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长江和记实业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正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赔超过15亿美元。
今年3月前后，长和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PPC）对巴拿马启动仲裁，索赔金额提升至20亿美元以上。8月20日这轮仲裁，是母公司长和直接以投资者身份发起仲裁，两个仲裁程序并行，法律基础不同，仲裁机构也不同。
从2月23日港口被强行接管算起，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将近六个月。长和尝试过友好协商解决，但近半年的沟通中，巴拿马仅开过一次形式化的磋商会议，从未提出任何赔偿或解决方案。
要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中企方面的谈判姿态并不算很强硬，主动向巴拿马政府提议举行圆桌会议，甚至愿意就合同中的所有条款进行重新谈判,但巴拿马方面始终没有给出善意回应。
既然巴拿马选择“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法律途径了。
之所以半年后才开始仲裁，可能是因为程序准备需要时间。投资保护条约的仲裁程序，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仲裁，需要完成争议通知、协商期、证据收集等程序性步骤，从2月发出争议通知到8月正式启动仲裁，六个月的时间其实不算长。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长和在等了半年后，已经不再期待巴拿马方面的任何让步。巴拿马政府在接管港口后，不仅没有纠正行为的迹象，反而将港口交给了马士基和MSC运营，木已成舟，长和能做的就是止损，通过仲裁索赔尽可能挽回损失。
那么，巴拿马为什么负隅顽抗、拒绝改正？长和运营这两个港口近三十年，经验、管理体系和客户关系都是现成的。换一个运营商，且不说交接过程中的效率损失，单是重新建立运营体系就需要时间和成本，但巴拿马方面仍然选择了强行接管。
况且，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违宪”裁决一开始就存在争议，这个裁决是否站得住脚，在国际仲裁中自然会受到检验。
巴拿马之所以还要这么做，原因众所周知，就是美国的压力。特朗普多次攻击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周围的影响力，对巴拿马进行过威胁，最终穆利诺政府选择妥协，强行接管港口。
总统穆利诺在接管港口后曾表示，预计中国不会采取反制措施。要么低估了中方的反应，要么是做好了承受代价的准备。
事实是，中方确实采取了行动，巴拿马政府也多次请求中方“高抬贵手”，但在涉及港口问题上，巴拿马却采取了拖延战术，试图等待地缘格局变化，国际注意力转移，或者长和失去耐心。
但这套策略很难奏效，国际投资仲裁不是国内诉讼，单方面拖延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仲裁庭有自己的程序节奏，巴拿马作为被告方，即便不回应或不配合，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只会影响巴拿马政府的立场和信誉。
事实上，除了上述两项仲裁之外，还有第三项仲裁，巴拿马港口公司在伦敦对马士基提起了仲裁，指控其在港口接管中扮演的角色。马士基作为临时运营商，接手了巴尔博亚港的运营。
长和方面认为马士基并非无辜第三方，而是与巴拿马政府“串通”的一方。这些仲裁，不仅是长和在法律层面的全面反击，也是向所有相关方传递的明确信号，长和不会因为政治压力就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
根据长和上周披露的信息，巴拿马港口的退出，使其上半年集团港口吞吐量仅下降1%。
从财务数据看，巴拿马两个港口在长和全球港口版图中的占比有限。2026年上半年，长和实现收益2553.92亿港元，同比增长6%；巴拿马港口的损失对长和整体财务的影响可控。
但影响可控，并不代表可以放弃追索。如果长和在此事上退缩，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会怎么看？今天巴拿马可以强行接管，明天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可以效仿？国际投资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障，靠的就是每一个案例中的坚决维权。
巴拿马港口争议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最初那笔228亿美元的全球港口交易。长和同意将大部分全球港口资产，出售给贝莱德和MSC牵头的财团。
但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政治交易，美国担心中国在全球航运业的优势地位，影响到霸权体系，想用强买强卖的方式，遏制中国的航运能力。
正因为有政治因素的干扰，可以预见的是，长和的几场仲裁很可能旷日持久，国际投资仲裁从启动到最终裁决，通常需要两到三年甚至更久。巴拿马方面会继续采取拖延下去，也可能会试图通过其他渠道解决问题。
但巴拿马单方面撕毁合约、强行接管港口的行为，已经在国际投资法律和商业契约层面留下了明确的记录。无论仲裁结果如何，这个记录一直都在。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都会记住巴拿马政府做下的事情，而且在当今国际环境下，政治介入商业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商业契约的脆弱性也暴露无遗。
对于那些考虑效仿巴拿马做法的国家来说，长和的双线仲裁，以及中方的反制，足以让他们掂量一下，强行接管外国投资，后续的代价可能远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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