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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租赁社区涉及产权方、运营方、物业服务方、集中承租单位、住户、商户等多元主体,传统“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模式在此突然失灵——没有业委会,居委会覆盖存在盲区,各方利益诉求不同,权责边界模糊。如何构建适配的治理架构?上海给出的答案是:党组织“扎下去”,把散落的珍珠串成项链。

“一核四圈”里的双向进入

松江区中建幸孚家公寓运营初期,周边配套不全,没有居委会,出租率不到30%。中建八局城市运营资管公司与中山街道党工委坐下来,意识到必须重构治理的底盘。而在浦东张江纳仕,单一产权方的现实,加上租户流动性较高的特点,让传统五年一届的居委会直选模式似乎有些“水土不服”。

中建幸孚家公寓打造“幸孚农庄”,开展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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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幸孚家公寓打造“幸孚农庄”,开展社区活动

中建幸孚家纵向建立“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公寓党支部—楼组红管家”四级组织体系;横向建立“公寓党支部—物业运维方—住户自治联盟”的“三驾马车”。最精妙的一笔是“双向进入”:公寓项目经理兼任党支部“第二书记”,实现运营管理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挂名”,而是让商业逻辑与治理逻辑在同一个频道上对话——项目经理有资源调配权,党支部书记有政治引领力,两者叠加,1+1>2。

“幸孚议事厅”由此诞生,具备“议题收集、民主协商、项目落地、效果评估”全流程机制,累计议决社区公共事项30余项。那75格“幸孚农庄”的菜地,就是从“议事厅”里出来的:租户提议、多方协商、运营方让渡边角地、党支部牵头组建社团。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率达98%,租户综合满意度达96.5%,房屋续租率连续三年超75%——数据背后,是组织架构重构释放的治理效能。

更值得关注的是流动党员的管理。周边聚集着芯片、半导体等行业外企,部分外地入职党员是“流动党员”。1号楼设了党务咨询点位,由街道工作人员坐班答疑;党群服务中心与200平方米的生活馆,成了松江区党校联办教学点。党组织把“家”安在了人才公寓里,把“根”扎进了青年心中。

春樱河畔的“两委两站”

浦东新区张江镇纳仕青年人才社区,面对的是更复杂的国际人才生态。在张江集团和张江镇党建共建的引领推动下,2024年9月,一个创新的组织架构获批设立:社区党支部、居委会(筹)、党群服务站、人才工作站。居委负责人和党支部书记一肩挑,运营方派驻党员进入支委,形成政企联合支部。四个牌子,一套班子,但功能各有侧重——党支部重协同,居委会(筹)管自治,党群服务站强服务,人才工作站促发展。

人才工作站的职能尤其亮眼:一站式办理人才落户、公共户、居住证、创业注册、产业政策解读,联动镇人才办、招商资源,家门口对接职能部门,无须往返人才港。党群服务站则专门转接灵活就业流动党员组织关系。纳仕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顾佳云说:“为凝聚好人才、服务好人才,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群众在哪里,党组织就建在哪里’。”

春樱河滨水空间的改造,是这一架构的“代表作”。张江集团与张江镇政府打破规划红线壁垒,“联合设计+分头实施+管养联动”:一体化设计滨水空间提升方案,方案确认后各自发挥专业优势分头推进,建成后根据红线内外责任分工协同做好管养,给住户以没有红线边界区分的完整滨水空间。美丽樱花水岸建成开放的背后,是软机制的突破。以软机制为支撑,政企协同持续推进“7+X”整体提升规划落地——一环水系贯通、一街慢行商业、一湾微醺滨水以及约2.3万平方米邻里中心、生活市集巷、室内运动馆、户外运动长廊和点缀其中的口袋公园、景观绿地、共享空间……正在将纳仕从“居住社区”升级为人才社群的“生活共同体”。

一张议事桌前的“四方交响”

黄浦区璟湾社区的“三方协同”架构,则更具草根智慧。居委会、业主方(运营方+物业公司)、住委会,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临时党支部—住委会—楼组议事小组的三层治理架构,把治理触角延伸到楼栋这个最小单元。最值得一提的是《住户守则》的制定:党总支牵头,召集业主方、党员代表、法律和管理领域的住户代表开听证会,然后在微信群广泛征求意见,多轮打磨后公示。一部“软法”植入社区,实现了“良约善治”。

闵行区马桥镇华润有巢社区共治委员会讨论社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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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马桥镇华润有巢社区共治委员会讨论社区事务

闵行区马桥镇华润有巢社区,把“四方联动”做实做细。居委会筹备组、住户、运营、物业组成共治委员会,下设治理协商、咨议支持、项目孵化三个自治小组,依托“有巢YI家”议事厅,每月集中梳理难点诉求。李建军更开通了微信账号“小助手”,与3000多住户保持一对一联系,普通问题1天内反馈,复杂问题5天内反馈。当冬季住户有衣物清洗需求,他联系周边干洗店争取八折优惠;当住户想上吉他、瑜伽课,他以50元一节的亲民价格引入培训课程。商户获得稳定客源,住户获得便利服务——三方共赢,才是共治的真谛。

纳仕社区还在探索更深层的自治创新。面对住户流动性高的现实,传统五年一届的居委会直选模式似乎并不适用,纳仕正在以创新的思维破题,参考楼宇楼事会等机制,在密切政府、国企以及在地各类主体联动的同时,探索培育社群主理人自治等新模式,逐步形成适应租赁社区特点的自治架构,让社区治理真正适配“高流动”的社区基因。

从松江的“一核四圈”到浦东的“两委两站”,从黄浦的“三方协同”到闵行的“共治委员会”,党组织是穿针引线的“绣花人”。在“无业主”社区,党组织就是最大的“业主代表”;在多元主体博弈中,党支部成为“协调员”和“黏合剂”。

原标题:《“红管家”“第二书记”“住委会”……上海新型租赁社区里出现了这些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