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札记：穆欣《陈赓大将》载，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陈赓左腿两处中弹，卢冬生一路护送。行至汕头附近，追兵逼近，卢冬生脱衣背负陈赓涉水渡河，伤腿未沾滴水。陈赓晚年仍念：“没有冬生，就没有我陈赓。”
一、法租界里的“陈先生”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后面有一条小街，叫环龙路。环龙路东头拐角处，开着家不大不小的菜馆，门面两间，楼上楼下，卖些本帮菜。店招上写“顺兴馆”，黑底金字，是请前清一个秀才写的，笔力倒还饱满。顺兴馆的熟客多半是附近住家的小职员、教书先生，还有些在法租界讨生活的生意人。这些人来吃饭不讲究排场，要的是清爽可口，价钱公道。
一九二八年秋天的一个中午，顺兴馆进来一位客人。这人三十岁上下，穿一件灰哔叽长衫，料子不差，剪裁也合身，脚上是双黑皮鞋，擦得干净。他脸色有些苍白，像是病刚好不久，走路时左腿不大得力，微微有些跛。跑堂的伙计眼尖，见这人气质不像寻常吃客，忙迎上去，堆着笑问：“先生几位？楼上请？”
这人摆摆手，说：“就一位，楼下靠窗坐。”声音不高，带着湖南口音，语气平和，却让人不好多问。
他在靠窗那张桌边坐下，点了一碗红烧肉、一碟雪菜毛豆、一碗米饭。跑堂的记下，转身去了后厨。这人也不东张西望，只低着头，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划着，像在想事情。
不一会，菜上来了。红烧肉油亮亮，炖得酥烂，雪菜毛豆清爽，米饭也蒸得正好。他拿起筷子慢慢吃。吃到一半，又一个伙计从后厨出来，端着一盆汤，给另一桌送去。那伙计二十上下，个子不高，身板结实，走路带风。这人抬头看了一眼，筷子忽然停住了。
他盯着那伙计的背影，先是愣住，随后嘴唇动了动，像是不敢相信。那伙计送完汤回来，经过他桌边，他忽然站起来，一把抓住人家手腕，盯着脸看。
“你……你是不是冬生？卢冬生？”
那伙计吓了一跳，抬头看他，也愣了。半晌，那伙计嘴里吐出两个字：“少爷？”
这人眼圈一红，声音也颤了：“冬生，真是你。我找了你半年，你怎么在这里？”
卢冬生左右看了看，低声说：“少爷，别声张。我在这里当伙计，两个多月了。”
这人就是陈赓。那时他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公开身份是商人，化名“王庸”。卢冬生是湖南湘潭人，七岁到陈赓家放牛，后来跟陈赓出来革命，南昌起义后一路护着陈赓逃到上海。两人失散半年，陈赓一直托人打听，没想到在这家小菜馆碰上了。
陈赓把卢冬生拉到桌边坐下，又让跑堂的加了一副碗筷。他上下打量卢冬生，见这年轻人比半年前瘦了，但精神还好，手上有几处烫伤的疤，该是在灶台上弄的。
“你怎么到这里当伙计？”陈赓问。
卢冬生低着头说：“从香港到上海，走散了。我身上没几个钱，又不敢找您，就在这租界里寻事做。好在这家馆子老板不盘问来历，管吃住，先落下脚。”
陈赓点点头，叹口气：“我前些日子在牛惠霖医院治腿，住了好几个月。出来就打听你，找了好些地方。”
卢冬生抬头看了看陈赓的腿，问：“少爷，腿好了？”
“好了。多亏牛先生。”陈赓说着，忽然笑起来，指着自己的脸，“你看看我，像不像个做生意的？”
卢冬生也笑了：“像。少爷本来就像。”
陈赓夹了块红烧肉放进卢冬生碗里：“吃。吃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两个人在顺兴馆楼下坐了大半个钟头。陈赓问卢冬生这半年怎么过的，卢冬生说从香港上了岸，往北走到汕头，又搭船到上海，一路打短工，扛包、拉车、洗碗，什么活都干。后来经人介绍到顺兴馆当伙计，老板看他勤快，就留下了。
陈赓听完，沉默一会，说：“冬生，跟着我，回队伍去。”
卢冬生放下筷子，看着陈赓，说：“少爷，我早想回去。只等你一句话。”
那天下午，陈赓带着卢冬生出了顺兴馆，往霞飞路方向走。两个人并排走，陈赓左腿还是不大灵便，卢冬生想去扶，被陈赓挡开了：“不用扶。走慢点就是。”
走了几步，陈赓忽然想起什么，转头问：“冬生，你还记得汕头城外那条河不？”
卢冬生一愣，随即点头：“记得。一辈子忘不了。”
陈赓拍了拍他肩膀，没再说话，只是重重地揽了一下。
那天晚上，陈赓给卢冬生安排了住处，又叫人取了两套换洗衣服。卢冬生洗了澡，换了衣裳，再出现在陈赓面前时，已不是顺兴馆里那个跑堂的伙计了，眉眼间透出股当兵的硬气。
陈赓看着他，心里百感交集。半年前那个裸身背他过河的青年，如今更结实了，也更沉稳了。他知道，这人往后能扛大事。
二、湘乡陈家的少爷
陈赓的家乡在湖南湘乡县湘西乡二都柳树铺，那是湘中的丘陵地带，田垄交错，水塘散落，农户人家多种稻养鱼。陈家在当地算得上有根基的门户。陈赓的祖父陈翼怀，早年投湘军，跟着曾国藩的部队打过大仗，因军功升到花翎副将，后来解甲归田，带回一笔家产，置了上百亩田，盖起一进三间的瓦房。到了陈赓父亲陈绍纯这一代，家业虽不如祖父时风光，但在乡里仍算殷实，有田有屋，还开着个碾房。
陈赓是陈绍纯的长子，生于一九〇三年二月。陈绍纯是个旧式读书人，中过秀才，后来不再应试，在家经营田产，管教子弟极严。陈赓小时候，陈家上下十几口人，除去自家人，还有长工、短工，逢年过节也雇些零工帮活。
陈赓六七岁时，被送进本村的私塾，读四书五经。他天资高，背书极快，先生夸他聪明，父亲也觉得脸上有光。可陈赓生性好动，不乐意枯坐。私塾放了学，他常领着村里的孩子上山摘野果、下河摸鱼，有时候还跟人打架，弄得一身泥水回家。母亲骂他，他便笑：“我练力气嘛。”
祖父陈翼怀特别喜欢这个孙子。老人已经七十多岁，常把陈赓叫到跟前，讲当年在湘军打仗的事。讲长沙城头的炮火，讲曾国藩的点将台，讲湘军行军时穿草鞋、吃干粮的日子。陈赓听得入神，问他：“爷爷，当兵苦不苦？”陈翼怀笑：“苦。可男儿在世，不吃苦成不了事。”
陈赓十一岁那年，陈翼怀去世。老人临终前把陈绍纯叫到床边，说：“赓伢子聪明，莫只让他念死书。将来要有出息。”陈绍纯跪在床前，含泪点头。
可陈绍纯到底是个守旧的人。他给陈赓请了更好的塾师，加了更重的功课，一心盼着儿子走科举正途。陈赓十三岁时，已经念完四书五经，开始学做八股。他自己不乐意，跟父亲说过几次想去省城上新式学堂，都被骂了回来。
陈赓后来在回忆里说，他那时的日子像被绑在一条旧船上，明明看得见岸，却不让下船。直到有一年，湘乡县城来了几个从长沙回来的青年学生，在街上演说，讲列强欺辱中国，讲日本占了中国多少地方。陈赓混在人群里听，听得血往头上涌。当天回家，他把私塾的书本摔在桌上，对父亲说：“我不考什么功名了。我要去长沙，考新学。”
陈绍纯气得拍桌子：“你反了天！陈家世代耕读，你当儿戏？”
陈赓梗着脖子：“读了书不报国，读它干什么？”
父子俩大吵一场。后来还是陈赓的母亲出来打圆场，说孩子大了，不如让他出去见见世面。陈绍纯拗不过，只好答应，但提出条件：去长沙可以，若考不上新学堂，就回来老老实实念书。
陈赓一口应承。一九一六年秋天，他背着一只旧藤箱，走了几十里山路，到湘乡县城搭船去长沙。那年他十三岁。
在长沙，陈赓考进了湘乡驻省中学。这所学校是湘乡同乡会办的，学生多是湘乡子弟，课程中西兼有。陈赓入学后，如鱼得水。他尤其喜欢历史课。教历史的先生姓李，是个中年秀才，讲课不按课本，常从鸦片战争讲起，一路讲到甲午、庚子，说到中国一次次战败、割地赔款时，李先生的声音会发抖。陈赓听得握紧拳头。
有一回下课后，陈赓拦住李先生，问：“先生，中国还有救吗？”
李先生看了看这个黑瘦的学生，说：“有救。但靠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只是，光有热血不够，还要有本事。”
陈赓把这话记在心里。从那以后，他除了上课，还常去校外的阅报室看报。长沙的报纸那时不少，《大公报》《湖南民报》都有。陈赓从报纸上知道了许多外面的事：欧洲在打大仗，日本占了青岛，袁世凯想当皇帝，全国都在讨袁。他看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坐在课堂里不踏实。
一九一七年，陈赓在长沙已经待了一年多。湘乡驻省中学的课程他学得不费力，课余还跟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专门读新书。就是在那时，他开始接触到一些从前没听过的字眼：平等、自由、俄国革命。这些词像一颗颗火种，落进他心里。
这年秋天，长沙城里出了一件事。湖南省长公署下令将一部分教育经费移作军费，几所学校停课抗议。陈赓和同学们也上街参加请愿，举着标语从教育会坪走到督军署前。那天他看见许多学生、教师站在一起，喊口号时人人脸上都有光。他忽然明白，李先生说的“本事”，不一定是杀敌的本事，能把人聚起来、为一件正当的事说话，也是本事。
这念头在他心里生了根。
不久后，陈赓离开湘乡驻省中学，转入长沙一所私立学校继续念书。他给家里写信，只说自己一切安好，请父母勿念。陈绍纯收到信，见字迹工整，言辞也比从前懂事，心下稍安。他不知道，儿子在学校里正在读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那杂志是从上海寄来的，在长沙几个学校私下传阅。陈赓读了一篇讲青年责任的文章，整夜没睡着。天亮时他坐起来，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此生当为国家做几件事。”
三、放牛娃卢冬生
卢冬生比陈赓小五岁，生于一九〇八年。他家在湘潭县青山桥附近一个叫卢家湾的小村庄，离湘乡县城有六七十里路。卢家世代务农，田不多，只有几丘水田和一片旱地，收成看天。卢冬生的父亲卢正明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农闲时给人帮工，母亲贺氏纺纱织布，贴补家用。卢冬生是家里第四个孩子，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七张嘴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
卢冬生七岁那年，卢正明生了一场大病，躺在床上半年多，家里把能当的东西都当了，还欠下一屁股债。眼看日子过不下去，有人跟卢正明说，湘乡陈家正在找放牛娃，管吃住，一年还给两担谷。卢正明叹口气，把卢冬生叫到跟前，摸着他头说：“冬生，家里养不活你。爹送你到陈家去，你要听话，好好干活。”
卢冬生当时还小，不大明白“送出去”是什么意思。他问：“爹，我还能回来不？”卢正明眼里有泪，说：“能。等你长大了，想回来就回来。”
第二天一早，卢正明带着卢冬生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了湘乡柳树铺。陈绍纯见孩子瘦小，但眼睛有神，问了几句，就收下了。卢正明千恩万谢，转身走了。卢冬生站在陈家院子里，看着爹的背影拐过田埂，消失在山坳那边，忍了好久的泪到底掉下来。
陈家给他安排的活是放牛。卢冬生虽然小，但从小在田里滚大，放牛不算难。陈家有头大水牛，性情温顺，卢冬生每天早上把牛牵到后山坡上吃草，傍晚再牵回来。空了就帮厨房劈柴、挑水。他手脚勤快，人又老实，陈家上下都待他不错。
陈赓那年十二岁，正是淘气的时候。他见家里新来了个放牛娃，黑黑瘦瘦，不说话，却总把牛喂得饱饱的，就起了好奇心。有一天放学回来，陈赓跑到后山坡，看见卢冬生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手里用草叶编着什么。陈赓走过去，问：“你叫什么？”
卢冬生站起来，低着头说：“卢冬生。”
陈赓看他拘谨，笑道：“我叫陈赓。你几岁？”
“七岁。”
“七岁就放牛？我七岁还尿床呢。”
卢冬生被他说得脸红，也忍不住笑了。从那以后，陈赓放了学常往后山坡跑。两个孩子一个念书，一个放牛，身份不同，却玩到了一块。陈赓给卢冬生讲私塾里先生怎么打手板，讲长沙城里的电车和火车，讲报纸上看的打仗新闻。卢冬生听得入神，有时忘了牛，牛跑远了，两人又跑去追。
陈赓见他喜欢听故事，就用自己的课本教他认字。先教“人”“口”“手”，再教自己的名字。卢冬生学得极认真，用树枝在地上划，划得歪歪扭扭，却一遍一遍不厌烦。陈赓说：“你比我用功多了。”卢冬生说：“少爷，我也想认字。认了字，就能看懂你说那些。”
陈赓听了心里一动，把自己用旧的一本《三字经》送给卢冬生。卢冬生当宝贝似的用破布包好，塞在枕头底下。夜里别人睡了，他就借着窗外的月光摸那本书，指头在字上一笔一划地描。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陈赓去了长沙读书，卢冬生还在陈家放牛。陈赓寒暑假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到后山坡找卢冬生。两个孩子长高了，也各有变化。陈赓读了新书，满嘴新名词，什么“列强”“军阀”“救国”。卢冬生也壮实了，放牛之余跟着长工学犁田、插秧，农活样样拿得起。
一九一六年陈赓去长沙后，卢冬生有两年多没见他。陈家少了少爷，后山坡安静了许多。卢冬生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块大石头上，翻看那本旧《三字经》。他已经能通篇读下来，字也写得有模样。他把牛喂得毛色油亮，陈绍纯看了，夸他勤快。
一九一八年秋天，陈赓从长沙回来。他穿着学生装，剪了短发，个子蹿得比卢冬生高出一截。两人在后山坡上见面，陈赓拉着卢冬生坐下，一口气讲了两个钟头长沙城里的新鲜事。讲到最后，陈赓忽然说：“冬生，你知道俄国革命吗？工人农民把皇帝赶跑了，自己当家。”
卢冬生瞪大了眼：“农民也能当家？”
陈赓点头：“能。不过中国还不行，中国有军阀，有洋人。我们要先打倒他们。”
卢冬生似懂非懂，但心里有股劲被勾了起来。他问：“少爷，我能做什么？”
陈赓看着他，认真说：“你有力气，又肯学。将来跟我出去，我们干大的。”
卢冬生使劲点头，像在立一个誓。
这年冬天，陈赓在家待了半个月，又回长沙了。卢冬生送出村口，站在田埂上望着陈赓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回来。那天夜里，卢冬生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着陈赓的话，觉得心里有一团火在烧。他摸出那本旧《三字经》，借着月光看，又觉得光认字不够，要学更多东西。
此后两年，卢冬生一边放牛，一边跟陈家一个长工学算账。那个长工是个老童生，会写会算。卢冬生用一包谷种换来几次教课，学会了加减乘除和记账。他把陈家每天的开销进出记得清清楚楚，陈绍纯看了，夸他有出息。卢冬生说：“我也要像少爷一样，出去见世面。”陈绍纯笑笑，没当真。
一九二〇年秋天，陈赓又回来了。这次他带回一个消息：他要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陈赓对卢冬生说：“那学校是孙中山办的，专门培养革命军人。我去学军事。”
卢冬生听了，眼睛发亮：“少爷，带我去吧。”
陈赓犹豫了一下，说：“你还小，在家再等我两年。”
卢冬生说：“我不小了。我跟你去，你打仗，我给你背枪。”
陈赓笑了，拍拍他脑袋：“你先在家好好练。等我来接你。”
陈赓走的那天，卢冬生一路送到湘乡县城。临上船，陈赓从怀里摸出一支钢笔，塞给卢冬生：“给，留着用。”卢冬生接过，鼻子发酸。他站在码头上，看着船慢慢离岸，手心里紧攥着那支笔。
四、革命军里的读书人
陈赓到广州时，黄埔军校第一期正在招生。他先住在老乡家里，每天去招生处打听消息。考试分笔试、体检、口试几关。陈赓在新式学堂念过书，笔试不在话下，体检也顺利通过。发榜那天，他在名单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黄埔军校的校址在珠江边的长洲岛上。陈赓入校后，被编入第三队。军校训练极严，每天出操、跑步、上军事课，从单兵动作到班排战术，一样样从头学起。陈赓在长沙念书时也锻炼过，可真正进了军营，才知道当兵有多苦。天不亮起床，摸黑跑步，上午上课，下午操练，晚上还有政治教育。不少学生熬不住，中途走了。陈赓咬牙坚持，从不叫苦。
军事教育里有几个是苏联来的顾问，也有一批保定军校出身的老军官。陈赓学得快，战术课上常被教官叫出来做示范。政治课他也爱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陈赓脑子里原来那些模模糊糊的想法，慢慢清晰起来。
黄埔一期学生里，有两个人跟陈赓关系不错，一个叫蒋先云，一个叫贺衷寒。蒋先云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在安源煤矿搞过工人运动，为人沉静，笔头好。陈赓和他同属第三队，两人常在课后讨论时局。蒋先云说，革命不能只靠军队，要发动工人农民。陈赓深以为然。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黄埔一期毕业。陈赓因成绩优异，被留在学校任职，先是当第二期入伍生队连长，后又调到教导团当副连长。教导团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支武装，装备虽差，士气极高。陈赓带兵严而不苛，士兵多是广东一带的青年农民，见这个湖南籍连长说话爽快，不摆架子，都愿意跟他。
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东征，讨伐盘踞惠州的军阀陈炯明。陈赓随教导团出征。东征军从广州出发，一路向东。陈赓在行军途中写了几封家书，只字未提打仗的事，只说他在这里一切都好，请父母保重。
东征打到惠州时，战斗极为激烈。陈赓所在的部队担任攻城任务。惠州城高墙厚，守军架起机枪扫射。冲锋号一响，陈赓带着连队往上冲，身边不断有人倒下。他左腿被弹片划破，血流进鞋里，也没后退一步。那仗打了一天，惠州城终于拿下。陈赓累得靠城墙坐倒，满身血污。
战场上，他看见遍地的伤员，听见伤兵的呻吟，才真正明白战争的残酷。可他也明白，不打倒这些军阀，中国永远安定不了。
战后清点人数，陈赓那个连伤亡近半。他站在队列前点名，每念到一个没人应的名字，心里就沉一分。夜里宿营，他坐在油灯下写日记，只写了一行：“今日失我兄弟二十七人。”
东征结束后，陈赓被派到潮汕地区整训部队。那时他已经是一名年轻的营长了。部队驻扎在汕头附近，他常到驻地附近的村庄走走，了解民情。当地农民苦得很，租种地主的田，交完租子所剩无几。陈赓召集连排长开会，说：“我们革命，就是要让这些人有饭吃。谁欺压老百姓，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营里有个排长贪污了士兵的伙食费，被陈赓查出来。他不留情面，报请上级将其撤职查办。有人来说情，陈赓说：“革命队伍不讲情面。今天贪一块，明天就能投敌。”
陈赓在部队里的作风，很快传开了。士兵们说，陈营长打仗冲在前头，分东西先给士兵，自己跟大伙吃一样的糙米饭。这样的官，少见。
一九二六年初，陈赓随部队调回广州。在广州，他接到家里来信，说父亲陈绍纯病重，让他速归。陈赓握着信，在营房里坐了一夜。他知道自己脱不开身，部队随时可能开拔。第二天，他给家里回了一封信，说军务在身，不能回去尽孝，请父亲宽恕。信寄出后，他又给卢冬生单独写了封信，托他照顾陈家。
这封信过了半个多月才到柳树铺。卢冬生正在田里插秧，接到信后洗了手上岸，拆开看了两遍。他当晚就去找陈绍纯，说少爷在军队里当官了，要接您去广州看病。陈绍纯靠在床头，摇摇头说：“我不去。赓伢子在外头不容易，别让他分心。”
卢冬生便留在陈家，日夜照顾陈绍纯。熬药、喂饭、擦身，样样周到。陈绍纯有时清醒，拉着卢冬生的手说：“冬生啊，你比亲儿子还亲。”卢冬生低着头说：“老爷，少爷不在，我该替他尽孝。”
陈绍纯的病到底没熬过去。一九二六年八月，陈赓的父亲在家中去世。卢冬生和几个长工张罗后事，发丧、出殡，一应事务办得妥帖。他给陈赓去了信，告知详情。陈赓接到信时，部队已经整编，准备北伐。他一个人在操场上站了很久，回去后只对勤务兵说：“帮我买点纸钱回来。”
纸钱在操场角落里烧了。火光照着陈赓的脸，他对着家乡方向磕了三个头，起身时，眼圈是红的。
五、枪声惊破南昌城
一九二七年夏天，中国政局风起云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在武汉也渐露反共面目。革命阵营急剧分裂，共产党人面对的不再是合作，而是清洗。陈赓当时在武汉，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营长。他清楚时局凶险，也清楚自己将走向哪里。
七月下旬，陈赓接到命令，部队向南昌方向集结。他没有多问，只对营里的骨干说：“准备出发。”士兵们不知道去哪里，只知道跟着陈营长走，不会有错。
南昌城在长江南岸，暑热难当。八月一日凌晨，枪声响了。起义军兵分几路，进攻城内各处守军据点。陈赓率部从城南方向突入，一路攻下几个机枪阵地。战斗持续到天亮，南昌城落入起义军手中。
陈赓在城墙上站了片刻，看着晨曦中的赣江。江面平静，水光粼粼，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城里的枪声刚刚停歇，街角还冒着青烟。他明白，从这一刻起，自己再也不是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了。他是起义军的一份子，是共产党人。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很快撤离南昌，向广东方向进军。目的很明确：打到广东，夺取出海口，争取国际援助。陈赓随大部队南下。时值盛夏，烈日当头，部队行军极为艰难。粮草不足，士兵饿着肚子赶路；疟疾流行，每天都有人倒在路旁。
陈赓那营是主力营之一，行军时走在前头。他左腿在东征时受过伤，这些年阴雨天常隐隐作痛，可他从不提。士兵们见他总是走在队伍最前面，也咬紧牙关跟着。
八月底，起义军到达江西会昌，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阻截。这是起义军南下后的第一场硬仗。战斗异常惨烈，炮火把阵地犁了一遍又一遍。陈赓率营坚守一个山包，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打到下午，左翼阵地被突破，陈赓带着残部反击，在冲锋中左腿连中两弹，一颗子弹卡在腿骨上，一颗打穿了小腿肚。他倒地后还想爬起来，血从裤管里往外涌，染红了脚下的泥土。
几个士兵拼死把他从火线上抢下来，送到临时包扎所。卫生员看了一眼，说伤得太重，必须马上转移。可前方部队正在撤退，追兵咬得紧。陈赓躺在担架上，意识时清时迷。他听见有人在喊：“敌人上来了！快走！”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士兵冲了进来。是卢冬生。
卢冬生是陈赓在南昌起义前几个月接到部队里来的。陈赓在广州站稳脚跟后，派人回湘乡把卢冬生接了出来。卢冬生到部队后，陈赓把他留在身边当勤务兵。这年轻人机灵，又肯吃苦，短短几个月就学会了打枪、包扎、看地图。起义时，他一直跟着陈赓，从南昌一路南下，没离开过一步。
会昌之战，陈赓中弹时，卢冬生正在侧翼传递命令。等他赶回来，陈赓已经被抬到包扎所。卢冬生看见陈赓浑身是血，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扑过去，抓住担架边，喊：“少爷！少爷！”
陈赓听见他声音，勉强睁开眼，挤出两个字：“快走。”
卢冬生抹了把泪，冲卫生员说：“抬上，跟我走！”
天快黑了，追兵越来越近。卢冬生领着几个士兵抬着担架，往山里退。山路难走，担架颠得厉害。卢冬生见抬担架的士兵也个个带伤，累得走不动，便自己把担架的一头扛到肩上。他个子不算高，但有力气，脚步稳。
走到后半夜，担架进了一个山坳，暂时安全了。卢冬生放下担架，查看陈赓的伤口。子弹还在肉里，血流得不那么急了，但伤口已经有些肿。卢冬生从怀里摸出一块干净的布条，蘸了水壶里的水，轻轻替陈赓擦腿上的血。陈赓疼得倒抽冷气，却忍着不叫。
“冬生，”陈赓声音很轻，“你怕不怕？”
卢冬生摇摇头：“不怕。跟着少爷，不怕。”
陈赓笑了一下，说：“以后别叫少爷。叫营长，或者叫同志。”
卢冬生愣了下，点点头：“营长。”
那一夜，他们躲在山坳的密林里，不敢生火，也不敢大声说话。远处偶尔传来零星的枪声。卢冬生坐在陈赓身边，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直没合。天蒙蒙亮时，他背起陈赓，继续往南走。
六、汀州七日
卢冬生背着陈赓，走了一天一夜。路上遇到几拨散兵，有自己人，也有溃兵。卢冬生不认得路，只凭着感觉往南。他问过几个老乡，得知往汀州方向走，可以找到大部队。
陈赓的伤口越来越痛，人也开始发烧。卢冬生急得不行，可手里没有药，只能不停地用凉水替他敷额头。走到第二天傍晚，他们到了一个小镇，镇上刚好有一家药铺。卢冬生把陈赓放在路边，自己跑去买药。他身上的钱不多，只买回两卷纱布和一点酒精。没有麻醉药，也没有手术器械。
夜里，卢冬生用酒精给陈赓擦伤口，想把子弹取出来。可子弹嵌在骨头上，手一动，陈赓就痛得浑身发抖。卢冬生不忍再弄，只好先包扎起来。
“营长，你再忍忍。我们到汀州就好了。”卢冬生说。
陈赓烧得迷迷糊糊，嘴里应了一声。
第三天，他们终于到了汀州城外。汀州是闽西重镇，有城墙，也有军队。卢冬生在城外打听，得知起义军一部已经进入汀州，城里驻着第二十军的部队。他赶紧背着陈赓进了城，找到第三师的指挥部。师部的军医一看，说伤得太重，必须送医院。
汀州城里有家福音医院，是英国教会办的，院长叫傅连暲。傅连暲本来不是革命党，可起义军进城后纪律严明，没有扰民，他心里对这支军队有几分敬意。那天晚上，傅连暲正在医院里查房，忽然有人敲后门。开门一看，是个满身尘土的年轻士兵，背着个伤员，急得说不出完整的话。
“医生，救救他！”
傅连暲把伤员接进诊室，解开腿上被血浸透的绷带，倒吸了一口凉气。伤口已经化脓，周围肿得发亮，再拖下去怕是要坏疽。他当机立断：“马上手术。”
手术在简陋的诊室里进行。没有无影灯，只有两盏煤油灯。傅连暲主刀，两个助手按着陈赓。卢冬生站在门外，听见里面传来刀剪声和压低的呻吟，急得来回走。
子弹取出来了。一块嵌在胫骨旁，一块在腓肠肌里。傅连暲缝合伤口，又给陈赓打了退烧针。陈赓从昏迷中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他看见卢冬生趴在床边睡着了，一只手还握着自己的手。陈赓动了一下，卢冬生立刻惊醒，眼睛红红的。
“营长，你醒了。”卢冬生笑了，眼泪却掉下来。
陈赓看着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年轻人，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暖意。他说：“冬生，谢谢你。”
卢冬生摇头：“说啥谢。你是我的营长。”
陈赓在福音医院住了七天。傅连暲天天来换药，见陈赓恢复得快，对这个年轻的起义军营长印象深刻。多年后傅连暲加入共产党，提起汀州旧事，还说：“陈赓是我救过的第一个共产党军官。他那条腿，再晚半天就保不住了。”
卢冬生在医院里寸步不离。陈赓劝他出去走走，他也不肯。白天帮着医院搬东西、打水扫地，夜里就睡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医院里的护士见他勤快，常拿些吃的给他。卢冬生接过来，先递给陈赓。
到了第七天，部队派人来通知，说起义军要继续南撤，医院里的伤员要尽快转移。傅连暲给陈赓换了最后一次药，叮嘱他不能走路，伤口不能沾水。陈赓点头，说：“傅院长，大恩不言谢。”
傅连暲摆摆手：“你们为国家流血，我不过尽医者本分。”
陈赓被抬上担架。卢冬生跟在旁边。队伍离开汀州时，天又热起来。陈赓躺在担架上，想起会昌城外的炮火，又想起汀州医院的早晨，心里盘算着前途。革命难，人人都说革命难。可看着卢冬生背着枪、满身汗地走在队伍里，他觉得再难也要走下去。
七、裸身过河
起义军进入广东境内后，情况越来越糟。追兵多，弹药少，士兵们疲惫到了极点。陈赓的腿伤虽已拆线，但远未痊愈，走路靠人扶，行军坐担架。卢冬生一路照顾，喂水喂饭，比亲兄弟还细心。
部队到了汕头附近，与追兵打了一场遭遇战。起义军不支，向海陆丰方向退却。陈赓和卢冬生在混乱中被冲散了一次。卢冬生找了半个钟头，才在一条山沟里找到陈赓。陈赓靠着一棵松树，手里握着枪，腿上的绷带又渗出血来。
“冬生，你走。别管我。”陈赓说。
卢冬生蹲下来，把陈赓的胳膊搭到自己肩上，硬把他扶起来：“营长，你说的什么话。要死一块死。”
追兵更近了。枪声断断续续从后面传来。卢冬生扶着陈赓，钻进路边的灌木丛，沿着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往西南方向跑。跑到一条河边，水不深，但河面有三四十米宽，水流又急。对岸是一片竹林，过了河就能有遮挡。
卢冬生探了探水，约摸齐腰深。他回头看了看陈赓：“营长，你这条腿不能沾水。来，我背你。”
陈赓还在犹豫。卢冬生已经把枪和干粮袋摘下来，脱下自己的衣裤，全塞进陈赓的挎包里。他光着身子蹲到陈赓面前，说：“快。”
陈赓伏到卢冬生背上。卢冬生站起身，一步步往水里走。河水凉得刺骨，脚下的卵石又滑又硌。他走得很慢，每迈一步都用脚尖先探稳了才敢落。水深的地方漫到他胸口，他就把陈赓往上颠一颠，让那条伤腿始终高高翘着，露出水面。
陈赓伏在他背上，感觉卢冬生的身体在发抖。那是冷，也是费力。他尽量不去想别处，只看着对岸的竹林。天色昏黄，水声哗哗响，远处有枪声，又像有鸟叫。
“冬生，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教你认字，你说要学本事。现在你的本事比谁都大。”陈赓说。
卢冬生喘着气笑：“营长，你这时候还有心说这些。”
到了水中央，水流最急。卢冬生脚下打了个趔趄，身子一歪，差点把陈赓摔进水里。陈赓下意识夹紧手臂。卢冬生拼力稳住，喘了几口粗气，继续走。
“刚才那一下，我以为要完。”陈赓说。
卢冬生咬紧牙关：“完不了。我还没带营长过河呢。”
终于到了对岸。卢冬生先把陈赓轻轻放在竹林边的草坡上，自己瘫坐一旁，大口大口喘气。他赤条条地坐在傍晚的风里，水珠子从头发上往下滴，身上被河里的水草划出几道红印。陈赓看着他，忽然笑起来。
“冬生，你这个样子，像条刚上岸的鱼。”
卢冬生也笑了，抓起一把草擦身上的水：“只要能过河，当鱼也成。”
陈赓把挎包里的衣服递给他。卢冬生接过穿上，又帮陈赓检查伤口。纱布湿了一点，不算碍事。两人在竹林里藏到天黑，才继续往海陆丰方向走。
后来陈赓许多次说起这件事，总说卢冬生赤身背他过河，是救命之恩。卢冬生听了就摆手：“营长，快别提了。那年你教我认字，才真是救了我的命。不认字，我永远是个睁眼瞎。”
八、香港与上海
陈赓和卢冬生在海陆丰找到了部分起义部队。可局势越来越紧，广东的国民党军队四处搜捕起义军。陈赓的腿伤需要进一步治疗，组织上决定送他去香港，再转上海。卢冬生自然随行。
从海陆丰到香港，他们走的是海路。一艘小渔船载着十几个伤员和护送人员，在风浪里颠簸了一夜。陈赓躺在船舱里，头晕得厉害。卢冬生蹲在旁边，用一块湿布替陈赓擦额头。船上有人低声哼着家乡的小调，有人默默流泪。
到了香港，陈赓被送到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组织上派了人来接应，又安排医生重新处理伤口。香港的夏天闷热潮湿，陈赓的伤口有反复，一连几天低烧不退。卢冬生白天黑夜地守着，熬得眼圈发黑。
陈赓烧退后，对卢冬生说：“你去街上走走，看看香港什么样。别老闷在屋里。”
卢冬生摇头：“不去了。等营长好了，我们再一起走。”
陈赓叹了口气，不再劝他。那几天，两人就待在旅馆的小房间里。陈赓靠在床头，给卢冬生讲他读过的书，讲俄国革命，讲中国的出路。卢冬生听得认真，偶尔插一句，问的都是实际问题：农民没田怎么解决？工人干活太多、钱太少怎么办？陈赓一一讲给他听。卢冬生说：“营长，你懂得真多。”
陈赓笑：“我这点东西，到了上海还算少的。那里有更厉害的人。”
九月下旬，陈赓和卢冬生从香港坐船到了上海。上海的繁华让卢冬生第一次开了眼。高楼、电车、外滩的洋行大楼，还有满街的汽车和黄包车。他跟在陈赓后面，眼睛看不过来，心里却不太踏实：“营长，这地方像是有钱人的世界。”
陈赓说：“越是这样的地方，越需要革命。”
陈赓被送进牛惠霖骨科医院。牛惠霖是上海的骨科名医，曾在国外留学，回国后创办了这所医院。陈赓的腿伤在香港耽误了几天，到了牛惠霖手里，情况又有些复杂。牛惠霖仔细检查后，说需要再动一次手术，把残余的碎骨清出来。
手术前，陈赓对牛惠霖说：“牛院长，我的腿能保住吗？”
牛惠霖说：“能保住，但你要听话，好好休养。”
陈赓在牛惠霖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卢冬生起初每天来，后来陈赓跟组织上联系上了，中央特科派人来照应，卢冬生便按组织安排去做些别的事。那时的上海中央特科，是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建立的秘密保卫机构。陈赓是特科骨干之一，卢冬生年轻机灵，又经过战场历练，便也留了下来，做交通员。
那段时间，陈赓和卢冬生见面的机会少了。陈赓出院后，化名“王庸”，对外称是湖南商人，在法租界租了间公寓。他出入交际场所，周旋于租界巡捕房、国民党特务和各方势力之间，收集情报，营救同志。卢冬生扮成小伙计、黄包车夫、小贩，在各个联络点之间传递消息。
两人偶遇那次，正是陈赓难得有半天空闲，去顺兴馆吃午饭。没想到遇见了卢冬生。
重逢那天，陈赓把卢冬生带回了公寓。公寓不大，收拾得干净，桌上摊着几张报纸，墙上挂着上海市区图。陈赓给卢冬生倒了一杯水，坐定后说：“冬生，我向组织上汇报过了，你回来，继续做交通。过一阵子，可能会有别的任务。”
卢冬生接过水，抿了一口：“行。营长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陈赓摆手：“以后别叫营长了。在这里，叫先生，或者叫老王。”
卢冬生一愣，笑起来：“老王？你可不老。”
陈赓也笑：“白头发都快有了。”
那时陈赓才二十五六岁，可的确比前两年老成了许多。特科的工作险象环生，他每天在刀尖上走，神经绷得紧。卢冬生来了之后，他有时会想起湘乡的田埂、后山坡的牛群、父亲书房里的旧书。这些记忆已经远得像上辈子的事。
卢冬生在陈赓身边又干了几个月。他改了装束，理了发，穿上小贩的短褂，每天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他记性好，走过一遍的路不会忘，见到的人也能记个七八分。陈赓夸他天生是搞地下工作的料。
有天夜里，陈赓和卢冬生在灯下闲聊。陈赓忽然问：“冬生，你想不想带兵？”
卢冬生眼睛一亮：“想。我做梦都想带兵打仗。”
陈赓点头：“好。等有机会，我向组织上提。你是块带兵的料，不能总跑腿。”
卢冬生咧着嘴笑，像个得了糖的孩子。窗外是上海滩不夜的灯火，霓虹明灭，车马喧哗。屋里的两个人，一个在想着未来的战场，一个在想着如何把眼前的日子过好。谁也不知道，下一次分别会是什么时候。
九、洪湖边的战旗
一九二八年秋天，组织上决定派卢冬生回湖南，到湘鄂西地区参加武装斗争。命令是陈赓亲自传达的。那天傍晚，陈赓把卢冬生叫到公寓，关上门，神色严肃。
“冬生，组织上决定调你去湘鄂西。那里正在搞武装暴动，急需军事干部。”
卢冬生站直了：“我没意见。什么时候走？”
“后天。你先坐船到武汉，再转湖南。路上小心。”
卢冬生迟疑了一下，问：“营长，你这边……”
陈赓拍拍他肩膀：“不用担心我。特科的人多。你去了那边，好好干。不要给我丢脸。”
卢冬生说：“营长放心。死也不会给你丢脸。”
陈赓看着他，心里一阵发紧。他想起湘乡的后山坡，想起汕头城外那条河，想起汀州医院里那个打地铺的青年。岁月太快了。那个放牛娃，如今要独当一面了。
那天夜里，陈赓拿出一个小本子，在灯下写了几行字。写的是卢冬生的联络暗号和路上注意事项。写完后又仔细看了一遍，才交给卢冬生。
“背熟。到了武汉就销毁。”
卢冬生接过本子，认真地背了一个钟头，然后划了火柴，把纸烧成灰烬。
第三天清晨，卢冬生拎着个旧藤箱出了门。陈赓送他到公寓楼下。街上的早点摊刚出摊，蒸笼冒着热气。陈赓叫了两碗豆浆，两份粢饭糕。两人站在街边吃。卢冬生吃完，抹了抹嘴，笑着说：“营长，等我打了胜仗，就回来看你。”
陈赓笑道：“别老想着回来看我。去那边，打出个样子来。”
卢冬生上了黄包车。车夫拉起车把，小跑着往码头方向去。陈赓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消失在晨雾里。他站了很久，直到早点摊的老板收摊了，才转身上楼。
卢冬生到湘鄂西后，被分到洪湖一带。那里已经拉起了一支游击队，由贺龙等人领导。卢冬生从基层干起，先当排长，后当连长。他有打仗的天分，又肯琢磨，很快就有了名声。洪湖地区水网密布，芦苇连片，游击队靠水吃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卢冬生带兵灵活，善于在芦苇荡里打伏击。打了几次胜仗后，部队给他提了营长。
卢冬生写信给陈赓，字不多，只说“我在洪湖，一切都好。请营长保重。”陈赓收到信，反复看了几遍。回信时也只写了几句：“闻你进步，甚喜。革命路长，善自珍重。”
此后几年，陈赓在鄂豫皖苏区、中央苏区辗转征战，卢冬生留在洪湖，随红二军团转战湘鄂川黔。两人天各一方，音信时断时续。但各自心里都明白，只要革命还在，总有一天会再见面。
卢冬生成长得极快。他作战勇敢，又肯学，很快升为团长、师长。长征时，他是红二方面军的主力师长之一。翻雪山过草地，他带着部队走出草地时，全师伤亡近半，可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掉队的。贺龙后来说：“卢冬生是个硬骨头，能打硬仗。”
抗战爆发后，卢冬生出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后又调到延安学习。那时陈赓已是八路军三八六旅旅长。两人在延安碰过一次面。那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陈赓坐在会场后头，正低头看材料，忽然被人拍了下肩膀。抬头一看，是卢冬生。
“营长！”卢冬生还是改不了旧称。
陈赓站起来，上下打量他：“好小子，又长高了。现在是大旅长了，还叫我营长？”
卢冬生咧着嘴笑：“叫习惯了。改不了。”
两人在延安窑洞里聊了大半夜。陈赓问洪湖的事，问贺老总，问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卢冬生一一说了。说到翻雪山时冻死的战友，卢冬生声音低下去。陈赓沉默了一会，说：“咱们能走到今天，不容易。”
卢冬生点头：“是啊。多少人没了。我们更得把革命干到底。”
陈赓给他倒了一杯水，说：“革命胜利后，你想干什么？”
卢冬生想了想：“回老家，种田。我家那块地，小时候没种够。”
陈赓笑起来：“你出息了。当了旅长还想着种田。”
卢冬生也笑：“营长，你不晓得。放了几年牛，对土地有感情。”
那夜之后，两人又各自奔赴战场。抗日烽火中，一个在晋冀鲁豫，一个在晋绥，见面极难。可无论走到哪里，卢冬生始终记着陈赓那句话：“打出个样子来。”
十、尾声：那杯没喝完的茶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卢冬生此时已是东北民主联军的高级干部，在哈尔滨负责军政工作。陈赓远在晋冀鲁豫，正准备应对新的局势。两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只通过几封电报，互道胜利后的喜悦。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哈尔滨已入冬。卢冬生一天夜里去火车站接人。回来的路上，天色很暗，街道两旁堆着积雪。迎面过来几个军人模样的人，喊他站住。卢冬生刚停下，对方突然开枪。卢冬生倒在雪地里，手里还攥着接人的纸条。那年他三十七岁。
消息传到陈赓耳中时，他正在前线指挥部里看地图。电报递到手上，陈赓看了一眼，半天没说话。他慢慢走到屋外，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暮色四合，风从山坳里吹来，干冷刺骨。他想起二十年前，湘乡后山坡上那个黑黑瘦瘦的放牛娃，手里捧着本旧《三字经》，眼睛亮亮的。
“冬生，你走得早了。”陈赓低声说了一句，转身回了屋。
解放后，陈赓多次托人打听卢冬生在湖南的家人。卢冬生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贺氏还在。陈赓把老人家接到北京住过一阵。贺氏年迈，耳朵不好。陈赓跟她说话要贴着耳朵大声讲。老人知道陈赓是谁，拉着他的手，说：“冬生小时候，总念着少爷的好。”
陈赓眼圈红了，说：“阿婆，您别叫少爷。冬生是我的同志，我的兄弟。”
陈赓晚年写回忆文章，多次写到卢冬生。他写道，卢冬生是中国工农红军里成长起来的优秀指挥员，也是他一生最亲近的战友之一。每次写到汕头城外那条河，陈赓总要停笔，怔怔地坐一会。那条河不宽，水也不深，可在他的记忆里，卢冬生光着身子背他过河的情景，比什么大战役都清晰。
因为那是命。是一个放牛娃用命换来的命。
陈赓去菜馆吃饭的那次重逢，后来卢冬生也曾向人提起。他说他当时端着汤碗从后厨出来，猛一抬头看见陈赓坐在窗边，手里的汤差点打了。他认得那件灰哔叽长衫，认得那副瘦削的脸，也认得那对眼睛。他不知道该不该认。直到陈赓先开了口。
“您曾裸身救过我。”
这话在旁人听来莫名其妙。可卢冬生一听就懂了。他站在那里，喉咙发紧，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挤出两个字：“少爷。”
许多年后，陈赓回忆起那一刻，说：“我看到冬生站在那儿，身上还系着围裙，手上有烫伤的疤，可眼神还是当年那样，一点没变。”
两个从湘乡田埂上走出来的青年，一个后来成了开国大将，一个把热血洒在了东北的雪地里。他们的交情，从一本旧《三字经》开始，在汕头城外一条河里凝固，又在上海一家不起眼的菜馆里重新点燃。那杯茶，陈赓没喝完。卢冬生也没再坐下。可这杯茶，泡了半个多世纪，余温犹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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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人物和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穆欣：《陈赓大将》，新华出版社，1985年。
2.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1卷“卢冬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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