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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野火席卷欧洲，英国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时，文学小说在捕捉气候危机的严重后果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夏初，我踏上欧洲巡回售书之旅。所到之处，高温都在刷新纪录。在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我躲进有空调的酒店，以避开午后的烈日。在通常气候温和的苏黎世，平均气温达到37度。我跳进利马特河以求清凉。在行程最后一天抵达华沙时，波兰正经历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那是14个创下历史高温的国家之一。六月，当我动身返回美国时，欧洲正处于灼烤之中；而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七月底，欧洲正在燃烧。
自热浪开始以来，已有超过一万人超额死亡（excess death，特定时期内实际死亡人数超出基于历史数据推算的预期正常死亡人数的差值）。然而对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而言，高温带来的不过是些许不便：通勤不适、热疹、户外时间减少。这似乎是当今气候危机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某些人致命，对另一些人却稀松平常。即便世界正在燃烧，却不知怎地并不让每个人都感到紧迫。
这种反差让我回想起2012年的桑迪飓风。当时我住在纽约，是数百万被命令就地避难的人之一（我很幸运，因为另有数十万人被命令撤离家园）。我遵从指示，留在上西区温暖干燥的公寓里，看着窗外的树在黑暗的天空下猛烈摇摆。第二天早晨，雨停了，太阳出来，空气重归平静，电力也还在。我出门查看灾情时，几乎什么也没看到，只有几根断裂的树枝。我所在街区的气氛轻松愉快；地铁停运、学校停课、工作取消，人们悠闲地吃着早午餐。
而在城市的其他区域，情况则截然不同。成排的出租车被淹没在水中，只露出金丝雀黄色的车顶；市中心一架巨型起重机拦腰折断；一栋公寓楼的墙壁坍塌。我反复观看一段发电厂爆炸的视频。五十万人（包括曼哈顿下城的大部分居民）断电。美国新闻媒体几乎只聚焦纽约，而国际新闻网站则呈现了更完整的图景：桑迪在八个国家造成233人死亡，并造成700亿美元的损失。
风暴过后几天，我在唐人街做志愿者，向居住在公屋最高层的老人分发基本物资（电池、罐头食品和瓶装水），这些老人自风暴以来尚未出门（电梯停运，他们无法走楼梯）。公寓里弥漫着食物腐烂和厕所未冲的臭味。国民警卫队开着坦克在街上巡逻；老鼠公然在人行道上横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当地人合影留念。纽约大学的研究实验室在风暴中丢失了实验动物；新闻报道说它们已经死亡，但谣言四起，称这座城市又多了10000只转基因小鼠和大鼠。
新的规则主导着下城的生活。酒吧在烛光下免费供应饮品，社区居民举着手工制作的牌子为路人提供水，小商店提供免费充电站。世贸中心遗址周边的道路连续数周积水，水面泛着绿色的咸水。在一片黑暗中，有一栋大楼依然灯火通明，它的金色方块伸向天空，高盛不会停摆。
在桑迪过后的几天乃至几周里，我震惊于诸多反差：下城的黑暗与上城的光明；那些能逃往第二居所的人与无处可去的人；那些拥有快速、有序救灾能力的国家与完全依赖社区互助的国家。我也回想起自己在新加坡成长过程中，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听过的自然灾害：1999年奥里萨邦气旋，2003年印度热浪，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6年菲律宾南莱特泥石流，2007年孟加拉气旋。这些灾害的死亡人数更高，然而我发现许多人从未听说过它们。
当桑迪于2012年登陆时，我刚刚开始攻读英语文学博士学位。为了学业，我阅读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为了消遣，我阅读当代文学小说。我寻找有关环境的小说，却常常感到失望。在许多作品中，气候危机的严重后果被包装成未来的可能性，某一天才会来临。但气候危机不仅是未来的确定之事，也是过去和当下的真相。灾难已经在此。
桑迪过去几年后，我读到阿米塔夫·戈什（Amitav Ghosh）的《大错乱》（The Great Derangement），他在书中指出文学小说辜负了我们。戈什完美地表达了我对气候小说（cli-fi）读物的失望。但他走得更远。戈什列举了现代小说不适于表现气候危机的理由：
一，当代西方小说变得“越来越彻底地以个体心理为中心”；二，与其他体裁不同，小说无法自由跨越时空；三，我们的文学想象力变得“彻底以人类为中心”；四，气候危机的特征是极不可能的事件，而“概率与现代小说是孪生兄弟”。
初次阅读《大错乱》时，我同意戈什所说的“气候危机同时也是文化危机，因而也是想象力的危机”。但我也在想，是否可能写出他所认为不存在但应该存在的那种作品：既能捕捉极端事件，又能记录气候危机平庸真相的严肃文学小说。
戈什放下了一道战书；我想，不妨试着接住它。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我写了一部小说，它朝向两个灾难性事件，桑迪飓风和2004年印度洋海啸，但同时记录了纽约和泰国两地缓慢发生的暴力。我的首作《在水下》（Under Water）试图用戈什认为最不适合的形式，即以单个个体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小说，来表现气候变化。
诚如戈什所言，与史诗不同，小说通常不会将多个宇宙汇聚在一起。但一部以当今全球化世界中的资产阶级个体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小说，实际上确实可以跨越空间和时间。单个个体可能（正如我的主人公玛丽莎那样）在东南亚一座几乎无人居住的小岛上长大，十年后，又作为成年人生活在美国东海岸的大都市。
我的书也回应了戈什一个引人注目的论断：现代小说“从未被迫直面不可能事件的核心地位”。在《在水下》中，我试图让桑迪飓风，一个极不可能的事件，充满预感。由于她的童年和过往经历，玛丽莎对桑迪逼近的感受与城市中其他居民不同。
《在水下》是对戈什所谓当代现实主义小说注定令我们失望这一论断的反驳。单单一部小说无法同时展现一切，无法呈现所有地方和所有时刻。但它能比任何其他文化形式都更有效地运用我认为仍然是我们对抗这场或任何其他危机的最佳武器之一，即对每一天正在失去的人和地方，给予仔细、认真关注的决心。
编译：蛮蛮
审核：Jen
来源：卫报等
原标题： ‘It is not only a future certainty – the disaster is already here’: why we need climate 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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