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
“昨晚下了一场雨，这是六个星期以来的第一场雨，所以现在气温有所下降了。”8月19日，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主任萨曼莎·伯吉斯在接受新京报记者连线采访时说，“我们非常感激这场雨——英国人以前通常不会这么说，因为平时雨下得太多了。”
伯吉斯身处英国雷丁（Reading），这里是欧盟下属的气候监测组织——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总部所在地。伯吉斯此前曾在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任职，目前在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内领导着气候监测等工作。
今年夏天，伯吉斯感觉过得异常艰难。大约一周前，英国刚经历了今年最热的一天——伦敦西部8月13日的气温高达38.1摄氏度，这也是英国有记录以来第五高的气温。当时，英国正处在今夏的第五波热浪之中。英国气象局警告称，今年夏天很可能成为英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
“转头看向窗外，外面的草地更像是现在的澳大利亚而不是英国，到处都是枯黄的。”伯吉斯说，五次热浪导致了异常炎热和干燥的条件，加上太久没有下雨，当地野火风险极高。
英吉利海峡对岸，欧洲大陆同样于8月中旬经历了又一波热浪。欧洲今年的热浪始于5月，迄今为止多地已遭遇了多达五轮热浪袭击。与热浪相伴的，则是创纪录的高温、不断恶化的干旱、大范围肆虐的野火，以及数万人的超额死亡。
目前，欧洲主要河流如塞纳河、莱茵河、多瑙河都面临水位显著下降的风险，这不仅导致航运受阻，一些国家还被迫临时关闭了核反应堆，这给当地民众的用水、用电都带来了影响。
在接受采访时，伯吉斯多次使用了“罕见”一词。她说，罕见的热浪、罕见的野火、罕见的干旱，2026年将成为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不过，她指出，欧洲今年罕见的热浪，背后最主要的成因仍是气候变化，而非备受关注、仍在发展中的厄尔尼诺现象。
“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很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但它影响的不是今年，而是明年。”伯吉斯说，这意味着，2027年很可能会刷新2024年的纪录，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极端热浪之下，欧洲民众“抢购空调”引发热议。在欧洲，多个国家的空调普及率极低，这和欧洲的历史气候、建筑法规等密切相关。但随着全球变暖不断加剧，空调是否应该普及引发多方争议。
对此，伯吉斯认为，空调是应对极端气候的关键解决方案之一，尤其对于公共基础设施。但她认为，更重要的是全球携手，通过加速减排、强化适应能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也因此，伯吉斯说，今年在土耳其举行的COP3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会议上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主任萨曼莎·伯吉斯。受访者供图
气候变化是欧洲罕见热浪的主因
新京报：随着全球变暖不断加剧，欧洲几乎每年都会遭遇热浪，但今年的情况有什么异常之处吗？
伯吉斯：2026年的情况确实非常特殊。我们已经经历了五次热浪：第一次热浪出现在5月，比以往早了很多，当时就影响了西欧大部分地区；然后6月份发生了一次热浪，7月又发生了两次，8月份又经历了一次。
可以看到，今年的热浪不是单一热浪，而是多次热浪的叠加。除此之外，今年夏天欧洲各地异常干燥，河流水位极低，这也引发了大规模的野火。
总的来说，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热浪发生得更频繁、更极端、强度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今年我们观察到的另一个异常现象是创纪录的海洋高温——过去两个月海表温度已连续打破月度纪录，这也在放大热浪的强度。
新京报：这种异常热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和仍在持续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吗？
伯吉斯：今年影响欧洲及全球多地的热浪，背后的首要原因仍是气候变化。热浪一直都有，但现在的热浪比之前更强烈、更频繁、更持久。
赤道太平洋的厄尔尼诺现象仍在发展中，目前并未直接影响欧洲的气温，但它会影响明年——因为每次厄尔尼诺现象都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增温影响。我们已经可以确认，2026年将跻身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的前三名，而2027年很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新京报：此前确认的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是2024年，这意味着2027年会打破2024年的纪录？
伯吉斯：是的。我们之所以能预判这一点，是因为目前厄尔尼诺的强度已与2023年那次厄尔尼诺峰值时期的海洋温度相当。而季节性预报显示，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还将持续发展四个月，相关异常值偏离正常水平达3至4摄氏度。所以，这一次的厄尔尼诺极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高温已成为欧洲最致命的天气灾害之一
新京报：除了高温热浪，今年夏天欧洲还遭遇了极端野火，尤其是法国和西班牙发生了历史性的野火。此外，莱茵河等主要河流水位显著下降。目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罗马尼亚已经关闭了核反应堆。在你看来，热浪对人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否越来越严重？
伯吉斯：是的。对我而言，这是2026年夏天最大的一个冲击——我们亲眼见证了气候变化如何加剧风险。极端高温被创纪录的海洋温度放大，同时我们遭遇了极端干燥的土壤和极低的河流水位。不仅是多瑙河，莱茵河、泰晤士河的水位都降到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对欧洲基础设施产生了巨大影响。
它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因为高温干旱会影响农业，从而导致物价上涨。能源安全受到威胁，许多发电厂因历史低水位被迫关闭。货物运输同样受阻，因为这些河流是欧洲的主要运输动脉。其他的基础设施也受到了高温干燥天气的影响，我们看到铁路线弯曲变形、公路熔化……可以说，我们的基础设施、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今年都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冲击。
新京报：极端高温对人类生命和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很大。最新报道称，6月下旬，欧洲单周就有超过1.6万人因高温热浪死亡。整个夏季，欧洲的超额死亡人数已达到数万人。为什么高温对人们来说越来越致命？
伯吉斯：极端天气对人类健康安全的影响是巨大的。今年夏天欧洲的死亡人数已经非常惊人，未来几个月还会有更多数据公布。回顾过去三四个夏天，科学证据表明，欧洲每年因高温相关原因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约在5万至6万之间。
高温已经成为欧洲最致命的天气灾害之一。与洪水或风暴不同，许多与高温相关的死亡是间接的，例如高温加重了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或其他基础性疾病。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包括老年人、儿童、孕妇和户外工作者。
因此，当高温健康预警发布时，人们必须调整自身行为，譬如避免在一天中最热时段活动、尽量留在室内、调整工作时间，并确保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温度对人体足够安全。
新京报：欧洲包括英国的空调普及率并不高，这也导致今年夏天出现了关于是否每家每户都应配备空调的争论。有人认为随着热浪越来越频繁，空调应该成为必需品，但也有人认为空调会加剧气候危机，不应大范围普及。你怎么看这种争论？
伯吉斯：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争论。这更像是气候否定论者制造的噪声。空调是应对极端高温的解决方案中的关键部分——只要供能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就没有问题。我们尤其需要在公共基础设施——如医院、学校中配备空调，确保医院保持开放，患者能从手术中恢复，医护人员能在舒适条件下工作，孩子们也能在适宜的环境中学习。
不过，空调并非唯一的解决方案，它始终有能源消耗。我们还可以结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例如利用自然资源遮阳、使用遮阳帘防止阳光直射室内空间、改进窗户和建筑的设计等，这些都是有效手段。
实际上，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房屋的设计更有利于降温。而欧洲许多房屋的设计原本是为了更好地保暖，因为欧洲历史上的温度偏低。如今，我们的建筑需要面向未来进行改造，确保它们既能在冬天保温节能，也能在夏天尽可能地保持凉爽。
新京报：气候变化这个词，我们已经谈论了许多年。近些年来，大众也越来越多地切身感受到了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那么，你对政策制定者有什么建议？
伯吉斯：我想对许多人来说，气候变化已经从一个抽象的、未来的假设性概念，转变为影响、扰乱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学校停课，铁路、道路变形，公路熔化，因热浪导致睡眠不足、生产力下降，甚至健康受到损害……
可以说，气候变化现在已深入每个人的意识。而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们需要制定并落实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最重要的是，必须尽快减缓排放，因为只要气候持续变暖，热浪就会变得更强烈、更频繁、更持久，与之相伴的风险和成本只会不断增加。
2026年或成有记录以来最热三年之一
新京报：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都曾指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陆，过去几十年来其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这是为何？
伯吉斯：原因有很多。部分源于地理：欧洲是一片广袤的陆地，而陆地升温比海洋快。另外，北极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地区，其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至4倍，而欧洲的一部分地区延伸至北极地区。
这些变化也意味着北极海冰覆盖面积大大减少了。因此到冬季结束时，欧洲陆地上的积雪和冰层也大幅减少。与此同时，欧洲还在变得更晴朗——因为气溶胶减少和冰雪消融导致反照率下降，进而加剧气候变暖。
此外，欧洲的天气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这放大了产生热浪的“阻塞高压”现象，使我们在夏季更易受到热浪影响。
新京报：你认为，面对气候变化时，欧洲比其他大陆更脆弱吗？
伯吉斯：完全不是。我所在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确实聚焦于欧洲，欧洲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但气候变化影响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如果我们只看欧洲的变暖速度和影响，很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现实是，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够逃脱气候变化对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冲击。
新京报：确实，除了欧洲，亚洲许多地区也遭遇了极端高温，北美地区同时出现热浪、野火和洪水灾害，非洲、南美洲等也同样遭遇了极端天气。今年全球的情况也属于比较罕见吗？
伯吉斯：是的，目前来看，2026年很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年之一。我们已经目睹了全球范围的异常热浪、洪水、强风暴和野火。而今年还未结束，2026年气候变化影响的经济成本评估尚未出炉，但我们知道这一成本逐年上升。我的预期是，由于今年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我们将看到异常高昂的损失。
应对气候危机不仅需要承诺，更需要行动
新京报：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4摄氏度，逼近《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目标。再加上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你认为我们是否正在进入所谓的“新气候常态”？
伯吉斯：我不认为我们在进入任何“新气候常态”——因为只要我们继续使用化石燃料，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气候就会持续变化，极端天气事件也就会继续加剧并变得更加频繁。称之为“新常态”会让人误以为当前的气候状态将趋于稳定。不幸的是，在实现全球排放归零之前，气候将持续变化。
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时，预计全球变暖将在21世纪40年代中期超过1.5摄氏度这个目标。而现在预测是，21世纪20年代的末尾就会达到。可以说，因为气候行动不作为，我们已经失去了10到15年的时间。
因此，我认为，在土耳其举行的COP31会议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减缓并适应，以降低高温热浪、洪水、野火、干旱等极端事件带来的灾难性风险。
新京报：你提到了今年11月即将在土耳其举行的COP31，这是下半年最受关注的一场全球气候大会。你对这场大会有哪些期待？
伯吉斯：我对COP31的期待是，今年我们不仅要看到更多承诺，更要看到更多的执行。科学证据是明确无疑的——即使是零点几摄氏度的增温都至关重要，而每拖延一年，风险和成本都会增加。2026年接连发生的极端事件——热浪、洪水、干旱、野火，它们不仅凸显了减少排放的紧迫性，也强调了加强自身韧性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加强气候韧性，就能改善健康安全、能源安全、生态系统安全，以及经济社会安全。因此，加大对气候适应和韧性政策的投资、更好地支持数据和预警信息触达全球社会，以帮助应对日益增长的气候风险，至关重要。
气候变化是没有选择性的，它影响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所以全世界都需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这场影响全人类的危机。
值班编辑 康嘻嘻 古丽
星标“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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