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监护仪在耳边嗒嗒响。护士想把我手里的牛皮纸信封拿开，说老爷子您松松手，输着液呢。我松不开。
信封里是两套房的房本，和一张只剩两千块钱的存折。十四万存款，老伴一病花掉大半，剩下的让小儿子两口子偷了个精光。
门外的走廊上，大儿子正在跟护士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听见了那句话。
“我爸的存折密码，交代了没有？”
我闭上眼睛，忽然想起了郑二河。想起了他病死在养老院那晚，握着我的手说：老邓啊，攥紧了，心就远了；撒了手，人也没了。
可是……攥着，不也一样么。
01
养老院那扇铁门，推开的时候要费点力气。门轴早就锈了，每次去都这样。
我提着两斤苹果，沿着走廊往里走，墙上的白漆泛着黄。郑二河住二楼靠走廊尽头那间，我走到门口，看见他坐在床边，正对着窗外发呆。
“老邓来了？”他转过头，眼睛亮了一下，“又带苹果，牙都咬不动了。”
我拉过凳子坐下，把苹果放床头柜上，说：“咬不动就熬粥喝。”
他笑了笑，没接话。我注意到他的脸比上回来又瘦了一圈，颧骨都凸出来了。床头的暖水瓶是空的，窗帘半个月没洗的灰，就这么耷拉着。
“上回你儿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问。
郑二河想了想，扳着指头数了数，又放下：“两个月前吧，还是三个月？记不清了。”
我没说话。走廊里传来护工推着轮椅走过的声响，车轮碾过地面，吱扭吱扭的。郑二河忽然低声说：“老邓，我这月的床位费……还没着落。”
我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
出了房间我下到一楼缴费窗口，查了查他欠的数目。
欠了两个月，加上护理费，一共五千六百多。
我从口袋里掏出存折，在柜台填了单子。
窗口里的姑娘头也不抬地问：“亲属？”
我说：“朋友。”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回到房间，郑二河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天，忽然说：“你替我垫了？”
我说：“你下月还我。”
他苦笑了一声：“拿什么还？退休金刚到手就被国富划走了，说孙子上学要交赞助费。”
“你没留一点？”
“留了三百。上个月底就花完了。”
我坐到床沿，看着他那双干瘦的手搭在膝盖上。
手背上青筋暴起来，像是河流干涸后的河床。
郑二河年轻时在厂里是出了名的大力士，能单手扛起一台电机。
现在连暖水瓶都提不动了。
“我跟你说过，”我忍不住开口，“你不该那么早把房子和钱全分出去。”
郑二河没接话，只是盯着窗外看。窗外是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落了大半，剩几片黄叶在风里挂着。
“分了就分了，”他终于开口，“当时不觉得是坏事。”
“现在呢？”
他没回答。
我从养老院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
风刮得脸上生疼，我把衣领竖起来，沿街走了两条路，不知道怎么的，就到了慧芳开的那间咖啡馆门口。
慧芳是我外孙女，大女儿嫁到外地后，唯一回来守在我身边的晚辈。
她在柜台后面擦杯子，看见我，愣了一下：“外公？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过来了？”
我说我路过，随便走走。
她给我倒了杯热水，拉到窗边的位子坐下。
咖啡馆里没什么人，暖气开得很足。
慧芳看着我，说：“外公你脸色不太好。去查查体吧，你今年都没体检过。”
我端着杯子，喝了口热水：“没事，老毛病了。”
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去看郑爷爷了？”
“嗯。”
“他儿子……还是不来？”
我没应声。
慧芳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下去。
我坐了一会儿，起身要走，她叫住我：“外公，你自己也注意点身体。存折、房产证那些东西，该收好的收好。”
我心里一紧，没接这个话茬。
回到家，老伴宋桂兰在厨房做饭，看见我进门，问我上哪儿去了。
我说去看了趟老郑。
她手里炒菜的铲子停了一下，说：“他上回来了个电话，说想让你帮他找找国富的号码，他手机里存的不见了。”
“他儿子换号了。”
宋桂兰没再说话，锅里的油滋啦滋啦响。
我走进卧室，反手关上门，弯腰从床头柜底下摸出那把备用钥匙，打开抽屉暗格。
两本房产证，一张存折，叠得整整齐齐。
我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锁好。
躺在床上的时候，心里莫名其妙地不踏实，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可能是今天看见郑二河的样子，心里发堵。
也可能是慧芳那一句“该收好的收好”，让我多了个心眼。
我翻了个身，又把钥匙攥了攥，才迷迷糊糊睡过去。
02
第二天下午，我回家取东西，发现卧室衣柜门开了一条缝。
我心里咯噔一下，走过去拉开。柜子里的衣服被翻动过，叠好的被褥挪了位置。我蹲下身子，看抽屉暗格的锁——锁孔上有两道新鲜的划痕。
我马上掏出钥匙打开，里面的房产证和存折还在。
松了口气的同时，火气也腾地一下窜上来。
我走出卧室，正好撞上小儿子邓建平从卫生间出来，手里拿着张纸，是他的身份证。
“爸，你回了？”他笑了笑，“我来找户口本，孩子报名要用。”
我盯着他，没说话。
他脸上的笑有点挂不住了：“怎么了？”
“你翻我衣柜了？”
“没有啊，我找户口本，翻了翻你那边的柜子……没找着。”
我压着火，一字一句地说：“户口本在我和你妈房间的书桌抽屉里，你从小就知道。你翻衣柜干什么？”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随即又挤出个笑：“我记岔了。那我去书桌那儿翻。”
他转身去了，我没再追问。但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衣柜门缝里那道新鲜的光。
宋桂兰也醒了，翻了个身问我：“睡不着？”
“没，睡着了。”
“你心里有事。”她撑起身子，“建平今天来家里，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他找户口本，翻了我衣柜。”
宋桂兰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是找户口本，应该是忘了地方。”
“忘了地方？他就是翻东西。”
宋桂兰躺下来，说：“老邓，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建平这几年生意不好，欠了一屁股债，你当爹的，能帮就帮一把。别让孩子走投无路了，你才知道心疼。”
我一下子坐起来：“帮多少是个头？他那个赌窟窿填不满！今天帮他还三万，明天他跟你要五万，你给不给？”
宋桂兰没再说话。黑暗中我听见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过了很久，才轻轻地叹了口气。
第二天一早，我还是把户口本找出来，放到客厅茶几上，给建平打了个电话让他来拿。
他来了，进门拿了户口本就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站住了，回头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最终没说出来，走了。
那天中午，我在客厅坐着，电视开着，什么也没看进去。
脑子里乱成一片。
下午郑二河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养老院今儿来了一拨人，是社区搞慰问的。
他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下去：“那两个孩子，还是没一个来看我。”
我攥着电话，半天没说出话来。
当晚我睡得早，半夜让尿憋醒了。起来上厕所，路过客厅时听见大儿媳傅美莲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压得很低。
“你跟你爸打听打听，他这些年攒了多少了。建军，你别不当回事。你弟弟那儿成天惦记着呢，你要是连个话都不问，到时候真的全给了你弟弟，你哭都来不及。”
“我爸还没到那一步……”是大儿子的声音。
“到那一步就晚了！你爸那个脾性，心里什么数都有，就你什么数都没有。”
“妈身体不好，你就别添乱了。”
“我添乱？我这是为谁操心？”傅美莲的声音突然高了一截，又压下去，“你爸那两套房子，再加上存折里的，怎么说也有几十个。别的我不争，你那份你得自己上心。”
我在门后站着，站了大概有一辈子那么长。脚麻了也没挪动。卫生间的水管在墙上嗡嗡地响，像是有东西在里头堵着。
我回了屋，没上厕所。
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串钥匙，躺了一会儿，又起身走到厨房。
米缸是空的，我蹲下来，把米缸挪开，底下一块砖头松了，搬开，露出一个油纸包。
我把两本房产证从卧室转移到这里，用油纸裹好，塞进墙洞，再把砖头压回原位，米缸挪回去。
做完这些，我站在厨房里，看着面前那口锅。锅底有个小坑，是建平小时候调皮，拿石子砸的。
我蹲在那儿，忽然就不想起来了。
03
郑二河的病情是腊月里急转直下的。
护工打电话告诉我，说你朋友昨晚咳了一整夜，吐了血。
早上送去医院了，检查出来是肺上出了问题。
我挂了电话就赶过去，在医院走廊上看见他躺在床上，身上插着管子，双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
我走到床边，他转了下眼睛，看到是我，嘴角动了动。
“老邓……”声音哑得像砂纸。
“别说话。”我拉了把椅子坐下。
他看着我，忽然伸出一只手，在我胳膊上轻轻抓了一把。那手骨瘦如柴，青筋暴起，抓在袖子上像只枯树枝。
“昨天……国富和国贵来了。”
我愣了一下，问：“他们来看你了？”
他闭上了眼睛，过了好半天才开口：“来了。坐下不到五分钟，问我退休金卡在哪儿。”
我没接话。窗外是医院的灰墙，一只鸽子落在窗台上，又飞走了。
“我说卡在我这儿。他们又问，密码还是以前那个？我点了点头。国富就说，爸你好好养病，钱放你手里也是一样的。说完两个人就走了。”
郑二河睁开眼，眼睛没有光，像是死鱼的眼：“老邓，你说……我是不是分钱分早了？”
我说：“别想那些了，养病要紧。”
他嗯了一声，没再说话。当天下午我替他垫了住院押金，两千块。护士问我，你是他家属？我说朋友。护士又说，那你通知一下他家属。我说好。
我打了郑国富的电话，响了七声才接。
我说你爸住院了，情况不太好，你来一趟。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说：我这两天走不开，等周末吧。
没等我再说什么，电话就挂了。
我站在走廊里，举着手机，愣了很久。
郑二河当天夜里走的。护工说是心脏骤停，抢救了二十分钟，没救回来。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尸体已经推去了太平间。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在整理他的遗物，除了几件旧衣服，就是一台破收音机。
工作人员问我是谁，我说朋友。
他们把那台收音机递给我，说你替老哥收着吧。
第二天上午，郑国富和郑国贵才到。兄弟俩在太平间门口碰了面，互相看了看，谁也没说话。然后国富先开了口：“爸的退休金卡呢？”
护工说：“在财务那边。”
国富又问：“他工资发到几月了？”
护工摇头说不知道。兄弟俩跟着护工去了财务室，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国富手里多了一个信封。
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着这一切。郑国贵走过来，看见我，愣了一下：“邓叔？您在这儿。”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他有点不自然地搓了搓手：“邓叔，我爸的遗物……您有没有拿走的？”
“一台收音机。”
“哦。”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自己留着不容易，但又说不出口，“那……那您留着吧。”
我看着郑二河的遗体被推走。
走廊尽头门关上的时候，国富和国贵正在为一块手表低声争着什么。
国富说这块表是爸答应留给他的，国贵说别闹了，爸走的时候连话都没留下。
我站起来，没去听他们争什么。我走进太平间的走廊，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铁床，床单已经被撤走了。
郑二河就这么没了。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嗡嗡响，什么也想不进去。
后来怎么回的家都记不清了。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宋桂兰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说郑二河死了。
她愣了，半天没说话。然后她轻轻拉了拉我袖子，说：“老邓……你那个东西，收好了没有？”
我没应声。走进厨房，把米缸挪开，那块砖头还在，油纸包还在。我没打开，又推回砖头，把米缸挪正。
那台旧收音机搁在饭桌上，我打开，拧了两下，里面传出一段戏腔，咿咿呀呀的。宋桂兰在厨房里炒菜，铲子碰着锅沿，乒乓作响。
那天的晚饭，我们俩都吃得很安静。
04
郑二河的墓地，选在城东的陵园。我替他交的尾款，总共四千八。工作人员问我跟他什么关系。我说老同事，老朋友。
郑国富、郑国贵兄弟俩参加了葬礼，从头到尾没提墓地钱的事，也没提还我。
仪式结束后，郑国富走过来，握了下我的手，说邓叔，谢谢您。
然后带着老婆孩子走了。
郑国贵连话都没说，低着头，上了车。
我站在墓碑前，看着上面那行字：郑二河，1946年3月。生卒年月，短短两行。
风很大，纸灰被卷起来，往天上飘。
我忽然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同在一个班组干活，三伏天他光着膀子坐在厂房的阴凉地上啃西瓜，瓜皮扔给对面的狗。
那时候多有力气，多精神。
这才几年工夫，人就躺这儿了。
当天下晚我就把全家叫到了一起，说有事要宣布。两个儿子儿媳都来了，外孙女慧芳也来了。大女儿在外地来不了，电话里跟我说知道了。
饭桌上我夹了一筷子菜，放到嘴里嚼了嚼，说：“我的东西，房子、存款，等我走了再分。”
这句话落下去，屋里安静了几秒。
小儿媳先放下的筷子，啪的一声。
大儿媳脸上那点笑也僵住了，问：“爸，您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忽然提这个了？”
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提前说一声，省得你们操心。”
大儿媳笑了笑：“爸，看您说的，我们操心什么呀？钱是您的，您想怎么安排怎么安排，咱做晚辈的不惦记那个。”
她嘴上这么说，桌上的筷子再也没动过，那顿饭吃得敷衍。
小儿媳没讲话，脸色比锅底还沉静。建平闷头喝茶，头也不抬。只有慧芳，坐我边上，默默给我碗里夹了一块排骨，说：“外公，你吃肉。”
我看着那块排骨，鼻子忽然有点酸。
我夹起来吃了，嚼着嚼着，觉得满嘴都是苦味。
吃完饭，两个儿子先后走了。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门口那双拖鞋，那是建军落下的，刚才换鞋的时候忘了穿走。
宋桂兰收拾碗筷，背对着我说：“你今晚这脾气，发得有点急。”
“我不发这个脾气，他们更惦记。”
“惦记就惦记吧，是你自己的孩子。”
我站起来，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我知道她说得有道理。
可我就是拧着那股劲，怎么也使不出来。
晚上我躺在屋里，听着窗户外面北风呜咽地刮。
我翻了个身，对宋桂兰说：“郑二河那两个儿子，比咱那两个差不了多少。”
她背对着我，没接话。
过了很久，我几乎以为她睡着了，才听见她的声音，很轻：“老邓，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别到时候，只剩下钱，人没了。”
我没说话。
窗外一弯月亮，又薄又冷，照着窗帘上那块褪了色的补丁。
那条被子，是二十年前宋桂兰亲手缝的。
翻过来，里面密密麻麻的针脚，跟她这些年受的气一样多。
05
春天来得格外晚。
宋桂兰是在买菜回来的路上晕倒的。
邻居打电话给我，我赶到菜市场门口的时候，她坐在地上，脸色苍白，额头上一层细密的汗珠。
她看见我，笑了笑，说：“没事，就是发晕，可能低血糖。”
我扶她起来，打了个车去医院。检查做了大半天，医生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去，那个年轻医生看了我一眼，把报告推过来。
“老爷子，您老伴的情况，不太好。”
“什么病？”
“胃癌晚期。已经扩散了。”
我站在医生办公桌前，大脑一片空白。医生又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最后他问我：“家属在吗？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我说我就是。
出了办公室，我站在走廊里，白炽灯亮得刺眼。宋桂兰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看见我出来，问：“医生怎么说的？”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握住她的手：“小问题，胃溃疡，住院调养一阵子就好。”
她看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笑了，笑容里带着一点我很少见到的柔软：“老邓……你说实话。”
我没敢看她的眼睛。
手术押金六万。
我去了银行，排队等叫号，很久才轮到我。
我从包里掏出存折，递进窗口。
柜台里的姑娘敲了几下键盘，抬头看了我一眼，又敲了几下。
“大爷，您这存折里……只剩两万二了。”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她吧存折递出来，我看着上面打出来的数字，两万两千零四十七块。我站在那里没动，银行大厅里人来人往，个个步履匆匆。
“不可能。”我说，“里面应该有十四万。”
姑娘又查了一下流水，看着屏幕说：“大爷，这存折三个月前开始，分三笔取过款。一笔四万、一笔五万、一笔三万。您可以看看记录。”
我的手指微微发抖，接过那张打印纸，上面清楚印着取款时间和金额。我看了半天，看懂了。那三个时间点，宋桂兰都在儿子家。
我的嗓子眼一下堵住了，像被什么东西卡死了一样，说不出话。
我转身，慢慢走出了银行。
门口的阳光亮得晃眼，我站在台阶上，一阵风吹过来，竟觉得骨头都凉透了。
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小儿子家。建平开门看见我，愣了一下：“爸？你怎么来了。”
我把他推开，走进屋，刘梦璐坐在沙发上削苹果，看见我进来，手里拿着水果刀，也愣住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放在茶几上：“这十二万，谁取的？”
屋里安静了几秒。
建平张了张嘴，话还没出来，刘梦璐先开口了：“爸，您别怪建平。是家里实在没钱了，他那个生意赔了本，高利贷利滚利，押着车都要被拖走了。我也是没办法……才找我妈拿了回密码。”
“她自己说漏嘴了，我心里记下了。这事怨我，不怨建平。”
我看着这两口子，想发火，但一张嘴却发现自己嗓子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我转过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建平在身后喊了一声：“爸！”
我没有回头。
回医院的路上，风很大。
路两边的树还没发芽，光秃秃地立着。
我走得很慢，脑子里全是乱的，像是煮开粥一样翻腾。
走到半路，我停下来，弯腰扶着一棵行道树，大口大口地喘气。
十二万。那是老伴看病的钱。是压箱底的命钱。
晚上回到医院，宋桂兰正躺在病床上，看见我进来，微微侧过头：“取了钱吗？”
我把手里的保温桶放下，说：“取了，先手术。”
“你脸色不好，出什么事了？”
“没事。路上走急了。”
她看了我一会儿，没有再问，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花白的头发露在枕头外面，心里堵得厉害。
那十二万的事，我没敢告诉她。
她那身体，受不住这个打击。
第二天我去手术缴费窗口，自己卡里还剩两万二，加上退休金凑了凑，把六万交了。
剩下的缺口，我拨了大儿子的电话。
建军接起来喊了声爸，我把情况说了，想借四万。
电话那头没人说话，过了一会儿，傅美莲的声音从旁边响起来：“爸，这钱……不是我们不借，是家里也紧得很。你要是不嫌弃，我给您写张借条，咱按银行利息算，行不行？”
我拿着手机，站在综合楼的走廊里，看着窗外的天光一点一点暗下去。
“行。”我说，“写借条吧。”
挂了电话，我蹲在医院走廊的墙角，把脸埋在双手里。
远处太平间的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锁。
06
宋桂兰的手术做了四个半小时，我从早上坐到下午，在医院手术室外的长椅上，一动没动。
旁边有位同样等手术的老太太给我递了杯水，我喝了一口，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下午两点多，手术室的门推开了。
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说手术还算顺利，但后续要看恢复情况。
我点了点头，张了张嘴，问他多少钱，话没出口又咽回去了。
宋桂兰被推进重症监护室，每天的费用是一千七。
我站在门口——隔着玻璃，看见她脸上扣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各种管子，人瘦得像一张纸。
我站在那里，腿发软，在门口的凳子上坐了一会儿。
来往的护士绕过我，没有人多问一句。
这天晚上，我从五楼走廊尽头的水房打热水。
走廊里很安静，墙上的时钟已经走到九点半。
我端着保温杯往回走，刚走到拐角，听见楼梯间里有声音。
是傅美莲和大儿子的声音。
“现在你爸把全部的钱都丢进医院里了，我不管他尽不尽力，我就问一句，你爸那两套房子，以后到底归谁？”
没有回应。
“建军，你说话啊！你爸现在这阵仗，钱花完了也就算了。房子要是再被你弟弟那边讹走，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你儿子将来彩礼、房子首付，哪一样不等着你爸那儿支援？”
“你能不能别说了……咱爸还在医院里躺着。”
“病是要治的，账也是要算的！你爸又不是不知道，他那点钱治病救急也就算了，但房子，绝对不能松口！”
脚步声往下去了，楼梯间转暗。我端着保温杯站在那儿，站在墙角一动不动。
热水的瓶盖没拧紧，“咣”一声掉在地上，滚出去老远。温热的开水洒了一脚背，我没觉得烫，只觉得脚上的皮一片一片地凉下去。
我弯下腰去捡瓶盖，手在发抖，怎么也捡不起来。
护士正好从走廊那头过来，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就是手滑。
她帮我把瓶盖捡起来，拧上，递给我。
我道了谢，端着杯子往病房走。
走到门口，没有进去，站在门边，隔着一点缝隙看着里面的宋桂兰。
她侧着头睡着，脸上的氧气面罩发出轻轻的呼吸声。
我忽然想起郑二河。想起他躺在医院里，瘦成一把骨头的模样，想起他那两个儿子蹲在太平间门口，为了块手表争得面红耳赤的模样。
郑二河把所有的钱都分了，晚年连张像样的病床都没有。
我把钱攥在手里，一个儿子偷了我的存折，另一个儿媳在楼梯间里算计我的房子。
两条路，走了两个方向，到了头，居然撞在同一堵墙上。
我靠着走廊的墙，慢慢滑下去，坐在了凉地上。
这一坐就是一整夜。
07
宋桂兰没能熬过那个冬天。
手术后第三天开始发烧，医生说有感染，又推进去处理了一次。
但她的身体太虚了，恢复得很慢。
腊月廿三那天，我从外面打了饭回来，发现她醒着。
她看见我，嘴角微微动了动，像是想笑。“老邓……把钱的事，放一放。”
我放下手里的饭盒，坐到床边：“你别操心这些。”
“我操心。”她的声音很轻，几乎要贴上去才听得清，“你这辈子就那点儿家业，攥了半辈子，累了。”
我没有说话，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手心却有汗，黏黏的。“房子、存折，该分就分吧。别让孩子……心里存着恨走。”
“他们恨我？”我哑着嗓子问。
“不是恨你。是穷怕了。”她停了停，“建平那个媳妇……是我告诉她的密码。”
我的手僵了一下，她没有看我，声音更轻了：“她说建平钱紧，再不还就要吃官司了。我寻思着……你总归是要帮他的，就没跟你商量。”
我坐在床沿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怪我吗？”她问。
我摇了摇头，喉头发紧，什么也不想说了。
那天夜里，宋桂兰的手从我手里滑下来的时候，我正趴在床沿上打盹。
她的手在我掌心一点点变凉，我惊醒过来，跳起来按铃。
护士跑进来，看了一下，把帘子拉上了。
我站在帘子外面，听见她们在里面的忙乱声。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帘子拉开，一个年纪大点的护士走到我面前，说：“老爷子，节哀。”
我没有哭，也没有说话。站了很久，看见床上的被子被拉过头顶，我走过去，掀开被子，看见了她的脸，很安静，像是睡着了一样。
我弯下腰，把她的手又握了一下，握了一会儿，放回去了。
出病房的时候，我脑子里什么也没有。
医生递了一张纸，让我签字，我签了。
推车的工人来了，把她推走了。
葬礼定在三天后。
老家的规矩，丧事由儿子操办。
建军和建平站在堂屋里，商量办几桌酒席，收多少礼金。
我在屋里坐着，听他们在院子里说话。
傅美莲在厨房里，声音尖锐：“这三万块钱的丧葬费，你爸得自己出吧？总不能让我们两个儿子分摊。”
建平的声音从另一边传来：“嫂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妈也是我妈！”
“那你拿钱出来啊！你从妈的存折里取了那么多，现在轮到摊钱了，你怎么不出头了？”
“你！”
我在屋里坐着，听着外面的争吵声越来越大。
邻居有人过来劝，劝不住。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看着我的两个儿子儿媳在灵堂外面争得面红耳赤。
建军站在一边，抽烟，一句话不插。傅美莲推了他一把：“你倒是说句话呀！”
建军把烟掐了，低声说了句：“都别吵了，我出三万。”
“你出三万？你钱多呀你！”
我看着这一切，忽然笑了。
笑声不大，但在那阵争吵中显得格外清晰。
所有人都停下来，看着我。
我看着他们，看着灵堂中央宋桂兰的照片。
照片上她在笑，眉眼弯弯的。
那是她五十岁生日时拍的，人还没老，精气神都在。
我转过身，对着那张照片轻声说了一句：“你看，你让我放，我怎么放。”
堂屋里安静下来。没有人接话。风从门口灌进来，吹起灵堂上的白布，轻轻的，拂过桌面。
那天的丧礼，很多人来了，很多人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灵堂里，坐到很晚。
等到别人都散了，我才站起来，走到照片前面，伸手擦了擦玻璃上的一层浮灰。
“你放心，我没怪你。”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堂屋里，落下去，没有人接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