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动中的新四军》作者是1937年年底加入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不管是时间还是部队，都感觉和我们大伯伯的参军经历很像，所以想来问问，开化那边有没有他的名字或者记录，也许能找到些关于我们大伯伯的故事。”家住杭州的陈亚璋老先生看到《开化征集令牵出一段尘封往事，经济学家蒋学模曾是新四军战士》一文报道后，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7月17日，记者按约和陈亚璋和他妻子张莉蓉见了面，从他们口中听说了张莉蓉大伯伯和奶奶的故事。巧的是，今年快80岁的张莉蓉也是老杭报人，杭报的第一位“高工”，技术人才。
不要烈属证，不要烈属待遇
奶奶说，大伯伯是失踪，会回家的
张莉蓉说，自己的奶奶叫张周氏，无锡人，结婚前还有个名字叫周小妹。奶奶有5个儿子，大伯伯叫张子文，二伯伯年轻的时候参加护厂战争去世了，爸爸是老三，老四和老五都是技术工人，当年分别支援了酒泉和新疆。爷爷是在爸爸9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的。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从出生到10岁都在无锡老家，跟着奶奶和太婆（奶奶的婆婆）过，是奶奶用米汤水把我喂大的。”自打记事，张莉蓉就知道奶奶念叨最多、记挂最深的就是大儿子。
他们小一辈人从来没见过这个大伯伯。只从奶奶口中知道了些零碎往事。
大伯伯应该是1937年到上海震旦大学读书，文章、功课都很好，“奶奶有时候会拿出大伯伯写的字给我们看，那个年代写的都是毛笔字，印象中写的很好的。”
那年，日本人打上海，大伯伯就去参加了革命，成了新四军。在部队里，他用的名字是“张化峰”。
奶奶说，她去过两次部队看大伯伯，应该都是在苏北。第二次还是带着准媳妇去的，想劝大伯伯把婚先结了，但没成功，大伯伯说要等抗战胜利再结婚。
印象最深的是，奶奶总念叨大伯伯是一个文书一类的小官，有个皮挎包，还有马骑，部队待遇不错，首长是陈毅。那次去部队，上级领导说“张化峰妈妈来了”，还很热情地请奶奶吃饭。
后来部队往山东济南一带行进，奶奶因为路程太远去不了，就再也没和大伯伯见过面。后来书信断了，听说溧阳一战打得很艰苦，大伯伯也就从此“失踪”了。原本的准媳妇被奶奶认做了干女儿，小一辈喊她姑妈。
无锡解放的时候，解放军大部队胜利归来，奶奶在村头守了三天三夜，盼望大部队里有儿子，可惜一直没有等到。“奶奶很伤心，一直盼着大伯伯能回家。”
张莉蓉的第一张照片，拍于上海
乡里要给奶奶发烈属证，奶奶不要，说自己梦到过大儿子，缺胳膊少腿地回家来看她，还说村里算命的瞎子也说过，大儿子是活着的。“她一直坚持不要烈属证，不要烈属待遇，坚信大儿子会回来。”对于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张莉蓉来说，特别不理解奶奶，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地等大伯伯。不理解归不理解，但是她记得老家政府每年过年都会给奶奶拿很多好吃的食物来慰问，“送来的有红糖、红枣、桂圆、糕点、桃酥等，都是很好吃的东西，用纸包着的，当时我就盼着逢年过节有人上门来给奶奶送吃的。”就这样，奶奶享受“军属”待遇一直到三年困难时期，“无锡乡下大都吃不饱，太婆也是那时候饿死的。”再后来，就没有人来给奶奶送东西了，奶奶也没了“军属”待遇。“她没计较过这些，只是一直在等。”
10岁后，张莉蓉跟着父亲母亲去上海学习生活。奶奶隔段时间会到上海住住，但也只是“一段时间”，因为她要回去守着无锡老家，怕自己的大儿子回来找不到家，找不到她。
无锡老家的房子，前面是个大空地，邻居会来借用晒谷子。后面是一个大客厅，再进去就是3个大房间。
1974年2月，奶奶去世了。临走前交代家人把大伯伯的所有东西都一起烧了给她，说这样儿子才能找到她。这里头，有写给她的信，有红色的军属证。
“可惜我现在年纪大了没有记住军属证有没有编号，部队番号是多少，关于大伯伯的故事越来越难续上了。”张莉蓉可惜地表示，奶奶去世那会自己恰好被分配到宁夏工作，疏忽了，“奶奶一直觉得大伯伯是失踪，会回家的。”
前后50多年，张莉蓉找到了大伯伯的烈士登记表
而这，是大伯伯唯一存在过的“证明”
大伯伯的失踪和奶奶的遗愿，成了张莉蓉心里一直的牵挂。
1971年开始，也就是刚到宁夏工作的那几年，张莉蓉就托当地的人找过大伯伯，“那时候我主要负责画军事地图，一来二去的就和武装部的王部长熟了，他很热心地帮我找线索，但没有结果。”
1971年，张莉蓉在宁夏吴忠武装部借调工作时的照片
陈亚璋和张莉蓉是大学同学，当时一块被分配到宁夏，也托在银川部队的姐夫帮忙找过，可惜，也无果。“姐夫是1942年在江苏泗洪县参加新四军的，他说10个从泗洪中学出来当兵的，就他和炮兵司令两个活着。”
“其实姐夫就是在劝我们，劝她，找不到了。”在一旁的陈亚璋说，那几年他们渐渐对寻找失去了信心。
1981年国庆，即将调离宁夏时的照片
1972年，俩人第一次有探亲假。张莉蓉带着陈亚璋从宁夏坐了2天2夜火车回上海、杭州探亲，中途专门到无锡下车探望奶奶。“是在无锡周泾巷站下的车，再走路到家，当时我们还没结婚，奶奶很喜欢我，说我人品好，懂道理。” 说起这些，陈亚璋记忆犹新。
帮奶奶找大伯伯下落的这件事，这些年也成了陈亚璋的事。
1986年，两人辗转回到陈亚璋老家杭州定居。2003年，退休。
2018年，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
偶然一次，陈亚璋的高中同学在群里说，希望通过退役军人事务部找到自己爸爸的一些材料，“我们当时就觉得，他可以找，我们也可以找。国家重视了，我们找到的希望就更大了。” 也是那个时候，陈亚璋和张莉蓉又看到了希望。
2024年7月，他们特意到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看到1938年2月的《新四军组织序列表》写着，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下辖4个支队和教导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奶奶一直说的大伯伯的首长是陈毅，也就是新四军刚成立时的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大伯伯参加的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奶奶说的没错。”
事后，陈亚璋陆续写信、打电话给无锡退役军人事务局、无锡市公安局、北京退役军人事务部、上海新四军研究会、新吴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终于找到了奶奶和大伯伯的一些零碎材料。
2025年4月11日，一张手写于1963年的《无锡县新安公社革命烈士和病故军人登记表》照片通过微信传到了陈亚璋手机里。里面赫然写着张子文，别名张化峰，出生于1921年，类别为“烈士“，1938年在上海参加革命，牺牲、病故时在“政治部教育工作”，牺牲、病故时间、地点为“1940年失踪”，家属有“母，张周氏，68岁。”
也就是在那刻，张莉蓉明白了，奶奶始终不相信大伯伯牺牲，坚信他活着的原因是什么，“是失踪就有活着的希望。”
而这，也是陈亚璋和张莉蓉找到的关于大伯伯的所有材料了。
“我们把这张材料打印了出来，家里几个姐妹都寄了一份。大家都很兴奋，觉得看到了希望。”张莉蓉说，爸爸也是找了一辈子没找到，自己作为那辈里唯一的大学生，总希望做点事儿。
他们也试图通过朋友查过上海档案馆和上海图书馆的材料，可惜上海震旦大学1937年人员材料名单缺失，1938年到1939年的名单里没有大伯伯的名字。对于奶奶说的，大伯伯“1937年到上海震旦大学读书”这段描述，他们不免存疑，是不是拿到录取通知书，去报到了但没读书，直接就去参加新四军了，所以没有名字记录？
溧阳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也帮忙查询了档案和党史办的资料数据，可能是年代背景和时隔太久，都没有找到大伯伯的个人资料。
很多未知和不解，也留在了他们心里。
“我们现在的希望，就是尽可能找到大伯伯更多的消息，在哪里牺牲，有没有战友，也想同步让大伯伯的名字加入到无锡市革命烈士名录，告慰先烈，告慰奶奶，真正的做到魂归故里，帮他留下更多的生活痕迹。”陈亚璋说，如果他们这一代再不找，下一代更不可能了，“开化启动征集这件事给我们很大感触和希望，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去年9月3日，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陈亚璋和张莉蓉带着不到10岁的孙女一起看阅兵大典，说了外曾伯祖父的故事，而这也成了孩子笔下一篇近千字的作文：“奶奶常对我说，她的大伯伯加入到抗日洪流，19岁献出宝贵的生命……抗日战争时间很长，有很多像她大伯伯这样的爱国青年投笔从戎，抗击日寇……10年后是人工智能时代，对我们这一代的要求更高了。”
可惜的是，记者通过开化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蒋维新处查询确认，目前并没有张子文（张化峰）的已知信息。若您有相关的线索，可以及时和我们联系告知。
8月6日，陈亚璋再次给记者发来了信息，他们又将准备出发无锡，挖掘大伯伯的更多踪迹......
6月26日，都市快报见报稿《7000余人集结组编新四军主力，开化发布寻访倡议，征集老照片、家书手稿、革命遗物等》中提到：
6月25日，开化县委宣传部、开化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正式对外发布了一份寻访倡议书：“1938年2月至4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7000余名将士在党的领导下，走出深山齐聚开化会师，先期集结组编为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大批开化儿女踊跃参军，投身抗日救亡，不少志士为国捐躯，留下不朽红色记忆，为此开化被誉为‘铁军之源’......为完整梳理、还原这段光辉革命历史，补齐失散、残缺的指战员与英烈名录，抢救留存珍贵革命史料，现向全社会寻访征集来开化集结组编的新四军一、二、三支队指战员及革命英烈名录等史料。”
本次“铁军寻源”新闻寻访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至2027年6月，分阶段开展线索征集、实地寻访、全媒体记录与史料整编。我们诚挚呼吁社会各界鼎力支持、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寻访先辈踪迹，完善英烈名录，让铁军精神代代相传。
联系电话：13705703344（余先生）
电子邮箱：kzyyf＠163.com
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张钱
编辑 刘景燕
审核 毛迪 金立鹏
校对 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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