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在树下被一颗苹果砸中而发现了万有引力，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在王侃瑜的创作生活中，科幻也许就像这颗苹果，砸中她，从此，在她的生活里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
从独自默默喜欢科幻，到大学找到同好参与社团，再到正式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并从事相关产业工作，她将爱好变成了可以长久从事的工作，学做一个园丁，浇灌自己的植物种子，寻找只有自己能写的那个故事。
经历“阵痛期”，将科幻从爱好变成工作
栗鹿：我们先轻松点开始，分享一下你平时的一些兴趣爱好？
王侃瑜：我从小就特别喜欢一切与幻想有关的东西。小时候看动漫、打游戏时，我就发现自己更偏爱那些带有非现实元素的世界观。所以，无论是科幻、奇幻，还是其他更广义的推想文学，都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持续最长的兴趣爱好。后来，这份爱好慢慢变成了我的工作和职业方向——我从一名科幻迷，逐渐成为科幻创作者、产业从业者和研究者，科幻在我生命中占据的分量也越来越重。
除了科幻之外，我还很喜欢美食，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美食作家，希望能够走遍世界，品尝各地美食，记录食物背后的故事。
另外，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兴趣爱好——格斗。我学过马伽术、拳击和短棍。写作和阅读更多关注的可能是精神世界，而练习格斗的过程，却让我重新建立了与身体的连接，也让我重新意识到身体的重要性。
栗鹿：是不是身心达到某种统一后，对写作会更有帮助？
王侃瑜：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关注自己的身体。至少对我来说，以前身体的存在感并没有那么强。但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身体其实始终参与着我们的生活，也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和写作。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身体经验、生活处境，都会潜移默化地进入作品，对写作产生很深的影响。
袁欢：你在之前的采访中说过，自己“并非一开始就将科幻创作乃至文学写作当成明确目标，而是一不小心走到了创意写作门口”。那么是哪个时刻让你坚定地选择了科幻写作？
王侃瑜：高考以前，我一直都是自己默默喜欢科幻和奇幻。直到进入大学后，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身边还有同好。当时，我加入了复旦大学科幻协会，又和上海其他高校科幻协会的朋友们一起创办了上海高校科幻协会联盟——“科幻苹果核”。我们邀请喜欢的作家来上海和大家线下交流。那时候，我们都没什么功利心，上完课后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大家所热爱的都是一些很辽阔的东西，比如星空、宇宙，以及关于未来的想象。
我曾经以为我会就这样毕业、工作、循规蹈矩地踏入社会。直到大三暑假，我去陆家嘴一家银行实习。每天穿着高跟鞋和正装、挤着地铁二号线、在早晚高峰上下班，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这可能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也不是我真正想从事的工作。
于是，我开始认真考虑跨专业读研，从管理学院转向中文系。我本来想去做科幻研究，但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我进入了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从此才真正开始写作。
读研的经历让我真正进入了文学的空间，也让我意识到，如果写作可以成为一件能够长期坚持的事情，那么我愿意一直把科幻创作做下去。
在我的毕业作品《云雾》中，女主角是一位在世界五百强外企工作的白领。我常常觉得，她像是替我走向了那段我没有选择的商科毕业生的人生，这一点还挺有意思的。
袁欢：但爱好变成工作通常会伴随“阵痛期”。
王侃瑜：对，确实如此。毕业后我先是在复旦的北欧中心工作了几年，后来一家专门从事科幻版权开发的公司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我加入了这家公司，也由此把自己的兴趣变成了职业。
当科幻只是兴趣爱好的时候，我可以毫无保留地投入时间和精力，不会去计算投入与回报。但当它变成工作之后，我就会开始衡量：我今天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对应的薪资是多少？KPI完成了吗？除此之外，我的人生里还有没有别的兴趣，能够让我真正放松？这些现实的问题都会接踵而来。当热爱变成职业，它依然值得热爱，但你和它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在两种文学审美取向中，找寻某种平衡
栗鹿：平时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吗？是严守秩序，还是随性而为？
王侃瑜：我还挺喜欢在交通工具上写作的，比如在高铁或者飞机上。那种环境隔绝网络，能让我更专注。
栗鹿：这种随时有人移动的状态会影响你吗？
王侃瑜：我在家里或者咖啡馆这样固定、舒适、网络稳定的环境里，会觉得太安逸了，更容易让人放松，也更容易分心，总想着去做点别的事情。交通工具则不一样，它是一种移动的空间，会带来一点紧张感，让人下意识地想争分夺秒，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写一点。
栗鹿：听说你是个计划型的人？你每天会给自己规定写作字数吗？
王侃瑜：其实我也是那种会赶截止日期的人，很多约稿都是临近最后才开始冲刺。
不过，真正的写作并不是从动笔那一刻才开始。很多故事会在我脑海里盘旋很久，像一粒种子一样埋在土里蛰伏。等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我就会比较集中地把它写出来。所以，我在写作上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计划，更倾向于让故事自己生长。
有人把写作者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建筑师”，会先把整个结构、大纲都规划好，再一步步完成；另一种是“园丁”，更像是在照料一株植物，至于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大多数人处于两者之间，我觉得自己更偏向于后者。当然，也有一些故事始终找不到生长的方向，最后就一直留在硬盘里，没有机会完成。
袁欢：你的科幻写作中，“点子”通常怎么形成？
王侃瑜：我的灵感来源非常广。有时候来自一篇论文，有时候来自一部纪录片，也可能只是突然觉得某一种人物关系特别有意思。这几年读文化研究博士以来，我越来越意识到，能够成为科幻核心创意的，并不只是自然科学，也可以是社会科学。很多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同样可以成为一篇科幻小说的核心。
我有一篇小说《陨时》，灵感就来自读博期间的一次交流。当时有一位同事研究科幻游戏中的“时间性”，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很感兴趣。人的生存和意识会受时间影响，社会也受到对时间的理解和组织方式的影响。不同的人对时间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一种能够加速时间的产品，让人可以在同样的单位时间里完成更多事情，会让我们的世界产生什么变化？
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一个不断追求效率的时代：看视频要开倍速，点外卖希望准时甚至提前送到，所有事情都越来越快。个体的加速对环境也会造成影响，大环境的加速又反过来迫使个体进一步追求效率。这一切的尽头在哪里？
科幻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推演。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来说，它都是一种思维训练。而不同的推演结果，也会让我们在面对未来各种可能性的时候，多一点心理准备和想象力。
袁欢：科幻小说写作跟纯文学写作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你觉得科幻的“点子”和文学叙事如何更好地融合呢？
王侃瑜：为一个科幻概念寻找一个合适的故事很重要。如果只有一个好点子，它未必能够成为一篇好小说。对于一些科幻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创造前所未有的设定。而对我来说，我更关心的是寻找新的叙事角度，或者新的讲述方式。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作品夹在科幻文学和纯文学两种审美之间，两边的市场期待和编辑审美是不一样的。科幻杂志的编辑，往往更关注设定和创意，还有故事情节；文学期刊的编辑，则更关注人物、语言以及作品整体的文学性。
我因此经历过一段比较迷茫的时期。《云雾》发表得很顺利，但后来我写了不少短篇，却很难找到真正适合的平台。那时候我一直在想，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后来我发现，与其急着融合，不如先把其中一条路走扎实。等到自己的创作成熟以后，再去考虑如何把两种审美真正结合起来。
多重身份体验下的幸福感
栗鹿：据我了解，你采访过不少世界级科幻作家，比如在跳岛的一期播客里，你就聊过特德·姜。他们的文学理念是否影响过你？
王侃瑜：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帮《萌芽》杂志做访谈。作为一个新人，能够有机会和这些世界级作家面对面交流，经验是很宝贵的。这些访谈让我学到了很多，也让我见到了作品之外的他们。特德·姜语速非常慢，回答每个问题都要认真思考。刘宇昆的中文则非常好，我们直接用中文交流。我一直记得刘宇昆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要找到只有自己才能写的故事。”我们的整个写作生涯，都在寻找这样的故事。
后来，我也有机会访谈更多作家、学者、艺术家，其中包括韩国科幻作家金草叶。去年上海书展期间，她来参加我们共同的新书发布会。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们用AI翻译聊天——她说韩语，我说中文。我问她，在陌生的语言环境里，听不懂其他人说话，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她说不会，因为她是一位听障人士，早就习惯了听不清周围人的声音，反而是技术辅助，让她能够更快理解别人说的话。她还说后来做了人工耳蜗手术，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赛博格”（半机器人），但不是科幻电影里强大的赛博格，而是一个弱小的赛博格。她在作品中也一直坚持书写弱势和边缘群体，而不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英雄。
袁欢：你提到的书应该是那本中韩女性科幻选集《身体，再来》。
王侃瑜：相比之前的一些女性科幻选集，《身体，再来》的主题更加鲜明。不过我一直觉得，“女性科幻的创作特质”这个问题其实和“中国科幻的中国性”很相似。过去，作为中国女性科幻作家，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并不会刻意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而是希望先把作品写好。但当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受到市场和读者的关注时，会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我们会更主动地把自己的生命经验、身体经验，以及所处的社会处境写进作品当中。
栗鹿：除了写作，你组织并参与了不少科幻活动。
王侃瑜：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科幻活动和科幻社群的，遇到了许多人生挚友。有个描述中国科幻迷的“公交车理论”：一个人可能在高中、大学时坐上了科幻这辆公交车，等到大学毕业以后，就下车了，因为要开始忙所谓成年人的事情。
但后来，我参加越来越多国际科幻活动时，却看到很多七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依然热爱科幻，依然参加科幻大会。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变老以后，也是可以一直喜欢科幻的。
我第一次出国参加科幻大会是2013年，那时《三体》英文版还没有出版，我在海外最常听到的问题是：“中国也有科幻吗？”于是，我会把当时所有已经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科幻作品一一罗列，推荐给他们。后来，《三体》获得了雨果奖，越来越多中国科幻作品被翻译出版，再想把所有作品都列举出来已经不现实了，于是就变成根据不同读者的兴趣，有针对性地推荐作品。除了作品本身，我也会介绍中国拥有一个非常年轻、规模庞大的科幻迷群体。很多国外同行都觉得，高中生、大学生组成如此活跃的科幻社群，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
我们做的工作有一点像文学经纪人或者文学代理人。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介绍出去，被更多国家的读者看见，作品被翻译、出版、讨论，我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袁欢：对于科幻作家而言，AI写作可能更是一个避无可避的问题。在你看来，在众多的讨论中，是否有一些是需要我们重点厘清的呢？
王侃瑜：AI作为作者和AI作为读者，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AI作为作者，通常指的是今天各种大语言模型。它生成文本，本质上依赖的是算法和概率预测，而不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它并不能真正区分真实与虚构，也很容易产生所谓的“幻觉”，也就是一本正经地编造事实。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并警惕的问题。
AI作为读者，则涉及另一层争议。AI的阅读速度远超人类，不少公司会将人类作家的作品喂给AI进行训练，让AI学习如何写作。某种意义上，它是在把人类作家的作品拆解成自己的养料。AI本身并没有错，但围绕版权、授权以及创作者权益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论。
还有一点值得思考的是，我们今天与AI的每一次对话、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成为未来超级人工智能理解人类、回应人类的一部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正在塑造AI。
袁欢：那你认为“人类”科幻作者的优势在哪里？
王侃瑜：至少目前来看，我觉得最大的优势还是身体，身体可能是人类写作者最后的堡垒。我们通过身体感知世界，再把这种感知转化成情感、经验和语言。AI要么像生成式人工智能那样依赖人类已经生产出来的文学作品来学习“写作”，要么像具身智能那样依赖传感器采集的数据来感知世界。无论是哪一种，它与人的身体经验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栗鹿：最后，聊聊你对“正在写的人”的理解吧。
王侃瑜：人类的书写方式一直都在变化。从最早的结绳记事、洞穴壁画、口述史诗，到竹简、纸张、印刷术，再到打字机、电脑，以及今天各种数字媒介，我们一直都在寻找新的方式，把信息留存在自身之外的环境当中。“正在写的人”，其实是人在不断把经验转化为外部痕迹，而工具和媒介始终在变化。
如果把“书写”理解得更广一点，那么书写未必只是人类才拥有的能力。狗通过气味构建地图，鸟通过歌唱传递信息，树木用年轮记录时间，它们或许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进行书写。包括今天的人工智能，也许同样正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书写形式。也许未来，“正在写的人”，会变成“正在写的人，或非人”。
原标题：《王侃瑜：找到只有自己能写的故事 正在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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