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延烧至今，一份份阵亡名单揭开了俄罗斯军队内部一个鲜为人知的现实：冲在最前线、伤亡最惨重的并非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斯拉夫青年，而是来自贝加尔湖畔、拥有东方面孔的蒙古族后裔——布里亚特人。人口占比不足百分之一的他们，为何承担了远超比例的战争代价？这背后既有绵延数百年的族群变迁，也有当今俄罗斯边疆治理的结构性困境。
清代前期，一部分内附的族群被康熙皇帝编入八旗，赐名”巴尔虎”，成为北疆防务的重要武装力量，至今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旗即源于此。彼时的巴尔虎骑兵曾参与平定准噶尔叛乱，戍守呼伦贝尔和黑龙江上游边境，是清廷倚重的骁勇之师。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7世纪中叶。沙皇俄国的哥萨克探险队翻越乌拉尔山，沿叶尼塞河、勒拿河一路东扩。布里亚特各部曾以弓箭、长矛与之周旋二十余年，最终因武器代差而屈服。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清廷正专注于平定三藩之乱、噶尔丹之乱及台湾问题，无暇北顾贝加尔湖以东，布里亚特人自此被划入沙俄版图。
沙俄时期，东正教传教士深入贝加尔湖沿岸，试图取代当地萨满信仰与藏传佛教；斯托雷平农业改革后又有大批俄罗斯农民迁入，挤压了原有的游牧空间。相同的血脉，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
其次是宗教层面：1930年代大规模关闭乃至炸毁藏传佛教寺庙，布里亚特境内四十余座大型格鲁派寺院几乎悉数被毁，喇嘛或被枪决、或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劳改营。当地传统的甘珠尔庙、伊沃金寺一度沦为废墟。萨满教也被列为”落后迷信”遭到禁绝。
理解了这段历史，就更容易解释为何布里亚特人在今日俄军中所占比例畸高。这既非偶然，也不能简单归因于所谓”尚武传统”，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
经济结构的挤压是首要因素。布里亚特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中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人均GDP不足莫斯科的四分之一，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合同兵每月约20万卢布的薪酬、阵亡后约750万卢布的一次性抚恤金，对首都白领而言并不惊人，但对贝加尔湖畔月收入常常不足3万卢布的家庭来说，几乎是唯一能够改变经济处境的选项。俄军征兵办因此将募兵重点长期锁定在这些”经济洼地”，从奥尔洪岛到色楞金斯克的乡镇挨家挨户走访。
政治层面的算计同样清晰。战时的一条隐性原则是尽量避免莫斯科、圣彼得堡两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阵亡通知，因为核心地区中产阶层的政治能量最容易转化为社会不满。相反，远离欧洲部分的边疆共和国里，伤亡数字在主流俄语媒体上鲜少露面。图瓦、达吉斯坦、雅库特、布里亚特因此成为兵源”首选池”。这种做法在近代军事史上并不罕见——大英帝国将廓尔喀人调往一战最惨烈的战场，越战期间美军步兵单位中非洲裔和拉美裔比例畸高，其内在逻辑与此如出一辙：让政治发言权最弱的群体去承受最高的伤亡。
兵种编制加剧了这种失衡。驻扎在西伯利亚军区的第5独立近卫坦克旅、第11空中突击旅、第37摩托化步兵旅等部队，几乎从组建之初就以布里亚特籍、图瓦籍士兵为主体。2022年2月开战初期在基辅郊外布查、伊尔平深陷重围的部队中，就有大量来自贝加尔湖畔的年轻人；同年秋季在哈尔科夫、红利曼方向溃退时被俘的俄军士兵中，东方面孔同样占据了不小比例。
征兵手段的粗暴也频遭曝光。独立调查媒体”重要故事”披露，2022年秋季”部分动员”启动后，乌兰乌德等地的征兵办曾在夜晚上门送达征召通知，甚至有征兵官守在工厂门口和公交站点当场发放传票。许多接到通知者根本来不及安排家事就被送往训练营，训练周期缩短至两三周便被投入前线。
阵亡数字的堆积并未换来对等的政治地位，反而在贝加尔湖畔激起了持续不断的反抗与出走。
2022年9月”部分动员”令颁布后的一周内，数千名布里亚特适龄男性通过陆路涌向南部的阿尔丹布拉克口岸，蒙古国政府为此不得不在边境城市苏赫巴托尔临时设立安置点。通往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的车队在乌兰乌德南郊延绵数十公里，成为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东部最壮观的人口外流场景之一。
由布里亚特侨民成立的”自由布里亚特基金会”从2022年3月起在海外持续运作，通过网络热线协助适龄男性逃离动员、记录征兵办的强制行为、汇总公开渠道可查证的阵亡名单。该基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中，布里亚特籍确认阵亡者已超过1500人，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类似的民间组织”图瓦母亲”、“雅库特之声”也相继出现，共同揭示了俄罗斯联邦少数民族地区所承受的不成比例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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