵略战争卖命，通过绝食，抗议当局克扣劳工口粮的行为，并取得胜利。老工人告诉他外面地形情况，什么季节适合出逃。通过与看守伪警混熟，他和几位战友于当年5月初成功逃出铁矿。他们白天躲在庄稼地里睡觉，夜晚赶路。“没有指南针，就靠北斗星识别方向。”父亲告诉冬友。没有盘缠，靠给地主当雇工筹集路费，双腿因下地劳动，被毒蜂叮咬化脓生疮，成了瘸子。一路要饭，有时是农村孩子粘着鼻涕的半个窝头。长途跋涉三千多里最终归队。回首当年，柏宏文在回忆录中感慨万千：“我是靠着信仰的力量才走到了今天。”
《柏宏文诗文集》
1942年初秋，柏宏文成功回到部队。“大家对我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逃出魔窟长途跋涉重返部队，由衷钦佩，第二天下午就召开了欢迎大会。新八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李福尧在会上表示热烈欢迎我归来，让我向大家汇报被俘后的经历。会上不少人被感动得流泪，认为我经受住了敌人的审讯考验，在严刑拷打面前没有出卖战友，在劳动中不忘抗日宣传，鼓舞战友斗志，并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战友们逃出铁矿，一路靠打工要饭，克服重重困难，跋涉三千里回归部队。”柏宏文在回忆录中写道。不久，党的地方机关报《人山报》也刊登了柏宏文归队经历的专题报道，介绍了他的事迹，表扬他作为共产党员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
一穷二白，办报办学
在工作中，柏宏文堪称革命的老黄牛，只要革命需要，叫他干什么都行，从不挑三拣四。1942年秋，他从部队调到冀南三地委《人山报》担任编辑。
《人山报》
当时《人山报》使用油印机，一周两期（偶有三期），蜡纸、油墨、印刷用纸量很大。敌人对办报耗材严密封锁，很难搞到；通常是由报社后勤人员通过各种关系，辗转以高价从敌占区买来，有时花高价也买不到时，就会出现停刊情况。“为了解决办报困难，1943年初，我曾自告奋勇去买蜡纸。先到磁肥游击区，几经辗转找到我的远房堂弟，从邯郸买到两筒蜡纸（一筒记得是100张）。那次来回花了一星期，跋涉二百多里，还得趁黑夜穿过碉堡林立的敌占区，公路上层层封锁线，收获甚微。”柏宏文写道。抗战期间，《人山报》共出版了400余期，为我党地方报发行量最多之一。抗战胜利后与其他地方报合并，更名《冀南日报》。当时报社几位编辑文化程度不高，中专、初中甚至小学尚未毕业，经常出现写错念错字现象，成为笑谈。作为《人山报》编辑里唯一的大学生，柏宏文和社长胡林畇感到问题严重，商量后主动承担起文化培训的责任，帮助同事们尽快成长为合格编辑。大家对学习积极性很高，提高非常快，如编辑刘亦耕，后来担任《人山报》总编辑，离休前为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
前排右一柏宏文，右二社长胡林畇，女同志为他爱人白率贞，后排右一编辑刘亦耕，右二总编辑翟向东。坐地者为通讯科长张大伟。（经AI修复）
在《人山报》工作三年后，1945年8月，鉴于抗战胜利，党为适应新区建设需要，在大名县筹建“冀南三专区抗日中学”，旨在培养干部和师资。并委派22团政委陈国光筹建学校。经地委副书记焦善民点名，柏宏文也被调去协助陈国光，并任学校教导主任，组织教学。柏宏文本不愿去，但领导说办学必须文化人，太缺知识分子了，只能服从命令。去后才知，学校不仅缺教材，现有教材也脱离时代需更新。因此授课之余，需重新编教材。柏宏文包揽了全校语文课教学工作，平时四处搜集资料自己编写。历代诗词散文精品，近现代大家名作，被他兼收并蓄收入课本，内容焕然一新，深受学生欢迎。多年后，学生们还能背诵他选编的诗歌。重编油印教材需刻蜡板费时费力，而教师工作繁重无暇顾及；好在当时注意发展学生党员，很多工作被学生骨干承担了，解决很大困难。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成立校办工厂，制造卷烟，种粮养猪解决办学困难。该校如今更名“河北大名中学”。
1945年9月11日，《冀南日报》正式复刊。中共冀南区党委决定将冀南三地委的机关报《人山报》并入《冀南日报》，报社编辑成为《冀南日报》办报骨干。1947年秋，柏宏文离开学校，调入《冀南日报》任编辑组长。1949年，《冀南日报》和冀中其它报纸合并，改名《河北日报》，柏宏文任该报通讯科长，同年冬初调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任内勤编辑。1951年春去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学习。1952年春调到新华社总社工作至同年秋，又回总分社工作，任财经组长，后担任编委。1954年华北总分社解散，即调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无论调到哪里，他都服从分配，默默无闻埋头工作，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原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长曾彦修，与柏宏文几乎同时调入人民出版社，是单位一把手，并成为邻居，对他印象很好，感慨道：“像柏宏文这样很早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是大学生，工作勤勤恳恳不摆老资格，实在难得啊！”
1953年柏宏文（前排右一）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与同事合影
用人不避嫌，仗义敢直言
1957年，中央开展大规模“反右”斗争，一时风声鹤唳。在中央党校学习后，柏宏文回到人民出版社，被任命为辞书组组长。当时辞书组里的十几个编辑，大都是被打成“右派”的同志。在党校学习时，他已意识到“反右”运动扩大化问题，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又不能明说。很多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只因说话不注意或开会发言直率，就被上纲上线打成右派、受到撤职、党内处分甚至开除党籍等不当处理。辞书组里这些“右派”，不但革命资历老，而且业务能力强，柏宏文心里明白他们是受冤屈的。作为部门领导，他不避嫌，在工作中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和睦相处，尽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在党委会上我几次提出，右派分子不是不能改造，要多接近他们，多做工作，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而不是见到他们就像见到敌人，歧视冷淡避之不及。在那段困难的岁月里，我严格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确处理与被打成‘右派’同事们的关系。”柏宏文在回忆录中说。作为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副总编辑的曾彦修，是“反右”五人小组组长，因“右派”名额不够又不愿害人，本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干脆自划“右派”，也到了辞书组，成为中国第一个“右派”。他在《曾彦修采访录》中写道：“我们的组长柏宏文，老同志，久经生死考验，又懂政策，一点也不歧视我们”。几十年后这些“右派”都平反了，但他们依然心怀感激，认为柏宏文为人实事求是，光明磊落。
“文革”爆发后，柏宏文因为历史问题被单位造反派迫害，处境堪危。内查外调的造反派们为给自己单位领导罗织罪名，对他进行威逼诱供，企图从他嘴里撬出诬陷老干部的“黑材料”，但任凭造反派如何施压，他从不肯诬陷他人，不说昧心话。无论与过去战友同事关系亲疏远近，他坚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记不清的就实说记不清，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色彩。他对儿子冬友说：“通过来调查的人，我才了解到许多老战友们现在的情况，进城后多年没与他们联系。现在他们很多人是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说话不负责任会对他们政治生命产生严重影响，还会牵连家人，必须慎重。就是杀了我也不能说假话，否则一生都会受到良心谴责。”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重如千钧，映照出他高洁的品格。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离休后，柏宏文依旧不肯懈怠颐养天年。1977年3月，经老战友、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副组长姜克夫介绍，他参与《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负责编写民国十五年（1926年）全年的《民国大事记》。柏宏文本着“大事突出、要事不漏”的取材原则，围绕民国时期各阶段统治政权的活动这一中心，逐年、逐月、逐日并以大事、要事的重要程度，编写历史大事。柏宏文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需持严谨科学态度，求真务实，核查大量史料。我每天要去资料室，借阅当年的报纸期刊书籍杂志。工作一年后，社里人事处处长邢显廷通知我回去上班，但我手头工作尚未完成，只好先去单位上班，利用休息时间在家熬夜完成扫尾工作。”
在儿子柏冬友的心目中，父亲平时令人敬畏不苟言笑，对子女的教育是严苛的。儿时柏冬友常因数学不好被父亲责罚：“那时我在北京育才学校住校，每周回家。在校的作业和考试成绩，老师要求交家长过目签字，返校后老师也要签字验收。我拿回作业爸爸一看，又是一串鸭子，气得够呛。他沿袭旧社会私塾教育学生方法，犯了错打手板。用他穿的木屐（呱啦板）打我的手心，有时肿起老高，疼得我哇哇哭。有时还用呱啦板打我后脑勺，打得我两眼冒金星”。柏冬友说。
虽然一生经历坎坷，但柏宏文很少向孩子们袒露心扉，旧时往事几乎不谈。战争年代的坎坷经历使他落下严重胃病，加之习惯熬夜读书，生活没有规律；“文革”时期挨整心情压抑，已届离休年龄又下干校进行繁重体力劳动，身体每况愈下。“文革”前，他两次因胃部大出血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晚年的他不幸罹患贲门癌，但依旧坚持上班。走不动时，他就扶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挪着去单位，回到家自行车都没力气搬过门槛，叫儿子帮忙。领导多次劝他在家休息养病，但他怎么也听不进去。“我的时间不多了，一生碌碌无为，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各行各业拨乱反正，形势一片大好，我愿意为党多做点工作啊！”晚年的他多次对儿子冬友表示。
柏宏文的儿子柏冬友接受采访。王咏梅/摄
“总而言之，当年他和许多进步学生一样，就是一个痛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积极投身抗战、为拯救中国追求真理的知识青年，把一生献给革命的老战士。”总结父亲的一生，柏冬友如是说。柏宏文没有在史册上留下耀眼的业绩，但他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革命信念的坚守，对做人底线的良知、酷爱读书学习、遇到问题实事求是、对工作勤勉认真的精神，充分显示了一位老党员的本色。他的一生，必将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采写：李晨曦 指导老师：王咏梅）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