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个雨夜抵达地拉那的。从伊斯坦布尔转机过来，飞机降落时窗外黑沉沉的，只有跑道尽头几盏昏黄的灯在雨雾里浮着，像谁随手撒了一把将熄未熄的烟头。舱门打开，潮湿的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说不清是泥土还是海腥的气味。我拎着那只半旧的登机箱站在舷梯上，忽然觉得自己像是被抛到了另一个星球。
来之前，朋友老赵在电话里劝我：“周行，你疯了吧？阿尔巴尼亚？那地方你去干什么？买地？你连那国家在地图上哪儿都指不出来吧？”
我说我知道，在巴尔干半岛，亚得里亚海边上，对面就是意大利。
老赵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也不至于跑那么远。国内哪儿不能待？你就是要躲，也找个近点儿的地方。”
我没说话。有些事不是躲，是逃。逃得越远，那些东西追过来的声音就越小。小到夜里能睡着，就行。
我叫周行，三十五岁，离婚半年，前妻带着女儿回了她娘家那座南方小城。公司破产清算，欠了一屁股债，房子车子都抵了，最后只剩下手里这点钱——不多，可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我本来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随便做点什么，把剩下的日子过完。结果在网上乱翻，看见一条广告，阿尔巴尼亚沿海土地出售，永久产权，价格低得离谱。那会儿我脑子一热，就联系了对方。中介是个阿尔巴尼亚人，叫阿德里安，英语带着浓重的卷舌音，热情得不像话。他发来一堆照片，碧蓝的海，灰白的石头山，半山坡上大片荒着的橄榄园，远处一座红顶老房子，像油画里才有的风景。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那房子破归破，可它站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好像已经站了一百年，还能再站一百年。我忽然就想去那儿。
此刻我站在地拉那机场的到达厅，手机开机，阿德里安的电话就来了。
“周先生！你到了吗？我在出口，穿蓝色外套，举着牌子，上面写你的名字！”
我拖着箱子走出去，果然看见一个矮壮的男人，四十来岁，卷发，黑红的脸膛，手里举着块硬纸板，上面用马克笔写着两个歪歪扭扭的汉字：周行。我走过去，他咧嘴笑，露出一颗金牙，伸手要帮我拿箱子。
“欢迎欢迎！一路辛苦！我的车在那边。”
他的车是一辆老款奔驰，车身坑坑洼洼，座椅上的皮革裂着细密的口子。上了车，他拧开收音机，里面放着一种节奏跳跃的民谣，手风琴和单簧管的声音搅在一起，热闹又哀愁。阿德里安跟着哼了两句，回头问我：“周先生，先去酒店休息，还是直接去看地？”
我看了看窗外。雨还在下，街灯把湿漉漉的马路照得发亮，路边的建筑新旧夹杂，墙上涂着花花绿绿的涂鸦。我说：“先找个地方住吧，明天再去。”
他点点头，车子拐进一条窄街，停在一家小旅馆门口。旅馆招牌闪着一半的霓虹，门厅里坐着个胖老太太，看见阿德里安就叽里咕噜说了一串话，阿德里安回了几句，把钥匙递给我。
“好好休息，周先生，明天九点我来接你。”
那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像有人在轻轻敲窗。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片荒地里，脚下是龟裂的泥土，远处有个女人在喊什么，我听不清。醒来时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细长的一道，落在床单上。
我洗漱完下楼，阿德里安已经等在门口，手里拿着两个烤面包圈，递了一个给我：“吃，本地人早餐就吃这个，配酸奶，好吃。”
面包圈还热着，外皮酥脆，里面软和，撒着芝麻。我咬了一口，味道居然不错。我们开车出城，沿着一条沿海公路往南开。公路一边是灰绿色的山丘，一边是碧蓝的海。天晴了，海面亮得刺眼，空气里有股咸腥的、干净的气息。我摇下车窗，风灌进来，把脑子里那团纠缠了几个月的乱麻吹散了一点。
开了大概两个小时，阿德里安把车拐下公路，走上一条石子路。路两边是矮矮的橄榄树，银绿色的叶子在风里翻着。车子颠簸着爬上半坡，停在一道铁丝网旁边。阿德里安熄了火，说：“就是这儿。”
我下了车。眼前的景色和照片里一模一样——一大片坡地，从脚下一路斜到海边，地里长着些稀稀拉拉的野草和几棵老橄榄树。坡顶有一座石头房子，红瓦顶，白墙斑驳，木窗紧闭。海就在几百米外，从这儿望过去，水天相接，蓝得没有边际。
“五公顷，”阿德里安比划着，“从这棵大橄榄树到那边的石墙，再到下面那条小溪，都是你的。永久产权，地契我带着，政府登记过，干净得很。”
我沿着坡地走了走。泥土是红褐色的，踩上去松软，草丛里开着些不知名的小黄花。风从海面吹来，带着潮气。我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这片地一直在等我，等了好久。
“多少钱来着？”我回头问。
阿德里安报了个数字。换算成人民币，确实便宜得让我怀疑自己听错了。我在心里算了算，即便加上手续费、律师费，剩下的钱也够我在这边简单生活好几年。
“行，”我说，“我要了。”
阿德里安眼睛一亮，搓了搓手：“好！痛快！不过签合同之前，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
他脸上的笑容忽然变得有点古怪，像是藏着什么话。他凑近一步，压低声音：“周先生，这块地有个特别的……福利。”
“对，”他舔了舔嘴唇，“买地送五个女人。”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他在开玩笑。我看着他，他脸上那种笑不像是玩笑，倒像是有点紧张，又有点期待。我皱起眉：“你说什么？”
“送五个女人，”他又说了一遍，竖起五根手指，“五个。这是当地的老规矩，真的。你买下这块地，地契上附属的五个女人，就归你照顾。”
我脑子里嗡了一下。这也太离谱了。我盯着他的脸，想找出一丝调侃的意思，可他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只有认真，甚至还有一点不易察觉的躲闪。
“你开什么玩笑？”我说，“这什么年代了，买卖人口？我不需要女人。”
阿德里安连忙摆手：“不是不是，你误会了。不是买卖，是……怎么说，是一种历史遗留的义务。这块地以前属于一个家族，家族里的男丁都死了，只剩五个女人。按照当地古老的法律，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是一体的。你买地，就得承担照顾她们的义务。当然，你可以不履行，政府也不会强制执行。但是——”
“但是什么？”
他耸了耸肩：“但是本地人都知道这个规矩。如果买了地不管，会被人戳脊梁骨。而且那五个女人还住在山坡上的老房子里，她们没别的地方去。”
我愣住了。这算什么事？我大老远跑来，只想找块清静地方，结果买块地还买出一堆麻烦。我转身看向那座红顶老房子，阳光照在斑驳的白墙上，木窗紧闭着，像一只沉默的眼睛。
“你之前怎么不说？”我语气不太好。
阿德里安搓着手：“我怕说了你就不来了。但这真的不是坏事，周先生。那五个女人都是好人，她们不会给你添太多麻烦。而且地价这么便宜，就是因为有这个条件。你要是不愿意，也可以再考虑考虑……”
我冷笑一声：“地契背面是不是写着什么？”
阿德里安的表情僵了一下。他点点头：“是，背面用阿尔巴尼亚文写着附加条款。五个女人的名字、年龄，还有日期。这是老地契的格式。”
我深吸了一口气。海风吹过来，带着橄榄叶的苦涩香气。我本该转身就走，可脚下这片地像有什么东西拽着我。我说：“带我去看看她们。”
阿德里安似乎松了口气，又似乎更紧张了。他指了指那座老房子：“她们就在那儿。不过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她们……情况和你想的不一样。”
我们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往坡顶走。越靠近那房子，我越觉得它比远看更破旧。屋顶的红瓦缺了好几片，墙根爬满青苔，木门上的漆剥落得不成样子。院墙塌了一角，从缺口望进去，院子里晾着几件旧衣服，颜色都已经洗得发白。
阿德里安站在门口喊了一声。过了好一会儿，木门吱呀打开一条缝，露出一张苍老的脸。那是个老太太，包着黑头巾，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她看见阿德里安，眼里闪过一丝光，又看见我，眼神立刻变得警惕。
阿德里安用阿尔巴尼亚语跟她说了几句话。老太太沉默地听着，目光始终落在我脸上。半晌，她慢慢把门打开，侧身让我们进去。
屋里很暗，窗户关着，只有从门缝里透进来的光。空气里有股陈旧的木头味和淡淡的草药味。我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屋里的陈设：一张粗木桌，几把椅子，墙角有个旧壁炉，炉台上摆着几幅镶在木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面目模糊，但能看出是男人，穿着旧式军装。
老太太朝里屋喊了一声。接着，我听见脚步声，一个接一个的女人从暗处走出来。
先是两个中年女人，一个瘦高，一个矮胖，穿着深色的旧衣裙，脸上带着同样的警觉。然后是三个年轻些的，一个三十来岁，怀里抱着个婴儿；一个十八九岁，皮肤黝黑，眼睛很大；最小的那个看起来也就八九岁，躲在那个年轻女人身后，只露出半张脸，怯生生地望着我。
五个女人站在我面前，高矮胖瘦，年龄不同，但都有一种相似的神情——那种被生活磨去了棱角，却又硬撑着不肯倒下的神情。她们不说话，只是看着我，像在看一个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又像在看一个决定她们命运的人。
阿德里安在我耳边小声说：“那个最老的是哈蒂亚，这两个是她妯娌，年轻的是她侄女和侄孙女。她们的男人都死了，有的死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动乱里，有的死在海上。她们自己种点菜，养几只鸡，靠教会的救济过日子。”
我站在那里，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十足的入侵者。我原本想好了一肚子话，此刻一句也说不出来。那个小女孩还躲在少女身后，只露出一双乌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我看了看阿德里安，又看了看那五个女人，最后把目光落回老太太身上。她也在看我，眼神里没有祈求，没有敌意，只有一种平静的、近乎麻木的等待。她在等我的决定。
我走到桌边坐下，从口袋里摸出烟，想了想又放回去。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壁炉里木柴灰烬塌落的声音。海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我后颈发凉。
“阿德里安，”我说，“合同在车上吗？”
他愣了一下，连忙点头：“在，在。”
“拿来吧。”
阿德里安转身跑出去。那几个女人还是站在原地，一动没动。老太太哈蒂亚看着我，嘴角动了动，说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懂，但她的语气很轻，像在自语。
阿德里安拿着合同和地契回来，摊在桌上。我翻到地契背面，借着门外透进来的光，看清了那一行行用黑色墨水写就的阿尔巴尼亚文。字母弯弯绕绕，像某种神秘的符号。阿德里安在旁边用英语给我翻译：
“本契约所涉土地，原有居住者五人，因历史原因，与土地不可分割。购地者自签约之日起，须对其履行照顾之责，直至她们另行安顿或自然离世。此条款为本地古老法律之遗留，不具强制效力，但为土地交易之诚信基础。”
下面是五个名字和出生年份。阿德里安一个个指给我看：
哈蒂亚，一九四五年生。莱拉，一九五八年生。米拉，一九六零年生。露西，一九八五年生。艾玛，二零一二年生。
五个名字，五个年份，像五枚钉子，钉在那张泛黄的纸页上。
我看了很久。窗外的海风声、屋里的沉默，像两股力量在我胸口拧着。我忽然想起前妻临走时说的那句话：“周行，你这个人，就是太爱逞强，又太容易心软。所以最后苦的都是你自己。”
我承认她说得对。可此刻我坐在这里，看着眼前这五个女人，看着那小女孩露出的半张脸，看着老太太哈蒂亚那双浑浊却平静的眼睛，我心里那团乱麻似乎被什么东西轻轻拨了一下。
我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阿德里安长出一口气，脸上露出那种如释重负的笑。他叽里咕噜跟哈蒂亚说了几句话，老太太闭上眼睛，轻轻点了点头。其他几个女人仍然沉默着，但脸上的紧绷似乎松了一些。
我合上合同，站起身走到门口。海就在坡下，波光粼粼，像撒了一地碎玻璃。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座老房子，它还是安安静静地站着，只是此刻在我眼里，已经不再是画里的风景了。
那是五个女人的家。
签完合同那天晚上，我躺在旅馆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发生的一切像电影片段在脑子里反复回放：阿德里安举着牌子在机场等我时的笑脸；那片红褐色的坡地；老房子暗沉沉的堂屋；五个女人沉默地站在我面前；还有地契背面那一行行弯弯绕绕的字。
我打开床头灯，从包里翻出那张地契复印件。阿德里安给我复印了一份，原件留在律师那里办登记。我把那张纸展开，用手指顺着那些阿尔巴尼亚文一行行划过去。虽然看不懂，但每个字都像有温度，烫得我指尖发麻。
五个女人。哈蒂亚，七十五岁。莱拉，六十二岁。米拉，六十岁。露西，三十五岁。艾玛，八岁。
我的后半辈子，忽然多出了五个陌生人。
第二天一早，阿德里安来接我，说要去市政府办最后的手续。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絮叨：“周先生，你昨天签得太爽快了，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说实话，之前有两个人来看过地，一听这个附加条款，扭头就走了。其中一个还是你们中国人，说这是什么封建糟粕。”
我望着窗外，没搭话。车子经过一片小村庄，路边有孩子在追一只皮球，老人坐在石阶上晒太阳。阿德里安继续说：“不过你放心，她们不会赖着你不走的。哈蒂亚的儿子还活着，在希腊打工，偶尔寄点钱回来。莱拉和米拉的男人是兄弟，都在动乱那年死了。露西的丈夫前年出海没回来，留下艾玛。她们自己种菜养鸡，过得下去。你只要偶尔去看看，有什么大事帮一把就行。”
“她们没有别的亲人？”
“有倒是有，但都不在本地了。年轻人都往外跑，就剩这些老的弱的。”阿德里安叹了口气，“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穷，留不住人。”
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景色。灰白色的石头山，碧蓝的海，路边偶尔闪过一座半塌的碉堡，那是过去时代留下的印记。这地方有种奇异的宁静，像被时间遗忘了。
手续办得很快。地契正式过户到我名下，律师用英语跟我确认了一遍条款，特别提醒我附加义务“不具法律强制力，但建议尊重当地风俗”。我点点头，没多说。
回旅馆的路上，我让阿德里安带我去买点东西。他问我买什么，我说：“米、面、油，还有孩子的牛奶和糖。”
阿德里安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车拐进了一家小超市。
下午我拎着几袋东西去了老房子。这次门开着，莱拉和米拉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走过来，停下手中的活，表情有些局促。我把东西放在门口，朝她们点点头，她们犹豫了一下，走过来把袋子拎进去。
哈蒂亚坐在屋前的一把旧藤椅上，看见我来，微微欠了欠身。我走过去，她指了指旁边的小板凳，示意我坐下。我坐下了，和她并排望着坡下的海。
她用阿尔巴尼亚语慢慢说了一句话，声音沙哑，像老树皮摩擦。我听不懂，只能摇摇头。她也不在意，自顾自地继续说，眼神望着海面，仿佛在讲一个很远的故事。
后来露西出来了，她会几句简单的英语，磕磕绊绊地帮我翻译。原来哈蒂亚在讲这片地的来历。很多年前，这里住着一个大家庭，男人们出海打鱼，女人们种橄榄、养羊。后来发生了动乱，男人们死了，土地荒了，房子也旧了。可女人们没走，因为这是她们的家。
“她说，你是第一个签了字还回来的。”露西低着头说。
我心里像被人轻轻拧了一把。我看了看院子角落里那棵老无花果树，枝繁叶茂，果实还没成熟，青绿色的果子挂满枝头。艾玛不知什么时候从屋里跑出来，躲在那棵树后面，偷偷看我。我朝她招招手，她缩回去，过了一会儿又探出半张脸。
我站起身，走到那棵树前，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糖，放在她能够着的枝桠上。小女孩的眼睛亮了一下，但还是没动。
我转身走了。走出院门时，听见身后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和一句含糊的“谢谢”。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会去那房子看看。有时带些吃的，有时帮她们修一修漏雨的屋顶，补一补院墙的缺口。我手笨，干活慢，莱拉和米拉在旁边比划着教我。语言不通，我们就笑，比划，再笑。艾玛渐渐不怕我了，会跟在我后面，像条小尾巴。
阿德里安时不时来看我，带我去镇上办居住证、开银行账户。他见我真的开始照顾那家人，眼神里多了一丝敬意。有一天他跟我说：“周先生，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我停下手中的活：“什么？”
“这五个女人里面，有一个不是本地人。”他压低声音，“哈蒂亚是希腊人，年轻时候嫁过来的。她的丈夫和儿子在动乱里死了，小儿子逃到希腊，再没回来。她不想回希腊，因为这里埋着她的丈夫和大儿子。”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这跟我没关系。”
阿德里安笑了笑：“是，是。不过你小心点，这地方的人情，沾上了就甩不掉。”
我当时没太明白他这话的意思。直到一个月后的那个傍晚。
那天我在坡地上修篱笆，快收工的时候，露西慌慌张张跑过来，用夹杂着阿尔巴尼亚语和英语的话朝我喊。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听明白：哈蒂亚晕倒了。
我扔下工具跟着她跑回去。哈蒂亚倒在床边，脸色灰白，呼吸急促。莱拉和米拉在旁边急得直哭。我掏出手机给阿德里安打电话，他让我别慌，说马上开车过来。
那天晚上，我们把哈蒂亚送进了几十公里外的一家医院。医生说是心脏问题，需要住院观察。我垫付了费用，阿德里安帮忙办手续。莱拉和米拉守在医院走廊里，像两尊沉默的雕像。露西带着艾玛留在家里，因为孩子不能在医院过夜。
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躺在床上的哈蒂亚。她比之前更瘦小了，像一片枯叶，风一吹就会碎。护士给她戴上氧气管，她闭着眼睛，胸口微弱地起伏着。
阿德里安拍拍我的肩：“周先生，你做得够多了。”
我摇摇头。站在这里，我忽然想起我母亲。她走的那年，我还在外地忙一个项目，赶回来时她已经进了ICU，全身插满管子。我在走廊里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她走了，我连最后一句话都没听见。从那以后，我总梦见医院走廊那盏惨白的灯。
此刻灯光也惨白，照在哈蒂亚脸上，像一场旧梦重演。
我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下来，双手抱头。阿德里安没再说话，在我旁边坐下，递给我一瓶水。
“这家的男人都死了，”他轻声说，“她们不信任外人。可现在你能感觉到，她们开始信任你了。”
我喝了一口水，冰凉的，顺着喉咙滑下去。我说：“我好像明白了。”
“明白什么？”
“买地送五个女人，”我笑了一下，“不是送你五个奴隶，是送你五个债主。她们的命，都压在你身上了。”
阿德里安哈哈大笑，笑得走廊里几个护士转头看过来。他拍着我的背：“周先生，你是个好人。”
好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些事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哈蒂亚在医院住了五天，病情稳定下来。我每天开车往返于旅馆和医院，给莱拉和米拉带饭。露西和艾玛也被接来了一次，艾玛站在病床前，轻轻拉着哈蒂亚的手，不说话。哈蒂亚睁开眼，看见她，嘴角动了动，像在笑。
出院那天，我把她们送回老房子。哈蒂亚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阳光暖烘烘地照着她。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说了一长串话。露西在旁边翻译：“她说，她梦见了她的丈夫。丈夫说，终于有人来照顾我们了。”
我握了握她那枯瘦的手，像握着一截老树的枝干。我说：“我会常来。”
她点点头，松开了手。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开始认真考虑以后的生活。这片地不能就这么荒着。我想把橄榄园重新打理起来，再养些鸡和羊。阿德里安帮我联系了几个本地工人，把坡地翻了一遍，补种了不少橄榄树苗。我还学着酿酒，虽然第一批酿出来的味道古怪得很，但莱拉尝了说不错。
露西的英语越来越好，我们之间的交流顺畅了许多。她告诉我，她丈夫以前是个渔民，出海遇到风暴，船翻了，再没回来。艾玛是她唯一的牵挂。她想让艾玛去上学，可村里的小学去年关了，最近的学校在十几公里外。
“我想买辆旧车，每天送她去。”我说。
露西抬起头看我，眼里有泪光闪了一下。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的无花果树下，望着满天的星星。这里的星空比城市里亮得多，银河像一条发亮的河，从山那边一直流到海那边。艾玛搬了个小板凳坐到我旁边，仰着头看星星。我用刚学会的阿尔巴尼亚语问她：“好看吗？”
她点点头，指着天上说：“星星是妈妈的眼睛。”
我愣了一下。露西走过来，摸着她的头发说：“她爸爸以前总说，人死了会变成星星。艾玛一直记得。”
我抬头看着那些星星，忽然觉得鼻子发酸。我想起女儿。离婚后，我再没见过她。前妻说，孩子还小，等大了些再说。我已经快半年没听见她叫我爸爸了。
我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海风吹过来，带着夜里的凉意，吹得无花果树的叶子沙沙响。
露西轻声说：“周先生，你还好吗？”
我说：“没事，风沙迷了眼。”
她没拆穿我，只是让艾玛靠在我肩上。小女孩软软的身体靠过来，我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了。
那一刻我意识到，有些伤口，是可以在这样的夜晚慢慢愈合的。
可生活从不让人安生。
三个月后的一天，阿德里安急急忙忙跑来，说有人要买我这块地，出价是我买价的三倍。买家是个希腊商人，看中了这片山坡，想开发成度假别墅区。
“三倍！”阿德里安眼睛发亮，“周先生，你转手就能赚一大笔，那五个女人的义务也一并转给新买家，你自由了。”
我正蹲在地上修一把断了柄的锄头，闻言停下来，抬头看他：“他买地干什么？”
“建别墅、酒店。现在来阿尔巴尼亚旅游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块地位置好，面朝大海，背后有山，开发出来就是金矿。”
我慢慢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那五个女人怎么办？”
阿德里安的笑容僵了一下：“新买家会负责，合同里写清楚。这是规矩。”
“什么规矩？”我看着他，“把五个活生生的人当附属品转来转去，这叫什么规矩？”
阿德里安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转身朝坡顶走去。风从海上吹来，带着咸味和远处隐隐的雷声。要变天了。
我走进院子时，莱拉正在晾衣服，米拉在喂鸡，哈蒂亚坐在藤椅上打盹，露西在屋里哄艾玛午睡。一切看起来和往常一样宁静。可我知道，这份宁静有多脆弱。
我站在无花果树下，看着这个破旧却温暖的小院。如果我把地卖了，她们会怎么样？新买家会推平房子，建起酒店，她们会被安排到某个安置房，或者更糟，被赶走。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她们已经是无根的浮萍了，我不能再把她们连根拔起。
我回到阿德里安面前，说：“我不卖。”
阿德里安急了：“周先生，你好好想想！那可是三倍的价钱，你在这地方投入了不少，转手就能回本。这个机会不是天天有的！”
我摇头：“这地我不卖。要卖也等她们都安顿好了再说。”
阿德里安盯着我看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行，你说了算。不过那个希腊人不会轻易放弃的，他可能会找你的麻烦。”
麻烦确实来了。
那个希腊商人叫尼科斯，五十来岁，地中海式秃顶，挺着个啤酒肚。他通过律师找到我，提出提高报价。我依然拒绝。他又托阿德里安带话，说可以给五个女人一笔“遣散费”，让她们搬去别处。我问他：“搬去哪儿？”
阿德里安摊手：“城里租个房子，给她们生活费。这条件不差了。”
可我知道这不现实。五个女人，老的老，小的小，在乡下住惯了，怎么可能适应城里的生活？再说，她们在这里不是住房子，是住根。根拔了，人就散了。
尼科斯见我不松口，开始使别的手段。他找到当地官员，想通过土地规划施压。阿德里安提醒我小心，说这个希腊人有点背景。但我既然签了合同，地就是我的，合法手续齐全，他动不了。
可那段时间我还是焦头烂额。尼科斯的人时不时来坡地上转悠，说些难听的话。有一次，两个壮汉站在院门口，要见哈蒂亚。莱拉和米拉吓得把门关得死死的。我赶过去，用英语跟他们交涉。他们装着听不懂，只是笑。
那晚我睡在院子里的躺椅上。夜很静，只有虫子叫和远处海浪拍岸的声音。我望着头顶的星星，忽然觉得这地方已经和我的命连在一起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一趟警察局。阿德里安陪我去的，说这种事报警可能没用，但总得留个记录。警察做了笔录，态度还算认真，说会加强巡逻。
从警察局出来，阿德里安忧心忡忡：“周先生，要不你就把地卖了吧。这样耗下去，你耗不过尼科斯。”
我摇摇头：“我现在明白了，她们不是我的债主。”
“那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是我重新活过来的理由。”
阿德里安愣住了。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变了。
我没有告诉他，来这里之前，我其实已经不想活了。欠债、离婚、众叛亲离，我在一个深夜走到江边，站了很久。最后没跳下去，是因为想到母亲临终前看我的眼神。那眼神里有失望，也有不舍。我想，我不能就这么死了。
所以我逃到这里，想找个地方把自己埋了。可没想到，我买下的这块地，埋着的全是别人的命。别人的命压过来了，我自己的反而轻了。
现在，这些命也在一点点把我从土里拽出来。
转机来得有些突然。
那天艾玛发烧，露西急匆匆跑来找我。我开车送她们去镇上的诊所。路上艾玛烧得小脸红扑扑的，靠在露西怀里哼哼。我腾出一只手轻轻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
诊所的医生是个年轻女人，检查后说是普通感冒，开了点药。我付了钱，又带着她们回家。露西紧紧抱着艾玛，不停地说谢谢。
我站在车旁，看着她们走进院门。海风吹过来，我忽然觉得，这场景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像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
就在这时，阿德里安打来电话，语气兴奋：“周先生！好消息！尼科斯撤了！”
我握着手机，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
“他撤了！听说他资金出了问题，在希腊那边的生意出了麻烦，顾不上了。而且你那块地的手续太干净，他找不到漏洞。”
我长出一口气，靠在车门上，仰起头。天很蓝，蓝得像透明的。
“还有，”阿德里安继续说，“我跟他说了，这地上住着的人，有希腊血统。他再想动，也得掂量掂量。”
我笑了：“行，你厉害。”
挂了电话，我走进院子。莱拉正在给艾玛熬粥，米拉在收拾晒好的衣服。哈蒂亚坐在藤椅上，看见我，招招手。我走过去，她拉过我的手，在手心里放了一枚旧银币。
我不解地看着她。露西走过来说：“这是她结婚时婆婆给的，一直藏着。她说，你护着这个家，这枚银币给你，能保平安。”
我把银币攥在手里，温热的，带着老人的体温。我弯下腰，轻轻抱了抱哈蒂亚。她瘦小的身子在我怀里微微发抖，像一片风中的落叶。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着。我托阿德里安联系了附近城镇的学校，把艾玛送进了小学。我每天早上开车送她，下午再接回来。露西在镇上找了份零工，帮人做家政。莱拉和米拉在家里做奶酪、腌橄榄，拿到集市上卖，居然有了点收入。
我给前妻打过一次电话，想听听女儿的声音。前妻沉默了一会儿，说：“周行，你变了。”
我说：“是吗？”
“你以前说话总是急吼吼的，现在慢下来了。”她顿了顿，“女儿想你了，我让她跟你说几句。”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爸爸，你在哪儿啊？这里有大象吗？”
我笑了，眼泪差点掉下来：“爸爸在一个有海的地方，没有大象。等爸爸安顿好了，接你来玩好不好？”
“好！我要看海！”
挂了电话，我在车里坐了很久。海就在眼前，一波一波地拍着岸。我想，我得好好活着，为了那些需要我的人。
可命运总爱开玩笑。
那天清晨，我被阿德里安的电话惊醒。他的声音急促：“周先生，你快来！老房子着火了！”
我跳起来，鞋都顾不上穿就往车上跑。远远地，我看见坡顶腾起黑烟，红红的火光舔着天边。我的心像被人攥住了，油门踩到底。
赶到时，老房子已经烧了一半。莱拉和米拉蹲在院墙外哭，露西抱着艾玛，脸上黑一道灰一道。哈蒂亚躺在担架上，被急救人员抬着。
我冲过去问：“怎么回事？人怎么样？”
阿德里安拉住我：“是电线短路引起的。哈蒂亚吸了烟尘，情况不太好。其他人没事。”
我看着熊熊燃烧的老房子，那些木梁、那些老照片、那些记忆，都在火里扭曲、坍塌。我忽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哈蒂亚被送进医院，这一次她没能再醒过来。三天后，她走了。
葬礼那天，天下着细雨。村里的神父来了，用阿尔巴尼亚语念着祷告。莱拉和米拉哭成了泪人，露西紧紧搂着艾玛。我站在人群里，望着那具小小的棺木被缓缓放入土坑，心里空了一块。
阿德里安站在我身边，低声说：“哈蒂亚走得很安详。她最后说了一句，说她看见她的丈夫了。”
我闭上眼。雨丝落在脸上，凉凉的。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坐在废墟旁，谁也没说话。老房子只剩几面黑黢黢的墙，无花果树也烧焦了半边。艾玛靠在我怀里，已经睡着了。露西把一条毯子披在她身上。
我望着大海，黑沉沉的，只有远处渔船的灯光在晃动。我说：“我会把房子重建起来。”
露西转头看我，眼里有泪光。她轻声说：“我们也会帮你。”
莱拉和米拉在旁边用力点头。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她们不是我的债主，我也不是她们的救世主。我们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相互搀扶着活下去。
尼科斯的威胁已经过去，老房子也烧了。但没关系，房子可以重建，人还在。我还有她们，她们也还有我。
重建的过程很艰难。我手里的钱已经花掉了大半，材料费和人工费都不便宜。阿德里安帮我找来了镇上最便宜的施工队，莱拉和米拉也每天来帮忙搬砖递瓦。露西继续打零工，把挣来的钱都交给我，我不肯收，她就偷偷塞进我的工具包里。
艾玛每天放学回来，就蹲在工地上看。她问：“周叔叔，新房子会有我的房间吗？”
我说：“有，每个人都有。”
她笑了，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一个月后，新房子的框架立起来了。虽然不如原来的大，但结实、明亮。我特意留了一个房间给艾玛，窗户朝海，采光最好。
搬家那天，莱拉和米拉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我们坐在新院子里的木桌旁，海风轻轻吹着，夕阳把天边染成金红色。艾玛兴奋地跑来跑去，露西笑着叫她别摔着。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那种平静不是赚了多少钱、签了什么合同带来的，而是你知道，你被需要，你属于这里。
晚上，我坐在新房子门口，望着那片海。阿德里安来了，手里拎着两瓶啤酒。我们并排坐着，谁也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碰了碰我的胳膊：“周先生，你现在还觉得那地契背面的条款是负担吗？”
我喝了一口酒，说：“不是负担。”
“那是什么？”
我想了很久，说：“是一份礼物。”
他转过头来看我，眼神里带着笑：“你终于明白了。”
我点点头。是的，我明白了。买地送五个女人，不是送，是她们在送我。送我一份活下去的理由，一个家。
我翻开地契背面的复印件，那五行名字在月光下清晰可见。哈蒂亚的名字后面，多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那是她自己用笔画上去的，在住院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我轻轻抚过那个十字架，心里默默说：哈蒂亚，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她们。
海风吹过，像一声温柔的应答。
全文完结，虚拟演绎请勿当真，勿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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