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冷风顺着出租屋未关紧的窗缝钻进来，我下意识地裹紧了那件起了球的旧毛衣。桌上放着一张回老家的火车票，发车时间是明天上午九点。这张票我已经买过三次，也退过三次。屏幕上的退票按钮闪烁着，我的手指悬在半空，最终还是按了下去。系统提示退款已原路返回，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像是卸下了一座山，又像是被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
十年了。从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十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中南半岛那片潮湿、闷热、充斥着血腥与绝望的土地上。我的肉体虽然逃了回来，但我的灵魂早已经死在了西哈努克港的那个高墙大院里。
我不敢回家，不敢面对父母生出华发的鬓角，不敢看他们浑浊却充满期盼的眼睛。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呼吸都是脏的，会玷污了老家那座虽然破旧却干净的砖瓦房。
把推我进地狱的人，是我曾经愿意交托后背的好闺蜜，赵敏。
我和赵敏是初中同学，后来一起辍学去了南方打工。在东莞流水线上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睡上下铺，吃同一碗泡面，发了工资一起去夜市买廉价的口红。我胃痛的时候，她半夜爬起来给我熬红糖水；她失恋的时候，我抱着她哭了一整宿。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我们就是彼此的亲人。
2014年，赵敏辞职说要去外地闯荡。半年后，她衣着光鲜地出现在我面前，拎着名牌包，踩着高跟鞋，身上的香水味盖过了出租屋里的霉味。她告诉我，她在柬埔寨的一家正规跨国酒店做行政主管，底薪一万五，包吃包住，现在正好缺一个知根知底的助理。
那时候的我，正因为父亲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家里急需五万块钱手术费而焦头烂额。赵敏二话没说，直接从包里点出五万块现金塞到我手里，眼神真诚得没有一丝杂质。她说：“小夏，咱们是姐妹，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跟我去那边吧，也就做做表格，招待一下国内过去的客户，半年就能把债还清，还能给叔叔买点好营养品。”
那五万块钱，成了买断我十年的卖身契。我连一丝怀疑都没有，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坐上了飞往金边的航班。
走出机场的那一刻，热带特有的闷热空气扑面而来，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胸闷。来接我们的是一辆黑色的面包车，司机是个满臂纹身的中国男人。赵敏上车后就一直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通电话，神情变得冷漠而陌生。车子开了很久，驶离了繁华的市区，开进了一片荒凉的工业园区，最后停在一栋四周拉满铁丝网的高楼前。
下车时，那个纹身男人向我伸出手，用生硬的语气说：“护照收一下，要统一办劳工证。”我本能地看向赵敏，她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给他吧，公司规定。”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护照，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那个作为“闺蜜”的赵敏。
交出护照的第二天，我被带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坐在大班椅上的是个被称作“昆哥”的男人。他丢给我一套暴露的制服，指着一长串我根本看不懂的债务清单告诉我，我欠了公司二十万——包括机票、签证费、培训费，还有赵敏给我的那五万块钱的“高息借款”。
“赵敏呢？我要见赵敏！”我浑身发抖，疯了一样地往外冲。
两个壮汉将我死死按在地上。昆哥走到我面前，用皮鞋挑起我的下巴，冷笑着说：“赵敏拿了八万块的‘人头费’，早就去别的场子潇洒了。你还指望她来救你？在这里，你就是一件货，赚够了钱才能走，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
我被关进了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那是专门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女孩的“水牢”。污水没过膝盖，老鼠在暗处吱吱作响。三天三夜，没有一粒米，没有一滴干净的水。饿到极致的时候，我甚至抠墙皮上的青苔塞进嘴里。恐惧、饥饿、背叛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将我的尊严和意志一点点地撕碎、嚼烂。
第四天，当他们把我拖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连站都站不稳了。昆哥拿着手机，屏幕上播放着我父母在老家院子里的画面。
“你老子腿刚接好，你猜，要是我们的人去拜访一下，他的另一条腿保不保得住？”
这句话，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头磕在粗糙的水泥地上，鲜血直流。我妥协了。为了我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为了能活下去，我亲手杀死了那个纯洁、倔强的林夏。
从那一天起，我被迫开始了漫长而黑暗的风俗业生涯。
那个园区不仅有网投、诈骗，还有专门为那些赚了黑心钱的头目和赌徒提供“服务”的会所。我们这些被骗来的女孩，没有任何拒绝的权利。每天晚上，我被化上浓重的妆，穿上廉价而刺眼的衣服，像商品一样站在包厢里任人挑选。
起初的日子，每一次身体的接触都让我感到恶心欲吐。我会在事后躲在洗手间里用刷子拼命地刷自己的皮肤，直到刷出血痕。
园区里有女孩尝试过吞安眠药，被发现后洗了胃，没等恢复好就被扔进了最下等的“红灯街”，一天要接待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底层的打手和保安。我也曾亲眼看到一个试图逃跑的女孩，被抓回来后当着我们的面打断了腿，凄厉的惨叫声在走廊里回荡了整整一夜，后来那个女孩就神秘消失了。
为了不重蹈她们的覆辙，我学会了麻木。我学会了在伺候客人的时候的时候，将灵魂从肉体中剥离出去，飘在天花板上冷冷地看着这具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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