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屿，二十四岁，上海人。去年从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进了浦东一家做港口设备的企业。公司在迪拜杰贝阿里自贸区接了个项目，需要驻场工程师跟半年。部门里几个老资历的都有家有口，谁也不愿意去。领导把我叫进办公室，说，小陈，年轻人多出去闯闯，回来好晋升。我那时候正愁在上海租房太贵，听说外派补贴高，心里其实是愿意的。可脸上没敢露出来，装模作样地想了想，说，行，我去。

临走前，我妈在虹桥机场哭了一鼻子。她怕我在外面吃不好，往我行李箱里塞了二十包方便面和两瓶老干妈。我哭笑不得，说，妈，迪拜有中国超市。她不信，非让我带着。我就带着了。那口大箱子塞得鼓鼓囊囊，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都笑了。

到迪拜那天是夜里。一出机场，热浪像湿毛巾一样裹上来，汗毛孔全张开了。公司派了辆白色丰田来接我。司机是个巴基斯坦人，叫阿卜杜拉，英语带着浓重的弹舌音。他帮我提了行李，一路开得飞快。高速两边全是黄沙和亮着灯的广告牌，远远地能看见谢赫扎耶德路上的摩天楼群，像从沙子里长出来的水晶树。我把脸贴在车窗上，心里又激动又紧张。二十四岁，第一次出国，看什么都新鲜。

宿舍在自贸区附近的一栋公寓楼里。两室一厅，我住一间，另一间住着个江苏来的电焊工老郭，四十多岁，在项目上干了快两年。老郭人糙，心肠热。我到的第一晚，他就煮了锅米线，放了午餐肉和白菜叶子。我吃得满头汗，说，郭哥，你在这儿这么久了，有什么要注意的没有？老郭呷了口啤酒，说，注意啥？就一条，别碰人家当地女人的头巾。我当时没当回事，笑了笑说，我又不傻。老郭也笑，说，你小子看着机灵，就怕有时候手欠。我摆摆手，说，放心吧，我手老实得很。

头一个月，我都在项目上熟悉设备。那地方靠海，白天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蜕皮。我戴着安全帽，穿着反光背心，跟一帮印度和巴基斯坦工人混在一起，英语夹着比划，慢慢地也把工作捋顺了。下了班，我跟老郭去附近的小馆子吃手抓饭，或者去中国超市买点面条自己煮。日子单调，但也自在。迪拜这地方，一半是奢华，一半是工地。我们这些搞工程的，基本都待在工地这一半里。

事情发生在第六周的星期六。项目上要买一批特种螺栓，迪拜市区有家供应商，在德拉老城那边。采购员临时家里有事，这活儿就落到了我头上。老郭那天要加班，我只好一个人去。我背了个双肩包，里面装着螺栓样品和一瓶水，坐着地铁就去了。德拉那一片跟新城完全不同，街道窄，两边都是老旧的三四层楼，楼下密密麻麻全是店铺。卖香料的，卖布料的，卖黄金的，卖手机配件的，挤得满满当当。人声嘈杂，各种语言混在一起，空气里飘着咖喱和香水混在一起的味道，又呛又浓。

我按着谷歌地图找到那家店，在一条小巷子里。店老板是个印度老头，头发花白，说话慢条斯理。我把样品给他看，他转身去仓库翻找。我站在柜台边，无聊地东张西望。就在这时，一个当地女人从里屋出来。她穿着一身黑色长袍，脸上蒙着面纱，只露出一双眼睛，头上裹着黑色的头巾。她手里提着个袋子，从我身边经过。我的背包带子松了，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拉了一下。那个动作又急又猛，手肘往上一抬，正好勾住了她头巾的一角。我只觉得手臂被什么东西一带，接着就看见那块黑色的头巾从她头上滑了下来。

世界在那一瞬间静止了。

那个女人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盘在脑后。她猛地捂住头，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我脑子里“嗡”地一声，整个人僵在原地，手还悬在半空。印度老头从仓库里冲出来，用印地语喊了几句什么。巷子里的人纷纷停下脚步，目光像刀子一样扎过来。我张了张嘴，想说对不起，可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那女人迅速把掉落的头巾拾起来，重新裹好，然后转过身，快步走进了里屋。紧接着，从里屋冲出两个男人，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四十出头。他们径直走到我面前，年轻的那个一把揪住我的领口，用英语吼着，你干什么！我被他推得趔趄了几步，后背撞在货架上，一罐子香料掉在地上，红色粉末撒了一地。我想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年轻男子举起拳头，被年长的拦住了。年长的男人盯着我，眼神冷得像刀。他说，你得跟我们走。我说，我是来买螺栓的，我不是有意的。他不说话，示意年轻男子抓住我的胳膊。印度老头在旁边打圆场，说，这是个误会，误会。可没人听他的。

我被带到了巷子深处一家水烟馆后面的房间里。房间不大，铺着旧地毯，墙上挂着一幅麦加朝圣的图。年长的男人让我坐下。我抖着腿，坐了下去。年轻男人站在门口，像一尊门神。年长的男人盘腿坐在地毯上，看了我一会儿，说，你叫什么名字？我用英语回答，陈屿。他点点头，说，我是她的父亲。阿卜杜勒先生。我低下头，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的背包带子松了，我拉了一下，不小心碰到了她。阿卜杜勒先生叹了口气，说，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可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你知道，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个女人的头巾被陌生的男人碰落，这意味着什么吗？我摇摇头。他说，这意味着你不尊重她，不尊重她的家庭。如果按照老规矩，我们完全可以报警，说你骚扰。我脸色刷地白了。我结结巴巴地说，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是中国来的工程师，我在这里有正经工作。我可以道歉，用任何方式道歉。

阿卜杜勒先生沉默了很久。他拿起旁边的一串念珠，慢慢地数着。房间里很静，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年轻男子在门口哼了一声，说，中国人，来迪拜做工的，能有什么正经。我想反驳，可又不敢。阿卜杜勒先生抬头看了他儿子一眼，说，尤素夫，别说了。他又看向我，说，你刚才说，你是工程师？我点点头，说，在杰贝阿里港口项目上。他问，哪个公司？我报了公司名字。他想了想，说，我有朋友在那家公司做管理层。我眼睛一亮，说，阿卜杜勒先生，请您一定相信我。我只是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今天来买配件。我有签证，有工作证。我可以全部给您看。他摆摆手，说，那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女儿现在很害怕。你需要当面向她道歉。我连忙点头，说，应该的，我现在就道歉。阿卜杜勒先生站起身，说，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出了房间。外面那条巷子更窄了，头顶上拉着晾衣绳，滴着水。他带我进了一扇木门，里面是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几棵矮椰枣树，墙边晾着几件深色的长袍。那个年轻男人一直跟在我身后，眼神像要把我活剥了。我走进一间小客厅。墙上挂着紫色的天鹅绒帘子，地上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靠墙放着一排雕花木椅。一个中年女人从侧门进来，跟阿卜杜勒先生说了几句阿拉伯语。然后，我看见了那个被我碰落头巾的女人。她已经重新穿戴整齐，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又黑又亮，像两汪水。她看了我一眼，就垂下了目光，坐到她母亲身边。

我站在屋子中央，手心全是汗。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说，I am very sorry. 我英语不够用，就又加了一句，我真的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请你们原谅我。阿卜杜勒先生把我和翻译器之间的那点尴尬看在眼里，说，她说她接受你的道歉。我愣了一下，看向那个女人。她隔着面纱，轻轻点了点头。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又鞠了一躬，说，谢谢，谢谢你们。阿卜杜勒先生摆了摆手，说，你是个老实人。我看得出来。以后在这里，要小心。尤其是对女性，要格外尊重。我重重地点头。

我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我转身想走，阿卜杜勒先生却叫住了我。他说，等等。我回过头。他说，为了表示你的诚意，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喝杯茶？在我们这里，拒绝邀请是不礼貌的。我看了看门口那个年轻男人，他脸上的表情还是很凶，但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可怕了。我点了点头，说，好。

那杯茶是阿拉伯红茶，里面加了薄荷和糖，装在小小的玻璃杯里。我坐在雕花木椅上，小口小口地喝。阿卜杜勒先生跟我聊起了中国。他说他去过广州，那里有很多做生意的阿拉伯人。他说中国制造的东西便宜又好用。我慢慢放松下来，跟他讲了些我工作上的事。那个被我碰落头巾的女人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偶尔抬起头看我一眼。她母亲给我递了一块甜点，有点像新疆的切糕，很甜。我吃了两块。临走的时候，阿卜杜勒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陈屿，你是我的朋友了。我愣住了。朋友？刚才还想报警抓我，现在成了朋友？我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说，下周我儿子的婚礼，你如果有时间，可以来。我忙说，我一定来。他笑了笑，说，带点中国茶叶来。

走出那个小院子，我像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都湿透了。背包还背在身上，里面的螺栓样品还在。我站在巷口，抬头看了看天。夕阳照在那些老旧的房顶上，一切都像是做了一场梦。我掏出手机，给老郭打了个电话。老郭一听，吓坏了，说，你小子没被打吧？我说，没。他说，真没？我说，真没。他这才松口气，说，算你命大。以后可得长点心。我挂了电话，坐在路边，把背包带子紧了又紧。这次，我把它系得死死的。

可事情远没有结束。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把这事翻来覆去地想。老郭说得对，我命大。可我又觉得，阿卜杜勒先生那家人，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他们甚至有点温和。尤其是那个女人，她那双眼睛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淡淡的、说不清的东西。是惊慌？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可我不敢再想。我一遍遍告诉自己，那是人家的女儿，有父亲有兄弟，我只是个碰落了她头巾的路人。我能从那个巷子里全身而退，已经是万幸。

婚礼是在下周五。我犹豫了三天，到底要不要去。老郭说，去，为什么不去？人家请了你，你不去，反而显得没诚意。我说，我怕再惹什么麻烦。老郭说，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再说，那种家庭的婚礼，能让你去，说明真把你当客人了。我后来想想，老郭说得对。我买了两罐上好的龙井，用红纸包了，放在背包里。周五下午，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叫了辆车，去了阿卜杜勒先生给的地址。

婚礼在他们家附近一个社区礼堂里举行。男女宾客分得清清楚楚。我到了以后，被阿卜杜勒先生的儿子尤素夫带到了男宾区。尤素夫今天穿了一身白色的长袍，看上去比那天和善了很多。他递给我一杯阿拉伯咖啡，说，你来了。我点点头。他说，谢谢你。我当时有点懵，不知道他谢我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他谢的是我没有逃避。那场婚礼很热闹，男人们唱歌、击掌，有人跳起了传统的棍舞。我坐在人群里，像个局外人，但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相反，有些人听说我是中国人，还主动跟我聊天，问中国的功夫是不是真的。

我在婚礼上看到了那个被我碰落头巾的女人。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长袍，和一群女宾坐在一起。她看见了我，朝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然后她就侧过头去，跟旁边的人说话。我坐在男宾区，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上。我离她那么近，又那么远。中间隔着的，不仅仅是那层薄薄的纱，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

婚礼结束后，阿卜杜勒先生留我吃晚饭。这次是在他家里。我见到了他家的几乎所有人。他的大儿子、二儿子、两个女儿。那个被我碰落头巾的是小女儿，叫法蒂玛，今年二十岁，在读大学。我听到她的名字，心里动了一下。我没有打听。是阿卜杜勒先生自己说的。他说，法蒂玛说，你长得很像她课本上见过的中国古人。我笑了，说，我可能长得比较老。阿卜杜勒先生也笑了。他说，你这人有趣。

从那天起，我和阿卜杜勒先生家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他偶尔会给我发信息，问我工作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受宠若惊。我知道，在迪拜，一个本地家庭能这样对待一个中国青年，已经非常难得。我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在项目上，我不再像刚来时那样冒失。每次外出，我都会检查背包带子，把手肘收得紧紧的。老郭笑我，说我现在像个被吓傻了的小鸡。我笑了笑，没解释。有些教训，是长在骨头里的。

三个月后，项目进入关键期。我每天泡在工地上，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阿卜杜勒先生的电话。他说，陈屿，法蒂玛在学校里遇到点麻烦，你能不能帮帮她？我问，怎么了？他说，她的手机坏了，里面有她很重要的资料。她听说你懂电子设备，想请你帮忙看看。我愣了一下。我一个学机械的，修手机也不是不行，但毕竟不是专业的。可我不能拒绝。我说，好，我周末过去。

周末，我去了他家。法蒂玛在院子里等我。她今天没有蒙面纱，因为她父亲和兄弟都在家。我低着头，尽量不看她。她把手机递给我。我接过来，开机没反应。我拆开后盖，发现电池接口松了。我重新插了一下，再开机，屏幕亮了。她高兴得拍了一下手，说，谢谢。我笑了笑，说，小问题。她把手机拿过去，翻看了一下，抬起头，说，陈屿，你真是个好人。我心头一热，说，不客气。她看着我，眼睛弯了弯。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这个被我用背包带子碰落头巾的姑娘，好像并不讨厌我。

可我什么也不敢说。我知道，在我们之间，有太多不能跨越的东西。我告诉自己，帮她修完手机，就回工地。我站起来，说，我走了。她送我到门口。我转过身，她突然说，陈屿，你还会来吗？我停住脚步。风从巷子口吹过来，带着海水的咸味。我说，如果有事，你可以让你父亲找我。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那之后，我真的又去了几次。都是阿卜杜勒先生邀请的。有时候是去吃饭，有时候是去帮着修点东西。法蒂玛每次都在家。她母亲坐在旁边，笑着看我们说话。我慢慢地能听懂一些简单的阿拉伯语了。法蒂玛也会问我一些中国的事。她问我，上海的晚上亮不亮？我说，亮，像白天一样。她说，我想去看看。我笑了笑，没接话。有些话，接不住。

项目快结束的时候，阿卜杜勒先生找我谈了一次。他说，陈屿，你是个好小伙子。我想把法蒂玛嫁给你。我手里的茶差点泼出去。我看着他，以为他疯了。他说，我知道这很突然。但我们家观察了你很久。你诚实，能吃苦，有正经工作。法蒂玛也愿意。我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话。我说，阿卜杜勒先生，这太突然了。我有我的国家，我的家人。法蒂玛在这里长大。这怎么能行呢？他说，中国和迪拜现在很近。只要你愿意，一切都可以商量。我低下头，心里乱成了麻。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到了法蒂玛那双眼睛，想到了那杯加了薄荷的阿拉伯红茶，想到了那条滴水的巷子。可我更想到了上海，想到了我妈在机场的眼泪，想到了老郭的那锅米线。我的一切都在中国。法蒂玛的一切都在这里。我们之间隔着的，又何止一块头巾。那是一整个世界。

最终，我没有答应。我去见阿卜杜勒先生，说，对不起，我不能。他很失望，但没有生气。他说，我尊重你的选择。法蒂玛是你永远的朋友。我说，谢谢您。我走出那扇木门，心里空荡荡的。天很蓝，很亮。巷子里的晾衣绳还在滴水。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项目结束，我回了上海。临走前，我去跟法蒂玛道别。她站在门口，蒙着面纱，只露出一双眼睛。她说，陈屿，祝你顺利。我说，也祝你顺利。她递给我一个纸包。我打开，是一块甜点，跟那天我第一次来时吃的一样。我咬了一口，甜得发苦。

回到上海，我继续上班。有时候加班到深夜，我会打开手机相册，翻出迪拜的照片。那些照片里没有法蒂玛，只有沙漠、高楼和海水。可我知道，在那片土地上的某个角落，有一户人，曾经把一个中国小伙子的无心之失，变成了一段温暖的记忆。而我，也终于在二十四岁这年，学会了什么叫分寸，什么叫尊重。

现在，我仍然单身。我妈催我找对象，我总说，忙。其实不是忙。是我心里有了一片沙漠，沙漠里有一条窄窄的巷子。巷子尽头，有一扇木门。门开着，可我不能再进去了。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我没有碰落那块头巾，故事会是什么样？也许我只会是个普通的驻场工程师，匆匆地来，匆匆地走。可命运偏偏让我撞上了。它让我知道，有些相遇，不是为了在一起，而是为了让你在往后的日子里，一想起它，就提醒自己：这世上，有太多东西，比喜欢更重。

法蒂玛，你送我的甜点，我没吃完。放在冰箱里，后来坏了。我把它扔了。可那个味道，我大概会记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