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象”？什么是“象思维”？什么是“象法”？什么是“观象”。。。本期小编通过老师多年沉淀耕耘的知识，结合实践应用经验，为了更好的系统阅读体验，引证典籍文献以极强逻辑性给予阐述。本文不涉迷信，重在正本清源的文化传播与科普。请理性阅读。 编者按
一、“象”与《周易》内涵
《周易》中，"象"不仅是简单的符号表征，更是一套完整的认知范式与思维体系。这套通过"观物取象"建立的符号系统，既是对自然现象的摹写，又是对宇宙规律的抽象，最终形成贯通天人的思维模型。从甲骨文的"象"字造型来看，其长鼻巨耳的动物形象已暗示着先民对具象与抽象的双重把握——既是实体动物的描摹，又隐含着"形象""象征"的思维萌芽。
“象”字演变（图源网络）
物象构成《周易》符号系统的物质基础。《周易·系辞下》记载的"仰观俯察"方法论，实为上古先民认知世界的原始路径。《周礼·春官》记载太卜"掌三易之法"，其中"山、水、云、气"等自然现象都是重要的占卜依据。汉代京房在《易传》中系统阐释八卦取象：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这八种基本物象构成六十四卦的基因图谱。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应同》记载"类同相召，气同则合"，揭示出古人观察物象时注重类比联想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在《周易》中表现为"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的推演方式，如观雷电而悟威严（震卦），察风行而思教化（巽卦）。
意象使《周易》超越简单占卜术而升华为哲学体系。《周易·系辞上》提出的"立象以尽意"命题，标志着中国思维从具象到抽象的飞跃。三国时期王弼在《周易略例》中强调"得意忘象"的解读方法，正是对这种抽象特质的深刻把握。以乾卦为例，《周易·象传》解"天行健"为"君子以自强不息"，将天体运行之象转化为道德修养之则；坤卦"地势坤"引申为"厚德载物"，地理特征被赋予人格内涵。这种转化在《左传》《国语》的占筮案例中已有体现，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史墨论龙，将天文星象与人事吉凶相联系。宋代邵雍在《皇极经世》中发展出"观物取象"的完整理论体系，认为"象"是连接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中介。
法象使《周易》成为动态的宇宙模型。《周易·系辞下》所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揭示出卦象系统的全息特征。汉代孟喜创"卦气说"，将六十四卦与二十四节气相配应，如复卦对应冬至，彰显阴阳消长之理。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提出"法象莫大乎天地"的命题，认为卦象系统实为宇宙规律的镜像反映。这种思想在《黄帝内经》的"四时阴阳"理论中得到医学印证，在《孙子兵法》的"奇正相生"原则中展现军事应用。明代来知德在《周易集注》中特别强调"象"的动态交互性，如泰卦天地交而万物生，既济卦水火交而事功成，这种交感思维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宇宙观。
"象"思维经历三个阶段演进：
殷周时期的宗教性龟兆象占
春秋战国时期的卦象推演
汉唐以降的实用性象数体系
马王堆帛书《周易》与传世本的卦序差异，正反映出不同时期对象数关系的不同理解。清代朴学家惠栋在《易汉学》中系统梳理象数流派，揭示出"象"概念从占卜工具到哲学范畴的转化轨迹。这种转化使《周易》的"象"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蕴含本体论价值——如张载在《正蒙》中所言"盈天地之间者，法象而已矣"。
《周易》的"象"系统最终指向"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礼记·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和谐观正是通过卦象推演得以具象化。从物象的客观观察，到意象的主观提炼，再到法象的规律把握，"象"思维完成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螺旋上升过程。这种思维模式不仅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整体观、变易观和有机观，更为人类认知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范式参考。在文明对话日益深入的今天，重新阐释《周易》"象"系统的哲学内涵，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象法”的实践系统
“象法”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其实践体系通过符号推演构建起贯通天人的思维范式。这一体系以《周易》为源头，历经先秦诸子、汉代经学、宋明理学的发展，形成“取象比类”与“象数模型”两大实践路径，深刻影响着古代医学、天文、政治等领域的知识建构。从马王堆帛书《易传》所载“观象制器”到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象法思维始终是中国人把握世界规律的核心工具。
1、取象比类
取象比类的本质是将自然现象符号化，通过类比推演建立人事规律。《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的“东方生风，风生木”论述，实为以五方、五气、五味的符号对应构建生理模型。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记载的“甲乙木主东，丙丁火主南”，正是这种思维在日常生活择吉中的体现。汉代京房将八经卦赋予社会属性，其《京氏易传》明确将乾卦比作“君父”、震卦喻为“长子”，这种象数等级体系在《汉书·艺文志》中被描述为“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明代医家张景岳在《类经》中进一步发挥：“肝属木者，非谓肝即木也，取其条达之性相类耳”，揭示出取象比类并非简单对应，而是功能属性的抽象模拟。
地方志中保留了大量取象比类的实践案例。清代《徽州府志》记载风水师“以山形类龟蛇则建玄武庙，见水势若蟠龙则立文昌阁”，将地形符号化以指导建筑布局。更值得注意的是《绍兴县志》所录明代黄宗羲的实践：他通过观测当地“鉴湖水浊则疫病起”的现象，结合《周易》“山下出泉”之象，提出疏浚河道的治理方案，这正是取象思维在公共事务中的典型应用。
2、象的数理推演
象数模型通过数学结构模拟宇宙运行，其核心在于将符号系统数字化。西汉孟喜创立的“卦气说”以六十甲子配六十四卦，《新唐书·历志》详细记载了这种将坎、离、震、兑四正卦主二十四节气的时空模型。考古发现的汉代“式盘”实物，其天盘刻二十八宿、地盘列干支方位，正是这种数理推演的仪器化呈现。北宋邵雍在《皇极经世》中构建的元会运世体系，以129600年为一“元”，将历史周期纳入先天八卦的数学序列，朱熹评价其“因象以推数，因数以明理”（《朱子语类》卷六十五）。
这种模型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尤为突出。敦煌出土的《乙巳占》残卷显示，唐代李淳风将二十八宿度数转化为“风角鸟占”的预测参数，通过角宿12度对应“大将方位”来部署行军。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更直接运用洛书九宫数训练鸳鸯阵，所谓“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取五行生克之义”，体现了象数模型的操作性转化。清代《福建通志》记载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曾依据《河洛精蕴》的“天一生水”理论选择癸亥日渡海，暗合潮汐规律，可见象数推演并非玄虚。
3、象法思维的渗透
在医学领域，东汉张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体系实为象法思维的典范。《伤寒论》以太阳、阳明、少阳三阳卦象类比表证、里证、半表半里证，太阴、少阴、厥阴三阴卦象对应不同虚证层次。敦煌医学卷子P.3287记载的“五脏纳甲法”，将肝脏病变与乙亥日关联，正是干支象数在诊断中的具体应用。元代滑寿《十四经发挥》更将任督二脉比作乾坤二卦，形成经络运行的符号化解释框架。
天文历法方面，西汉《周髀算经》提出“天象盖笠，地法覆槃”的宇宙模型，以勾股定理推算“日照四极”范围。唐代僧一行在《大衍历》中运用“爻象历”技术，通过揲蓍所得卦象调整闰月安排，《旧唐书·历志》称其“推天地大象，以正阴阳之序”。这种思维甚至影响法律实践，《唐律疏议》明确规定“诸玄象器物不得私有”，将天文仪器纳入国家象数管控体系。
三、“观象”的认知
"观象"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其认识论基础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占卜实践。《尚书·洪范》所载"稽疑"之法，已初具"立时人作卜筮"的雏形，这种通过观察自然现象以窥测天意的传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系统化的认知范式。《周礼·春官》详细记载了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的职责，表明至迟在西周时期，专业化的天文观测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更明确指出："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揭示了观象活动与华夏文明相始终的密切关系。
感官观察作为观象思维的第一层次，其方法论特征在《周易·系辞传》中有经典表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观察方式，在《周礼》的职官体系中得到制度化体现。据《周礼·地官》记载，大司徒之职包括"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而《夏官》中的职方氏则需"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这种天地对应的观测体系，在汉代张衡的《灵宪》中发展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宇宙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的"观星定时法"，仍保持着"昼测日影，夜候中星"的传统观测方式，显示出这一认知模式的持久生命力。
符号转化是观象思维的第二层次，其精髓在于将感官经验升华为象征体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蔡墨论龙时所言"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直接援引《周易》坤卦上六爻辞，将天象异变转化为卦象语言。这种符号化思维在《周易·说卦传》中形成系统理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中，卦序排列与传世本迥异，却同样遵循"观物取象"的原则。清代学者胡煦在《周易函书》中特别强调："卦象者，写天地之影也"，道出了符号系统与客观世界的映射关系。地方志中也不乏此类记载，如《苏州府志》载宋代朱长文观测太湖风云变化而作《吴郡图经续记》，将水文现象转化为可资借鉴的地理符号。
规律推演构成观象思维的第三层次，其核心在于建立现象之间的关联体系。《周易·系辞传》提出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宇宙生成论，为现象推演提供了哲学基础。汉代京房创立的八宫卦说，通过世应、飞伏等机制，构建起卦象变化的精密模型。《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杂占十八家"，大多基于"观其象而玩其辞"的推演方法。唐代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汇集汉魏以来三十余家易注，系统梳理了卦象推演的各类范式。宋代邵雍的《皇极经世》更将这种推演扩展到历史领域，提出"元会运世"的时空计量体系。明代来知德在《周易集注》中发展的"错综说"，进一步丰富了象数推演的技术手段。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类学说"虽未必尽合于圣人之意，然其用心亦良苦矣"。
观象思维的价值，在传统科技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周髀算经》记载的"以表测影"之法，通过观测日影变化推算节气，形成中国特色的数理天文学体系。东汉张衡制作的浑天仪，将观测数据转化为机械运动，《后汉书》称其"验之以事，合契若神"。元代郭守敬创制的简仪，将观象精度提高到新水平，《元史》记载其测定黄赤交角"较古精密"。这些科技成就的背后，都贯穿着"观象制器"的认知传统。《天工开物》中记载的"水火既济而土合"陶瓷烧制技术，正是观象思维在工艺领域的生动体现。
在人文领域，观象思维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认知方式。《诗经》中"七月流火"的天象描写，《楚辞》中"摄提贞于孟陬兮"的星历记载，都显示出文学创作与自然观察的紧密联系。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分析地域经济差异时，特别强调"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与"地形气候"的关联，体现出观象思维在社会分析中的运用。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月道与黄道相交"现象观察，兼具科学价值与人文意趣。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通过分析历代灾异记录，建立起"天变与人事相参"的历史解释模式。
纵观观象思维的发展历程，从《尚书》"历象日月星辰"的原始观测，到《周易》"立象以尽意"的符号创造，再到《皇极经世》"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系统推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认识论体系。这套体系既包含"格物致知"的实证精神，又具有"取象比类"的思维特色，在中华文明的认知传统中占据着核心位置。正如清代学者惠栋在《易汉学》中所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这种以象为媒介的认知方式，不仅塑造了中国传统科技的人文特质，也为当代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四、“象思维”的定位
"象思维"作为核心方法论，其学术定位可从三个维度展开论述。本文将以详实的文献史料为基础，结合地方志记载，系统阐释这一思维范式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
1、整体性思维
《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揭示出象思维的天人合一特质。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构建的"天人感应"体系，将阴阳五行与四时政治相配属，如"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王道通三》），形成完整的宇宙解释模型。明代医家张景岳在《类经图翼》中记载："五运六气者，所以纪岁步，明气化，测灾祥也"，这种以天干地支为框架的推演系统，在清代《苏州府志》中仍有实践记载："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太阴湿土司天，医者多依此辨症"。
地方志文献中保留着丰富的应用实例。据《杭州府志》载，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的"二十四番花信风"，将物候变化纳入干支系统；明代《绍兴府志》记载的农业谚语"冬至阳生春又来，夏至阴生秋便催"，体现着阴阳转化的整体认知。这种思维在军事领域亦有体现，《虎钤经》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说，正是将星象、地形、人事纳入统一考量的典范。
2、动态思维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的"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揭示出象思维的动态关联特性。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书》以元会运世推演历史周期，其"以运经世"的学说在《河南通志》中被评价为："推天道以明人事，其数可验于千载之后"。元代吴澄在《易纂言》中强调："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也"，这种变化观在明代《江西通志》记载的江右王门学派辩论中得以深化，邹守益提出"寂感之几"说，将爻变原理引入心性修养。
动态思维在医学实践中尤为显著。《黄帝内经·六微旨大论》载"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清代《吴医汇讲》记录叶天士医案，其"卫气营血"辨证体系正是动态思维的典范。地方司法文献中亦见应用，《明公书判清明集》载南宋胡颖判词："《易》称'穷则变'，今乡约之法当因时损益"，展现法律实践中的变通智慧。
3、应用思维
宋代刘牧《易数钩隐图》将河洛之学应用于政治决策，此事在《宋史·艺文志》与《玉海》中均有记载。明代来知德《周易集注》提出"象寓于图，理寓于象"的实践原则，其在四川梁平的讲学活动见于《夔州府志》："以易理断狱，民皆称服"。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象数之学："其精者足以通古今之变"，这种实践性在《清实录》康熙朝奏折中可见端倪，大臣李光地常以卦象分析治河方略。
地方志文献中保存着丰富案例。《徽州府志》载明代商人程大位将河图洛书原理应用于珠算改良；《泉州府志》记录海商运用天文占验技术，"以星象定针路"。在军事领域，《武备志》收录的"风角占候"系统，将气象变化纳入八卦九宫框架，这种实践智慧在戚继光《纪效新书》的抗倭战例中得到验证。
五、史料与地方志佐证
《周礼·春官》记载太卜"掌三易之法"时，特别强调"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这一记载揭示了上古时期《连山》《归藏》《周易》三大占卜体系共同遵循的象数逻辑。东汉郑玄在《易赞》中阐释："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这种以自然物象为思维媒介的特征，在清代《浙江通志·古迹志》中得到实物佐证——绍兴府观象台"台高三丈六尺，周垣列二十八宿分野"，其建筑形制明显承袭《诗经·大雅》"经始灵台，经之营之"的周代天文观测传统。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卦序虽与传世本迥异，但通过比对发现，其六十四卦排列仍严格遵循"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象数原则。清代学者惠栋在《易汉学》中指出："《归藏》以坤为首，商道尚质，取象地载万物。"这种思维模式在《吴越春秋》记载的越国占卜案例中尤为显著：勾践用蓍草占得"鼎"卦，范蠡解为"金铉玉趾，实为嘉瑞"，正是取象于青铜礼器的物质形态。
明代《绍兴府志·祠祀志》记载禹庙设有"卦爻堂"，其建筑"八楹象八卦，六十四窗应爻数"。这种将易学原理具象化的做法，与《汉书·艺文志》所述"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的记载形成互证。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四明续志》收录的《庆元路重建灵台记》详细记载了观测台"上圆下方，法天象地"的建筑规制，与《周髀算经》"方属地，圆属天"的宇宙观完全吻合。
宋代《嘉泰会稽志·器物篇》记载当地祭祀用的"卦钱"，其形制"面铸卦爻，背刻星图"，印证了《史记·天官书》"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的对应关系。明代《宁波府志》收录的《重建观星台记》更详细记载了仪器"上层布三垣，下层列九州"的构造，完美呈现了《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观测传统。这种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思维模式，在《国语·越语》记载的范蠡"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的军事决策中得到实践应用。
清代朴学家张惠言在《周易虞氏义》中揭示："《归藏》卦画以坤起，犹《连山》以艮为首，皆因时王之制。"这一论断在《宋元四明六志》收录的《昌国州图志》中得到佐证，该志记载的渔民用《连山》占风候之法，仍保留着"观艮象知山云变化"的原始思维特征。而《宝庆四明志·叙物产》记载的海商贸易占验术，则明显延续了《周易·系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认知方式。
通过梳理这些散见于方志典籍与考古实物中的证据链，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从《周礼》记载的三易体系，到明清时期仍在民间延续的占卜实践，象思维始终保持着"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得意忘象"的思维路径。这种思维模式不仅构成中华传统认知论的核心特征，更在地方志记载的日常实践中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与适应性。正如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言："六经皆史，诸子皆经，其道一也。"象思维正是贯穿其中的认知纽带。
结 语
“象”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通过“象法”构建认知体系，以“观象”实现主客互动，最终形成“象思维”这一独特方法论。其影响贯穿经学、医学、风水等领域，构成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逻辑思维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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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佳 李杰
校审：三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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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献：《周易》《周礼·春官》《易传》《吕氏春秋·应同》《左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国语》《皇极经世》《周易正义》《黄帝内经》《《易汉学》周易集注》《礼记·中庸》《日书》《京氏易传》《徽州府志》《乙巳占》《朱子语类》《周髀算经》《史记·天官书》《天工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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