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2那年，在江津那个既闹腾着打仗又穷得叮当响的地方，陈公仲甫合上了眼，安安静静地告别了人世。
那会儿正赶上全中国都在拼命抵御外侮，战火烧得人心惶惶，大家伙儿连自保都够呛，所以他的离开，其实没在坊间激起多大水花。
遥想当年，他可是威震四方的五四领军人物，可到头来，身后的墓碑却单薄得紧，上头仅仅留下了名字和字号的几个旧体字。
如今咱们再翻开这本老黄历，心里难免会犯嘀咕：这位亲手把党拉扯大的开山鼻祖，怎么临了临了，反倒没能推开那扇大门，重新归队呢？
难道说是延安那边不待见他？
并非如此。
说白了，在1937年到1938年间，组织上其实接连两回都对他表达了欢迎的意思。
这里的弯弯绕，涉及到了骨子里的硬气、个人的脾性以及大势所趋。
在这场无声的较量里，提要求的毛主席和不松口的独秀先生，其实心里头都各自打着一副精明又无奈的算盘。
想要把这本账目理出个头绪，咱们得把时钟往回拨，瞅瞅1937年那个暑末。
就在那年8月23日，快六十岁的陈独秀总算迈出了关了他快五载的高墙。
等他在门口站定，打眼一瞧，这外头的世界早就变了天，不再是他以前振臂一呼、万人响应的旧模样了。
两党这会儿正第二次握手言和，而那个由他一手拉起来的队伍，也已经在延安那块黄土地上稳住了脚跟，干出了一番新气象。
恢复自由身的他，这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紧接着，他托朋友罗汉搭桥，跟在南京的办事处通了气，话里话外的意思挺明白：自己想去延安发挥点余热。
这个消息火速传回了山丹丹开花的延安。
毛主席和张闻天聚在一块儿，没少费思量。
毕竟要不要把这位老泰斗请回来，可得全盘通盘考虑。
论私交和功绩，主席对他那是一直打心眼里尊重的。
想当初在北大头回碰面，年轻的主席那股子打心眼里的激动，藏都藏不住。
哪怕后来到了1945年，主席在大会上还当众夸他是那个时代的“领军帅才”，肯定了他对党的那份开创之功。
可要是站在全局的逻辑上看，想把一个以前离了队、甚至还自立门户搞过别派头目的人接进门，这哪是添碗饭那么简单的事情？
于是乎，主席和闻天同志联名发了个文，给陈公回归这条路划出了三条道儿。
头一个，得当众表明态度，彻底跟那一套“托派”的调子划清界限，承认自己以前入那个伙是走错了路；再一个是得明着支持全民族一起打鬼子的方针；最后呢，还得在具体事儿上拿出真诚的劲头来。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后头那两条都是面上的表态。
最关键、也最硬核的，其实就是第一条：得低头认账。
为什么主席非要他认个错不可？
这可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当时的局势逼人。
那阵子，队伍正经受着王明那一套投降调子的冲击，情况紧急。
主席心里明镜似的，在这种节骨眼上，要是把一个当年因为路线跑偏吃了大亏、后来又闹分家的老领导领回来，却不让他跟旧账做个了断，那全党的脑筋怕是都要乱成一锅粥了。
主席后来也说过，1927年跌的那个跟头，那可是用血换来的。
让人家认错，不是为了给人难堪，而是为了给大伙儿打上一剂清醒针。
说到底，主席心里算的是全党劲儿往一处使的长远大账。
那这边陈独秀又是怎么想的？
他撂下的话极简：想归队做事是真的，但要让他认错，那真是没法点头。
后头那些要求他都点头了，偏偏就在头一条上顶了牛。
在他这儿，认这个错不仅是丢面子的事，更是碰了他做人的硬杠杠。
他的脾气，说白了就是四个字：极度倔强。
倔到什么份上呢？
以前打官司，大状章士钊好心替他圆场，想保他的命，他居然当场蹦起来把律师给怼了，直言人家说的都不算数，他自己的主张得按他的文稿来。
在保命的当口都不愿服软，想让他在原则上低头，那真是难于上青天。
在他脑子里，以前搞的那些尝试——哪怕是入那一派，也是在给国家找活路。
即便没成，那也是在探路，怎么能随随便便扣个“错误”的帽子呢？
哪怕在外头一直飘着，他也不愿意为了回延安谋个差事而弯了腰。
说到底，他心里算的是那份谁也拿不走的风骨。
要是说1937年那回还像是神仙打架，那1938年周总理亲自去瞧他，就更像是一场让人心里发酸的最后话别了。
那年周总理赶赴江津，看着又病又穷的陈老，再一次诚恳地邀他回归。
这一回，陈公说话不再像以前那么火药味十足，反而透着股子明白劲儿。
他拉着总理的手，讲了一番扎心的话。
大意是说老伙计李大钊和儿子延年都走了，现在家里头除了主席和你，已经没啥能说贴心话的人了。
自己这会儿也跟不上趟了，一把老骨头，要是回去开会，自己的脾气又不乐意听人摆布，何苦折腾到最后让大伙儿都不痛快呢？
这几句肺腑之言，算是交了他心里的实底。
他其实心里亮堂着呢：如今的队伍，早不是他当初带的那批人了，领导班子已经羽翼丰满，有了自己的一套规矩和章程。
他要是以“老掌柜”的身份空降回去，凭他那个杠头脾气，非得跟人闹矛盾不可。
回去当个摆设让人供着？
他受不了那个气。
回去管事儿？
他也知道自己早已不适应这新形势了。
搞不好，最后的结局还是不欢而散。
为了不让大家都下不来台，也为了留住那点仅存的情分，他到底还是选择了不去。
这决定，不光是为了队伍好，也是为了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
往后的日子里，他在江津过得那叫一个苦。
全凭着组织每月给的那三四十块钱补给，再加上写点东西赚的碎银子撑着。
最难的时候，身上就剩一件汗衫，每天两碗稀粥打发肚子。
话虽这么说，他那支笔可一直没停过。
临了的时候，他也曾在文字里咂摸过以前的得失，只是这种反省，他只肯藏在自个儿心底，绝不肯把它当成认错的筹码去换什么。
远在延安的主席，对他这份晚景也不是没听说。
评价起陈独秀时，主席曾拿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比。
普氏也曾是列宁的领路人，也参与了建党，可后来到底还是没跟上节拍。
这评价，既给了当年的功劳面子，也把他的短板说得入木三分，透着一股理性的温情。
1942年，随着他的离去，那个旧的篇章算是彻底翻过去了。
咱回头咂摸一下，要是他当年服了软，认了账，真回了延安，那后来的一切会不一样吗？
没准儿他能吃得好点、住得顺心点，甚至在后来的大会上坐个前排的位子。
可要是那样的话，那个骨子里透着“宁死不低头”劲头的陈公，恐怕也就不再是真正的陈独秀了。
没能回成延安，是他这辈子脾气使然的无奈，也是历史大轮子滚过后的必然。
他在江津那清汤寡水的日子里，硬是守住了自己那一身傲骨；而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通过死守底线，让整条大船没偏了航。
两个人的决定，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也都把那本账算到了底。
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最后汇成了一段最让人感慨万千的革命旧事。
曾经那位起高楼、打地基的建党人，临了却没能回到亲手垒起的家里，这大概就是老天爷给后世留下的一串最沉重的感叹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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