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都知道，在古代，能考上状元那是什么概念？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是全国读书人里头拔尖儿的人物，那是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大喜事。打从隋唐开了科举，一千三百多年，也就出了几百个状元，哪一个不是被记在史书里，风风光光的？
可你听说过这么一位状元吗？他好不容易中了状元，仕途的康庄大道摆在他面前，他没走。他掉头就回了老家，跑去办厂！有人说他“自甘堕落”，有人说他“不务正业”，可他愣是从一个穷书生，变成了全国最大民族资本集团的掌门人。他办了几百所学校，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博物馆，修了数不清的路桥，把一个小小的南通县，硬生生变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城”。
就这么一位在当年就名震天下的大人物，按说死后应该修个大墓，刻上“大清状元”、“民国实业总长”、“东南实业领袖”这些响当当的头衔吧？人家偏不。他临终前留下话，墓上不铭不志，只在墓门的横石上刻了五个字——“南通张先生之墓阙”。
你没看错，就五个字。没提“状元”，没提“总长”，甚至连个“公”都没舍得用，就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先生”。
他叫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今天咱们就掰开揉碎了，聊聊这位“状元实业家”的传奇一生。看看他这辈子的起起落落，看看他为什么放着大官不做，非要去办厂，再看看他临了临了，为啥墓碑上就留了个“先生”。
一、穷小子翻身，中了状元反而不高兴？
1853年，张謇出生在南通海门一个普通的农家，祖上好几代都是种地的、做小买卖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爹把他送进私塾，就指望着他能读个功名出来，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张謇也争气，脑子好使，还肯下苦功夫。可这科举的路，走得那是真不顺。他16岁就考中了秀才，本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结果呢？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考举人就考了好几次，好不容易中了举人，后面考进士又是一轮接一轮的落榜。从十几岁的毛头小子，考到了四十出头的中年大叔，头发都考白了。
直到1894年，这一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开了个“恩科”，给老佛爷祝寿嘛，多给了些名额。张謇这一年运气来了，被主考官翁同龢看中了，钦点了个一甲第一名，也就是咱们说的状元！这一年，张謇已经42岁了。
搁一般人，这时候不得高兴疯了？金榜题名，这是人生四大喜事之首啊！又是慈禧太后的恩科，这荣耀更是加倍。可张謇那天在日记里写了一句啥话？他说：“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
啥意思？用大白话说就是：我就像一只停在门前的鸟，本来就没啥进皇宫享福的心思；我又像是老早被拴在槽边的马，早就厌倦了在外奔波的风尘了。你看，这哪有一丁点中状元的狂喜？这语气里带着疲惫，甚至还有点无奈和辛酸。
他高兴不起来，是有原因的。1894年，对咱们中国来说，是个耻辱的年份。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打了，咱们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被小日本打得丢盔卸甲，全军覆没。你这边朝廷还在为慈禧过生日放榜选状元呢，前线将士正用血肉之躯跟鬼子的坚船利炮死磕。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都高兴不起来。
二、忍辱负重，一个状元的“下海”之路
真正让张謇下决心扔掉官帽子、投身实业的，是第二年签订的《马关条约》。那条约有多狠？不光赔了两亿两白银，还允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随便设厂办实业。
张謇当时在日记里痛心疾首地写了几个字：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