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年轻人搏命上杠杆，被巨婴当成了“黄金时代”|国民|奥运|巨婴|日本|疯狂|美国|韩国

文 | Samhero

2025年下半年起，韩国KOSPI指数经历了一轮超级大牛市。三星电子股价从6万余韩元一路上涨超30万韩元，SK海力士则从不足20万韩元一度冲上200万韩元，涨幅超过十倍。到2026年6月22日，指数以9114点创下历史峰值，也引发了国内不少网友的羡慕。

一时间，“韩国股市暴涨”成为中文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在韩国，人人在街头拥抱”的截图被反复转发，似乎全民炒股的真的让韩国国民实现了共同财富自由。

然而，巅峰仅维持了一天。受市场对AI泡沫的担忧，以半导体为引导的这轮牛市遭遇情绪急转。6月23日，KOSPI暴跌9.99%触发熔断，此后连续重挫，38天内下跌近40%，从9114点直降至7月底的5663点，市值一度蒸发超过2200万亿韩元，规模接近韩国一年GDP。

更惨的是，由于普遍加了杠杆，有120多万个杠杆账户触及保证金追缴线，其中约30多万个账户遭到强制平仓。若简单按韩国成年人口折算，追保账户的规模已达到一个极为惊人的比例。即便近期韩股重新进入牛市区间，但这些账户的损失是无法补偿的。

此时人们才能意识意识到，韩国股市的波动是如此剧烈，也远非一个能让散户们在街头拥抱的美好去处，其散户规模之大、风险偏好之义无反顾，又同长期存在于各种宣传中的，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先进发达国家公民”普遍形象南辕北辙。为什么会这样？

而真正了解韩国宏观经济、资本市场与广大股民的恩怨纠葛后，我们才会发现，这一切不过是韩国广大民众在当前国内经济局面下的赌命一搏。甚至可以说，韩国股市，或许是整个韩国社会中最不卷的那一部分了。

韩国股市：既不市场也不自由的财阀提款机

现代韩国股市建立得很早，早在1956年，韩国证券交易所（KSE）的前身——“大韩股票交易所”（Daehan Stock Exchange）就已经正式成立。然而彼时的韩国尚处于战后经济恢复的草创期，在全民连吃饱饭都需要依赖美援、政府开支相当比例指望美国财政支持的背景下，这个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共同出资组建的、最早只有12家股票和3种证券的简陋市场，不过是国债交易的公共平台而已。

雪上加霜的是，股市成立初期监管不力，原始而野蛮的股市操纵与投机欺诈盛行，称其为“冒险家的乐园”毫不夸张。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远超当时社会承受能力的交易平台，在短暂繁荣后迅速步入消沉。

1961年，要“迅速解决民众的饥饿与民生问题，建设自主经济体系”的朴正熙少将发动政变，成为了韩国的军事独裁者，开始了现代韩国历史上少有的持续性经济建设进程。经过1960年代几个五年计划的推进，韩国经济实现了初步的资本积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日渐形成。

随着《资本市场培育法》于1968年发布，在政府鼓励下，符合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的企业积极上市，在彼时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这些在“官治金融”体系下得到政府爱重的未来财阀们，通过股市获得了宝贵的金融融资，进而又将其获得的资金投入到扩大生产之中，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可以说，军政府时代的韩国股市是典型的“财阀提款机”，为韩国产业升级提供了由国民血汗浇灌的资本养分。

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并为其提供资金保障的资本市场定位随着韩国走出军政府独裁，进入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的进程逐渐转型，然而长期高速增长积累的泡沫也在此时逐渐破裂。1988年后，韩国股市KOSPI指数随之下跌三年半，跌幅接近50%。

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则再次让股市产生超过70%的跌幅。尽管亚洲金融危机和IMF进场对韩国股市进行了根本性改革，但放开的金融市场仍然受到韩国宏观政策频繁而严格的调控。时至今日，政策剧烈摇摆、实施在全球各国中极少的按企业规模进行的差别化监管等“危机驱动”式监管体系仍是韩国股市的最明显底色。

韩国股市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带有远强于典型自由资本市场的政策工具属性。它诞生于战后废墟中，是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的融资工具；成长于军政府独裁下，是财阀扩张的输血通道；开放于IMF干预后，却仍在“危机驱动”式的频繁监管中踯躅前行。

一个政策工具属性强、市场集中度高、公司治理问题突出、监管干预频繁的市场，一种国家与财阀深度捆绑的基因，这是韩国股市的底色，也是理解后来一切疯狂与悲剧的前提。

韩国股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被动赌徒

然而，面对如此的韩国资本市场，普通韩国股民仍旧趋之若鹜。

韩国散户在资本市场的规模堪称世界一绝。通常认为，各国资本市场普遍对散户并不友好，在韩国这种倾向大市场主体、充满国家意志和财阀利益的资本市场也一样。但韩国散户们却在股市中极其活跃，以至于形成了世所罕见的“散户为主”的布局。

韩国散户的交易量占股市全年成交规模的60%至70%，成交额占比达58.4%，远高于同期美国等主要资本市场中的个人投资者占比，说韩国资本市场是全民的“应炒尽炒”，丝毫不为过。

截至2025年底，韩国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个人投资者达1456万人，相当于每4个韩国人中就有1人炒股。活跃股票账户超1亿个，而韩国总人口仅约5110万，相当于韩国总人口的两倍以上。当韩国股市在2025年下半年开启那场史无前例的超级行情时，最先冲进去的正是这样一群散户：家庭主妇、上班族、大学生、七八十岁的老人，甚至是刚出生的婴儿。

而散户们的风险偏好就更加可怕了。这是一群“不把杠杆加到头，就决不罢休”的疯狂投机者：从规模看，散户融资交易占比达35%，散户借贷投资狂热气氛可见一斑；从年龄分布上看，在个股杠杆产品这个细分市场中，40岁以下投资者合计占比近60%；30岁以下散户中，40%动用3倍以上高杠杆。

甚至，不满18岁的小孩也被父母打开了账户：2026年第一季度，18岁以下未成年人新开户数量同比暴涨近10倍，20岁以下投资者的信用交易余额从2025年底的21亿韩元飙升至2026年6月底的53亿韩元，6个月内增幅达152.4%，远高于全市场36.3%的平均增速。

这一切，为何如此疯狂？

因为普通韩国人没得选。

长期以来，为了在先发国家占绝对优势的工业社会里抢得一席之地，韩国政府不得不在各领域选择出重点支持对象，以低息贷款、减免税负、出口信贷、承担企业亏损等政策，培养出少数如现代、三星、LG、大宇、SK等财阀。

出于规模经济效益的考虑，这一决策有其道理，但也正是这种“政府主导方向-重点财阀突破”的模式，将整个国家的资源即纳税人的血汗、国民的劳动、未来的负债集中灌注到少数几个企业集团身上。几乎在韩国每个有所成绩的行业，“一个世界级龙头”之下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

得益于韩国偏门而重点发展的国民经济，绝大多数韩国民众过得并不是那么好。“四当五落”式的卷法则化作韩国普通民众个人发展的底色，因为他们深刻地知道，这个社会是只有赢者才配生存，输者一无所得的零和社会：

孩子从小学开始就被卷入“四当五落”的补习地狱，每天睡四小时能考上、睡五小时就落榜；考入名校后，财阀的入职测试和公务员考试，早已演化成养出“考试院”即单人备考长期包房的究极竞技；入职后，则面对终身未竟的晋升之战，在充满昭和式上下级关系和韩国式卷文化的职场马拉松中耗尽全部青春。甚至在退休后，也得拿着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的、甚至不够养活自己的养老金，为了晚年生活与儿孙，燃烧自己余生的精力。

如今，这种“卷法”不再是朴正熙时代那种“不干活就没饭吃”的生存透支，而是“不做到极限就会被淘汰”的社会性消耗。前者催生了汉江奇迹，后者则正在透支这个国家最后一代还能生育的年轻人。

在这个绝望的社会之中，股票就几乎成为韩国民众的唯一期待。

当前普通韩国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越来越难完成资产积累。当工资增长追不上首尔住房等核心资产价格，单纯依靠储蓄越来越难跨越住房和阶层门槛时，股票便显现出一种其他道路所不具备的特征——进入门槛低、流动性强，而且理论上仍然存在短时间内实现非线性财富增长的可能。对于缺乏既有资产的年轻人而言，这种可能性本身就足以构成吸引力。

韩国资本市场曾经经历多轮大牛市，最早在汉城奥运前后形成了第一轮韩国版“奥运景气”，KOSPI指数三年间指数累计上涨约450%；而在金融危机后，全球IT热潮席卷韩国，韩国版NASDAQ指数KOSDAQ一年上涨240%；至于2003年-2007年的五年长牛、25年以来的AI行情，更是刺激着普通韩国人的内心。

眼看着“股市放6年股票市值涨402倍”“海力士十年收益率3315%”这样的个案在电视上一遍遍播放，又有谁会拒绝在股市上搏出个未来和财富自由呢？

事实上，政府也在有意无意地推动公众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韩国长期以来存在一个问题，即游资大规模炒房，致使首尔房价极贵，普通年轻人穷其一生也难以在首尔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这一问题是如此突出，以至于早已形成社会问题，即便是离任前支持率仍高达60%以上的文在寅前总统也毫无办法。

作为吸引资金的一个渠道，韩国政府自然想到了引导资金进入股市：现任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竞选时喊出“韩国股市5000点”的口号，并在选举前数日购买了价值4000万韩元的股票ETF，带头炒股展示信心；

而从工具上，韩国交易所于2026年5月批准单只股票2倍杠杆ETF上市，不足一个月合计资产膨胀两倍；至于操作上，移动证券交易和线上信用工具，又显著降低了个人投资者接触融资和杠杆产品的操作门槛，更让资本市场的风险提示在狂热的散户面前形同虚设。

公众的绝望和政府的引领，让炒股成为承载普通国民摆脱阶层固化的重要渠道。而这些绝望的公众，又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散户定价的市场。只不过，定价权并不等于赢钱的权利。

梦醒时分：残暴的”黄金时代“终有偿还之时

只有当美梦惊醒，世人才能有所反思。暴涨时，韩国散户在街头拥抱。暴跌时，他们连“装死扛过去”的资格都没有。而当我们回首这一切的理由，却分明发现，这一切的根源，不过是到了偿还的时候。

这是韩国的宿命：一个没有资源、没有腹地、没有战略纵深的国家，夹在地缘政治的最前线，试图通过极限自我压榨换取国家提升发展的一个奇迹，其天花板终究近在眼前。

靠着压榨劳动力、透支国土潜力、集中一切资源灌注给财阀拼死一搏，韩国从一个农业殖民地，成长为全球第十二大经济体，手握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产业链，在存储芯片、造船、OLED显示屏等领域占据前列，换来了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亮眼成绩单。

然而，这种“重点突破、高度集中”的产业政策确实创造了奇迹，但也让韩国经济患上了一种结构性的“单一产业依赖症”。宏观经济被半导体绑架，股市被两家公司绑架，国民被财阀绑架。当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时，篮子的摇晃就成了全民的灾难。

然而股市虽残酷，但却是韩国年轻人几乎唯一能抓住的、不受出身和关系网限制的裂缝。即便它一次次吞噬着大多数人的希望，即便它每次狂欢之后都是一地鸡毛，即便散户们都清楚击鼓传花才是这个游戏的本色，但年轻人仍然只能无条件前进。因为交易所里，至少还有一举财富自由的可能，交易所外，则是真正的、被称作“地狱朝鲜”的现实社会。

这就是韩国式奇迹与困境的本色，它不是因为没有努力而失败，反而正是因为透支了几代人挤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门槛，而陷入今天的困境。它从废墟中起步，靠着国家主导的极限榨取模式创造了举世震惊的汉江奇迹，但当它终于站在山顶时却发现，财阀垄断、政府主导、全民内卷的底色反倒成了继续前进的最大障碍。

然而平心而论，回到当初，韩国可以不努力不卷么？一个事实显而易见，二战之后只有廖廖几个国家或地区真正实现了工业化，韩国正是其中一个。而大部分没实现工业化的后发国家也逃不过卷生卷死；

那么韩国可以换一种更好的努力道路么？首先我们没法假设存在一个当初就摆脱了美国秩序的韩国。然后看看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可以说作为东亚东南亚的经济体，只要是作为美西方的附庸发迹于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路径就不会有本质区别，也只有日本先发优势太大，才能在一段历史时期里让内部看起来没那么残忍。起码发展到今天来说，韩国的经济在很多方面还表面得比日本更为有活力。

所以不追求发展不可能，但选了这条路发展，今天就要偿还代价，这样的宿命其实才是新自由主义“黄金时代”的真正底色：残暴的欢愉必将以残暴结局。就像新自由主义时代看起来不卷的西方先发国家们今天也在偿还代价，无非是比起东亚卷王们，他们已经爽够本太久，而直到今天代价仍然太轻。

我们要清楚，韩国今天的困境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韩国”的宿命，而不应该是韩国，或者任何一个后发国家永恒的宿命，历史不会只有新自由主义秩序一种发展模式。时下东亚年轻人的话语体系中流行各种“东亚原罪”式的批判，这表面上是在进行反抗，实际是一种非常精神分裂的行为。

一方面，将后发国家为发展付出的代价归结为东亚社会的根本缺陷，这是选择“认命”；另一方面又”不认命“，幻想有一条不用付出代价就可以改变困局，可以继续坐享新自由主义黄金时代岁月静好的道路。这反过来更强化了他们将一切归罪于自身社会”原罪“的认知。

其实对于新自由主义秩序来说，从来没有什么”东亚“，有的只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网。甚至可以明确地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现实压力，韩国甚至不会活到新自由主义施舍来发展机遇的一天，况且，韩国真正实现工业化所依赖的，恰恰是大量与后来新自由主义教条并不相容的国家干预。

而对我们来说尤为讽刺的是，对韩国年轻人来说疯狂上杠杆是赌命一搏，而中文互联网上的小资竟然把别人的赌命一搏想象成”黄金时代“。中国在参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费劲力气才堪堪避免陷进新自由主义的大坑里，直到今天在不少领域里也仍有余毒未清，巨婴们却日夜摇旗呐喊要跳进这个日韩已经深陷的坑里。

同日本铁心投向美国，将自己全部命运绑定在远东霸权不同，韩国似乎试图走出这条宿命道路的轮回。然而，这个代价终究如同其获得的利润一般巨大：凝固的阶级，绝望的散户，还有偏门的经济，让韩国做出最优解的空间被极度压缩。好在，只要想调整和修改，时代的风沙终究会弭平所有的愤怒，将一切不甘、愤懑和心酸，埋葬进历史的尘土中。

对我们而言，重点并不是浅薄地羡慕那些看似精致实则空虚的妆造，也不是把鲜活的教训当作笑料简单地忽略。我们需要，或者说，我们应当掌握的，更应当是客观看待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用自己智慧解决问题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