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万港漂都在这儿
香港一处建筑工地上，40多岁的高旭峰和一群年轻工人一起做杂活。
几年前，他还不是这样。
他是工程项目高管，做过大型项目，也曾被派驻南部非洲。收入最高的时候，税后年薪约80万元人民币。
2017年底，高旭峰获批香港优才。
一个月后，他辞掉工作，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来到香港。
他以为，以自己的履历，在香港重新找一份工作不会太难。
后来他才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原来的职业路径在香港行不通。
他经历过明显的职业落差，也去过建筑工地，后来又辗转工程、理财顾问、跨境资源对接等不同方向。
但高旭峰没有离开。
工作换了，融入新圈子，生活也一点点重新开始。
2025年，他住满七年，拿到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从辞掉内地高薪工作，到真正成为香港永久居民，高旭峰用了七年。
而在他之后，规模更大的一批人开始进入香港。
他们拿到签证，比高旭峰当年轻松得多。
但签证之后，大家面对的，其实还是同一道题：
怎么在一座新的城市，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01 这一次来的，已经不是以前那批“港漂”
高旭峰来香港的时候，高才通还没有出现。
几年之后，香港开始大规模“抢人”。
2022年底，高才通推出。
它和过去很多工作签证最大的不同，是：
申请的时候，不需要先有一份香港工作。
符合条件，可以先拿签证，再来找工作、创业，或者安排一家人的生活。
门槛一变，来的人也变了。
以前说起“港漂”，很多人的路径是：
• 20多岁来香港读书
• 毕业后找工作
• 从第一份工作开始慢慢扎根
但这一轮来的很多人，已经三四十岁。
他们不是从零开始。
恰恰相反，他们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甚至海外有了不错的工作、收入和生活。
有人是大厂中层。
有人做工程、金融、媒体、科技。
有人已经结婚生子，在原来的城市有房子、有自己的圈子。
所以对他们来说，“去香港”从来不只是一张签证。
而是要把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人生，重新挪动一次。
工作要不要换？
孩子要不要转学？
另一半怎么办？
原来的收入、人脉和生活怎么办？
有人因此离开。
但也有人真的把整套生活搬到香港来了。
02 为了孩子，一个上海家庭来了香港
王瑞祥毕业于复旦，在上海生活多年，做过媒体，后来自己经营公关公司。
香港原本并不在一家人的计划里。
真正改变家庭安排的是孩子。
疫情期间，正在上海重点中学读书的孩子开始厌学。
继续走原来的升学路线，还是换一个环境？
2022年底高才通推出后，王瑞祥发现自己符合条件，很快申请。
签证下来时，孩子正准备读初三。
夫妻俩随后频繁往返香港。
他们最先解决的不是工作，而是：
学校。
看校、报名、插班考试、面试……
最后，孩子拿到了香港一所资助中学的录取通知。
这个家庭真正开始迁往香港，是从一个学位开始的。
但孩子进了学校，只解决了第一件事。
接下来轮到父母。
为了工作和续签，王瑞祥后来进入保险行业。
这并不是他在上海时原本从事的职业。
但做了接近11个月后，他的佣金约80万港元，其中六七成客户来自内地。
过去在内地积累的人脉，反而成为他在香港重新开始的资源。
后来妻子也来到香港，孩子继续读书，他本人完成了第一次续签。
王瑞祥一家，慢慢把生活迁移过来了。
这可能也是这一轮人才流动里很典型的一种变化：
不是把原来的生活原封不动搬到香港，而是在香港打拼出一套全新的生活。
03 同样为了孩子来香港，一年后，她带着女儿走了
当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成功迁移。
2024年，苏畅的丈夫申请高才通。
不久后，苏畅带着女儿来到香港。
一个重要原因，同样是教育。
一家人在尖沙咀租了一套约35平方米的两房单位。
以前在北京，家里还有独立书房；到了香港，女儿的房间推门就是床，上床下桌。
但真正需要重新适应的，不只是房子。
苏畅原本在北京有多年销售经验。
来到香港以后，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重新找工作，只能先做一些兼职。
女儿也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她喜欢打球、烘焙、打游戏，但放学以后很难像以前一样找到固定的朋友。
很多时候，她一个人去图书馆，偶尔一个人去看海。
学校有了。
但母亲的工作、孩子的朋友、一家人的生活，都需要重新开始。
一年以后，苏畅选择带着女儿离开香港。
同样为了孩子而来，两个家庭最后走向了不同方向。
只是当一个家庭真正住进来以后，才会知道香港适不适合自己。
04 两年投了几百份简历，他最后回了新西兰
家庭是一关。
工作是另一关。
39岁的程致远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他做过记者、主持人、编辑，也做过航空地面服务。
2023年，他申请高才通。
朋友告诉他：
“香港工作很好找。”
于是他来了。
接下来的两年，他向香港媒体投出了几百份简历。
绝大多数石沉大海。
有媒体联系过他，但因为不会粤语，没有继续。
其他职位里，他只得到过一次线下面试，最后也没有录取。
年龄、语言、本地经验，都成了现实门槛。
最终，程致远没有找到符合续签要求的工作。
签证到期后，他没有续签，回到了新西兰。
他的经历和文章开头的高旭峰有些相似。
两个人来香港之前，都不是职场新人。
一个人在原来的城市积累了十几年的履历，到了香港，却未必刚好有一个同样的位置等着他。
但另一批人的经历，恰恰相反。
05 同样是“外来履历”，有人到了香港反而更值钱
问题可能不在于一个人的履历够不够漂亮。
而在于：
你的履历，是不是香港刚好需要的那一种。
香港的就业市场，不是一个缩小版的北京或深圳。
《南方周末》采访发现，不少内地中年职场人来到香港后，会遇到几个相似的问题：
过去的行业，香港规模没有那么大；
原来的管理岗位，香港没有那么多对应职位；
部分专业又存在本地执业资格门槛。
专门面向人才的招聘会可以人头攒动，但真正适配部分中年高才经历的全职岗位并不多；主动接洽的职位中，保险、金融销售类岗位却相当常见。
这和两地的产业结构有关。
香港高收入专业岗位长期集中在金融、医疗、法律和专业服务等领域。
但过去十多年内地培养出来的大批中年职场人，来自互联网、工程、制造、游戏、供应链和科技企业。
两边的产业结构，并不完全一样。
一个人在深圳管理几十甚至上百人的互联网团队，香港未必刚好有同样规模、同样职能的岗位。
一个做了十几年内地工程项目的管理者，也未必能够直接复制原来的职位和收入。
但反过来也一样。
如果一个人原本就在金融、财富管理、科技、跨境贸易或者国际业务里工作，香港可能恰恰能把他的经验利用起来。
甚至放大。
香港中环
李赞（化名）就是这样。
他过去六七年一直在内地从事海外财富管理工作。
2023年初，他通过高才A类来到香港。
到了香港以后，他先进入一家财富管理机构工作。
金融行业的牌照、监管、合规要求不同，他也需要重新适应。
但他的专业方向没有断。
后来他取得相关牌照。
2024年，又开始全职创业，继续做财富和资产管理业务。
到2025年，他已经完成第一次续签。
他不是把过去的人生推倒重来。
而是借着香港，把原来的职业方向继续扩展。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香港政府对已经来港高才的调查显示，就业者主要集中在金融、创科、资讯科技和商贸等行业，而且以管理和专业职位为主。
早期调查里，就业高才的月入中位数约5万港元，约四分之一达到10万港元或以上。
换句话说：
确实有人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向，选择离场。
但也有相当一批人，已经在香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06 有人甚至把香港变成了事业的下一站
这一点可能比“有没有找到一份工作”更重要。
这一轮来香港的人里，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是刚毕业的年轻人。
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学历。
还有客户、资金、行业经验、供应链、公司和过去十几年建立起来的商业网络。
所以有些人的路径并不是：
来香港 → 找工作。
而是：
来香港 → 把原来的事业转移到香港。
香港这几年大力发展的家族办公室、财富管理、创科、Web3，以及越来越多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出海，都在放大这种可能性。
对这些人来说，香港真正有吸引力的，不一定是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
而是另外一些东西：
• 国际金融市场
• 更成熟的专业服务
• 海外客户
• 跨境资金和商业网络
• 粤港澳大湾区
所以这一轮“抢人”，慢慢出现了另一种结果。
有人来到香港重新就业。
也有人把生意带了过来。
还有人干脆把香港变成自己原有事业的第二个支点。
07 当然，也有人住过以后，发现自己不想留
叶疏桐的情况又不一样。
2023年，她刚从美国大学毕业不久，在一家初创公司做数据相关工作。
因为符合高才C类条件，她申请了高才通。
没有特别明确的移居计划。
更多是觉得：
既然符合条件，可以试试。
拿到签证以后，她断断续续在香港住了大约两个月。
她没有急着找工作。
先住一住，看看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里。
最后，她发现自己并不太适应香港的城市节奏和生活方式。
2025年3月，她主动放弃续签。
这其实也是人才自由流动很正常的一部分。
一张签证给了一个人进入香港的机会。
但机会不是承诺。
来了以后，可以留下。
也可以离开。
真正重要的是，选择变多了。
08 第一批高才，到了重新选择香港的时候
第一批高才进入续签期以后，一个数字很快引起讨论：
到期的高才中，大约一半选择申请续签。
另一部分没有继续。
第一张签证的时候，是香港在挑人。
到了续签的时候，选择反了过来：
香港选过他们，现在轮到他们重新选香港。
而真正选择继续的人，已经开始呈现出另一幅图景。
2025年香港施政报告披露，获续签高才主要在创科和金融行业工作。
其中95%的月收入高于香港本地约2万港元的月入中位数，约一半接近这个数字的两倍。
政府估算，高才通每年为香港经济带来的贡献约340亿港元，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约1.2%。
所以第一轮筛选之后，留下来的那批人，也正在慢慢进入这座城市真正的经济循环。
09 还有一些人，重新定义了什么叫“留下”
周荣华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在游戏行业工作多年，后来到深圳创业。
拿到高才以后，他没有马上把家搬到香港。
他继续住在深圳，同时在香港注册公司、发展业务。
深圳保留生活、团队和原来的商业网络。
香港则承担公司、客户和海外业务连接。
拿到签证后，他的生活并不是：
内地 → 香港
而是：
深圳 ⇄ 香港 
如果按照过去的移民逻辑，他似乎并没有“真正搬到香港”：
公司在香港。
部分业务在香港。
客户在香港。
人不断往返。
那么，一个人才到底怎样才算“留下”？
一定要全家搬到香港，每天在中环上班，才算留下吗？
如果一个人住在深圳，却把公司设在香港，在香港做生意、见客户、建立业务，他算不算香港引进的人才？
过去我们理解的人口迁移，是从A城市搬到B城市。
但在今天的深港之间，这条线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深港跨境
有人自己在香港，配偶仍在内地。
有人先把孩子送来读书。
有人香港上班、深圳居住。
也有人把公司和一部分业务搬来，生活依然留在大湾区或者内地的另一边。
对一部分人来说：
香港不是替代内地。
而是成为内地之外的第二个支点。
这未必是“没有留下”。
反而可能是一种以前没有那么普遍的新生活。
10 这是一座城市正在经历的阵痛，也是生长
就在8月18日，香港公布了最新人口数字。
截至2026年年中，香港人口达到751.83万。
有一个细节：
过去一年，香港人口自然减少了2万多人，但靠人口流入，最终还是实现了增长。
香港正在变得越来越依赖外面的人进来。
但另一面也同样重要。
这些人不是一个个填进人口统计表里的数字。
他们带来了孩子。
带来了消费。
带来了专业技能。
有人带来了客户。
有人带来了公司。
有人带来了原本属于北京、上海、深圳和海外的商业网络。
当然，城市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人都留住。
有人原来的职业在香港找不到完全对应的位置。
有人嫌房子小。
有人不习惯这里的生活节奏。
有人来了以后发现，另一座城市更适合自己。
但与此同时，也有人转了行业以后留下。
有人一家人慢慢搬来。
有人开始创业。
有人把香港加入自己的全球生意。
还有人决定：
这里就是下一站。
所以所谓城市发展的“阵痛”，并不只是有人离开、有人失败。
它的另一面其实是：
一座城市正在长出新的东西。
新的家庭。
新的公司。
新的行业连接。
新的深港生活方式。
以及一批过去并不属于这里、现在开始和这座城市发生关系的人。
香港在改变他们。
他们也在改变香港。
参考资料：
本文人物故事、政策及数据主要参考以下公开资料：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26年年中人口数字》，2026年8月18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公报及入境事务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申请、来港及续签相关数据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2025年施政报告》及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相关资料
香港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人才入境计划及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相关文件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来港人才跟进调查
香港政府新闻网：高才通来港人才就业、收入及行业分布相关报道
大公网 / 文汇报：高才通人才在港就业、创业及续签个案采访
财新：内地人才移居香港后的就业与生活个案报道
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高才通家庭来港、子女教育、就业及续签相关人物采访
部分受访者姓名沿用原报道姓名或化名。人物经历及数据均整理自公开报道及政府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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