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居于核心和基础地位，其要旨是国家经济能力和国民经济生活不受外界威胁。党的二十大明确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任务是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做实研究型审计，打造经济监督的“特种部队”，并对审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审计机关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开展研究型审计是维护经济安全的必由之路，做实研究型审计是审计机关的当务之急。
一、研究型审计的提出是维护经济安全的实践需要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迈进新时代，审计不仅要“查病”，更要“治已病、防未病”，审计定位于经济监督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计工作的宏观性、前瞻性和建设性，审计模式现代化转型中研究型审计脱颖而出。
（一）经济安全战的牵引
在全球化背景中，一国经济安全自然涵盖国内和国际两个领域，国内对应的是经济的稳定、均衡和可持续，国际对应的是金融稳定和贸易正常。要达到这种经济安全状态，主权国家必须打赢经济安全战。一方面加强宏观调控，平衡国内市场供求，协调经济结构；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保障国际市场地位并获取补充资源。
经济安全战具有全面性，不仅国家和个人利益牵扯其中，而且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以及媒体等都对其高度关注。由此，经济安全战必然驱动审计去揭示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隐患。进入新世纪，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国家经济运行中的审计对象日益复杂，传统以合规性检查为主的审计模式难以满足深入揭示风险、服务宏观决策的需求，更加注重揭示风险、服务决策、推动改革、促进治理的现代化审计监督模式——研究型审计应运而生。
（二）经济保卫战的驱动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审计能很好发挥作用的国家，其经济安全水准也比较高。以美国为例，其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审计署组成人员都是具备各种知识背景的博士，他们往往从项目总经费中拨出1%的经费用于评估费用。在我国，审计的战略定位更高，即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为此，要加强审计领域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增强斗争本领，打造经济监督的“特种部队”，打赢经济保卫战。
经济保卫战具有针对性，其对经济评价信息的及时性、精准性要求非常高。传统审计模式在面临信息技术革命冲击时，自身局限性凸显，特别是审计建议的针对性、可操作性难以提升。实际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已经为审计思维和方法的变革创造了工具条件，面对经济保卫战中审计对象的信息化程度空前提高以及数据量的激增，研究型审计可以利用大模型这一强大的分析工具，充分挖掘审计成果的宏观价值，深入揭示体制机制性障碍以及政策制度缺陷等深层次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从历史发生的起点看，研究型审计只是个别审计机关基于审计实践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审计署南京特派办2009年正式提出），但其后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体现出维护经济安全实践需要的逻辑。首先，2021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提到要把研究作为审计的前置准备；其次，《审计署关于印发全国审计机关2021年度工作要点的通知》中要求“积极推进研究型审计”；再次，侯凯审计长在2021年度审计署集中整训中发表《坚决做实研究型审计》的专门讲话，强调“把研究贯穿审计工作始终”；最后，《“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把“积极开展研究型审计”列入其中，研究型审计在全国铺开，成为新时代我国审计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二、研究型审计的理论框架及其维护经济安全的逻辑进路
研究型审计成为我国审计的必由之路是建立在广大审计工作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事业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基础之上的。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思考审计工作“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办”，是广大审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
（一）研究型审计的理论框架
有学者提出，研究型审计的基本理论模型是“政治—政策—项目—资金”正反可逆模型。实际上，在此之前，审计部门也是以“政治—政策—项目—资金”为主线开展研究型审计的。但本文认为，仅从方法论角度构建研究型审计的理论框架是不够的，需要系统性集成。根据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审计工作总的要求和具体做到“三个如”，即“集中统一”“如臂使指”是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所产生的政治组织保障的结果，依靠的是权责清晰、分工合理的控制环境；“全面覆盖”“如影随形”是依法审计的制度供给，需要的是审计监督权的配置系统；“权威高效”“如雷贯耳”是审计成果的评价问责，离不开审计监督的实质震慑。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环境—系统—监督”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见图1）。
本文把环境定位于组织保障，更多是基于中国特色国家审计机构的职能优化和协同高效；把系统定位于制度供给，主要是考虑审计活动的贯通性、完整性和回应性；把监督定位于评价问责，就是要坚持我国审计结果在监督协同中的客观性和权威性。由此，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再来领会侯凯审计长关于研究型审计的讲话精神，其强调的“把立项、问题、建议当课题研究”，涵盖了从项目选择、问题查证到提出建议的审计全过程。这一实践要求，与《“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强调的“研究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和“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战略导向是一致的。毋庸讳言，对研究型审计的研究还处在经验观察阶段，其理论体系的建构仍需艰辛探索，不过仍然可以从已有的一些成果，比如合作生产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协调治理理论中获得启示。
（二）研究型审计维护经济安全的逻辑进路
维护经济安全是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的系统性工程，其核心是保障金融体系安全，根基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基础是保障国家财政安全，命脉是保障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同时还要保障数据等新兴领域安全以及营造对外经济安全环境。从根本上看，这一系统工程离不开经济安全体制机制的健全，但牢牢把握研究型审计经济监督这个定位，把揭示经济风险隐患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同样是推动经济安全源头治理的题中之义。
具体说来，研究型审计维护经济安全的逻辑进路主要体现在信息评价监督上。把影响经济安全的问题查准、查深、查透，不仅是研究型审计实现监督部门、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信息对称的需要，而且是掌握国家公共资源配置决策与执行过程中违法违纪、经济犯罪事实和证据以及了解政府决策和执行绩效目标状况，实现“评价问责”的一种“信息手段”。换言之，研究型审计生产“监督信息”。通过审计部门及时提供系统、完整、可靠的监督信息，“法规问责”“犯罪问责”和“绩效问责”才能有据有证有理且有威慑力、可持续。
其实，现代经济安全的主要威胁来源于信息风险，而“监督信息”的主要功能在于降低信息风险。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复杂化，因为信息的间接性、冗余性以及偏好性使得决策者面对不可靠信息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经济活动中的复杂交易和大量衍生金融工具使得各组织间业务交易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在此背景下，让所有信息使用者亲自去验证信息显然不经济。由此，研究型审计可以通过胜任的审计人员去收集并评价证据，在达成共识的既定标准下取舍信息，形成报告结果，产生监督作用。
三、研究型审计维护经济安全的现实挑战
如果把对研究型审计的学理性分析理解为“到哪里”的问题，那么现实挑战就是“在这里迈不开步”的问题。“在这里”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客观存在，往往习惯性地形成路径依赖，“迈不开步”更多的是体制机制上有障碍，容易造成“路径锁定”。
（一）经济安全的复杂性构成了对研究型审计的宏观性挑战
经济安全的复杂性首先源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的全局性决定了经济安全涉及国家层面的重大经济风险问题，一般性经济风险不是经济安全考虑的范畴。其次，经济安全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其结构上的系统性，整体系统与子系统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比如，经济安全体制机制与金融体系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财政安全、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对外经济安全，就是涉及多主体、多领域、多层次的复杂性系统工程。
上述经济安全的复杂性必然带来其处理的难度极大，由此构成对研究型审计的宏观性挑战。比如，如何从政治上看待审计问题？政治的背后是政策，政策的背后是利益，利益与风险共存，政策执行主体间既竞争又合作，维护的同时如何使得损害最小化，如何考虑经济安全与其他领域问题之间的总体和局部关系？就政策系统而言，国家出台的各类经济政策一定是服务于总体目标价值取向的，但从执行策略角度看，具体措施有利于局部性发展也在情理之中，此时立足微观着眼宏观走出常规账本审计查错纠弊模式就显得非常重要。诚如早年审计行家里手所言，“政府审计的宏观性是衡量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职能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国家审计无法从宏观（全局和整体）的角度全面评估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和潜在风险，也难以服务于经济政策的合理制定。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审计资源相对稀缺，统筹协调起来往往捉襟见肘，实难根据审计方式、审计人员的配置和审计结果及时调整审计的战略方针。但从控制层面来看，审计工作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总结性流程。比如，公共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往往体现不出执行效果的科学分析，原因就在于缺少对审计工作前期的考察和后期的总结，无法参与影响公共预算决策过程。此外，重大经济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中，揭示出的问题多集中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微观层面，难以对同类政策执行中的共性问题聚类分析。研究型审计面临的宏观性挑战，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审计工作提出的内在要求，反映了党中央从全局出发对审计进行战略布局的客观需要。
（二）经济安全的动态性构成了对研究型审计的开放性挑战
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影响一国经济运行安全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其风险控制更多是从动态发展中寻求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实质就是在全球交换资源，由此，对研究型审计的开放性挑战是需要实现向一套全球公认的审计准则趋同，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能有效参与全球治理，为国际合作提供评价证据。
当前，我国政府在积极应对外部经济风险方面成绩斐然。比如：推动贸易投资多元化，开拓“一带一路”、东盟和非洲等新兴国际市场，优化外资结构，健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加强国际金融合作，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传染；保护海外利益安全，完善境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保障企业海外资产安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降低汇率波动风险。与此同时，动态性所带来的开放性挑战日益严峻。比如，稳定币的生态建设问题，若缺乏有效治理，其潜藏风险足以对金融稳定和货币主权构成实质威胁。在此背景下，开放性往往意味着现在不参与将来就没有机会，其实质是通过参与推动国际规则的形成与治理。具体到研究型审计层面，面对审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已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时，我国审计人应努力拥有在全球公认的审计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值得欣喜的是，我国审计准则这些年在与国际审计准则的趋同进程中，展现了大国审计的担当，不仅有积极参与的态度肯定，而且有配套的政策支持，在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推进了全球审计质量的提升，为国际经济稳定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开放性也是借鉴国外先进审计经验的持续通道。比如，行政型审计体制的局限性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自1982年以来建立的是以审计为主体的隶属于国家行政系统的“行政型”国家经济监督体系，与国外以审计专业监督为主体的独立的国家经济监督体系相比“权力弱势”，制约了监督效率。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不存在行政型审计体制，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模式，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有广泛法定权限、与其他监督相贯通、全国一盘棋的向党、政府、人大及人民负责有机统一的综合审计模式，故可简称为中国特色综合审计模式或综合审计模式。那么，根据世界银行评判标准，如何从法理设计上考究我国审计的独立性呢？很明显，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上迥异，他们基于“民主宪政”体制而构建的独立于国家行政系统的国家经济监督体系不适用于我国，但仍可在具体程序上学习他国的独立性。比如，目前我国审计机关仅设单一审理机构进行质量把关，导致责任难以细化，影响了质量控制程序的独立性。我国完全可以依据项目风险程度，明确指定报告的复核与签字权责，从而将独立负责落到实处。
（三）经济安全的战略性构成了对研究型审计的前瞻性挑战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国制定和实施经济安全战略更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因为经济的基础性决定了经济安全较之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其他安全更重要。当前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均衡自然是一国经济安全的立足点，但如何从本国的资源禀赋、市场要素发展水平、技术创新等实际国情进行战略性规划以谋求长远利益无疑是一国经济安全的根本点。就我国而言，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规模巨大，生产链条超长，关联性极强，同样离不开经济安全的战略性规划。
研究型审计必须具有前瞻性才能保障经济安全战略性目标的实现。2021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的要求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即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强化战略与系统思维，通过综合分析研判，从全局视角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贯通分析财政、金融等多领域审计成果，以此把握规律，推动源头治理。当然，研究型审计面临的前瞻性挑战体现在多方面。比如审计信息的采集和处理需从传统的财政财务“合法合规”信息，延伸至政府决策与执行的真实性领域，并拓展到行政管理范畴，以匹配政府配置资源时经济与行政手段交叉并用的现实。又比如政策审计方面，要在把握政策出台重要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把握政策落实的全面性（因其涉及大量资源、长流程与多部门协作）。再如审计计划的科学性方面，要严格依规，通过建立项目信息库，加强被审计单位各类基础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共享。还比如绩效审计方面，要看到与国外比较的不足以及发展不充分，进一步完善绩效审计的操作规范、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四、做实研究型审计以应对经济风险
长期以来，无论是审计工作者还是普通民众，大家对审计维护经济安全都有具象化的认识。比如审计是经济发展的“安全员”，但上升到研究型审计层面，还要认识到其作为新模式和新方法如何应对现实挑战并发挥应然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实研究型审计，整合审计资源，收集审计信息，总结审计成果，深入揭示影响经济安全的苗头性、倾向性、普遍性问题，从容应对经济风险。
（一）健全做实研究型审计的保障机制
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实研究型审计的根本保障。这些年，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推动审计体制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审计工作运行机制不断优化完善，审计工作全国一盘棋加快形成。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健全保障机制是一个不断细化实化制度化的过程，因为机制形成在宏观上可以比较自觉但在微观上却相当盲目。具体说来，来自权力的强制、媒体的诱导对机制的形成可以发挥宏观上的促进作用，而社会风气、各种潜规则、人际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微观上的阻碍作用。具化到个体层面，需要理性地权衡利害，克服不利于实现制度目标的那些观念、习惯等，甚至还要牺牲部分或一定程度的利益，从而调整行为适应制度目标，并通过一定程序表现出来，形成一定路径。人们认识到某种机制的存在通常也是通过对一定行为程序所形成的一定路径观察到的。
健全做实研究型审计的保障机制既要清除已有体制机制障碍、调整现有结构性矛盾，又要着眼于发展需要建规立制。围绕审计机关职责定位，完善组织机构职责分工是核心。“应当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以及“不得做什么”，为各级审计部门提供了一个“行为标准”或者“行为尺度”，使它们真正能够“行其权、负其责”，无疑是开展研究型审计的制度前提。在此基础上，完善研究型审计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建立统筹、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全方位协同机制，形成适应研究型审计的运行机制。以审计力量整合为例，除了过去行之有效的高位协调机制外，完全可以根据研究型审计任务目标导向，借鉴合作生产理论、条块关系理论、科层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构建一个研究型审计牵责单位（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跨部门合作机制。
（二）强化研究型审计过程中的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
系统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型审计的方法论，战略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型审计的工具价值。研究审计对象——经济风险因素，需要回答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办”的问题，这背后就要依托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
实际上，研究型审计更多是针对国家审计而言的，其维护经济安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研究国家经济大政方针背后蕴含的政治意图、战略考虑和实践要求，全方位、全过程分析相关要素间的有机联系和制约关系，从个别到一般，从孤立到系统，透过现象看本质，正是基于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的审计模式创新。换言之，就是用系统思维来获取证据以判断经济风险审计事项与既定经济安全标准的一致性程度，用战略思维发现经济风险问题，分析经济风险因素，提出防范化解经济风险对策，充分发挥研究型审计一体推进揭示经济风险因素、规范经济风险管理、促进经济安全发展的作用。
从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的角度开展研究型审计，要把被审计对象放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经济监督体系中去考量，深入研究各类审计对象的时代背景、现实困境、改革动力、政策供给和演变趋势。比如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风险隐患的挖掘，就要提高政治站位，批判性地分析体制机制制度缺陷，并钻研体制、机制和政策等方面的改进空间，提出有深度且富于建设性的审计建议；再比如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结合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系统分析被审主体的风险及其成因，并从多层面、多视角提出化解风险的战略性建议。
（三）注重研究型审计成果的综合分析研判
注重研究型审计成果的综合分析研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的主要实现方式。站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思考审计工作，明确审计政治属性，恪守审计经济监督主责主业，以问题为中心，但又跳出“就问题谈问题只注重揭露问题”这一惯性思维，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系统性、关联性分析研判，挖掘问题背后的深层次成因，提出整体性解决问题的对策。其实质就是注重多维对比既有相关研究型审计成果，精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创新研究型审计应对经济风险之功能。
人类之于因果思维似乎有某种天然性，但由此断言审计工作人员都倾向注重研究型审计成果的综合分析研判，那显然是想当然。实际上，一方面审计过程中面对突发情况一些审计工作人员应对能力不足的状况屡有出现，对国家最新审计准则和政策性文件未能及时跟进；另一方面研究型审计急需大量相关领域的审计专家，否则难以洞察背后的复杂性，无法拓展审计价值。研究成果和实践都表明，审计师的专业特长对审计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务之急，审计部门要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以“做什么事”“解决什么问题”为导向，明确研究型审计人才的培养目标，集价值观、战略和风险思维、知识和能力体系于一体，确立培养制度，建立培养平台，并通过内容设置、方案设计等实现针对性的研究型审计人才培养。与此同时，完善提升审计干部“能查、能说、能写”审计能力的针对性业务培训交流机制，不断丰富专业技能与知识，强化正确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推动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如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机构等，打造专家型研究型审计团队，在专家指导下破解难题；及时将信息技术引入具体审计活动中，合理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进行数据收集整理，逐步建立审计信息库，实现审计思路与数据资源的有机结合，通过研究数据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具有逻辑关系的数据模型，最终通过大语言模型提高审计效率，及时识别影响经济安全的风险因素，打造全覆盖、全天候的经济监督可信数据空间；通过互联网适度公开研究型审计成果，汇众智来提高综合分析研判的水平，因为案例的丰富性和比对率永远取决于多数；安排研究型审计人才培养专项资金，重点保障高端人才引进、专业梯队培育与重大课题立项；强化审计研究成果在业务部门绩效考核中的应用，对优秀成果予以奖励表彰，激发创新活力。
（四）做好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同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关键在于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以用好审计结果为目的。具体而言，必须一体推进揭示问题的“上半篇文章”与审计整改的“下半篇文章”，通过打好监督“组合拳”，最终确保整改、处理与问责全面到位。
审计监督嵌入经济社会运行中，不断发展和演化，并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呈现出差异。从审计署发布的2021年第5号公告《审计署移送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查处情况》可以看出，在重大政策和重大投资方面审计监督发挥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深入揭示重大经济风险隐患的重要作用。具体说来，尽管各监督制度的性质、形式有差异，但在监督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功能上具有互补性，审计监督通过纵向协调、横向沟通，可以加大责任追究和组织处理力度，该谁整改的就由谁整改，该谁负责的就由谁负责。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必须“把督促审计整改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对重大问题“盯住不放、一追到底”，特别是对整改不力等问题“要严肃问责，该曝光的要曝光”，对移送的线索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坚决防止“不了了之”和“破窗效应”。当然，我们还应该进一步看到，研究型审计监督在经济数据、经济管理活动、财务信息等数字化大势下的预测性功能，即更好地应对数字经济风险的复杂化和隐秘化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是世界上审计机关有审计处罚权的较少国家之一，在运用审计处罚权时应怎样体现过罚相当、处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研究型审计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审计署在2016年发布的《关于适应新常态践行新理念更好地履行审计监督职责的意见》中就提出过“一个容错机制”“两个不能”和“三个区分开来”，是研究式思维运用到审计工作中的重要尝试。
研究型审计何以维护经济安全绝不仅仅是个应然问题，它更多地需要实然的经验总结。为此，可以进一步借鉴复杂适应性系统（CAS）理论，为其运行机制提供理论支撑。该理论以“主体”为核心，强调在频繁且随机的环境变化中，主体的适应性是系统演化的核心动力。其中，“刺激—反应”规则主导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此外，适应性主体的资源要素流动受到“回声规则”影响，即在动态聚集过程中，主体间通过共享信息与资源灵活适应环境变化，从而有效抵御外部风险。从国家治理层面看，统筹发展和安全无疑需要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和协同，特别是信任关系网络的生成，而研究型审计就是通过提供经济安全这一公共价值获得其在善治网络中的主体适应性。
作者：叶战备
来源：会计之友微信公众号
编辑：孙哲
目前200000+人已关注我们，您还等什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